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隨數字信息技術革命，全球資本主義在適應數字化生產方式變革而進行生產關系的調整中演進到了數字經濟時代。數字勞動作為新生變量給全球資本主義帶來了巨大的發展變數。數字勞動從外在形態、內在結構以及運行邏輯都與傳統的勞動概念迥然有別。中國在融入數字經濟全球化大趨勢中，需要摒棄數字資本主義的弊端，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探索將數字勞動導向發展數字生產力的應然向度，激活數字勞動變量，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數字勞動 資本主義 新變數

【中圖分類號】D58 【文獻標識碼】A

進入21世紀，數字信息技術革命將人類送入了“數字化生存”狀態，數字化技術給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認知和溝通方式帶來了深刻變革，全球資本主義在適應數字化生產方式變革而進行生產關系的調整中演進到了數字經濟時代。而將數字信息技術與數字資本主義鏈接在一起的是新生變量——數字勞動。那么，對于數字勞動應該如何認識？又給中國帶來了哪些啟示？

數字勞動“進場”給全球資本主義帶來的發展變數

據有關數據顯示，2020年全球互聯網用戶數量為46.48億人，占全球總人口的近60%。互聯網用戶通過數字信息技術“生產”了海量數字信息，其中孕育了經濟發展方式的深刻變革，應運而生的數字經濟已成為這個時代的標簽。數字經濟被認為是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基于互聯網的信息通信技術起始于西方，時至今日發端于信息通信技術的數字經濟更是引發了西方的深度反思。當代西方學者則是聚焦于數字勞動——這一數字經濟時代的新生變量，分析資本主義發展面臨的變數。數字勞動從外在形態、內在結構以及運行邏輯都與傳統的勞動概念迥然有別。

數字勞動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受雇傭勞動者為數據資本提供智能終端產品、軟件、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技術開發和維護等技術性勞動和服務；二是勞動者基于數據網絡平臺的自我雇傭勞動；三是網絡使用者為數字資本提供的無酬性、非物質性、非生產性的勞動。其中第一類型和第二類型的數字勞動都符合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第三種類型的數字勞動最為特殊，如，網絡使用者對數字平臺的訪問活動被數字化記錄和收集，而生產出的新產品——大數據，被數字平臺公司作為產品銷售獲得利潤。由于此種類型的數字勞動具有無酬性、非物質性、非生產性特征，而且也是最廣泛、最具典型的數字勞動形態。

從數字勞動顯在的表象來看，其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剝削的分析視野。首先，數字勞動洞穿了時空界限，數字化生存的勞動者隨時隨地都在生產數據，勞動時間與休閑時間、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其次，工業資本主義時代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的雇傭勞動關系到數字經濟時代轉變為社會交往關系。最后，數字勞動消解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罪惡的價值判斷。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下，資本對勞動的控制與剝削使勞動走向異化。但是數字勞動是網絡使用者利用消費與休閑時間通過自主化方式，完成的購物、娛樂、交流、學習等活動。基于互聯網的開放性技術特性，使用者的個性偏好與選擇得到了充分表達與尊重。作為政治經濟學新生變量——數字勞動的“進場”給數字經濟時代的全球資本主義發展帶來巨大變數。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數字勞動

回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解析數字勞動，既能夠檢驗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數字經濟時代的有效性，也能夠為辨清數字資本主義走向厘清理路。資本通過剝削雇傭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實現增值，這是馬克思所處的工業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義剝削的主要方式。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馬克思雖無法精準預測在數字信息技術革命中將產生的新變量——數字勞動，但是卻在揭示資本主義剝削的過程中，對社會化的無酬勞動（即非生產性勞動）給予了充分關照。馬克思認為，“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盡管社會形態發生更迭，本質上仍是一樣的，都是建立在無償勞動之上”。所以，數字勞動也是資本剝削的對象之一。

資本的本性是在無償占有剩余勞動中實現自身價值的增值。“無償占有”與“價值增值”是資本主義剝削的內核。以此審視，數字勞動雖然屬于非生產性勞動，但它是數據信息在網絡使用者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資本無償占有并將其商業化以獲得利潤的方式。數字資本主義滿足了“無償占有”與“價值增值”兩個剝削構成要件。所以，數字勞動只是改變了資本主義剝削的形式而沒有改變其本質。數字資本在“無償地獲得了勞動力的這種利用”中，已經無需依托于雇傭勞動關系，只要壟斷信息通訊技術和大數據生產要素就能夠實現自身的價值不斷增值。資本主義剝削以更加隱蔽的形式存在于數字勞動中，數字勞動成為了數字資本主義新的剝削形態。

數字資本主義以技術決定論掩蓋了資本價值增值的真實來源。但透過技術面紗，仍不難發現數字資本剝削數字勞動的根源仍然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數字資本利用各種技術工具、通過服務協議、網絡安全規范和隱私權條款等契約化制度安排，剝奪網絡使用者的數字勞動成果，占有公共屬性的大數據信息和個人屬性的隱私信息，并將其進行商品化以實現自身增值。所以，在私有制條件下，資本剝削的邏輯依然貫穿數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始終。

