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進入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在歷史方位、時代要求、思維方法和國際環境等方面有了新的發展。貫徹新發展理念需要進一步總結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強國進路、價值理念與人類歷史進程的“四種邏輯”；進一步聚焦我國時代發展中社會主要矛盾轉變與從“富”到“強”歷史性跨越的“兩大任務”；進一步立足系統觀念，協調“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與新發展理念“五位一體”的“三對關系”；進一步統籌發展與安全，更好把握對國際變局與國內環境的“雙重回應”。
【關鍵詞】新發展階段 新發展理念 新發展要求
【中圖分類號】D6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3.006
張彥，浙江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浙江大學社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浙江省青年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會長。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價值哲學、道德教育的理論與實踐。主要著作有《價值排序與核心價值觀》《價值排序與倫理風險》等。
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為厚植發展動力、轉變發展方式、謀劃發展路徑、延展發展空間、實現發展目標提供了行動指南。在新發展理念提出的6年后，2021年全國“兩會”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擘畫了“十四五”乃至到2035年期間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藍圖，明確了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邏輯主線。六年來，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贏脫貧攻堅戰，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整體產業現代化水平、創新能力現代化水平顯著提升，已進入新發展階段。新階段，面對新的發展目標、新的發展主題、新的發展環境與新的發展挑戰，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需要更具針對性，更加凸顯重難點，更加貼合實踐、反映實際，這對新發展理念的發展與實踐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挑戰與新的規定。
新發展理念的“生成性”體現歷史新方位
新發展階段從屬于新時代這一時空范圍更長、內容包含更廣的歷史進程，聚焦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五大發展理念，是在深刻總結國內外發展經驗教訓、深入分析國內外發展大勢的基礎上提出來的，集中反映了我們黨對我國經濟發展規律的新認識。[1]”新發展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有了新的目標和任務，吁求體現和適應新階段發展的戰略和舉措，吁求新發展理念在理論和實踐上整體深化、全面推進。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面對“欠發展”的歷史現實，主要依靠要素驅動與投資驅動，解決了發展的速度與效率問題，用三四十年基本完成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三四百年的工業化實踐。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與社會長期穩定奇跡。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推進，資源問題、環境危機、人口紅利等一系列問題出現，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的高質量可持續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創新發展與統籌穩定相統一，集中力量解難題、辦大事，推動我國發展不斷轉型升級；強調發展更加注重依靠創新驅動，更加注重生產力發展的平衡性與綜合性，更加注重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保護相統一，更加注重經濟高速增長向追求高質量發展的轉變。2020年底，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100萬億元，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成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第二大外國直接投資目的地國和來源國。與此同時，注重改善民生，切實保障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改善，不斷增強人民福祉。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黨政機關抓重點、強弱項、補短板，全力打好打贏精準脫貧攻堅戰，到2020年底，我國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我國站在了新的歷史階段上，為新發展階段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與可靠的保障。
中國的發展是一個動態的、積極有為的、不斷向前的過程，始終在不斷的量的積累與質的飛躍間階梯式前進。這賦予了新發展理念不斷“生成”的理論特性和實踐品格。不同的發展階段有著不同的要求與內涵，因此，貫徹新發展理念需要更鮮明的發展目標、需要更進一步地總結理念與發展現實之間的規律，從而提供更好的思想引導與方向指南。第一，新發展理念需進一步總結、揭示新發展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規律。在新發展階段，發展質量、發展指標與發展動力都發生了重要變化，要求由過去相對注重高速增長向更加注重高質量發展轉變，由過去相對注重單一經濟發展向更加注重綜合性發展、多元化整合轉變，由過去相對注重要素驅動向更加注重創新驅動轉變，將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有機統一于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任務全局之中，為向全面現代化進軍提供可靠基石。第二，新發展理念需進一步體現新發展階段與現代化強國的發展目標。由大國向強國的轉變是新發展階段的核心要義。在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要成為強國之路的指導性理念、成為強國之路的根本路徑與評價標準：創新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向前的動力勢能，協調是社會和諧平衡穩定的有力保障，綠色是社會發展可持續性的環境要求，開放是拓展發展空間、貢獻中國智慧的重要途徑，共享是推動美好生活、實現共同富裕的最終追求。第三，新發展理念需進一步彰顯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邏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最終價值就在于實現人的徹底解放、實現每一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我國的發展就是要讓人民都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都能感受和享受到發展所帶來的豐碩成果。我們的發展始終是圍繞人的發展，現代化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共享是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始終將改善民生、增進人民福祉作為各項工作的重點，讓每個人都能在新發展階段激發出更強大的動力，都能在現代化建設中發光出彩。第四，新發展理念需進一步整合人類歷史進步邏輯，為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提供遵循。“新發展理念體現了對自然發展規律、經濟發展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世界歷史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共產黨執政規律和人的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2]，體現的是對人類發展進步的不懈追求。創新發展是在歷史必然性中創造更多發展可能性的重要法寶，是經濟增長擺脫物的單一依賴性的巨大驅動；協調發展是對發展各個方面、各項關系、各種領域的整合與平衡，是事物整體結構與孤立元素的有機關聯；綠色發展是人與自然良性對話、構筑生態共同體的自然規律；開放發展是世界與民族相互交織、融合共進的內在要求，是“走進來”與“走出去”的辯證統一；共享發展是“人是目的”的繼承與超越，是一切經濟社會發展的最終指向。在新發展階段，需將這些反映人類發展普遍性的原則與中國的發展實際深度融合，使新發展理念的“生成性”在新的歷史起點與時俱進、生生不息。
