【摘要】正確認識和理解“守正創新”,是文化相關產業發展的基礎和關鍵。從“十三五”到“十四五”,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戰略任務是從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的定量目標,向高質量高水平發展的定性目標轉變。文化產業發展應始終秉持守正創新精神,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提升主流文化產品在供給方面的“守正”實力,著力提升文化企業的文化科技融合創新能力,以高質量為目標建立高水平的現代文化產業運行體系,充分發揮文化產業的“蓄水池”作用,從而構建高質量發展的文化產業新格局。
【關鍵詞】守正創新 文化產業 高質量發展 科技融合
【中圖分類號】G124 【文獻標識碼】A
文化產業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融合科技效能的一種發展方式。文化產業的第一規定性是文化,文化是文化產業的目的屬性,產業是文化產業的條件屬性。文化產業發展必須堅守文化正道,并在此基礎上積極發揮科技創新的催化效用與市場配置資源的積極作用。現代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必須始終堅持走守正創新之路。
正確認識和理解“守正創新”,是文化相關產業發展的基礎和關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產業是一個朝陽產業。現在文化和技術深入結合,文化產業快速發展,從業人員也在不斷增長,這既是一個迅速發展的產業,也是一個巨大的人才蓄水池”,同時強調,“一定要牢牢把握正確導向,堅持守正創新,確保文化產業持續健康發展”。這是對現代文化產業價值的精準把握和充分肯定,而“堅持守正創新”的叮囑則是點題定調的要旨。
正確認識和理解“守正創新”,是文化相關產業發展的基礎和關鍵。守正是文化產業高質量健康發展的基礎和前提。守正意味著,無論科技如何巨變,無論市場如何誘人,都要將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從某種意義上說,如果社會效益缺失,再高的科技含量也無法讓文化產品具有活力,再多的資本堆砌也無法使文化產品具有魅力。尊重社會意識形態、彰顯主流價值,是全世界文化產業發展實踐的基礎性原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化產業發展迅猛,但也出現了因核心文化價值偏失而過度娛樂化、形式化的浮華流弊。經過十多年的超高速增長后,我國文化產業在最近三四年陷入遲滯的困局,主要原因是優質文化內容的供給不足。如今,在新的發展起點上,我國文化產業需要重裝出發,從供給側的優質內容做起,以守正的恒心開啟高質量健康發展的新格局。
創新是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動力與活力。從現代文化產業出現起,科技創新就是其重要的發展動力。機械印刷術、多媒體技術、數字技術、互聯網技術等不斷推動著現代文化產業的轉型升級。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為我國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壓力測試環境,同時也起到了促進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的特殊作用。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0年1—7月,在整體文化營收下降的局面下,文化新業態特征較為明顯的16個行業小類實現營業收入12939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8.2%。從產業的角度來看,科技創新不僅為內容創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如自媒體為更多的人參與文化內容創造與表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開放性技術可能;也促進了文化內容的商業模式創新,如為了降低影視內容的邊際成本出現了數字內容的商業革命。由此可知,文化產業的創新發展既需要積極融合科技創新,也需要積極推動商業模式創新。
文化產業快速發展進程中出現的典型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在文化體制改革的積極推動和文化需求潛力快速釋放的拉動下,我國文化產業以國有文化企業為龍頭,實現了全球范圍內增長速度最快的發展。“十三五”時期,我國文化產業發展主動降溫降速,為從高速度到高質量的轉型創造了緩沖休整期,使其從規模效益回歸到守正創新的綜合價值。但需要注意的是,在這個時期,主流文化產品供給不足、文化科技缺乏創新支撐、文化產業質量效益不高、文化產業人才激勵偏差等典型問題逐漸凸顯。
主流文化產品指的是能夠彰顯主流價值觀、反映時代主旋律、具有強大藝術表現力以及產業化運營能力的文化產品。從市場經濟角度來看,主流文化產品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是高度統一的,其經濟效益的邊際往往是由社會效益的高度決定的。積極擴大并提升主流文化產品的供給規模與質量,不僅對我國文化市場的可持續繁榮具有顯著促進作用,而且對推動我國文化與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意義深遠。但不可否認,當前我國主流文化供給側依然存在短板。以電影行業為例,從2017年到2018年,我國的影院數量增長了11.99%,銀幕數增長了17.61%,而實際放映的影片數量卻僅增長了2.07%。最關鍵的問題是,人民群眾對于文化消費產品的滿意度不高,甚至有所下滑。文化產業的繁榮發展的確帶動了文化產品供給能力的總體飛躍,但急功近利的短期化訴求也導致文化市場出現了泛娛樂化的同質化競爭亂象。
從創新的角度看,無論是文化科技創新還是文化產業商業模式創新,都具有實質性的發展和改進,但最大的問題是關鍵創新缺失。比如,在旅游實景演藝方面(這是我國領先全球的具有代表性的創新業態),政府以及社會的投資熱情高漲,旅游實景演藝在最近十年不斷迭代,應用的科技手段越來越豐富絢麗。但究其實質,不外乎是現有聲光電技術的應用,科技設備研發、核心科技突破等方面還是相對匱乏。在商業模式方面,雖然文化產業的盈利模式越來越豐富多元,但總體上還是以“抓眼球”的注意力經濟模式為主,圍繞創意及知識產權而帶動的直接內容付費與創新價值鏈衍生模式,在我國文化產業發展實踐中依然步履維艱。
