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進國民經濟良性循環，需要在依循馬克思主義和凱恩斯主義循環邏輯的基礎上，正確把握循環重點和關系，形成中國特色的經濟循環邏輯。在國際循環主攻方向上，借助“一帶一路”倡議平臺打造帶路經濟的新循環格局，積極參與和維護與經濟發達體之間的合作平臺；在國內經濟循環主攻方向上，鞏固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關系向好的基礎，加快城市型服務經濟轉型升級，推進高端制造業加快發展；在經濟社會循環主攻方向上，建立健全養老服務體系，制定以城市低齡老年人為主體的再就業政策，利用現代信息通信技術推進教育資源的公平和優化配置；在經濟生態循環主攻方向上，完善和推廣碳排放權交易機制，優化資源使用上下游補償機制，探索建立利益互惠的可持續發展方案。
【關鍵詞】經濟社會循環 經濟生態循環 產業轉型升級 社會經濟發展戰略
【中圖分類號】F2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5.002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約達101.6萬億人民幣，約合15.7萬億美元，同比增長2.3%。依照目前的發展慣性和政策延續性，預計五年之后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將增加到130萬億人民幣（按照5%年均增速估算）或20萬億美元（按照人民幣匯率6.5估算）。由于中國有力應對了新冠肺炎疫情對自身的沖擊，以及美國上屆政府對中國經濟實行的經濟制裁措施的基本破產，中國經濟發展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作為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新興大國，中國經濟既充滿活力和希望，也面臨新的挑戰和考驗。此時黨中央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及時而重要。實現新發展格局的關鍵，是暢通經濟循環，打通堵點和痛點。顯然，這是一項需要系統思考、全面布局的戰略任務。實現這一任務，首先需要理清基本思路，明確實現國民經濟循環的邏輯、重點和主攻方向。
新的經濟循環前提
一般而言，國家經濟循環是客觀的、持續的、波動性的，在螺旋循環中呈現出周期性和階段性變化。每當經濟循環邁過一個節點，就會出現新的階段性變化特征，在客觀上為新一輪經濟循環創造新的循環前提。縱觀近期國內國際經濟的急劇變化，中國經濟實際上已經進入一個新的循環。在這個新的循環起點上，已然形成若干重要的循環前提。
第一，中國經濟總體上完成了工業化歷史使命。其標志有兩個：其一，世界上門類最全的工業體系已經形成，全球的制造業中心已經誕生。其二，服務業為主體的第三產業產值比重超過50%并持續上升。中國經濟開始進入后工業化時代，但這并不意味著停止發展工業。相反，依照產業結構演進規律，產業結構還將朝著高端化和合理化方向繼續升級。比如，美國經濟在20世紀60年代第三產業產值和就業人數比重超過50%，開始進入后工業化時代。[1]此后，在美國服務業的加快發展期高端制造業持續崛起，并在90年代達到高科技產業引領世界的巔峰。日本、韓國在20世紀70～80年代完成工業化后也有類似的循環表現。由此，中國也將在后工業化時代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同時邁入高端制造業發展階段。當然，中國經濟的二元結構或三元結構特征還比較顯著，區域之間和產業之間的差距還較大。但與此同時，中國經濟正好可以利用這一經濟業態落差，在國內維持區域經濟合理分工，保持產業互補性鏈條。
第二，中國正處于城市化大發展時代。過去，受制于各種體制和政策限制，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并不同步。近年來在新型城鎮化戰略推動下，城市化進程有所提速，但與歐美國家的城市化仍存在較大差距。城市經濟存在著巨大的內在擴張沖動，因此城市化在工業化完成之后一定會后來者居上，成為未來中國經濟新的增長支撐點。這種擴張沖動實際上非常有利于國內經濟循環。
第三，中國已經建立起世界超大規模市場。這個超大規模市場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中國經濟工業化的實現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我國的人口規模。我國作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具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超大規模市場。憑借這一前提，即便世界處于急劇動蕩之中，中國經濟也可以獨善其身、一枝獨秀。當然，中國經濟之所以發展成為世界超大規模市場，不是因為封閉，而是因為開放。由此觀之，超大規模市場是新的循環的邏輯前提，是走向更高的開放經濟的邏輯前提。
