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網絡社會是基于信息節點而形成的新型社會形態。網絡社會是現實社會的信息化延伸，網絡社會矛盾實際上是對現實社會矛盾的折射。網絡社會與現實社會的這種關系，使得網絡治理要借鑒現實社會治理的具體思維。當下，網絡治理要以維護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為價值導向，加快網絡法治進程，重視輿情疏導，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

【關鍵詞】社會治理  網絡治理  網絡法治  網絡道德    

【中圖分類號】C915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不斷提升。然而，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各種社會矛盾相互交織、錯綜復雜，尤其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網絡社會矛盾開始逐漸向現實社會蔓延，對社會治理提出挑戰。實際上，網絡社會矛盾是對現實社會矛盾的折射，因此網絡社會治理需要從現實社會治理入手，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網絡治理需要立足于現實社會治理

網絡社會是基于信息節點而形成的新型社會形態。在網絡社會中，信息成為關鍵性因素，一切社會關系將圍繞信息展開，虛擬化程度較高。網絡社會的虛擬性使得網絡社會成員可以突破現實身份的束縛自由地表達意見、參與網絡社會交往。在現實社會中，社會主體只有獲得與之對應的社會身份才能有效地開展社會活動，而網絡社會則在很大程度上剝離了身份標簽對交往活動的影響。

網絡社會是現實社會的信息化延伸。盡管網絡通信技術的發展改變了現實社會的傳播模式以及社會化生產的組織方式，逐步提高了物質財富的虛擬化程度，但網絡社會所流通的信息化財富依然要以物質財富為基礎，網絡生產本身并不能脫離現實生產而單獨存在。此外，網絡身份束縛的解除也并未改變交往主體的現實身份，交往主體依然是現實生活中的人。在社交媒體中，虛擬賬號所發布的信息與言論實際上是由現實中的自然人發布的。

網絡社會矛盾實際上是對現實社會矛盾的折射。網絡通信技術的普及，使得廣大網民擁有了強有力的“麥克風”，輿論生成與傳播機制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網絡輿情疏導面臨著更為艱巨的挑戰。多元要素使得網絡社會矛盾愈發尖銳，也更容易演化為網絡負面事件與網絡暴力。然而，網絡社會矛盾的根源并非存在于網絡社會。網絡媒體平臺作為一個高效的傳播媒介，能夠有效折射現實社會矛盾，網絡社會矛盾實際上源自民眾對于現實社會的不滿。比如，網絡輿情熱點往往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凸顯出民眾的焦慮情緒與切身需求。由此可見，網絡社會治理必須要杜絕純粹線上治理這種治標不治本的方式，要打造線上線下聯動的多維體系。

現實社會治理為網絡治理提供思維借鑒

網絡社會作為現實社會的延展，其治理也必然遵循現實社會治理的基本原則。

一是把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作為治理的基本價值導向。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信仰的政黨，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長期以來，保障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已經成為黨領導社會治理的核心價值導向。在現實社會治理中，經濟發展、三農、就業等與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問題一直都是關注焦點。社會治理的核心任務就是解決這些問題，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網絡通信技術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為人民群眾提供了更為便捷的服務，提升了人民群眾的幸福感；但網絡詐騙、網絡謠言等問題也日益凸顯，阻礙了社會的健康發展，損害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網絡社會治理必須要清除這些毒瘤，捍衛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二是加快網絡法治進程。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社會治理實際上就是對人的治理。在一個缺乏制度約束的環境中，人類無序的利益博弈勢必會導致社會秩序的紊亂與失衡。在人類的不斷探索實踐中，法治逐漸成為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利器。尤其是近代以來，伴隨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矛盾變得越來越復雜，要想維持社會的和諧穩定，就必須不斷提升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始終堅持依法治國，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大幅提升，社會矛盾得以有效緩解。相較于現實社會治理而言，虛擬性的網絡社會則充斥著各色各樣的負面、虛假信息。在既有的技術條件下，網絡社會秩序面臨著較大的失衡風險。為此，必須要加大網絡社會法治力度，嚴格規范網絡社會秩序，維護網絡社會和諧。

三是強化輿情疏導，構建正確的社會價值導向。社會輿情反映人民群眾的實際訴求，是社會治理的“風向標”。在正確道德價值的指引下，社會輿情的發展有助于引導公眾形成正確的社會道德行為，促進社會和諧，為經濟社會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然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宏觀背景下，外來思潮與西方文化開始逐步滲透，并成為負面輿論的催化劑。社會輿情的價值導向容易被不良社會思潮影響，在網絡社會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網絡社會中的信息傳遞更為高效，因此“翻車”事件更容易發生，其價值導向也更容易被扭曲。此外，在虛擬的網絡社會中，網民具有一種肆意表達的原始沖動，在“螺旋效應”的催動下，負面輿情容易掩蓋真實情況與正面信息，進一步惡化網絡生態。

立足實際，多措并舉，加大網絡治理力度

隨著5G、人工智能等現代化信息技術的普及，現實社會的虛擬化發展已經成為重要趨勢，網絡治理已經成為新時代發展必須要跨越的一道溝坎。借鑒我們黨在長期執政中積累的社會治理經驗，網絡治理必須要立足實際，多措并舉。

