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兩個大局”呈現為一種互動的關系，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發生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宏觀背景之下，且是后者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推動力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演變也不能離開中國的復興，且對后者產生著重要的影響。對此，應深化改革與創新發展、國內大循環與國際大循環之間的關系，以促進中國與世界的良性互動，推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關鍵詞】新時代 兩個大局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在深入分析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環境面臨的深刻復雜變化后提出，“全黨要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為我國在“十四五”時期如何牢牢把握發展主動權、重塑我國競爭新優勢、確保我國實現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方向。為此，我們必須認清“兩個大局”及其相互作用的關系，明確中國在歷史進程和世界格局中所處的位置，并在實際工作中登高望遠，攻堅克難，統籌好“兩個大局”，以促進中國與世界的良性互動，推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新時代要統籌好“兩個大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就是要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國內大局，這是自19世紀中葉中國被強行納入現代世界體系之后無數仁人志士為之追求的百年夢想。新中國成立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大大加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就是國際格局和國際關系的新變化，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也都隨之發生了根本改變：新一代移動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量子通信、基因工程等前沿性、顛覆性高新科技，引發了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世界政治格局、經濟格局、軍事格局、科技進步、全球治理體系、國際力量等領域，正在發生西方世界興起以來500年未有的歷史性深刻調整，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分量和占比不斷上升，二十國集團等全球治理新平臺的影響日益擴大。
“兩個大局”呈現為一種互動的關系，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發生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宏觀背景之下，且是后者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推動力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演變也不能離開中國的復興，且對后者產生著重要的影響。因此，“兩個大局”既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機遇，也帶來了十分嚴峻的風險挑戰。就前者而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曙光在望，給全體中國人帶來了強大的自信心和凝聚力，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給我國帶來了千載難逢的國際參與和快速崛起的機會，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與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使我國仍然處于并將長期處于重要的發展機遇期。就后者而言，除了國內面臨著十分艱難的深化改革任務的挑戰之外，主要是國際上的挑戰更加嚴峻，因為國際秩序的深刻調整、全球治理體系的深刻變革、國際力量的深刻變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將世界帶入了極不確定和極不穩定的動蕩變革期；特別是長期主導世界格局的美國和其他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快速崛起很不適應，在中國的一些內政事務上和經貿問題上施加強大的壓力，從而給我們帶來了困擾。不過兩相比較，總體上看“兩個大局”給我們提供的發展機遇和發展空間遠遠大于面臨的挑戰。
縱觀歷史，任何新興國家的崛起都要經歷既有霸權國家遏制的成長煩惱，中國的崛起概莫能外，只要我們立足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統籌好“兩個大局”帶來機遇和挑戰，牢牢把握住難得的戰略機遇，充分利用我們制度優勢顯著、治理效能提升、經濟長期向好、物質基礎雄厚、人力資源豐富、市場空間廣闊、發展韌性強大、社會大局穩定等多方面的優勢，認真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能有效化解面臨的各種風險挑戰，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新時代要統籌好“兩個大局”下的安全與發展
