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數字全球化成為當下主流發展趨勢，數據、技術對于國家安全和發展至關重要，數字經濟的迅速發展亦加劇了大國之間博弈態勢，數字博弈成為地緣博弈新焦點。目前，中美歐呈三足鼎立之勢，中小型國家亦積極構建次級數字伙伴關系。我國宜順應亞太—印太經濟合作大趨勢，積極打造數字絲綢之路中國—東盟數字經濟核心區，引領共建區域乃至全球數字治理格局。

【關鍵詞】數字全球化 戰略博弈 地緣競爭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數字全球化加快發展，對國家安全發展至關重要

近年來，各國數字經濟迅速發展，與之相伴，各國公民的數字參與度不斷提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需“加快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建設，推動各領域數字化優化升級，積極參與數字貨幣、數字稅等國際規則制定，塑造新的競爭優勢”。數字全球化成為當下主流發展趨勢，數據、技術對于國家安全和發展至關重要。

其一，數據經濟迅速發展，催生地緣競爭新形式。數據成為數字經濟時代通行的“硬通貨”，可類同資本、產權、勞動力，因而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對國家安全和發展至關重要。國家、企業可通過海量的數據搜集與整理，分析并研判他國的宏觀經濟和社會走勢。當下，全球數據量仍處在飛速增長階段，據國際數據全球機構Statista的統計，2020年全球數據產生量達59ZB,并將在2024年增至175ZB，到2035年，這一數字或將達2142ZB，較2020年增長約35倍。同時，隨著數據量呈爆發式增長的便是由數據所創造的經濟價值。目前，并沒有權威機構對2020年全球各國數據經濟發展進行詳細統計及比較，但從國際數據公司IDC2019年的預測來看，到2025年全球數據市場會形成三大板塊，一是中國數據市場，占有率約為28%；二是美國市場，占有率約為17.5%；三是EMEA地區（歐洲、中東與非洲地區）占有率約為27.6%。因此，數據保護主義紛紛抬頭，各國相繼推出數據封閉、限制以及監管政策。

其二，平臺經濟發展迅速，美國占據相對優勢。平臺經濟類型的跨國企業迅速發展，并通過控制用戶大數據逐步實現壟斷，達成贏者通吃的局面。截至2019年底，全球數字平臺經濟總額約為8.98萬億美元，全球價值超過100億美元的數字平臺企業共74家，其中，美國企業有35家，中國企業有30家。然而，從價值上看，2019年美國數字平臺總價值高達6.65萬億美元，占全球總量74.1%，中國數字平臺總價值約為2.02萬億美元，占全球總量22.5%，可見美國的相對優勢較為明顯。

其三，公民數字經濟參與度持續上升，數字技術重塑社會發展。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東南亞地區數字化程度大幅提高，然而，數字經濟的迅速發展也凸顯出了區域之間乃至全球數字鴻溝的存在。一些國家在人口數字素養、數字基礎設施使用成本、數字財政預算以及數字技術等方面的劣勢制約了其數字經濟的發展，致使不同國家間數字鴻溝日益拉大。此外，在數字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數字技術也會存在負面影響。

中美歐呈三足鼎立之勢，催生中歐數字合作機遇

當下，數字經濟對國家安全和發展愈發重要，中美歐三方引領國際數字格局發展。數字經濟成地緣博弈的新形式之一，全球數字秩序與規則的競合博弈日益高企。

第一，美國以數字援助構建數字霸權。2020年4月，美國發布全球首個數字援助戰略文件，旨在以美國先進的數字技術加大對他國的影響。該戰略有三大特征：一是通過數字援助打造以美為主的國際數字生態系統，二是將美國價值觀作為數字對外援助的規范標準，三是試圖構建美式國際數字聯盟。在上述基礎上，美國加強與盟國、受援國合作，制定統一數字政策和標準，強化數字網絡之間的互操作性。不可否認，該戰略提出的一些說法具有迷惑性，對發展中國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如“幫助伙伴國家實現自力更生”，但其實質是以技術優勢構建一個符合美國利益的國際數字聯盟。

