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類歷史的全球化進程經歷了三次浪潮，技術創新成為全球化的根本驅動力，而經濟全球化的內在動力是各國自身的經濟利益。大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決定了全球化所能達到的廣度和深度，當美國等發達國家在全球化與國內經濟發展之間尋求新平衡之際，全球化浪潮出現減速。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浪潮中獲得了豐厚利益，在全球化熱潮降溫之際，側重國內經濟、立足自身發展，既有利于經濟可持續增長，也將為引領新一輪全球化積蓄能量。

【關鍵詞】全球化 技術創新 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反全球化

【中圖分類號】F749 【文獻標識碼】A

全球化一詞最早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20世紀80年代之后才引起大眾和學者關注。一開始主要指世界經濟領域的特定趨勢與特征，后來范疇逐漸從經濟擴展至政治、文化、環境、意識形態等多個領域。對于全球化的源起，可回溯到二戰后、19世紀初、工業革命、地理大發現，甚至更早。正因如此，對全球化的演進就有了不同解釋。全球化緣起的主要力量是技術創新，不同時期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決定了全球化所能到達的廣度和深度，而核心大國的社會經濟目標成為加速或制動全球化的關鍵力量。

人類全球化的含義、起源與發展

從字面來看，全球化的含義有兩點是確定的。第一，全球化是一個趨向廣度、深度的進程；第二，這個進程是全球性的，有別于區域性進程。《牛津通識讀本：全球化面面觀》將全球化定義為：“促使我們走向全球性狀態的社會進程，是一組多向度的社會進程。”所謂多向度，包括經濟、政治、文化以及意識形態等領域。其中，經濟全球化是其他向度全球化的基礎，這一點學術界已達成共識。經濟全球化至今并無統一定義。世界貿易組織（WTO）將其定義為商品、資本和勞動力市場的國際一體化過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其定義為通過貿易、資金流動、技術涌現、信息網絡和文化交流，達到世界范圍的經濟調整融合；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將其定義為生產者與投資者的行為日益國際化。雖然具體表述各異，但基本含義大體一致，指的是商品和要素的國際化、一體化進程。

根據全球化的全球性含義，一些史學研究者將15世紀末的地理大發現視為全球化的開端。因為遠洋航行和地理大發現首次突破了海洋的阻隔，建立了連接世界各大洲的海上通道，為全球性進程提供了基本條件。一般認為，地理大發現緣起于商業貿易需求，西歐急于尋找通往亞洲的海上航線，以獲取東方的香料。新航路開辟后，逐漸形成了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市場和全球性經濟關系。由于這一時期的貿易都是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還沒有出現基于生產分工的交換，因此無論在廣度還是深度上，全球化尚處于萌芽或初起階段。

研究者大多認為經濟全球化起源于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確立。一方面，兩次工業革命使人類先后進入蒸汽時代和電氣時代，大機器生產取代手工生產，推動了資本主義工業經濟大發展，工業生產力對更廣闊市場和更大規模原材料的需要推動了國際貿易擴張。另一方面，工業革命之后出現的輪船、鐵路、汽車、飛機等交通工具以及電報電話等通訊方式大大提高了物資、人員和信息的跨國流動速度，降低了跨國流動成本。更重要的是，自西歐興起的資本主義制度奉行自由市場經濟，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不斷促進商品和物資的全球流動。國際貿易擴張從19世紀開始突飛猛進，遠遠超過了全球收入的增長。向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以及向新大陸的人員流動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毫無爭議地，工業革命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人類全球化的重要一波。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經濟蓬勃發展。伴隨著技術創新浪潮，發達國家工業迅猛發展，產業結構不斷升級，部分產業出現跨國轉移。發展中國家紛紛獨立，加入世界分工體系。人類進入了新一輪全球化進程。在這一進程中，戰爭期間建立的貿易壁壘不斷放松，大型跨國公司快速壯大，推動了國際分工和跨境貿易的深入發展，產業內分工越來越普遍，資本、人員、技術的國際化程度也大大加深。

