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漁利自保的傾險心理、借端泄憤的報復心理、乘間抵隙的僥幸心理、妨功害能的嫉妒心理驅使下，干部監督中的誣告陷害時有發生。干部監督中的誣告陷害嚴重干擾工作秩序、社會風氣、政治生態以及黨員干部干事創業的積極性。從源頭層面限制并預防誣告陷害可明確事前疏導思路、做好事后反饋工作并構建全過程監督體系，從執行層面甄別核查異常的檢舉控告可在執行前提上界定誣告陷害的基本內涵、在執行過程中優化調查取證與案件分析流程、在執行機制上規范審查工作程序。凈化檢舉控告環境需要不斷健全制度體系、創新運行機制、引導觀念更新。

【關鍵詞】干部監督 誣告陷害 檢舉控告 監督體系

【中圖分類號】D262.6 【文獻標識碼】A

今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地方各級領導班子也將陸續開始集中換屆。為進一步營造風清氣正的環境和良好政治生態，調動一線干部干事創業的積極性，一段時間以來，多個省級紀檢監察機關制定了查處誣告陷害行為的辦法；河南信陽市紀委通報5起跑官賣官、在干部選拔任用期間誣告陷害他人等典型案例；湖北省首例因誣告陷害公職人員入刑的案件一審落槌，誣告者獲刑一年……這些舉措和相關案例傳遞出為干事者撐腰、向誣告者說“不”的強烈信號。檢舉控告權是公民依法享有的向有關部門揭發和指控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法失職行為的基本權利。保障公民依法行使檢舉控告的權利，不僅是黨和政府拓寬監督渠道、貫徹群眾路線的必然舉措，更是全面從嚴治黨背景下開展干部監督的重要手段。但在現實生活中，部分舉報人在行使檢舉控告權時持有不良動機，將原本旨在遏制違法犯罪和糾正工作失誤的檢舉控告權變為打擊報復對手和發泄個人情緒的工具。這種以無中生有、歪曲事實、惡意中傷為基本特征的誣告陷害，嚴重干擾干部監督工作秩序，造成監督執紀資源浪費，極大破壞政治生態的凈化和良好社會風氣的培育。

誣告陷害行為的心理動機分析

心理學的動機理論認為，人們會出于特定心理動機而采取不同的社會行動，這些動機同人們追求某種目標的主觀愿望和自覺意識密切相關。當前干部監督中的誣告陷害突出表現為以捏造事實、偽造材料、虛造罪名等形式導致檢舉控告權利的異化，其背后反映出傾險心理、報復心理、僥幸心理、嫉妒心理等心理動機的驅使。

一是漁利自保的傾險心理。個別舉報人為了牟取一己私利、干擾組織審查，無視道德規范與法律規定而誣告陷害黨員干部。一方面，個別舉報人出于漁利動機肆意誣告陷害黨員干部。誣陷者為防止能力出眾、業績突出者阻礙自身職位晉升之路，捕風捉影地編織臆斷舉報線索、無中生有地造謠誹謗黨員干部，企圖以栽贓陷害的方式損毀被舉報人的名譽、減損被舉報人的利益，藉此削弱對手、伺機上位。另一方面，個別舉報人出于自保動機故意陷害黨員干部。在紀檢監察機關對違法違紀問題進行摸底排查的關鍵時期，誣陷者為掩蓋不可示人的違法違紀行為，轉移組織部門的查處視線或擾亂工作方案的推行節奏，以聲東擊西、嫁禍于人、煽風點火的方式虛設干擾項、炮制假新聞、釋放煙霧彈，希冀掩蓋自身問題并逃脫罪責。

二是借端泄憤的報復心理。人們具有規避風險和防范威脅的本能反應，但如果脫離一定約束與限制，這種防御機制極易演變為以牙還牙、以怨報怨的動機。當前干部監督中的誣告陷害同個別舉報人的報復心理不無關系。一方面，誣陷者可能與被舉報人存在難以化解的宿怨，在心態扭曲或矛盾激化的情況下投機取巧、逞快欲心，向壁虛構不實證據來撒怨氣、發邪火。另一方面，一些勇于擔當、敢于作為的黨員干部秉公用權，真刀真槍、毫不含糊地反對損公肥私與公器私用的不良行徑，誣陷者由于自身利益受損而濫用檢舉控告權利，假借檢舉控告之名而行誣告誹謗之實，刻意杜撰黑料、亂潑臟水、發泄私憤。