第四，中國經濟進入一個多重因素相互交織和相互影響的時期。經濟活動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一個動態、周而復始的循環過程。經濟循環離開與社會、生態、政治、安全、外交等領域的互動循環，也難以實現。這是經濟發展到較高水平之后必然會出現的局面，需要政府、社會、個人等多方面予以正確認知。如何綜合平衡這些因素的影響和后果、如何協調化解相關對立矛盾，是實現未來穩定發展的關鍵。
第五，中美經濟競爭進入以質量競爭為主的階段。當今世界，美國和中國均為產值十萬億美元級別的經濟體，是世界數一數二的經濟體，也是經濟制度及經濟結構差異巨大的經濟體。這種經濟實力和差異化地位決定了中美經濟關系的復雜性，二者的合作、競爭乃至對抗關系將長期并存。一方面，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2.3%，美國經濟萎縮3.5%，中國經濟總量占美國的76%，中美經濟總量之差繼續縮小；[2]另一方面，2019年中國人均GDP雖已過1萬美元，但只及美國人均6萬美元的六分之一。可見，質量之差已成為決定中美關系未來的根本因素。從美方2018年以來主動挑起經貿戰、科技戰、人才戰、外交戰的情形看，中美兩國已經提前進入經濟質量的較量階段。確立國內大循環為主的戰略部署，以能夠自我掌控的國內經濟循環確定性來應對外部無法掌控的經濟運行不確定性，是適應變化中的國內外經濟形勢的適時之舉。今后10～30年內中國經濟能否在經濟質量各個方面接近并超越美國，避免重蹈如日本、蘇聯等國在與美國經濟競爭中的失利和敗北之覆轍，關系著中國經濟的未來命運。
經濟循環的理論邏輯
保持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是政策設計的根本目的。然而對于一個國家經濟究竟該如何循環運行，以及良性循環的標準是什么，經濟理論并沒有作統一的解讀。本文依照不同的理論體系對國民經濟循環作不同層次和側面的基本解讀。
馬克思主義的國民經濟良性循環邏輯。依照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基本解釋，一個經濟體的循環運行包含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環節，并進一步簡化為生產、流通和消費三個階段。其中的關鍵是要使商品生產的使用價值和價值在循環中得到補償和轉移，并在重復循環中實現生產規模持續擴張和價值不斷增值。傳統的理解只限于物質生產的循環運動過程，實際上現代經濟包含了物質生產和非物質生產循環全過程，從經濟系統內部自身循環擴展到經濟系統外部，與教育、醫療、文化、體育、社會、法律、政治、生態環境等多個領域進行交互和循環。相對于這些派生的上層建筑、精神領域，經濟基礎尤為重要。經濟基礎自身的良性循環，會帶動派生性領域良性發展；同樣，派生性領域的良性循環也會進一步增強經濟基礎的良性循環。
形成國民經濟良性循環的關鍵點是：第一，在微觀經濟層面，商品-生產-貨幣的資本在時間上依序循環和在空間上并存循環。其中，保持商品流通循環暢通，完成馬克思所說的“驚險的跳躍”[3]，實現用空間消滅時間至關重要，否則將會導致微觀經濟的失序混亂。第二，在宏觀經濟層面，兩大物質生產部類（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生產）必須按比例持續循環下去。其中，在技術進步的條件下，基礎裝備制造業的發展至關重要。沒有基礎裝備制造業的大力發展，整個物質生產就難以升級換代。第三，在社會層面，兩種生產（物質資料生產與人口生產）需要相互匹配地循環下去。[4]生產的目的是滿足人的需求，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因此人與生產、人與自然、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都存在廣泛而深入的循環聯系。如若這些循環聯系中斷，社會發展將不可持續。對于第三層面的良性循環，人們尚不太關注。但實際上，國民經濟循環是否暢通在更大范圍和背景上取決于這一層次能否實現良性循環。
依照上述關于循環邏輯的梳理，各個產業、部門、環節、區域之間都存在著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關系，其中任何一個關系出現斷裂都會影響到其他關系的循環。然而僅有這個循環邏輯還不夠，因為這個邏輯雖表述了本質抽象邏輯，還沒有細化為現象具體邏輯；雖表達了一國經濟內部的循環關系，還沒有揭示內部經濟與外部經濟的循環關系。這就需要進一步補充與其相關的循環邏輯。
凱恩斯主義的國民經濟循環邏輯。依照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基本解釋，經濟運行圍繞私人消費、私人投資、對外進出口和政府開支四個部門循環。私人消費和投資是國內經濟運行的主要部分；進出口是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出現的部門，用于調劑國內外供求關系；政府開支作為特殊的國內部門，可同時對私人消費和投資產生正向和反向作用，對國內外供求關系進行必要的管控。當市場就業、生產嚴重不足時，政府開支的增加將會拉動經濟增長，恢復市場平衡，保持經濟的持續循環。當私人消費擴展到公共消費領域，進入公共教育、公共衛生、大眾體育、社會保障、生態環境保護等非排他性的公共產品領域后，私人可以在這個領域進行逐利性投資，但是相較而言，政府投資提供公共產品的效率更高，社會效益更好。