20世紀90年代之后，全球化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一是冷戰結束，前蘇聯國家和東歐國家向市場經濟轉軌，加入全球分工，全球性市場和分工體系確立。二是隨著信息通信技術的發展及應用，工業生產效率大幅度提升，推動了生產組織方式變化和生產分割（生產環節拆分開，由不同企業生產）。國際分工由產業內分工向產品內分工滲透，企業圍繞全球價值鏈展開合作與競爭。21世紀基于互聯網的信息技術革命進一步推進了基于全球價值鏈的國際分工，越來越多的機構、個人、服務、要素卷入其中，經濟全球化向政治、文化、意識形態向度擴散。鑒于在深度和廣度上的巨大差異，多數學者將20世紀90年代之后全球化浪潮界定為全球化的新浪潮。也就是說，人類歷史的全球化進程經歷了三次浪潮，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為第一波浪潮（關于起點觀點不一，或地理大發現，或第一次工業革命，或資本主義興起，或19世紀初，或1850年左右，或1870年左右），二戰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末為第二波浪潮，20世紀90年代至今為第三波浪潮。

毫無疑問，經濟全球化的內在動力是經濟利益。當兩國商品存在價格差異時，從低價國家買入，運到高價國家出售，可獲取價差收益。工業革命后，分工收益成為國際貿易、國際投資追逐的目標。根據比較優勢理論，一國商品售價之所以低，是因為在生產上存在比較優勢。這個優勢可能來自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也可能來自擁有生產這種商品所需要的廉價要素。每個國家擴大或專業化生產比較優勢產品，向其他國家出口，即可獲得分工收益。但是與國內貿易相比，國際貿易需要承擔更多的成本。一是商品跨國運輸成本，包括境內物流、跨國運輸以及報關等成本；二是由于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差異需要額外花費的成本，統稱交易成本；三是貿易壁壘成本，因商品進出口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所需的支出。所以，只有當生產成本的相對優勢大于國際貿易的各種成本時，分工收益才能實現。資本、勞動力和技術等生產要素從低價格國家向高價格國家流動，同樣也面臨流動收益與流動成本、交易成本之間的平衡。因此，任何有利于降低生產成本、運輸成本、交易成本和貿易壁壘成本，能夠提高分工收益和要素利得的因素，都是驅動全球化的力量。

技術創新是推動全球化的根本力量

一般認為，驅動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是技術創新。美國知名記者托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書中指出，工業革命以來的全球化是技術創新驅動的結果：全球化2.0（1800-1990年）的驅動力是各種硬件發明和革新，比如從蒸汽船、鐵路到電話和計算機的普及；全球化3.0（1990年至今）的驅動力是軟件創新和網絡普及。技術創新作為全球化的根本驅動力，從三個方面推動了全球化的進程。

第一，技術創新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全球性交易和傳播成為可能。15世紀，地圖學、航海技術和造船技術等技術進步為遠洋航海提供了可能。沒有這些技術創新，就不可能有地理大發現和通聯各大洲的航線，全球性貿易和交流也就無從談起。工業革命之后，洲際公路、鐵路的建設，遠洋海輪和集裝箱的使用都為大規模國際運輸提供了可能。電話、電報為國際交易和交流提供了便利。21世紀初，互聯網興起，使得原本無緣參與國際交易的企業、個人都能夠參與到全球化之中。基于互聯網、移動端、社交APP，世界各個角落原本不可能有交集的個人建立起了聯系，文化傳播和交流的限制大大減少。