新發展理念的“建構性”回應時代新要求
新發展階段的歷史基點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其核心任務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新發展理念的時代要求即實現中華民族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跨越、實現中國從大國到強國的歷史性變革、實現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從局部現代化到全面現代化的歷史性發展，為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發展理念指引。
黨的十九大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從生產力角度與人的需要角度揭示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變革。一是生產力層面的轉變，即由過去“落后的社會生產”轉變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這是建立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歷史性成就的基礎之上的。過去，我國社會生產的主要問題是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欠發達”問題，隨著幾十年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進入新發展階段，社會生產的“欠發達”問題已經轉化為如何推動我國社會生產能力高質量發展的問題。二是人的需求層面，即人民對“物質文化”的需要變為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這一轉變既體現了人民需要的內涵擴展，也體現了人民需要的層次延伸。就人民需要的內涵擴展而言，從原來較為簡單的物質與文化需要變為了涵蓋面更廣、覆蓋范圍更大的美好生活需要。“美好生活”不僅體現在人民能夠享受充裕的物質與文化資源，更體現為對民主法治、社會清明、環境清朗、安全穩定等各方面的需要。就人民需要的層次延伸而言，即從原來對“吃得飽、穿得暖”等“生存性（survival）層面”的需要，擴展為對“活得有尊嚴、過得有品質”等“生活性（life）層面”的需要。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對新發展理念提出了新的任務與要求：一方面針對高質量發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解決發展“強不強”的問題；另一方面針對發展滿足人民“主體性價值期望”[3]，針對人民需要更加豐富、多元的發展趨勢，著力解決發展“好不好”的問題。
實現全面性、全局化的現代化，實現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跨越是新發展階段對新發展理念的又一時代要求。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要求從發展的根源上解決強國之路中的發展質量問題、發展層次問題、發展模式問題與發展動力問題，這些問題與導向實際上都是通往強國之路的“供給鏈”，是引領我國真正強大起來的實踐方略。黨的十九大將“美麗”納入現代化強國建設基本要素之中，從生態文明、環境友好維度，豐富和拓寬了我國對現代化的闡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立足于“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起點上全面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征程”這“兩個大局”的交匯時刻，將“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相統一，并基于不同階段的銜接與推進過程勾畫了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提出了“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六個新”的主要目標。這充分表明，新發展階段的現代化是要求更高、程度更高、標準更高的現代化，是著眼于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全局性現代化，是突出以人民為中心價值向度的高層次現代化，是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更加全面的現代化。因此，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推動我國實現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跨越成為新發展階段對于新發展理念的時代要求。這些時代要求決定了新發展理念的落實必然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必然以現代化向縱深發展、產業結構向高級化演進為方向；必然以深化改革為根本抓手，以創新為第一動力；必然以從實現物的現代化到實現人的現代化乃至實現共同富裕為主線；必然以強國夢、復興夢的實現作為根本指向。
新發展理念的“系統性”展現思維方法新特點
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指出，“新發展理念是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回答了關于發展的目的、動力、方式、路徑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闡明了我們黨關于發展的政治立場、價值導向、發展模式、發展道路等重大政治問題。”[4]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揭示了新發展理念是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層面上構成的一個完整系統，體現著具有總體性與全局性的系統思維方法論。
總體性方法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方法論原則之一，它從對世界整體性存在的把握入手，將社會發展的因子存在及構成世界運行體系的經濟政治文化發展規律納入到總體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加以考察，正如匈牙利思想家格奧爾格·盧卡奇（Ceorg Lukacs）指出，“總體性觀點，使馬克思主義同資產階級科學有了本質區別。”[5]因此，堅持系統觀念，體現總體性方法論原則是新階段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新的思維方法，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堅持系統觀念，需要統籌“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兩者的有機銜接與接續推進。新發展理念是“十三五”和“十四五”有效銜接、接續推進的“樞紐口”，也是接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兩大發展任務的“連接器”。作為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開局階段，“十四五”發展根植于“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與質量之上。我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進程中，在創新發展上，重大科技創新能力持續提升，創新性國家指數排名不斷躍升；協調發展上，城鄉發展、區域協調與產業協作不斷完善；綠色發展上，生態保護與資源有效利用取得顯著成效；開放發展上，中外經貿合作與自貿區建設不斷延伸；共享發展上，精準扶貧、脫貧攻堅戰收獲圓滿勝利。在新發展理念指引下，直面發展瓶頸、轉換發展動能、厚植發展優勢，確保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任務如期完成。因此，在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應充分考慮更長遠的發展要求，進一步統籌前后兩個發展時期，系統地針對不同發展時期所面臨的結構性、周期性、體制性問題，推動我國發展不斷保持新動力、平衡新結構，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實現共同富裕。