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曾是流行的宏觀調控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分析不同，它有如下幾個特點：其一，關注經濟短期循環現象而忽視經濟長期循環現象。其基本邏輯主要是應對商業循環出現的周期性波動尤其是危機，以熨平經濟周期波動。其二，由于產生于批判新古典主義經濟理論，因此其不認可古典主義經濟理論中一些關于經濟循環的觀點，比如不認可“供給會自己創造自己的需求”這一教條，[5]注重通過需求側管理來維持經濟循環。其三，偏重使用財政政策而非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循環。誠然，這些邏輯特征并不完全適用于當下的中國經濟循環邏輯，凱恩斯主義的邏輯需要與馬克思主義的邏輯進行必要整合，形成中國特色的經濟循環邏輯，即既強調短期也重視長期，既認可供給創造需求也承認需求帶動供給，既重視財政政策作用也強調貨幣政策作用。
循環邏輯鏈中的堵點及其關系把握。從邏輯上看，當前中國經濟在循環鏈中存在著一些尚未解決和需要打破的堵點、難點。具體來看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從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循環鏈看，生產環節的堵點是一些長線產業產能過剩，一些短線產業遇到“卡脖子”技術堵點；分配環節的堵點是貧富差距拉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偏低；交換環節的堵點是全國統一市場體系還不完善，流通成本較高；消費環節的堵點是城市住房價格偏高，農村消費相對不足。從兩大生產部類循環鏈看，生產一般消費品的產能過剩，生產滿足消費升級的產品和服務的能力相對不足；生產一般性產品的產能過剩，生產關鍵技術產品的能力相對不足。從兩種生產循環邏輯出發，以前是人口過多帶來的吃飯穿衣等基本問題以及人口就業堵點，現在是人口紅利消失之后帶來的諸多社會問題，尤其是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經濟社會問題。這些問題不僅直接影響物質再生產與人口再生產之間的良性循環，也間接與其他社會問題相關聯。
從消費-投資-進出口循環鏈看，消費的堵點是中高端消費相對不足，農村消費升級相對緩慢；投資的堵點是民間投資不活躍，商業投資邊際收益下降；進出口的堵點是加工貿易比重較高，服務貿易競爭力偏低。
總體上看，國民經濟循環鏈涉及面廣、關系眾多，需要一一梳理清楚，準確把握、謹慎對待我國經濟循環鏈涉及的兩類關系：第一，綜合關系，即在國民經濟循環鏈條中牽涉到的重大關系。包括：（1）經濟發展與經濟安全的關系。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要在保障經濟安全的前提下繼續發展經濟，因而穩中求進是基調，防控風險是目的。（2）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關系。在經濟與社會整體發展中，經濟發展始終是前提和基礎，只有經濟發展才能進一步推動社會的發展與進步。經濟發展應惠及社會方方面面，要讓全體人民享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3）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生態環境或將受到影響，生態環境保護是經濟發展中的主要矛盾，二者協調與否是未來經濟質量發展的關鍵。第二，局部關系。包括：（1）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實體經濟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其核心競爭力在高端制造業；虛擬經濟的發展一方面有賴于實體經濟發展，另一方面能夠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形成良性循環。（2）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與財富差距縮小的關系。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人民生活水平持續提升，但是收入分配和財富差距也持續擴大，如何在未來進一步縮小差距是全面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關鍵。（3）人口老齡化與老齡化服務體系建設的關系。當前人口老齡化呈現加速趨勢，需要進一步加快系統性的老齡化服務體系建設步伐。（4）消費升級與全方位社會服務體系建設的關系。隨著消費升級步伐的加快，相對落后的社會服務體系有待全方位升級。（5）東部經濟發展與中西部經濟發展的關系。當前東中西部的差距依然存在，繼續縮小東中西部的差距任重道遠。（6）中心城市發展與城市群落形成的關系。目前許多中心城市的單體已進入發展瓶頸期，唯有形成城市群落才能推進城鎮化連片發展。（7）城鎮化推進與鄉村振興的關系。新型城鎮化是大趨勢，鄉村振興需要結合城鎮化趨勢，走有特色的城鄉一體化道路。