第二，技術創新不斷降低全球性交易的成本，促進全球化向更廣范圍擴散。輪船、鐵路、汽車、飛機等運輸工具運力和運速的不斷提升，提高了商品運輸和人員流動的效率；電報、電話、電子郵件、通信軟件等通訊方式的出現提高了信息跨國流動的速度；支票、匯票、電子交易、電子支付提高了資金流轉的速度；微處理器、個人電腦等提高了信息處理能力；基于互聯網的大數據分析，顛覆性地提高了信息處理速度。商品、人員、資金和信息傳輸速度的提高，不斷降低國際交易和交流的成本，讓更多的國家、更多的商品和要素參與全球化，推進了全球化的廣度。

第三，技術創新促進生產內容、生產方式和交易方式不斷改進，推動全球化不斷深入。最初的貿易品都是各國的自然資源及其加工品，貿易品相對單一。工業革命之后，隨著合成纖維、塑料的出現，人工合成產品不斷涌現，貿易產品越來越豐富。進入互聯網時代，金融、醫療、教育等服務以及數據也成為可貿易品，全球范圍內貿易產品越來越廣泛。

技術創新不斷改進生產方式，提高生產效率和分工效率。紡紗機、蒸汽機、工業流水線、工業機器人、物聯網、3D打印等技術創新提高了生產效率，降低了生產成本，推動了生產的規模經濟以及產品生命周期變化，不斷改變貿易規模和貿易方向。比如，紡織品出口國從最初的亞洲國家轉移到英國、而后美國、又回到東南亞和中國；電視機的出口國從美國轉移到日本、而后中國。20世紀末，技術創新推動部分行業的生產組織方式由垂直分工轉向水平分工，推動了國家之間中間品層面的專業化分工和全球價值鏈的形成，推動全球分工不斷深入。技術創新也帶來了新的交易和交流方式。近10年來，基于互聯網平臺和移動端應用、大數據分析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及其應用，新商業模式層出不窮，跨境電子商務如火如荼，國與國的邊界越來越模糊，個人也深入融入全球化。

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決定了全球化的廣度和深度

雖然技術創新為全球化提供了物質基礎和根本驅動力，但是跨境交易和交流還面臨著貨幣體系、信用體系、制度標準、跨境壁壘、宗教文化等差異帶來的風險和成本，需要穩定、有序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人類歷史不同階段的全球政治格局和大國經濟制度決定了其時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其中政治秩序決定了主流意識形態和行為準則，影響商品和要素流動的地理范圍；經濟秩序決定生產關系和商業規則，影響商品和要素流動的自由度和便利性。因此，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決定了全球化所能達到的廣度和深度。

地理大發現之后，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英國先后開始了對亞洲、美洲的殖民擴張，開啟了殖民主義時代。殖民政府賦予特定私人投資人成立特許貿易公司，如東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哈德孫灣公司等，在殖民地實行壟斷經營。特許公司在殖民地投資運輸、物流和通信設施，建立法律、規則和信用體系，確立殖民貿易的秩序。眾多特許公司的壟斷經營及其經營秩序決定了殖民擴張時期國際貿易的方式、范圍與結構。

第一次工業革命爆發后，以英法為主的殖民國家不斷新征殖民地，實行殖民占領和移民。從殖民地掠奪工業原材料，并向殖民地出售本國紡織品。同時，殖民國家還通過武力強行要求落后國家簽訂通商條約，將落后國家納入其殖民強權的貿易體系。如英國1838年強迫土耳其取消貿易禁令和壟斷權，1840年發動鴉片戰爭，強迫中國對外通商。1854年，美國軍艦駛入日本，逼迫閉關鎖國的日本對外通商。這一時期正值自由資本主義階段，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所倡導的經濟自由主義信念在工業國家基本形成，并隨著殖民占領向世界滲透。19世紀中后期，第二次工業革命爆發，德國、美國、意大利和日本等國家先后完成工業化，殖民國家間的競爭日益加劇，各國在世界范圍內瓜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以爭奪更大的原材料供應地和工業品市場。工業國家已經確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金本位制隨著帝國主義統治輸入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制度和金本位制構成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下，越來越多自給自足的國家被納入世界經濟范疇，形成了勞動分工：工業國家生產工業制品，殖民地半殖民地生產原材料及其加工品。從工業革命到一戰之前，殖民統治、統一的經濟規則和穩定的貨幣制度，促進了商品貿易的繁榮，推動了資本和勞動力的大規模流動。隨著一戰爆發，穩定的國際經濟秩序被打破，全球化進程中斷。