三是乘間抵隙的僥幸心理。個別舉報人利用監督舉報的制度漏洞，見縫插針地進行誣告陷害，企圖僥幸擾亂監督執紀的工作秩序。一方面，誣告陷害追責處理制度的不足潛在地助長了誣陷者僥幸行險的囂張氣焰。當前對于誣告陷害的打擊遏制在啟動追責程序、優化甄別方式、認定誣告行為以及查證陷害事實等方面有待進一步完善，客觀上為一些舉報人濫用檢舉控告權利提供了條件，進而導致此類行為屢禁不止。另一方面，法律對于誣告陷害具體情形與處置辦法的相關規定有待進一步細化。目前法律基本確立遏制誣告陷害的原則，初步明確誣告陷害的從重處理類型，但由于宣傳教育、信息通報與結果反饋等環節尚待健全，誣陷者未能充分認清自身行徑的違法本質，甚至可能認為誣告陷害成本較低而更加肆無忌憚。

四是妨功害能的嫉妒心理。誣告陷害是利益沖突和打擊報復的產物，更直接反映了個別舉報人淡漠的是非觀念和有限的道德修養。一方面，舉報人由于覬覦他人榮譽而進行誣告陷害。誣陷者難以正確看待身邊同事因工作認真和表現優異獲得的榮譽獎賞，不去反躬自問、擇善而從，沒有通過“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奉獻意識來樹立正確的是非觀念，而是因妒生怨、銜恨在心，蓄意打擊被舉報人的履職積極性和盡責主動性，大攪他人“慶功宴”、抹黑他人“軍功章”。另一方面，舉報人由于猜忌他人能力而進行誣告陷害。誣陷者難以客觀評價業務精湛、素質過硬、技能突出的黨員干部，不去痛定思痛、見賢思齊，沒有通過客觀對比他人長處和自身不足來提升工作水平和道德修養，而是逾越道德底線將被舉報人視作“眼中釘”“肉中刺”，惡意羅織陷害線索打擊嫉恨對象。

從源頭上限制誣告陷害的可行思路

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據標治病不如絕其本根。從源頭上限制誣告陷害是保障公民正確行使檢舉控告權利，以及推進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優化完善的有效舉措。源頭治理的目標在于預防潛在風險并將不確定性因素控制在一定范圍內，而剖析風險來源并建立相應配套措施則是源頭治理的關鍵所在。

首先，從源頭上限制誣告陷害可遵循事前疏導的思路，不斷暢通檢舉控告的意見反映渠道，在檢舉之前運用宣傳教育等方式來引導各類舉報行為的有序進行。檢舉控告的準確性與精準度不僅有賴于紀檢監察機關工作規范意識和程序意識的強化，而且與群眾的法治觀念及其對犯錯事由性質的把握能力密切相關。在檢舉控告渠道暢通的前提下，舉報人樹立證據意識、明確誣告陷害成本，可在很大程度上規避誣告陷害的產生。從疏導層面對誣告陷害進行源頭治理，可從檢舉渠道的開放與法治觀念的宣傳兩方面入手。一方面，要以科學完備的制度體系為依托，在各機關協調合作的基礎上確保檢舉控告權利得以合理落實。紀檢監察機關可將查處誣告陷害納入本部門工作考核評價體系，針對誣告陷害的問責程序與追究機制做出細致說明，促使工作人員高度重視并及時跟進相關事項的解決進度；紀檢監察機關也可與公安、司法等部門加強協作配合，強化紀檢工作人員的責任意識與履職能力，進一步完善案件移交與線索對接工作。另一方面，可加大宣傳教育力度，面向全黨全社會廣泛傳播正確的檢舉觀念，注重篩選檢舉控告的正反案例，通過思想疏通實現正本清源。紀檢監察機關可聯合相關部門共同舉辦黨紀國法學習宣講、誣告陷害警示教育活動，通過適當獎勵如實舉報或處罰不實舉報，使公眾了解舉報的正確流程、條件、方式、渠道與范圍以及不實舉報的法律后果。