第二，堅持系統觀念，需要兼顧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推動二者之間的良性互動與相互促進。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胸懷兩個大局，一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一個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我們謀劃工作的基本出發點。前者是國內大局，關鍵在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后者是國際大局，即國際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引發國際格局和國家關系的重塑與調整，這兩個大局同步交織、相互激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相互影響又互為機遇。在新發展階段，我國發展的內外環境都將面臨深刻復雜變化，新機遇新挑戰將繼續層出不窮、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將繼續深度調整、國際力量對比將繼續發生深刻變化。因此，在新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必須要進一步統籌好“兩個大局”的關系，在大變局中“穩坐軍中”，在大調整中去“危”存“機”，繼續堅定創新導向，加強科技自立自強；以協調為支撐，積極暢通國內國際大循環；以綠色為原則，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以開放為依托，最大限度地構建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最大限度地展現中國對世界的重要作用；以共享為導向，為世界提供優化全球治理的中國智慧和重塑世界秩序的中國力量。
第三，堅持系統觀念，需要整合新發展理念，促進五大理念的有機聯結與整體運行。作為一種整體化的系統理論，新發展理念系統指出了發展的動力、結構、方式、路徑與目的等一系列發展的核心要素，這些要素相互連結、互為依靠，構成了一整套脈絡清晰、邏輯嚴密的有機整體，彰顯了其系統性與全局性的思維本色。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創新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動力問題。協調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綠色發展注重的是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問題。開放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內外聯動問題。共享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6]。也就是說，五大發展理念分別從發展的動力、結構、方式、路徑與目的五個方面回答了這五大“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問題。在新發展階段，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將更加復雜，如何追求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加安全的發展，需要進一步強化全局視野和系統觀念，將五大發展理念進行統合研究。具體來看，一要堅持樹立新發展理念的結構系統性，織就“一張網”。這就是要將五大發展理念視作各要素相互作用、互為依靠的結構系統，注重利用好該結構內部各要素、各級系統之間相互融合、高度耦合與協同支撐的發展合力，更加全面彰顯新發展理念的系統性樣態。二要堅持樹立新發展理念的實踐系統性，下好“一盤棋”。新發展理念要聚焦國內國際發展大局，通盤考察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祛除以往對社會發展的單一性與片面性的認識，從更加多維的角度推進社會的整體升級。三要堅持樹立新發展理念的價值系統性，匯成“一條心”。新發展理念不僅要回答“何為發展”“如何發展”的問題，更要回答好“為何發展”“為誰發展”的根本價值性問題。“以人民為中心”是新發展理念的價值之維，是新發展理念的根本旨歸，更應成為發展的標準之基。
新發展理念的“開放性”應對國際環境新變局
當前，中國已成為開放程度更高、與國際社會互聯互動更加緊密、對世界影響范圍更大、程度更深的中國；同樣，我國發展的外在環境也發生著劇烈的變化。放眼全球，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社會秩序正在面臨深刻調整。這些外部環境的深刻變化要求新發展理念必然要將如何更好統籌發展與安全之間的關系作為其環境變局之應。
更好地統籌發展與安全，需要更好理解“新變局”中的新風險與新挑戰，這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客觀動因。世界格局的變革、世界秩序的重構表明整個世界都在大變動大發展之中流轉更替，世界新興體強勢崛起，傳統西方主導的國際關系加速演變，國際爭端不斷激烈；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對世界的困擾仍舊存在；貧富分化、恐怖主義、氣候變化與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等問題層出不窮，特別是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整個世界的變動與轉型。可以說全世界都正在經歷系統性風險的挑戰，正如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所指出的那樣，“在風險社會的世界中，控制邏輯從內部崩潰了”，整個世界都陷入到一種“有組織的不負責”[7]之中，這些系統性風險使我國發展面臨的不可控因素不斷增多，使我國的發展環境更加嚴峻復雜，對我國的發展從外到內提出了新的挑戰。全球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浪潮不斷深化，科技競爭與生產力博弈不斷加強，以大數據、云算法、人工智能等內容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正在“從導入期轉向拓展期”[8]，全面數字化成為產業創新鏈、生產鏈、流通鏈與服務鏈的發展導向，社會發展對高層次人才、高層次技術、精密化數據的依賴性進一步凸顯。同時，國際力量對比與全球政治格局變革不斷加深，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力量崛起，國際經濟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
更好地統籌發展與安全，需要更好理解“新變局”下我國發展的現實回應，這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內在動因與本質要求。經過四十多年的奮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取得巨大成功，破除了西方式發展道路的唯一性與“鐵的必然性”[9]，極大地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選擇和方向，為解決人類問題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中國的現實發展已不再單一追求效率提高、財富積累和物質增加，而是轉向對以彰顯人性訴求、體現發展價值、蘊含未來導向的高質量發展，它關注人的風險社會境遇、對安全威脅的感知和對全面自由發展的追求，體現的是對發展主體——人民的生存狀態、生活訴求和生命追求的認知與表征，因此要求發展抵御風險、保障安全，實現“安全的發展”。因此，在新發展階段，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堅定底線思維，防范和化解一系列事關我國發展的各種風險，確保我國核心產業、戰略資源、科技卡口、基本建設等領域安全可預警是我國建構深層次價值發展路徑、推動國家向具有發展倫理意涵轉型的關鍵抓手，是回應國際環境“新變局”的核心主線。