二戰之后，國際政治組織聯合國成立，美國實施馬歇爾計劃，幫助歐洲重建，加速了歐洲經濟的恢復與繁榮。發展中國家開始非殖民化運動，陸續建立獨立主權國家。朝鮮戰爭之后，冷戰格局形成。在西方國家，出于對1929至1933年全球經濟大蕭條的反思，主張政府干預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取代了主張自由市場經濟的古典經濟學，成為主流經濟思想。基于這一基本理念，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國家基于布雷頓森林體系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確立了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和以貿易自由化為導向的多邊貿易體系，為戰后全球化的發展提供了穩定的國際經濟環境。20世紀60年代，韓國、新加坡等東亞國家和地區實行出口導向政策，融入西方世界的國際分工。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國實施改革開放，加入國際分工，全球化的廣度不斷擴大。

20世紀90年代前后，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巨變。兩德統一，前蘇聯解體，冷戰結束。隨著東歐和獨聯體國家向市場經濟轉軌，世界迎來了戰后以來最廣闊的市場和最大范圍的分工生產。因兩次石油危機、發達國家經濟滯脹而興起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思潮在20世紀90年代漸成主流。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提倡自由放任，反對國家干預，主張私有化和貿易自由化。基于這一思想，美國不斷放松金融管制，推動金融創新和金融自由化；美國協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以“華盛頓共識”為藍本，敦促拉美國家、轉軌國家和東南亞國家實施私有化和自由化，在全球范圍內推行自由放任的價值體系；世界貿易組織以及美國主導的區域貿易談判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和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將貿易規則由邊境措施擴大到國內措施，致力于讓成員國實施更大程度對外開放，實現成員國國內制度和標準統一化。種種超寬松的對外開放措施促進了商品、服務和各種要素的全球流動，經濟全球化達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同時，借助互聯網技術的應用和創新，政治思潮、社會資訊、文化藝術等也在全球范圍內即時傳播、不斷交融，全球化的向度不斷擴大，成為一股勢不可擋的全球浪潮。直到2008年，肇始于美國的次貸危機蔓延成國際金融危機，高歌猛進的全球化才出現捩轉。

經濟發展問題成為當下全球化的制動器

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浪潮并非一路歡歌。1999年底，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在美國西雅圖召開期間，大規模反全球化示威游行引發了城市騷亂和沖突，造成“西雅圖風暴”。此后，反全球化運動興起，與全球化進程相伴而行。反全球化運動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全球化收益與國內、國際經濟社會目標的沖突得不到解決。全球化實現全球資源最優配置，參與國可以從中受益，但并非利益均等，也非人人有利。

第一，全球化造成國內各群體利益沖突。國際分工帶來一國內部資源和收入的重新分配，處于比較優勢行業或生產環節的勞動者收入改善，處于劣勢行業或生產環節的勞動者可能失業或收入下降，導致一國內不同群體的收入差距擴大。如果沒有相應調整措施，收入差距擴大到一定程度就會引起社會經濟問題。比如，1990年前，美國通過再就業和收入再分配政策緩解失業和收入不平等問題，但之后政策關注明顯不足。在一些落后國家，較為單一的出口資源往往被少數政府官員、權貴或利益集團把持，參與國際分工不僅擴大了國內貧富差距，甚至加劇了國家貧困。