綜合以上分析，需要強調兩點：其一，國內經濟的良性循環是基礎。只有國內經濟循環良性化，才會延伸帶動經濟與社會、生態等各領域的良性化循環。盡管外部經濟的循環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且難以掌控，但可以通過尋求國內經濟良性循環來抵御國外市場造成的威脅，積極引導國外市場因素向有利于國內經濟的方向發展。因此，良性循環的基礎是國內經濟，國內經濟基礎不牢，則地動山搖。若國內經濟出現問題，已經形成的國內外經濟循環和經濟與非經濟活動循環，將會因系統干擾出現新的堵點。其二，經濟與社會、生態等領域的良性循環，既是經濟良性循環的內容之一，也是經濟良性循環的條件基礎。不能把經濟循環與社會循環、生態循環割裂開來。暢通整個經濟內外部循環，就是要尋找出妨礙整個循環的內生和外生堵點，再想辦法化解這些堵點，從而暢通國內外經濟關系和經濟與非經濟關系，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循環。
國際經濟循環的主攻方向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參與者和受益者。然而以2018年爆發的中美貿易摩擦為標志，自冷戰結束以后到2018年長達30年快速發展的經濟全球化正面臨著貿易增速放緩、地緣政治波動以及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所帶來的挑戰，進入了英國媒體所述的全球慢化（slowbalisation）階段。這一結果主要源于中美兩個主導經濟全球化方向的大國博弈。未來，國際經濟循環將會在承受巨大壓力的條件下推進，在相互試探和保持脆弱的平衡關系中調整。立足我國經濟發展實際，應從以下幾個方面推進國際經濟循環。
借助“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新平臺，打造帶路經濟的新循環格局。目前“一帶一路”倡議依然處于投入期，且存在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隱藏著一些風險，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當前“一帶一路”建設項目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各地政府的大量補貼，但“一帶一路”建設的長期實施和推進最終要依靠有效的自我循環。其二，中方和歐方的經濟互補性有待挖掘，經貿合作不夠深入。其三，沿線國家主權債務風險或引發“一帶一路”建設項目的金融陷阱。據深圳交易所2019年第1期報告分析，83%以上的沿線國家主權債務風險高于我國；超過86%的沿線新興市場經濟體主權債務風險高于我國，且低收入發展經濟體主權債務風險均高于我國；非洲、拉丁美洲、南美洲、東北亞和中亞沿線國家主權債務風險也均高于我國；2013年以來，30.2%的沿線國家主權債務風險呈上升趨勢。沿線國家出現主權債務風險的原因是：經濟增速趨緩導致主權評級下調；政府債務和外債規模上升，尤其是對中國負債比率較高；外匯儲備規模顯著下降，外幣債務違約可能性上升；超過60%的沿線國家政府治理效率呈現下滑趨勢。近年來，在上述情形的影響下，部分“一帶一路”項目雖然已開工或投產，但仍面臨資金收回的難題。其四，“一帶一路”平臺機制尚不完善。習近平總書記在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初，就提出了“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簡稱“五通”）的建設路徑。隨著倡議的逐步實施，信息的暢通性也成為沿線國家發展的重要條件。“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我國采取黨中央集中決策、領導小組協調、各級各部門各負其責的全方位運作機制予以推進，但并未在政府機構中設置行政級別較高的部門牽頭負責與沿線國家的來往，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一帶一路”建設平臺的集約型管理，其運作機制的專業化、區域化、精細化有待進一步提升。
積極參與和維護與經濟發達體之間的合作平臺。利益的互惠互利和等價交換是實現國內外經濟良性循環的前提，對外開放的深化是實現國內外經濟良性循環的制度保障。我國應積極深化與歐盟、英國和日韓等經濟體的經貿關系，以期為雙邊和多邊經貿合作帶來更多機會。當前，中國已經加入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簡稱RCEP），正在考慮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CPTPP）。當前我國已對CPTPP的所有條款進行了評估、研究和深入分析，并已與一些成員進行了非正式接觸，就涉及的問題進行技術層面的溝通和交流，以使其更符合雙方根本利益，力爭讓各經濟體在對外開放和合作中獲益。
全面深化中俄經貿關系。積極推進與俄羅斯的長期經貿合作戰略，把鞏固中俄各方面的合作關系和基礎進一步擴大到知識階層和大眾階層，減少民間對高層保持中俄戰略伙伴關系的不信任度和抵制情緒。