從質量效益的角度看,我國文化產業仍存在投入大而產出小的低效問題。為實現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的戰略目標,我國各級政府投入了巨大的公共資源和社會力量。可以說,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我國文化產業是依靠各類要素(包括資本、土地、人力、技術等)的巨大投入而推高的。但事實上,如果缺乏高效率和高效益的可持續運行體系的支撐,高投入就很難維持,更無法實現真正的高質量發展。
秉持守正創新精神,構建高質量發展的文化產業新格局
從“十三五”到“十四五”,我國文化產業的戰略任務是從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的定量目標,向高質量高水平發展的定性目標轉變。面向“十四五”,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應始終秉持守正創新的精神,將提供更多既能滿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產品作為根本任務,并圍繞這個根本任務,適應數字化、網絡化的新技術、新環境,建立包括更高質量的文化科技創新發展模式、更高水平的要素市場體系、更有活力的人才隊伍體系等在內的高質量發展新格局。
第一,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提升主流文化產品在供給方面的“守正”實力。主流文化產品內容往往涉及大主題、大題材,其受眾面更廣大,更容易引發普遍性共鳴。豐富價值內涵加上出色藝術表達,會增強受眾的代入感,口碑效應油然而生。因此,應將主流文化供給側能力提升納為新時代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基本任務,同時積極發揮國有文化企業的主力軍作用。在制定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具體實施方案時,應以完善文化管理體制為突破口,明確主流文化供給能力提升的目標。主流文化產品供給的規模與質量應該成為健全中國特色現代文化市場體系與文化產業體系的關鍵指標。推動文化市場體系與文化產業體系建設,形成競爭、開放、統一、有序的一般市場經濟體系是重要基礎,保持中國特色與主流文化特性是關鍵性約束條件。文化市場不是一般的市場,文化產業也并非一般的產業,這不僅是全球的經驗,也是中國的實踐。作為我國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和文化產業體系的重要主體,國有文化企業需要自覺承擔責任,協同文化產業的各類主體,發揮現代文化市場的積極作用,推動主流文化產品供給的規模發展與品質提升。
第二,著力提升文化企業的文化科技融合創新能力。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這個道理在文化產業中同樣有效。科技與文化的深度結合,既是守正的力量,也是創新的關鍵。提升主流文化產品的生命力與影響力,需要在培育文化科技融合的新型業態上積極探索。隨著文化生產力不斷發展和文化科技快速進步,中國已經進入了文化產品供給極大豐富的時代,消費者面臨的選擇更加多元,其要求也越來越挑剔。因此,主流文化產品生產與供給必須適應并主動融入這樣的發展趨勢中,將文化創新與科技創新有機融合,讓核心價值與時代主旋律更加光彩奪目。當前,數字創意產業已經成為國家大力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積極推動主流數字創意文化產品研發與供給,是中國文化產業在新全球化時代實現變軌超車的關鍵著力點。文化產業要實現高質量發展,不僅要在數字化、網絡化等文化新業態上積極拓展,更應該在關鍵的核心技術等方面著力突破。
第三,以高質量為目標建立高水平的現代文化產業運行體系。“十四五”時期的社會經濟發展方向與目標已經明確,即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統籌發展和安全,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文化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是文化創意與科技創新的雙輪驅動,難點和重點是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優化以及有效市場機制的完善。國有文化企業作為中國文化產業的主力軍,改革創新的重點是要推進國有文化資產管理朝著精細化、專業化、高效化方向完善,適應現代文化產業發展實踐,進一步理順文資監管體制,明確監管權責邊界,提升依法監管、依法治企的能力。同時,非公資本在中國文化產業發展中的作用和權益需要在制度上予以明確和保障。
第四,充分發揮文化產業的“蓄水池”作用。文化產業的人才結構更為多樣,既有文化藝術人才,也有管理運營人才;既有文化科技創新人才,也有文化市場營銷人才。文化產業對于各類相關人才的蓄積,有利于“干中學”內生創新生態的建立,也有利于“文化+產業”有機人才融合最優機制的形成。總體來看,現代文化產業的人才體系建設需要在三個維度上發力。一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領導性人才(其是文化企業發展最寶貴的財富)。二是高水平的內容創作人才。在文化事業體系下,大量專業文化藝術人才的活力需要通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進一步釋放,因而必須要構建市場價值激勵和社會價值激勵的綜合評價機制,促使文化內容人才隊伍健康發展。三是文化投資運營專業人才(其能夠為企業創造經濟效益,是文化企業提升市場競爭力的活力所在)。應采用更為靈活的市場化模式、機制去吸引和激勵這部分人才。
(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文化經濟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
【注:本文系黨的十九大精神國家社科基金專項“中國特色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研究”(項目編號:18VSJ080)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的說明》,《人民日報》,2020年11月4日。
責編/孫渴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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