第二，全球化造成國家間利益沖突。基于各國比較優勢進行國際分工時，發達國家的優勢集中于高附加值行業，而發展中國家的優勢通常集中于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行業和生產環節。發達國家在國際分工中獲得的收益遠大于發展中國家。不僅如此，國際分工還造成了發展中國家勞動者收入過低、能源過度消耗、資源環境污染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削弱了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潛力。除了少數在全球化進程中快速崛起的新興國家和地區，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和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第三，多向度的全球化造成文化和意識形態沖突。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浪潮裹挾著私有化、放松管制、對外開放等新自由主義思潮沖向了世界各個角落。過度放松管制和對外開放對國家內部的利益分配以及民主政治造成巨大沖擊。自由市場、利潤至上、全球主義等思潮與各地的宗教、文化、意識形態不斷發生碰撞，對本土文化的完整性構成了挑戰。

反全球化運動的主要力量是發達國家的弱勢群體、環境保護組織、無政府組織以及西方價值觀的抵制者等。由于美國等大國經濟向好，主流社會始終熱衷于推進全球化，反全球化運動沒有造成實質影響。但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主流社會開始對美國經濟問題以及全球化影響進行反思，隨后涌現了反全球化思潮。金融危機爆發以及危機后數年的經濟低迷讓美國經濟增速放緩、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等經濟發展問題浮出水面。從不平等的視角來看，隨著全球化深入，美國企業將越來越多的生產轉移到海外，包括財務、軟件、管理崗位也通過在線方式離岸外包，失業和收入相對下降的群體不斷擴大，導致貧富差距加大。受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美國政府沒有采取有效應對措施縮小貧富差距，反而以自由競爭、自由貿易為名為市場和壟斷資本站臺，無限制放松金融管制。過度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帶來的金融危機讓美國及世界經濟陷入低谷，加劇了失業和貧富差距問題。加上科技進步的影響，美國失業和貧富差距擴大問題不斷加劇，逐漸造成社會分化與不穩定。雖然美國經濟發展問題并不是完全由全球化造成的，也不是全球化的必然結果，但是當全球化被視為國內經濟發展問題的癥結時，反全球化勢在必然。

發達國家紛紛實施再工業化戰略，出臺各種鼓勵措施，吸引對外投資回流，為本國工人創造工作崗位。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后，實施了退出TPP、重談北美自貿協定、增加邊境調節稅、提高部分商品進口關稅、發動針對中國的貿易戰等反全球化措施。在歐洲，英國全民公投脫離歐盟，使歐洲一體化出現裂痕。發達國家從全球化的主推手轉變為反全球化的先鋒，是因為全球化與國內經濟發展發生了沖突。哈佛教授丹尼·羅德里克在《全球化的悖論》一書中提出了全球化之不可能三角，即超級全球化、國家主權和民主政治這三者不能共存，只能三選二。各主權國家之間推行超級全球化（不存在制度、標準差異，交易成本為零），就必須犧牲國內民主政治，置國內利益不平等于不顧。若想保證各方利益平衡，要么放棄國家主權，推行全球一體化治理；要么放棄超級全球化目標，通過穩定有序的國際治理機制，有限度地推進全球化。如此來看，美國當下的選擇是通過限制全球化來修復國內民主政治、緩解貧富差距等經濟發展問題。

回頭來看，當初無論是殖民擴張時代的西歐國家、工業革命之后的英國、還是帝國主義時期的英法德美以及二戰后的美國，推動全球化都是為了服務于國內經濟發展。發展中國家對外開放參與國際分工也是為了推進國內工業化。當全球化促進國內發展時，國內經濟發展是全球化的重要引擎。而當全球化與國內經濟發展出現沖突時，國內經濟發展則成為全球化的制動器。當美國社會因國內經濟發展問題而對全球化的不滿與日俱增后，作為全球化主導者的美國為全球化熱潮踩下了剎車。

（作者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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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美]丹尼·羅德里克著，廖麗華譯：《全球化的悖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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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Baldwin, R.,Globalization: the great unbundling(s),Economic Council of Finland,2006.

⑥WTO,World Trade Report 2008: trad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www.wto.org,2008.

責編/孫垚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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