國內經濟循環的主攻方向
2021年1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于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必須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繼續完成‘三去一降一補’的重要任務，全面優化升級產業結構，提升創新能力、競爭力和綜合實力，增強供給體系的韌性，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質量的投入產出關系，實現經濟在高水平上的動態平衡。”結合當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程看，促進國內經濟向良性循環方向發展，應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予以推進。
鞏固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關系調整向好的基礎。通過實施“三去一降一補”，實體經濟下滑的勢頭和脫實向虛的趨勢得到扭轉。具體表現為：第一，實體經濟總量中的產能過剩問題得到緩解。從2018年下半年起，實體經濟的產出增加速度回升，市場價格回升，庫存積壓減少，成本下降、利潤增加、投資回升。尤為重要的是，實體經濟的投資回報率在持續多年下降后逐步回升，實體經濟的投資盈利空間開始呈現擴大趨勢。第二，虛擬經濟的增長勢頭放緩。宏觀債務杠桿率增長速度趨緩，企業債務率下降，銀行不良貸款率穩中有降，金融領域的個人收入增長放緩、利潤增長放緩，資金供應逐步平穩。第三，新業態、新產業、新商業模式的新經濟增長呈快速增長勢頭，帶動整個國民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第四，以全要素生產率為標志的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跡象初步顯現。據測算，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全要素生產率比重持續下滑，2016年開始呈現出穩定狀態，并連續兩年保持在27.4%（如圖1）。
暢通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的良性循環仍然是未來一個時期政策制定的重要方向，要著力提高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的全要素生產率，繼續加大對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和投資研發力度，并將實體經濟的投資回報率、資本回報率、勞動者個人收入水平提高到與虛擬經濟大致持平的位置，爭取保持全社會“等量資本獲得等量收益”的平均利潤率水平，從而徹底改變生產要素脫實向虛的格局。在虛擬經濟中，對房地產業態應繼續按照十三五時期確定的“房住不炒”基調加以處理，推進金融業態以財富管理為基調的轉型，深化金融業態的供給側改革。
加快城市型服務經濟的轉型升級。十三五時期，已經提出了大力發展服務經濟的目標任務。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滿足城市居民廣泛需求的產業蓬勃發展，作為城市經濟主體的服務經濟展現出新的活力。十四五時期，應進一步加快推進城市型服務經濟發展。
完成工業化和開啟大規模城市化的結合點在于城市型服務經濟的崛起。無論是現有約6億規模的城市老居民還是約2億規模的城市新居民，其生活質量的改善和提高均依賴城市型服務經濟的大力發展和質量提升。城市型服務經濟并不區分生活性服務還是生產性服務，高端性服務業還是中低端性服務業，均將其視為城市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城市型服務覆蓋高中低端產業鏈和價值鏈，橫跨經濟、社會、生態、文化、教育等多個領域，其綜合性、復合性、功能性、公益性與營利性特點突出，需要打通各個環節和鏈條，實現系統化配置，才能更好滿足城市居民的需要。
城鄉融合發展之路是對已經具備城市型農業或都市型農業條件的地區而言的。在廣袤的農村等邊遠地區，城鄉融合之路很難推進，且成本較高。在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后，應當把引領農村地區經濟向城市地區經濟轉型發展作為主攻方向，以城市經濟和城市生活為示范，推動農村地區向城市地區靠攏，這才是城鄉融合發展的基本路徑。
在加快未來城市化的進程中，要重點突出城市群的發展。單體城市的擴容成本較高，擴容到一定規模之后城市病也會伴隨出現；同時，單體城市的發展還會誘發城市之間的競爭，如人才競爭、產業保護等，增加了區域內部發展的內耗成本。注重城市群的整體協調發展，可以有效減少和避免單體城市之間的競爭內耗，形成城市區域內經濟的共享共榮。
推進高端制造業加快發展。十四五時期，隨著工業化進程的結束，后工業化時代和服務經濟時代的到來，將會帶來更高層次更高質量的發展機會。新一輪工業化以制造業高端化為特征，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經濟，其核心是以新材料、新能源、大數據、人工智能、互聯網、5G及高端信息通信技術為代表的新制造業及服務型制造業。
