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厚重豐沛的科學知識輸出面前，科普型網紅讓人們重新認識到，其一，什么是真正的文化資本和品味，人們對文化知識的需求不斷豐富、品味不斷升級；其二，科普型網紅是治愈知識焦慮的“舒緩劑”，他們通俗化、系統性地傳播專業知識和學問，能夠有效緩解人們的知識焦慮。

【關鍵詞】科普型網紅 科學素養 信息繭房

【中圖分類號】G124 【文獻標識碼】A

伴隨移動互聯網的發展進程，不同時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網絡紅人。早期的網紅主要是指草根網紅，他們通過噱頭、審美或審丑以及大尺度話題走紅，之后一些娛樂明星加入到網紅行列，通過泡沫劇和短視頻等吸引人氣。然而在近幾年，中國網紅群體發生了結構性變化，盤點人們腦海中的網紅，似乎娛樂場中流量明星的熱度在下降，而像張文宏、袁嵐峰、羅翔等一批科普型網紅集體走紅。這一現象帶給我們的思考是，科普型網紅何以成為爆款？新時代我們需要怎樣的網紅？

科普型網紅受歡迎的背后，科普知識為何受到高度重視

民眾科學素養的提高。科學素養的概念包括三個維度：對科學原理和方法（即科學本質）的理解、對重要科學術語和概念（即科學知識）的理解、對科技的社會影響的意識和理解。進入新時代，加強國民科學素質、科學普及工作對科技創新尤為重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科技創新、科學普及是實現創新發展的兩翼，要把科學普及放在與科技創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全社會推動形成講科學、愛科學、學科學、用科學的良好氛圍，使蘊藏在億萬人民中間的創新智慧充分釋放、創新力量充分涌流”。

提高國民的科學素養，一是要準確把握科技創新與發展大勢；二是利用先進有效的傳播手段促進科學知識的推廣和民眾的參與。自1992年起，我國開展了多次公民科學素質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公民主動參與科普活動和參觀科技場館的意愿在不斷增加，參與機會和比例也在增多，公民科學素質水平持續提升。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既是一場全民參與的病毒阻擊戰，也是一次全面展示公眾科學素質的大考。疫情凸顯出科學研究與公眾科學素養互相促進的作用，一方面，科學家有義務解答公眾疑問，引導人們關注事件背后的科學道理，贏得公眾信賴；另一方面，公眾的理解和支持也激勵科學工作者產出更多創新成果。2020年3M公司在全球11個國家所做的科學現狀指數（SOSI）調查顯示，中國受訪者對科學的信任度居于首位，科學的重要性得到了更廣泛的認同。

文化品味的升級。隨著人們消費水平的提高，大眾消費從生存型消費逐漸向發展型消費轉變，人們從對物質需求的迫切性逐步向精神文化需求的迫切性轉變，對文化知識的需求也經歷著內容不斷豐富、品味不斷升級的過程，文化品味成為身份認同的重要標志。美國經濟學家凡勃倫在《有閑階級論》中論證了文化品味在社會分層中的作用，解釋了有閑階級的品味何以成為“高雅”和“合法”品味的標準。法國學者布爾迪厄在《區分》一書中認為，處于社會不同階層的消費者，由于各自擁有的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的總量和結構不同，因而表現出不同的文化品味。例如他將名貴汽車、高級別墅、逛巴黎右岸的商業走廊等作為高經濟資本的品味劃分；將外語、前衛文化、逛巴黎左岸的藝術走廊作為高文化資本的品味劃分；而將土豆、普通紅酒、足球、公共舞會等作為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都較少的人的品味劃分，社會群體在此意義上成為了品味群體。布爾迪厄特別強調，文化資本是一種行動者社會身份的標志，被視為正統文化趣味、文化能力和教育資歷的綜合價值體現。

只要一個社會存在著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總量和結構的差異，就會存在著文化品味的區分。新時代科學知識作為文化資本的重要內容，在品味區分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互聯網技術快速發展的今天，互聯網技術裹挾著科學知識對社會分層有著更加深刻的影響。對科學知識的追求意味著對文化品味的追求，同時對科學知識的追求也意味著對身份認同的追求。