第一，處理好中美雙邊關系，積極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美國是世界最大的發達國家，是西方世界的盟主和當今世界的霸主。中美關系既是當今世界最重要和最微妙的雙邊關系，也是中美兩國自身最重要的對外關系，其發展狀況影響到兩國和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繁榮。由于時移世易，中美兩國的結構性因素使得雙方不可能再回到當年的熱絡狀態。不過，外交的目的在于服務國家利益和國家建設，所以只要存在改善中美關系的任何機會，我們都不應輕易放過。美國總統拜登雖然在對華政策上會堅持既有的總方針，但是在一些具體的做法上還是與特朗普任期有所區別，目前將中美關系定調為既激烈競爭又合作的關系，而不是沖突關系，這無疑為緩和目前緊張的雙邊關系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契機。只要我們堅持在臺灣、香港、西藏、新疆等關乎中國核心利益的內政問題上，不允許美國以人權和所謂“民主價值”為由進行干涉的前提下，秉持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通過努力是有可能將中美關系回到“可預期、建設性”的正確軌道，從而為中國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第二，積極參與有利于國家安全的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新秩序的建設。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因為目前由西方主導的現行全球治理體系已越來越不適應現實的需要，國際社會要求變革的呼聲越來越高，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更加凸顯了推進全球協同治理的緊迫性，這為我國參與構建以多邊主義為特征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治理體系提供了機遇。實際上，近年來我國的一些主張，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反對單邊主義和強權政治，打造對話不對抗、結伴不結盟的全球伙伴關系網絡，以親誠惠容理念打造周邊命運共同體，以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為目標積極運籌新型大國關系，以正確的義利觀深化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等等，都是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新秩序建設、維護世界和平的表現，是中國對國際安全體系建設的貢獻。再如，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中國積極參與國際抗疫合作，迄今已向150多個國家和13個國際組織提供抗疫援助，為有需要的國家派出醫療專家小組，積極支持并參與疫苗國際合作，向應對疫情能力薄弱的國家和地區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促進疫苗在發展中國家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等等，都說明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一直在努力幫助世界早日徹底戰勝疫情，一直將維護國際安全與維護國內安全等量齊觀。
第三，要防止狹隘民族主義對國家安全的威脅。近年來，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國際地位的大幅度提升，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極大成功，激發了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強化了他們對中國體制優越性的認同，破滅了一部分人對美國和西方曾經有過的美好印象。這些現象有一定的時代合理性，也有利于增進國家認同和維護國家安全。但是，我們也要防范在此過程中出現的狹隘、自大和自負的民族主義現象及民粹化現象，其主要表現是過分夸大中國的成就和西方的問題，全盤否定西方的先進性，不能容忍外界對中國的任何批評和建議，即便是非常善意的批評和建議也被無端的懷疑和攻擊，更有甚者提出不惜與美國或西方進行公開的軍事對抗，等等。這些現象會妨礙中國人對自身和世界的全面認識，阻礙中國人以更平和、更自信、更平等和更寬容的心態，去學習他國的先進經驗和開展對外交流，同時還會給那些打壓中國的政治勢力提供“中國威脅論”的口實，從而可能加大對中國的遏制程度，這對維護我國的國家安全和推進現代化發展十分不利，因此我們必須要嚴防狹隘民族主義對國家安全和發展的威脅。
新時代要統籌好“兩個大局”下的深化改革和創新發展
一方面，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要求進行深化改革。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的提出，源于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和外部需求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帶動力明顯減弱，我國的發展必須更多地依靠內需和內生動力。客觀而言，發展我國內需市場的潛力和優勢十分巨大，例如：我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72447元，擁有1億多市場主體、4億多中等收入人口、正在升級消費的14億人口的超大規模內需市場，正處于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快速發展階段的巨大投資需求，等等。因此，把擴大內需放在更加突出優先的位置，能夠發掘市場潛力和激發市場活力，能夠通過繁榮國內市場來暢通國內大循環和培育國內大市場，最終能夠為我國經濟發展增添新的動力和開辟新的空間。不過，要把上述理論上的可能性變成實踐上的現實性，需要建立擴大內需的有效制度、加快培育完整的內需體系、加強需求側管理、擴大居民消費、提升消費層次，否則無法釋放內需潛力和建設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我們必須始終牢記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初心，以人民為中心全面推進深化改革，破除一切不利于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的體制性和政策性障礙，推進城鄉之間和區域之間的協調發展，擴大居民的社會保障，提高居民的個人收入，讓民眾敢花錢、有錢花，由此才能擴大內需和暢通國內大循環。
另一方面，通過創新驅動來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和轉換增長動力，實現高質量發展。中國發展到今天，傳統的粗放式低質量發展模式已不可持續，已經向世界承諾要全面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加快調整優化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倡導綠色低碳的生產生活方式，力爭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要實現高質量的綠色發展目標，就要構建創新發展模式，加快創新產業的建設和推進科技創新。特別是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引擎和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的有力武器，科技創新在實現高質量發展中的作用尤為突出。雖然中國在最新一輪科技革命中基本上沒有落伍，在主要的領域同歐美強國處于跟跑或并跑的位置，在5G、量子通信等一些領域甚至處于世界領先水平，但是由于歷史欠賬太多，所以總體上我國只能稱得上是技術應用大國而非技術創新大國，技術創新特別是原創性技術創新能力還非常薄弱。