依照國際產業鏈分工邏輯，隨著一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本土的低端產業由于要素成本的上升，勢必向其他要素成本較低的地區轉移，而留在本土的產業必須向產業鏈的高端攀升才能繼續保持比較優勢和競爭力。事實上，在此次中美貿易摩擦發生之前，已經有許多國內加工企業和日韓小微企業向周邊國家地區特別是東南亞地區轉移，而中美貿易摩擦則起到了加速這一轉移過程的作用。當前，產業轉型升級的趨勢和方向是無法抵擋和逆轉的，即使部分完成轉移的企業無法承受外地成本持續上升的壓力，也很難再轉移回來。因此，不能把保持完整的產業鏈作為長期戰略任務而違背國際產業鏈的分工邏輯，應把推進產業高端化作為長期的戰略目標。特別是在一些要素成本非常高的沿海地區，只有把一些低端制造業轉移出去，才能騰出空間放手發展高端制造業。
經濟社會循環的主攻方向
未來社會經濟深度融合，經濟建設與社會建設相互帶動，互為促進，經濟和社會問題需要采取社會經濟政策相協調的方式才能處理和解決。未來的社會運行受經濟增長趨緩和社會內部壓力趨強的雙重影響，社會矛盾將進一步凸顯。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除了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積壓起來的社會問題沒有得到有效治理外，還與新時期出現的新問題相聯系。
舊的社會問題包括：第一，社會收入和財富分配差距過大。盡管近年來我國的基尼系數總體呈下降趨勢，但是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差距問題仍然不容忽視。第二，城市化進程過慢帶來的城鄉隔離及其矛盾逐步顯現。盡管近年來城鎮常住人口比重一直緩慢上升，但城市化進程依然較慢。第三，教育資源分布不均衡依然沒有得到徹底解決，持續引發社會對教育問題的廣泛討論和關注，高校作為輿情傳播的重要節點極易引發社會群體事件和社會輿情波動。第四，宗教傳播和信仰問題雖集中在少數地區和少數人群之中，但一經觸發，在境外勢力等力量的助推下，容易形成難以控制的局面。
新的社會問題包括：
第一，隨著人口老齡化的范圍蔓延和程度加深，其引發的社會經濟危機逐步顯現。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計劃生育政策對經濟快速增長提供了巨大助力，但是人口規律有其自身邏輯，強行壓制人口規模增長也帶來了一定的消極后果。盡管十三五時期我國已經作出了放開人口控制的政策調整，但其對人口年齡構成和社會其他方面帶來的影響短期內較難看到。十四五時期人口老齡化將帶來兩方面的突出壓力：一是老年人的養老壓力，二是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減少帶來的勞動力短缺。隨著老齡化人口比重的擴大，其與少兒人口將共同擠壓勞動力人口的比重和空間。
第二，社會保障體系有待健全。十三五時期，各項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完善，以“五險一金”為代表的社會保險制度在中國社會扎根。但是隨著經濟增長趨緩和中美貿易摩擦的爆發，在為企業減負的政策驅動下，國家對社保基金收繳比率作了較大幅度下調，各省之間的保障差距也開始統一拉平，因而此前社會廣為擔憂的社保基金入不敷出的問題可能會在多地或更廣范圍內出現。由圖2和圖3可知，盡管基本養老金在社保基金結構中的收入和開支比重均呈現降低趨勢（降至70%水平），但是養老金開支比重仍高于收入比重。此外，高達近8萬億元的社保資金結余（約占GDP的10%）和5萬億元的基本養老資金結余，顯示其資金資源配置尚有較大優化空間（如圖4）。換言之，對于這部分資金的有效動員和合理應用，將有利于進一步推動經濟實現良性循環。
第三，醫療衛生制度體系有待健全。醫療制度和醫療服務體系的改革依然需要朝著以人民為中心的公益性方向推進，無論公立醫院還是民辦醫院，都要依照這一原則和方向推進，不能止步于目前市場化的階段。同時，國家對醫療事業的投入也應進一步加大力度，推進醫療衛生制度體系進一步健全完善。
據此，未來五年暢通經濟社會循環的主攻方向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積極建立健全養老服務體系。十四五期間，我國老年人口將超過3億人，而能夠重新再就業的低齡老年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老年人的養老問題比較嚴峻，其中涉及老年收入和消費、旅游出行、醫療、家庭護理、財產繼承等一系列橫跨社會、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的問題。十三五時期雖已啟動養老服務體系和機制的建設，但必須承認的是，當前這項任務日益繁重，且帶給社會、家庭、社區、地方政府的壓力也越來越重。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0年來我國老年撫養比、少兒撫養比及總撫養比逐年上升，勞動年齡人口的撫養壓力日漸加大（如圖5）。解決養老服務缺失帶來的社會經濟綜合癥，有賴于全面提升社會經濟系統綜合管理的整體方案，這也是形成社會建設與經濟建設良性循環的重要環節。