完善網絡立法工作，鞏固網絡法治基礎。一要厘清網絡行為的法律責任。事實上，作為現實社會的延伸，網絡社會中的行為理應具備與現實行為相對應的法律責任。然而，現行法律法規大多基于現實社會場景，無法直接移植到網絡情境中。為此，應加大對網絡治理法理邏輯的研究，探索構建網絡治理部門法的具體方法，將虛擬網絡行為與真實的社會身份聯系起來，并賦予虛擬網絡行為與真實社會行為相一致的法律地位，進而為具體立法提供法理基礎。二要強調網絡信息安全立法。信息傳播鏈是網絡社會的核心構成要素，信息技術違法侵權是網絡違法犯罪的主要手段。網絡信息安全立法是遏制網絡違法犯罪的重要手段。為此，應加大網絡違法的懲治力度，明確網絡違法行為的具體標準與類型。三要強調網絡平臺的法律責任，落實網絡法治建設責任。網絡平臺通過服務受眾獲取網絡流量并實現盈利，其對自身環境建設擔負著相應的責任。然而，在既有的法律體系下，網絡平臺的權利與責任并不對等，網絡平臺的社會責任未得到有效落實。為此，應加強對網絡平臺的監管與治理，以法律手段倒逼平臺履行相應職責，提升網絡治理的有效性。

規范網絡執法。一要基于網絡社會的特征、屬性，規范網絡執法流程，實現從執法實體公正到實體與程序并重的轉變。在現實社會中，由于時空限制，程序執法被弱化，執法公正性難以得到有效保障，而網絡社會為規范執法提供了一個合適的空間環境。為此，應圍繞網絡治理的現實需求完善執法程序，提升執法公正性。二要加強多部門聯動執法，形成執法合力。由于網絡信息傳播具有高效性，網絡執法進入“讀秒”時代，提升執法效率至關重要，而跨部門協同執法有助于提升網絡執法效率。為此，應聯合公共信息網絡安全監察、文化、市場監督等各職能部門，打造聯合執法工作組，及時開展網絡執法工作，提升網絡治理有效性。三要暢通網絡執法監督檢舉渠道。網絡社會存在的問題較為多元化，完全依賴于執法部門難以實現有效監管。為此，應開通面向全體網民的監管渠道，實現嚴格執法監管。

探索網絡道德建設新場域。網絡治理要以道德約束為最高目標，這樣既能有效凈化網絡社會空間，又能有效降低網絡法治建設成本。一要弘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塑造積極向上的網絡道德生態環境。應對外來文化、不良社會思潮等保持警惕，弱化其對網民尤其是青少年網民思想的侵蝕力度，營造天朗氣清的網絡空間，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網絡傳播奠定基礎。二要強化網絡內容建設，轉變“流量為王”的網絡價值思維。在網絡社會發展的初期，依賴于流量，網絡平臺、傳播者獲得了一定的福利，這也促使流量成為網絡社會中至關重要的發展資源。然而，“流量為王”的思維方式催生了大量的劣質網絡文化，對網絡道德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為此，要引導網絡建設回歸于內容，提升網絡文化質量，為網絡道德注入更豐富的文化營養。三要加大網絡道德宣傳力度，提升網民道德意識。應在網絡社會中樹立正確的道德榜樣、道德標桿，號召廣大網民遵守網絡道德公約，維護網絡道德環境。

重視網絡輿情疏導。網絡社會治理必須要把輿情疏導放在首要位置，找準群眾訴求表達與利益獲取之間的平衡點。一要強化主流媒體職能，盡早開展輿情疏導工作。網絡輿情發酵往往遵循“螺旋效應”的基本規則，這就意味著必須要在輿情生成的初期就盡快干預。為此，各類黨媒、政務媒體應重視輿情疏導工作，前期及時介入，提升輿情治理的有效性。二要強化網絡民主政治建設，提升公眾政治生活參與度，加強對網絡負面輿情的治理。網絡負面輿情大多與貪腐、權力濫用等問題相關，在很大程度上凸顯了人民群眾對公權力合理合法使用的質疑。為此，應逐步強化網絡民主政治建設，徹底斬斷網絡負面輿情的根源。三要嚴厲打擊炒作、散播謠言等惡意行為。在多方利益博弈下，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會對負面輿情推波助瀾，以獲得超額利潤。對于此類行為，必須要嚴厲打擊、嚴格治理。

（作者分別為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博士研究生；大連海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專項“服務海洋強國戰略的海疆管理體制創新研究”（項目編號：18VHQ005）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喻國明：《網絡輿論的社會治理：問題與進路》，《傳媒》， 2019年第12期。

②沈承誠、侯玉芬：《經濟發達鎮的社會治理創新：“網格化+網絡化”的復合模式——基于J市X鎮的分析》，《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20年第5期。

③何杰、朱美玲、胥月等：《網絡社會安全風險評估與治理研究——一項基于指標體系和安全數據的區域比較研究》，《情報雜志》，2019年第1期。

④黃麗娜、黃璐：《中國互聯網治理的政策工具：型構、選擇與優化——基于1994—2017年互聯網政策文本的內容分析》，《情報雜志》， 2020年第4期。

⑤劉嬋君、李明德：《尋求多元信息輸入與理性信息輸出的融合——公眾的社交媒體使用狀態及其對社會治理的影響研究》，《情報雜志》，2019年第5期。

⑥朱海龍、唐辰明：《從科層化到網絡化：重大疫情背景下社會治理模式創新》，《貴州社會科學》， 2020年第2期。

責編/孫渴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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