第二，歐盟打造單一數字空間提升自身相對優勢。歐盟力圖憑借自身龐大的數據市場和數據經濟優勢，通過實施先規范后發展的路徑，爭搶國際數字規則制定的話語權。一是構建單一封閉數據市場，二是推出“守門人”法律草案提高他國入歐數字領域門檻，三是加大針對數字領域的預算投資，四是開始研究6G標準，一系列舉措意圖為歐盟在數字領域的長期發展奠定基礎。

第三，中國數字技術迅速進步增強對外吸引力。我國數字技術發展迅速，且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極大助力了經濟復蘇，對他國產生強大吸引力。一是華為等公司引領全球技術發展。截至2020年1月1日，華為擁有3147項5G標準專利項聲明，全球排名第一。二是數字經濟助力中國復蘇模式取得成功。意大利國際政治研究院認為，中國在2020年第二季度實現快速經濟復蘇成為G20集團中唯一擺脫經濟衰退的國家，需歸功于中國移動應用程序以及良好的數字生態系統。三是中國數字貨幣的推出引發全球關注。2020年9月起，我國央行開展DC/EP試用，催生了全球多國對央行數字貨幣研發的熱忱。中國數字模式的明顯優勢，對外催生強大吸引力，對全球數字格局的塑造力愈發強大。

第四，美國或促成中歐數字合作機遇期。“美國優先”政策不僅影響中美兩國經貿正常發展，也破壞了跨大西洋伙伴關系。就數字經濟領域而言，美歐就數字稅問題僵持不下，歐盟針對美數字企業在歐洲的壟斷趨勢準備實施制裁。需要指出的是，美歐在數字經濟上對華態度分歧較大。2020年12月，德國通過的“IT安全法”將允許華為等海外企業參與當地的5G建設。中歐在數字時代的合作機遇在此背景下產生。

全球數字博弈加劇，多方均意圖打造數字時代戰略自主權

當前，全球數字經濟格局激烈變動，多方均意圖打造數字時代的戰略自主權。

其一，“四邊網絡安全”聯盟或牽引國際數字格局新變化。2021年2月9日，“四邊安全對話技術網絡”在澳大利亞堪培拉啟動，旨在“推進區域內關于網絡和關鍵技術問題的二軌研究和公共對話”，該倡議參與方包括澳大利亞大學國家安全學院、美國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以及印度智庫觀察家基金會。四方聯合推出四份報告，點明四方在全球數字領域的分工與協作任務，規定四方應就網絡、數字領域建立技術試驗與鑒定聯盟、建設四國數字人力資本網絡、共享計算和數字資源并發起四國創新競賽。隨著四國技術網絡聯盟的成立，“四邊安全對話”逐步從傳統安全領域向數字、網絡等非傳統安全領域覆蓋，這也將推動美國的印太戰略逐步細化，并將數字領域納入其中。

其二，中小型國家構建數字次級聯盟加大全球數字治理參與度。數字中小型國家紛紛簽署數字經濟協議、數字貨幣協議等嘗試構建拋開中美歐的次級數字團體。此類數字協議的簽署可以看作是全球經濟聯盟發展的新階段。一方面，以新加坡為中心的數字經濟協定網絡形成。包括目前涵蓋數字經濟領域最廣泛的國際合作協議《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新加坡、新西蘭和智利簽署的三方《數字經濟合作協議》（DEPA），新加坡和澳大利亞簽署的《數字經濟協議》（DEA）等。從上述協定中可見，以新加坡為中樞、不包含中美歐的數字經濟網絡正在形成。另一方面，圍繞構建數字次級伙伴關系的呼聲不絕于耳。

其三，亞太—印太地區成為全球數字博弈重點區域。美歐通過就數字經濟領域與華“脫鉤”、封閉自身數據市場等行為，逐步將博弈焦點從自身轉移至其他地區。結合數字經濟協定簽署的集中地、數字稅等數字規則的覆蓋地以及后疫情時代經濟復蘇的進展與規模看，印太地區是全球數字博弈的重點區域。其中，東南亞地區更是大國數字競合博弈的核心區。一是因為東南亞自身數字經濟發展潛力大，二是中國對東南亞地區數字經濟發展至關重要，三是歐盟已展開在東南亞地區數字稅的布局，四是從地緣角度上看，東南亞與美歐國家的印太戰略、數字次級團體的構建以及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密不可分。當前，東南亞數字市場將成中美歐外全球第四大數字市場，是各國重點拉攏的對象。