二是積極制定以城市低齡老年人為主體的再就業政策。低齡老年人多指60～70歲的人口，這部分人大致在20世紀60年代出生。盡管按照法定勞動年齡限制，這一群體將陸續退出勞動崗位，但由于其受計劃生育政策影響，一般多為獨生子女父母，家庭負擔輕，退休金和積蓄相對較少，且身體狀態整體優于50后人群。近年來低齡老年人口比重持續攀升，2016年這一比率首次突破10%（如圖6），且將在十四五時期呈現繼續上漲態勢（如圖7）。依照中國77歲的期望壽命衡量，低齡老年群體退出工作的時間顯得過早了。當前，低于國際社會標準的60歲退休年齡限制成為我國人口紅利消失的原因之一，然而單純提高退休年齡至國際標準又會引發其他一系列政策調整和關聯影響。因此，建議專門制定針對低齡老年人再就業的政策，本著自愿性、市場化和適用性原則，引導各地政府出臺稅收優惠政策，鼓勵用人單位雇傭低齡老年人，從而有效彌補低齡老年人退休金較少及市場勞動力短缺等問題。
三是利用現代信息通信技術推進教育資源的公平和優化配置。盡管基于部分主客觀因素，未來五年還不能實現完全的教育資源公平和最優配置，但是可以利用現代信息通信技術（ICT）來加快推進這一進程。通過推進優質師資遠程指導和慕課系統，能夠讓教育資源貧瘠地區的學生共享發達地區的優質師資和教學資源。對此，應利用信息通信技術對偏遠地區學校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改造和投資。未來，教育扶貧依靠人力資源的發展路徑將讓位于信息通信技術這一核心驅動力。
經濟生態循環的主攻方向
經濟建設與生態建設的循環協調是我國歷屆五年規劃的重點任務。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之后，生態建設越來越受到重視。如持續增加生態修復投資、強化生態環境保護考核激勵、在主體功能區規劃中給予生態建設項目特別安排，以及著力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啟動“打贏藍天保衛戰”年度計劃，等等，都取得了顯著成效。《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再次強調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和綠色的發展理念。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解決幾十年形成的生態環境問題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生態建設需要打持久戰，要做好久久為功，功成不必在我的心理準備。在推進生態建設的過程中，政府要積極為生態建設提供公共產品服務。可以看到，在近年來的藍天保衛戰行動中，部分政府部門采取了嚴厲的環保行政措施，忽視了市場化的解決方案。遇到重大活動，動輒令涉事區域內的企業停工限產、對環境不達標的企業停產整頓，這在客觀上是不利于經濟建設與生態建設的良性循環的。
發達經濟體治理生態環境的國際經驗表明，市場化的解決方案具有效益明顯和功效持久的優點。以美國為例，其在引入碳交易機制后，20年來酸雨現象大幅減少。[6]因此，未來五年應在繼續依靠行政壓力推進生態建設的基礎上，大力完善市場化機制，進一步暢通經濟建設與生態建設循環。
建立生態建設與經濟建設相循環的關鍵是引入利益補償機制。“誰污染誰治理”的策略雖具有一定的建議性意義，但是這種處理方式多滯后于污染行為，很難對已經形成的污染予以根除，往往治標而不治本。只有把污染治理的機會成本轉化成機會收益，才能激發各個主體主動治污的積極性。因此，十四五時期應大力推進污染預警機制，探索事先預防污染的系統性策略。
一方面，完善和推廣碳排放權交易機制。當前，這一機制已經在部分省市開展試點，但是運作效果不甚理想，主要是由于碳排放權初始分配不合理等問題。應進一步優化全國碳排放市場，在碳交易配額分配上做到更加公開、公平、公正和合理。另一方面，健全資源使用上下游補償機制。我國的資源分布呈現出資源輸出地生態建設任務繁重但經濟實力不足，資源輸入地經濟實力雄厚但不直接承擔生態建設成本的現象。目前對于推進貧困資源地的生態建設，主要采取中央政府提供財力轉移支付和發達地區結對援助等行政化幫扶措施，很難形成收益共享、成本分擔的利益補償機制。建議先從較為可行的利益補償機制開始，積極推進水資源治理有償使用、霧霾治理補償等多元化創新機制，探索建立利益互惠的可持續發展方案。
注釋
[1]［美］維克托·福克斯：《服務經濟學》，許微云、萬慧芬、孫光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49頁。
[2]《美國GDP跌慘！中美差距不足5萬億，占比超76%成百年第一國》，新浪財經，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6468040956/1818678fc02000so6g，2021年1月29日更新。
[3]《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7頁。
[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頁。