面對新發展階段國內外新的形勢環境，我國既具備前所未有的良好機遇與發展條件，也面臨難以想象的困難與挑戰。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機遇與挑戰并存。面對國際格局與秩序發展演變的復雜性、國際矛盾斗爭與逆全球化態勢的挑戰性、世界經濟調整與產業革命的曲折性，應直面挑戰，謀定后動、厚積薄發，更加堅定底線思維與憂患意識。
統籌發展與安全，既要保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堅定，又要有“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的信心，讓發展在安全的環境中平穩向前。要直面科技和產業創新領域呈現出的“革命”新局[10]，“加強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推進科技體制改革，形成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推進科技體制改革，形成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激發各類人才創新活力，建設全球人才高地”[11]，堅持實施區域重大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健全發展體制機制，構建高質量發展的國土空間布局和支撐體系；直面國際氣候與環境問題呈現出的更加復雜的變化趨勢，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直面國際力量深刻調整的格局演變，堅持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促進國際合作，實現互利共贏；直面外部環境呈現出更加紛繁復雜的局面，敢于斗爭、善于斗爭，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使一切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創造力量充分涌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共同富裕方向，始終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盡管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仍未改變，但新發展理念的國際環境已同其所提出時有所不同，不確定性因素進一步增多、局勢局面更為復雜，要樹立總體國家安全觀，將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國家利益有機統一，善于在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
總之，新發展理念的生成性、建構性、系統性和開放性在新發展階段有了更加鮮明的指向和要求，體現在歷史方位、時代要求、思維方法和國際環境等多方面。我們要把握好、發展好、實踐好新發展理念，將“崇尚創新、注重協調、倡導綠色、厚植開放、推進共享”推進到新的高度。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新發展理念的價值排序與中國實踐”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8AKS010）
注釋
[1][6]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節選）》，《求是》，2016年第1期。
[2]韓慶祥：《大國成為強國的根本之道：全面準確深入理解新發展理念——兼論“好不好”與“強不強”的關系》，《高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研究》，2021年第1期。
[3]張彥、張登皓：《“發展好的”與“好的發展”：新發展理念價值排序的選擇可能》，《內蒙古社會科學》，2020年第3期。
[4]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1月12日。
[5]［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76頁。
[7]［德］烏爾里希·貝克：《世界風險社會》，吳英姿、孫淑敏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83、191頁。
[8]謝伏瞻：《論新工業革命加速拓展與全球治理變革方向》，《經濟研究》，2019年第7期。
[9]“鐵的必然性”是指馬克思從物質經濟角度與意識形態角度對西歐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展開研究，認為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仿佛是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資本主義的社會發展模式仿佛變為了“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具有）正在實現的趨勢”，但與此同時，他又不斷反思與追問：“‘是否存在著不同于資本邏輯規制的現代性道路’的現實可能性”（詳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2頁）。
[10]黃群慧：《新發展格局的理論邏輯、戰略內涵與政策體系——基于經濟現代化的視角》，《經濟研究》，2021年第4期。
[11]習近平：《在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5/28/c_1127505377.htm。
"New Developments"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Zhang Yan
Abstract: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have seen new developments in terms of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o carry out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we need to further summarize the "four logics"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way of making the country strong, the concept of value and the process of human history; focus more on the "two major tasks"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 the historic leap of China from a "rich" country to a "strong" country; b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ystem, and coordinate the "three pairs of relationships" of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the "two overall situ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five-in-on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further integrate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nd better grasp the "dual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changes and domestic environment.
Keywords: new development stag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new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