因此，我們應加大科技投入，狠抓創新體系建設，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推動實現依靠創新驅動的內涵型增長；要加強創新力度，利用我國在工業體系、基礎設施、人力資源、市場規模、組織機制等方面的優勢，加快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加快向世界科技強國邁進，爭取在產業鏈中掌握核心技術以免受制于人；要清醒地認識到自身的差距，把握好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的難得機遇，以更加開放的思維和舉措推進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同各國攜手打造開放、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科技發展環境，改革我國不利于科技創新的體制和機制。
新時代要統籌好“兩個大局”下的國內國際雙循環
首先，實行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高水平對外開放。中國自身的發展得益于開放的世界經濟環境，從而在較短的時間里從一個相當封閉的經濟體變成了一個較為開放的經濟體，由一個相對的貿易小國變成了舉足輕重的貿易大國。今天的中國已成為128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場，也是世界能源資源產品的主要進口國。由此可見，中國經濟發展的對外依存度很高，以國內循環為主只是說國內消費要在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中占據主體地位，而決不是說國際循環就不重要了。相反，提出雙循環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更何況實現高質量發展的一些關鍵性原材料和技術還要依賴國際市場，通過擴大開放來保持暢通的產業鏈和供應鏈，對現階段我國發展十分重要。同時，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還可以倒逼國內的深化改革，因為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表明，國內改革往往伴隨著對外開放，而對外開放又反過來引領和促進著國內改革，目的在于更好地向外部世界學習和融入全球化大潮。因此，擴大開放有利于暢通國際大循環和提升國內大循環水平，有利于深化國內的改革和推動我國的產業轉型升級，從而有利于實現高質量的發展。
其次，發揮中國超大市場優勢，為各國合作提供更多機遇，為世界經濟復蘇注入更多動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GDP年均實際增長率高達9.4%左右，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需市場來實現的。如今中國的發展已經越過了以外銷為主的階段，自身也成為世界最有吸引力的消費市場，因為我們有4億人口的中等收入群體的市場規模，有比較完整的產業鏈和供應鏈，有較為穩定的經濟增長、政治秩序和制度環境，是世界產業界和金融界最被看好的投資目的地。據美國一家有名的智庫統計，在中美貿摩擦的前兩年，美國有6000億美元的資金流入中國；而根據英國的《經濟學人》統計，即便我國金融領域開放度非常有限，2020年前10個月也有2000億美元流入中國；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2020年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大幅度下降42%的情況下，中國逆勢增長4%至1630億美元而躍居全球引進外資的首位。我們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目的，不僅在于大力激發國內市場的內生動力，而且在于為世界各國創造更有利的投資機會，使中國市場成為世界的大市場和共享市場，促進世界經濟增長。事實上，中國領導人深知開放包容有利于中國和世界的市場繁榮和經濟復蘇，多次強調擴大開放政策是中國的基本國策，不但不會改變還只會加強，并積極推動簽訂了RCEP，與歐盟簽訂了投資協定，對CPTTP持開放的態度，這些擴大開放的舉措無疑有助于推動中國成為世界共享的大市場，有助于世界經濟的早日復蘇。
最后，積極推進世界經濟秩序的進一步自由開放，以保證中國雙循環戰略的順利實施。雙循環戰略的實施除了中國自身的努力外，也需要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治理秩序的配合，如果世界各國都以維護自己的利益為借口，盛行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那么雙循環戰略的實施就會障礙重重，難以順利推進。因此，作為一個新興大國、發展中大國和社會主義大國，我們應當積極主動地參與國際經濟治理秩序的建構，有義務和責任替自己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發聲，以便更好地維護自己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在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我們要立場鮮明地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積極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繼續推進“一帶一路”、亞投行等世界經濟治理公共產品的建設，在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基礎上，讓成果惠及更多的國家和地區；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在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基礎上，努力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利用國內大循環將國內規則統一起來，利用國際大循環將國內規則與國際規則接軌，并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避免因為參與的缺席而給我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話語缺失和利益損失。
（作者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
②顏曉峰：《統籌“兩個大局”，應對風險挑戰，弘揚擔當精神》，《求知》，2020年第4期。
責編/韓拓 美編/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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