其次，從源頭上限制誣告陷害可做好檢舉控告的事后反饋工作，推動紀檢監察機關適時公布檢舉案件的處理結果，構建受誣陷者澄清保護機制與誣告者不當得利糾正機制。檢舉控告是跨部門、各機構、多主體系統聯動的動態過程，其運行目標是凈化黨內政治生態與保障人民群眾權益，不應變為極個別者利用信息不對稱或反饋不到位而徇私枉法的手段。這要求紀檢監察機關健全事前預防制度，做好事后的信息公開和結果公示工作，迅速及時地反饋處理結果、恰當合理地澄清失實舉報。一方面，紀檢監察機關在反饋信息與公布處理結果時，堅持規范、高效、公開的工作原則，按照舉報信息來源、舉報方式與舉報人身份對檢舉問題加以分類處理。對于經核查證明屬于不實舉報的案件尤其是已造成不良影響的事項，不僅要將處理結果反饋給舉報人，還需在組織內部乃至社會層面公開通報處理流程、證據線索與處置結果。另一方面，事后反饋工作要以澄清正名為重點，及時恢復受誣陷者的名譽并糾正誣告者利己害人的行徑，以長遠眼光為黨員干部撐腰鼓勁。公開的澄清正名作為保護黨員干部與完善容錯糾錯的重要機制，要求紀檢監察機關擔當作為，積極主動與受誣告陷害的同志溝通以消除其精神壓力，對重復舉報、長期舉報等特殊檢舉事項進行妥善答復、做好存檔處理，妥善協調疑罪從無原則與新證據補充工作。

最后，從源頭上限制誣告陷害可優化檢舉控告的全過程監督流程，健全檢舉控告相關法治保障，從制度建設與機制完善角度規范權利行使過程。客觀事實與法律規范分別是處理誣告陷害的依據和準繩，任何檢舉控告權利的行使均需堅持線索的真實性與可靠性。一方面，應堅持一事一議、一案雙查的原則，科學界定檢舉控告行動的邊界與范圍，雙向追蹤誣告陷害的動機與原因。紀檢監察機關在審查舉報案件時，要精準研判舉報內容與類型，將不在此范圍內的證據線索予以排除，并據實核查舉報人與被舉報人的資料信息，聚焦研判私人恩怨導致不實舉報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應明確懲處與教育相結合、保護與嚴懲相匹配的工作立場，建立誣告陷害問責追究的督促機制。從根源上限制誣告陷害需在保護清白者的同時依據黨紀國法嚴肅懲處誣陷者，紀檢監察機關要會同公安機關、司法機關、組織部門，對明顯惡意中傷、詆毀他人并產生不良社會影響的誣陷者進行曝光通報，積極督促有關單位開展全面查證行動，向全黨全社會傳遞激勵擔當作為、懲戒故意誣陷的信號。

在執行中甄別核查異常檢舉控告的必要舉措

操作與執行是制度體系優勢鞏固與效用發揮的關鍵所在，減少誣告陷害不僅要對舉報人的心理動機和預防誣告的具體舉措加以考察，還需在執行層面強化線索篩查、案件分類與調查取證，及時甄別并核查異常的檢舉控告行為。

第一，甄別核查異常的檢舉控告需要在執行前提層面精準界定誣告與錯告的區別，綜合判斷并全面篩選舉報線索。異常的檢舉控告通常表現為舉報人基于錯誤動機或不實證據，以匿名或實名方式檢舉黨員干部的履職行為，線索的復雜性、錯告的可能性以及訴求的緊迫性是此類行為的基本特征。誣告陷害與錯告誤告存在明顯不同，前者多為主觀上的蓄意栽贓致使他人承受處罰，后者多為客觀上的缺乏正當理由或認知能力。紀檢監察機關需正確識別誣告陷害的構成要件，為其后開展審查工作提供衡量標準和行為尺度。2020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紀檢監察機關處理檢舉控告工作規則》，將誣告陷害界定為“采取捏造事實、偽造材料等方式反映問題，意圖使他人受到不良政治影響、名譽損失或者責任追究的”行為，明確了誣陷者的行為方式與行動目的，同時要求“認定誣告陷害，應當經設區的市級以上黨委或者紀檢監察機關批準”。在實際的執行層面，紀檢監察工作人員需對不同的異常檢舉控告行為加以全面評估，既要制定統一性高、操作性強與覆蓋面廣的證據標準體系，也要發揮各部門在證據收集、動機判斷、數據分析、輿情監控等方面的專業技術優勢，從紛繁多樣的檢舉控告案件中篩選出有價值的資料與信息，不斷提高對于異常檢舉控告的定性能力。