[5]［英］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徐毓丹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26頁。
[6]［美］丹尼爾·耶金：《能源重塑世界》(下)，朱玉犇、閻志敏譯，北京：石油工業出版社，2012年，第120頁。
責 編／張 貝
The Logic, Emphasis and Main Direction of Ensuring Smooth Economic Circulation
Liu Rui
Abstract: To promote a virtuous economic cycle, we need to follow the circulation logic of Marxism and Keynesianism, and on the basis of this, correctly grasp the key points and relations of the circulation, and form an economic circulation logic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fro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China need to create a new circulation pattern for the "Belt and Road" economies throug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latform,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and maintain a platform for cooperation with the developed economies. On the front of the domestic economic circulation, China need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the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 virtual economy,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city service economy, and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gh-e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n the front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irculation, China need to establish a sound old-age service system, formulate a reemployment policy targeting urban new retirees, and use moder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o facilitate the fair and optimal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On the front of the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circulation, China need to improve and distribute the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mechanism, optimize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explore establishing a mutually benefi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gram.
Keywords: economic and social circulation,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circulati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劉瑞，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社會經濟發展戰略與規劃、宏觀調控、產業結構與政策。主要著作有《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體系研究》《中國經濟發展戰略與規劃的演變和創新》《政府經濟管理行為分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