基于大數據和云計算技術優勢，數字勞動通過提升生產要素的配置和協作效率展現出了數字化生產效率優勢，但數字技術推動生產力加速發展只是緩解卻并未消除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數字經濟具有共享、開放、合作等特性，對信息壟斷、數字霸權“先天”排異。而數字資本也的確在借助數字經濟發展網絡以裂變的方式向全世界滲透，從而保證自身在數字勞動分工的各環節都能實現價值最大化增值。數字資本自我價值增值的內生性沖動決定了，在數字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西方數字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必然利用自身數字技術先發優勢，設定一系列的數字技術壁壘和制度障礙，制造數字鴻溝，剝削發展中國家的無酬性數字勞動，攫取高額壟斷利潤，獨占數字經濟紅利。

由此可見，數字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數字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憑借數字勞動國際分工，架構起了裹挾發展中國家的全球新型數字資本剝削生態系統，加劇著全球政治經濟不公正和不平衡的發展趨勢。數字經濟是開放的，但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私有制下的數字公司卻攜帶數字資本的壟斷與剝削基因。具有技術和資本優勢的數字公司憑借市場競爭中的壟斷地位，耽于瓜分數字勞動創造的壟斷利潤而疏于數字技術創新。數字資本的自我增值本性成了阻礙數字技術創新的生產力桎梏。

數字勞動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走向的啟示

中國在融入數字經濟全球化大趨勢中，需要摒棄數字資本主義的弊端，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探索將數字勞動導向發展數字生產力的應然向度。數字經濟代表了不可逆轉的歷史大趨勢，數字勞動代表了先進生產力發展方向。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建設數字中國，加快數字化發展的戰略部署，就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數字經濟發展要求的積極回應。而充分激活數字勞動變量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數字經濟建設的積極效應，則需要在以下幾個維度上進行實踐探索：

第一，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激活數字勞動變量，推進科技生產力發展。西方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發展數字科技被當成數字資本剝削數字勞動的條件和手段。若非市場競爭倒逼之下，資本囿于短期利潤目標，將耽于剝削數字勞動而疏于數字科技創新，激活數字勞動變量的相關基礎性建設難以進入其視野，這直接影響著數字生產力的可持續發展。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決定了中國能夠在宏觀經濟發展規劃和建設中為互聯網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提供有力保障。例如，在進行傳統生產領域的數字化技術改造，提高數字勞動生產率，提升我國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競爭力，加快5G數字產業發展中，克服了資本在數字基礎設施投資上的短視行為，國家主導投資并保證基礎設施建設先行，從而贏得了數字通訊技術領域的相對優勢，防止數字產業空心化趨勢。再者，數字勞動力是數字勞動的主體，提高數字勞動力整體素質是激活數字勞動變量關鍵因素之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基礎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國民教育水平和綜合素質提升，教育結構改革等方面也展現出了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難以比擬的統籌協調優勢。

第二，立足數字技術特性，秉持數字經濟共享理念，以數字勞動增進社會公共利益。數字經濟依托于網絡數字技術而得以迅速發展。網絡的互聯、開放技術特性決定了數字經濟的共享特征，其與西方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剝削、壟斷難以兼容。所以，中國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提下，可以充分利用互聯網開放性來限制數字資本剝削，推動數字資源共享，讓數字產品回歸數字勞動者，將數字勞動更有效地配置于增進社會公共利益的數字生產。在建構數字經濟的共享實現方式中，國家政策和投資都應向互助式、公益性的網絡平臺傾斜，通過此類平臺將網絡使用者自愿無償共享的數字勞動產品向網絡空間免費開放，減少數字勞動被數字資本剝削的可能。對于從事數字勞動產品交易的盈利性網站，國家可以通過稅收政策引導數字勞動產品合理、有償、有序用于商業用途，從而繁榮數字經濟發展。以數字勞動增進社會公共利益，通過社會智力資源凝聚為數字經濟可持續繁榮提供堅實基礎。非物質性的數字勞動本身就是社會智力資源開發與配置的過程。開放互聯的網絡空間為數據共享提供了條件，社會智力資源在網絡中以數字化的方式凝聚并以帕累托最優配置到數字勞動各環節，將為增進社會公共利益提供智力資源支撐。

第三，為數字勞動市場長遠繁榮和健康發展提供兼顧公平與活力的制度供給。數字勞動的價值需要在市場中實現，而數字勞動市場的長遠繁榮需要活力，健康發展離不開公平。數字產業作為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具有資本技術優勢的企業往往能夠獲得市場獨占地位，從而對資本、技術、數據資源、數字勞動市場形成壟斷，制造數字寡頭。數字寡頭憑借壟斷地位，褫奪弱勢企業的正當利益，壓制市場正常競爭，扭曲數字勞動市場的供求關系，直接導致數字勞動市場活力不足，影響著數字勞動市場長遠繁榮。所以在數字勞動市場監管中，作為制度供給側，國家應建立完善數字勞動市場的反壟斷法規，保證數字技術優勢企業的科技創新力與初創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之間動態平衡，培育數字勞動市場長遠繁榮。面對數字勞動和數字經濟，目前我國保證市場公平的制度供給還相對滯后。市場繁榮背后，數字勞動市場不乏數據泄露、濫用和非法交易等失范行為。為了數字勞動市場健康發展，應在制度設計中要注意將降低企業合規成本與依法保障數字勞動市場公平有序相結合，擔起數字勞動市場治理責任，以公平價值理念引導數字勞動市場的發展旨向。

（作者為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注：本文系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專項研究重點項目“中國共產黨建黨精神的生成邏輯及其新時代價值研究”（項目編號：21ZTZX08）及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推動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常態化制度化研究”（項目批準號：20ZDA054）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美]尼葛洛龐帝著，胡泳、范海燕譯：《數字化生存》，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

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責編/于洪清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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