第二，甄別核查異常的檢舉控告需要在執行過程中明確調查取證工作的基本原則，并在案件分析階段準確劃分各組織機構的權責歸屬。檢舉控告作為監督黨員干部依法依紀履職的重要權利，其審查過程往往涉及多個部門在不同時間范圍內的綜合協調，且容易引起公共輿論的高度關注。在甄別核查異常的檢舉控告時要及時劃清各機構部門的權責歸屬，在調查取證與案件分析兩個階段注意工作紀律，避免一些人蓄意擾亂執紀執法秩序。一方面，對于明顯異常尤其是明確屬于誣告范圍的案件，紀檢監察機關需立刻啟動調查取證工作，將信訪接待、線索處置、立案審查、案件承辦、證據移送、研究報批、檔案管理、復查認定等流程歸類分派到不同組織部門，處理好保密原則與公開理念、職責分屬與合作協同、迅速開啟與平穩推進的關系，避免多個部門重復收集同一案件信息，促進案件審查工作嚴格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分流轉辦。另一方面，在對檢舉控告進行線索分析和證據查證的過程中，紀檢監察機關需要按照分類、分層、分級的原則，依據舉報案件的發生領域和真實程度，成立工作小組或相關機構以靈活處置案件，爭取優先辦理實名舉報案件和涉及選拔晉升的舉報案件，確保突出工作重點要點。

第三，甄別核查異常的檢舉控告需要在執行機制層面規范調查流程，在各個部門信息共享和資源對接的基礎上合理納入“簡易程序”。正式的規范性文件是各個職能部門從事各自工作的法理依據與有力支撐，信息與資源在不同部門之間的有機貫通則是確保核查工作順利開展的動力因素。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不斷完善健全的趨勢下，一系列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等規范性文本陸續制定，不同地方也相繼出臺指導性文件以保證審查工作的合理運行。進一步完善異常檢舉控告的甄別核查，可在各類規范性文本中嚴格規定并深入細化紀檢監察工作人員以及信訪舉報工作人員的操作流程，明確崗位職責、辦理時限、督辦責任等內容，鼓勵各基層單位從所轄領域的檢舉控告案例中提取和分享優秀工作經驗，結合本地區、本系統、本部門實際情況，通過內部研討會議、專家咨詢會議與公開聽證會議等形式制定更具針對性和有效性的防范舉措。與此同時，紀檢監察機關可將民事訴訟中的“簡易程序”引入當前甄別核查工作，建立制度執行的監督機制，通過定期匯報和隨時抽查紀檢監察工作人員的執紀情況，以監督傳遞壓力、以壓力推動落實。當舉報案件的情節相對簡單、線索較為清晰、證據非常充分，或在舉報人存在明顯的誣告陷害動機，且其對案件的陳述與客觀事實明顯不符時，紀檢監察機關可設置“簡易程序”，從速決定并妥當處置誣告陷害行徑，提高工作效率并減少監督執紀工作的時間人力成本。

凈化檢舉控告環境與防止誣告陷害的關鍵路徑

良好的監督環境是推動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建設成果充分落實、促進黨內黨外監督制度優勢有效轉化的前提條件，凈化檢舉控告權利行使的外部環境，既可以鏟除誣告陷害滋生的土壤、提高黨員干部干事創業的積極性，還可以進一步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形成不能誣告、不敢陷害和不想造謠的監督氛圍。這一目標實現的關鍵不僅在于健全現有的制度體系與不斷創新運行機制，而且需要在觀念維度持續探索并引導思維變革與理念更新。