信息繭房下的知識焦慮。信息繭房是哈佛大學教授桑斯坦在其著作《信息烏托邦》中提出的概念。桑斯坦通過對互聯網的考察指出，在信息傳播中，公眾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公眾只注意自己選擇的東西和使自己愉悅的信息領域，人們在信息領域習慣性地被自己的興趣所引導，從而將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蠶繭一般的“繭房”中。信息繭房與媒介的技術變革有很大的關聯，美國媒介理論家保羅·萊文森在其著作《新新媒介》中提出了當代媒介的三分說，即媒介可分為舊媒介、新媒介以及新新媒介。舊媒介是指互聯網誕生之前的一切媒介，如報刊、書籍、廣播、電視、電影等，舊媒介的信息在時間和空間上是固定的，信息由專業人士生產并自上而下控制；新媒介是指互聯網作為第一代媒介，其特征是人們可以自由利用上傳至互聯網上的信息，時間和空間都可以自己決定，不需要受制于媒介既定的安排；新新媒介是指信息來源是互聯網的受眾本身，受眾與傳播者身份日趨模糊，所有信息都由受眾自產自銷，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人們面對新新媒介時代的信息爆炸，不可能全盤接收，必須進行選擇，而人們往往是依照個人喜好進行過濾和選擇的，以保持心理上的舒適感。因此，對信息的選擇性心理是形成信息繭房的內在動力；而外在推力是數字技術，數字技術使我們由“信息時代”過渡到“推送時代”。網絡上的信息和內容，借助數字技術的層層篩選與推送到達用戶，信息推送技術將人們進一步束縛在信息繭房中，強化了人們固有之見。人們一味地“看我想看的，聽我想聽的，轉我想轉的”，在不斷重復自我認知中強化了個體的喜好和偏見，細化了文化分層和品味分層。

盡管當前的信息推送能夠給人們帶來輕松感，但這種輕松感是片刻短暫的，并不能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和求知欲望，反而會帶來更多的焦慮。不同社會階層群體在知識獲取方面均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焦慮。眾多研究顯示，中產階層是一個最容易焦慮的階層，在其諸多的焦慮來源中，知識焦慮是一個重要方面。中產階層在現實中大多時刻要面對生活、學習和工作的壓力，這些壓力會不斷驅使他們更新知識以跟得上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知識更新的迫切性與信息內卷化交織在一起，給他們帶來知識選擇的無所適從感和不安全感。任何一種成熟的知識和學問都有其邏輯演進的內在體系，都需要復雜而深入的思考過程，都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時間，需要連續不間斷進行書籍閱讀和課程學習。信息爆炸時代給不同社會階層均帶來了信息的結構性過剩和結構性短缺矛盾，如何利用碎片化時間去學習新的科學知識也不斷增加著人們的知識焦慮。

新時代，我們為什么需要會講科技故事的知識網紅

美國學者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一書中指出，“我們進入一個娛樂的時代，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娛樂時代是一個看臉的時代，是一個八卦的時代，是一個快餐文化的時代，是一個信息碎片化的時代，網紅是這個時代快餐文化的引領者。娛樂時代是一個偶像替代權威的時代，也是一個旁觀者的時代。新時代我們需要的網紅應該是具有專業知識的權威網紅，應該是具有社會責任、充滿正能量、會講科技故事、走在時代前列的行動者和引領者。

第一，新時代我們需要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網紅。盡管知識網紅不一定是顏值擔當，也不一定擅長八卦，但他們有專業知識和科學精神，他們的出現顛覆了娛樂時代偶像的符號特征，他們的出現建構起富有時代精神的知識網紅的新符號，重新賦予了網絡時代知識權威的強大力量。他們不是旁觀者，而是行動者和實踐者。這類網紅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張文宏教授。張文宏教授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的熱點人物，人們提到他，大多會想起“黨員先上”這樣一些流傳甚廣的句子。張文宏教授利用他強大的專業背景，在網絡上講真話、講實話，用普通民眾聽得懂的話語，普及了疫情期間廣大群眾急切想要了解的醫學防疫知識，緩解了廣大群眾的緊張與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