探索引領共建亞太—印太數字合作治理新模式

2020年以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相繼完成談判和簽署，亞太—印太數字經濟合作模式備受期待，經濟合作是大勢所趨。我國可進一步豐富數字絲綢之路網絡化結構，在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伙伴的基礎上搭建中國—東盟—歐盟數字治理體系，引領共建全球數字治理格局。

一方面，東南亞是大國數字博弈核心區，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正當其時。目前，中國與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形勢良好，前景樂觀。一是中國與東盟各國的數字經濟合作機制正逐步建立并不斷完善。如中國與泰國建立“數字經濟合作部級對話機制”，與越南、柬埔寨簽署“電子商務合作諒解備忘錄”，與馬來西亞啟動雙邊跨境電子商務合作諒解備忘錄的商簽進程等。二是中國積極參與東盟國家數字基礎設施聯通建設。如2018年阿里云率先在印尼上線，并在2020年宣布再度擴建。三是中國企業多以股權投資、并購等方式與東盟當地企業合作。2016至2019年上半年，中國企業參與東盟國家科技類創業投融資總規模達132.1億美元，成為東盟科創企業第一大外資來源國。與此同時，美歐數字戰略對東南亞地區的拉攏與分化、東盟“大國平衡”的對沖戰略以及東南亞地區內部數字鴻溝的存在，給深化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帶來挑戰。因此，我國需開辟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與治理的新路徑。

另一方面，共建中國—東盟數字絲綢之路核心區，積極打造中國—東盟—歐盟數字經濟治理體系。核心區的建設旨在構建一個平衡發展的數字生態圈。就現階段而言，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的關鍵因素之一是開展跨境數據合作。達沃斯論壇在2020年6月發布的白皮書中提到，只有安全地推動數據跨境流動，才能進一步刺激數字經濟發展。中國—東盟可以此為切入點，優化雙方戰略對接。中國—東南亞國家層面上，可進一步推動數字貿易協定的談判、簽署與落實。中國—東盟層面上，可搭建區域數據、數字技術協作機制，以產業、企業推動東盟一體化的形式帶動中國—東盟數字合作。中國—東亞層面上，可與東盟、新加坡等設計區域一攬子數字貨幣方案，囊括數字韓元、數字日元、數字新加坡元，構建中國—東盟區域數字貨幣工具箱，進而協同推進資本流動與數據流動，構建數字區域治理新模式。未來雙方還可依托RCEP和《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發揮好多邊外交的作用，打通中國—東盟—歐盟三方合作平臺，構建更大范圍的國際數字經濟合作與治理區。適時，還可吸引日、韓等國加入，在數字經濟領域復制東亞合作模式。

當下，數字經濟的重要性與戰略價值愈發突出，中美歐三方就數字經濟的博弈高企不落。然而，數字經濟的發展需要大數據支持，而跨境數據流動又涉及監管等安全性問題。可見，數字經濟零和博弈只會使一國在數字領域停滯不前。全球和區域發展需要一個良性的數字生態治理體系，這也正是中國—東盟數字絲綢之路核心區建設的題中之義。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數字治理中心研究員；荷蘭萊頓大學博士研究生韓卓希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2020年國家社科重大項目“印太戰略下‘東盟中心地位’重構與中國—東盟共建‘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項目編號：20&ZD145）和2020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創新和高技術發展司“后疫情時代全球數字經濟發展合作中美歐數字經濟秩序與規則競合博弈研究”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Statista Research Department, Share of unique data and replicated data in the global datasphere in 2020 and 2024, Statista, January 11, 2021.

②A Roadmap for Cross Border Data Flows: Future-Proofing Readiness and Cooperation in the New Data Economy, World Economic Forum, June 9, 2020.

③Shanhong Liu, Value of the data economy in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d United Kingdom from 2016 to 2020 and in 2025, Statista, Aug 5, 2020.

責編/鄧楚韻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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