首先，健全制度體系是凈化檢舉控告環境、防止誣告陷害的根本保障，應不斷構建系統完備與協調運轉的規范性文件和制度形式，深入完善制度設計與制度執行。從產生源頭上看，誣告陷害受到舉報人心理動機、誣告成本較低、監督機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多重影響，但究其根本最為關鍵的解決方案在于建立一個系統聯動、彼此配合的制度體系，將檢舉控告權利行使、舉報案件審查核驗、澄清結果及時反饋等過程嚴格限制在制度規定的范圍內。因此，相關業務部門需制定一整套規范辦法，將標準化、程序化、規范化的制度供給作為防止誣告陷害的根本舉措。一方面，制度體系應體現嚴肅查處誣告陷害的原則與目標，細化有關誣告陷害的性質、程度與影響的指標體系，將懲處范圍、懲處力度、懲處方式載入法律，促使黨員干部與社會公眾充分了解誣告陷害的違法成本與代價。另一方面，為受誣陷者澄清正名彰顯了組織對黨員干部的關心、信任與愛護，相關改革要對誣告陷害中澄清保護的原則、對象與方法加以清晰規定，也要區分必須澄清與不予澄清、主動澄清與被動澄清、誣告澄清與錯告澄清等范疇，及時消除誣告陷害可能導致的不良影響。

其次，優化運行機制是凈化檢舉控告環境、防止誣告陷害的重要途徑，應不斷推動實踐探索與理論提煉、分類處理與總體把握、頂層設計與地方創新的有機銜接。科學合理的制度設計有賴于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機制與程序來落實和執行，當前我國在構建誣告陷害的防范制度、提出若干制度構想或原則理念方面已經取得成效，但是在實際探索與規律提煉、頂層設計與基層創新的銜接轉化上仍有進一步提升空間。在此意義上，凈化檢舉控告環境需要集中關注各地執紀執法實踐的突出經驗，從線索甄別、審查報批、證據核驗、情節認定等治理舉措中提取可復制、可推廣、可操作的典型模式；需要分類處理不同誣告陷害行為、分別對待不同檢舉控告事項，在注重黨紀國法、社會規范、個人道德作用的同時，充分發揮社會媒體與公眾輿論對黨員干部的監督；需要因地制宜制定具體操作規程，將基層創新的突出經驗和有益啟示融入頂層設計。

最后，引導觀念更新是凈化檢舉控告環境、防止誣告陷害的心理基礎，應不斷強化黨員干部與相關人員的責任意識、法治意識、精準意識與綜合意識。發展觀念是改革行動的先導，從根源上治理誣告陷害需要適度更新紀檢監察機關工作人員、檢舉控告者以及廣大黨員干部的工作態度。就責任意識而言，可通過開展紀檢監察工作人員履職能力培訓與專題學習活動，使其充分了解自身職責權限，并在檢舉控告案件卷宗材料中及時留存各環節經辦人信息，健全誣告錯告責任追究機制。就法治意識而言，紀檢監察機關可通過紙質媒體、網絡平臺、廣播電視等形式，面向社會公眾與黨員干部普及現行法律法規以及本地具體要求，引導強化遵守法律、尊重法律的法治觀念。就精準意識而言，紀檢監察工作人員需要明確案件審查的范圍與程度，有效分辨證據線索中可能存在的主觀臆斷與夸大扭曲，避免監督執紀秩序遭受不良舉報動機干擾。就綜合意識而言，紀檢監察工作人員需要清晰認識和審慎判斷凈化黨內政治生態與檢舉控告環境治理的長期性、艱巨性與復雜性，應以長遠眼光和耐心態度精準查處誣告陷害案件并消除惡劣影響，為保護黨員干部的合法合規活動、激勵創業熱情營造清正風氣。

（作者為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副院長、吉林大學廉政研究與教育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導，中國政治學會副秘書長）

【注：本文系吉林大學廉政建設專項課題“腐敗治理進程中道德建設與制度建設的關系定位研究”（項目編號：2017LZY001）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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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王薇：《嚴肅查處誣告陷害行為》，《中國紀檢監察》，2020年第4期。

⑩陳亞新：《營造黨員、群眾監督的良好環境》，《中國紀檢監察》，2020年第4期。

責編/李丹妮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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