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內社會思潮既受國際社會思潮的影響，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呈現出復雜多變的特性。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國內社會思潮大致經歷三波轉變：井噴期、回落期、潛伏期。進入后疫情時代，各種負面社會思潮的戰略戰術發生了變化，具體表現為以下四重向度：其斗爭策略從陣地戰轉向了游擊戰；其敘事邏輯從宏觀敘事轉向微觀敘事；其游說對象從知識群體轉向非知識群體；其攻擊對象從體制攻擊轉向個人攻擊。后疫情時代，帶有強烈西方色彩的新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等社會思潮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不會有太多市場，但我們要密切關注國內出現的一些新的思潮形態，加強對各種社會思潮的規范與引導，扎實推進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建設。

【關鍵詞】后疫情時代 國內社會思潮 走向 新形態 【中圖分類號】C912.6 【文獻標識碼】A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是一個標志性事件，它對全球社會思潮走勢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同時也對我國國內社會思潮的生態和圖景造成了一定沖擊。當前，我國大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追蹤和把脈后疫情時代我國社會思潮的發展趨勢及其變化規律，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疫情以來國內社會思潮經歷了井噴期、回落期、潛伏期三個主要階段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國內社會思潮的運行軌跡一波三折，如果要對它們的發展進程做一個宏觀概括的話，可歸納為三個階段。在這三個階段，國內社會思潮的表現形式及其外在特征都不盡相同。

第一階段：井噴期。這一階段主要發生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初期，時間大致為武漢疫情暴發到全國馳援武漢之前。在這一階段，各種光怪陸離的社會思潮集體登場，并釋放出巨大能量，對主流意識形態造成沖擊。國內意識形態領域剎那間波濤洶涌、濁浪滔天，這再一次印證了國內社會思潮的多樣性，以及國際意識形態斗爭的復雜性和殘酷性。此一階段，表現較明顯的社會思潮主要有六種。第一種是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采用其一貫的二元論手法，極力美化西方國家疫情治理的效能，肆意貶低中國疫情治理的能力和效果。第二種是新民粹主義。民粹主義的第三波即新民粹主義在中國疫情初期來勢洶洶，它們以代表民意的姿態自居，對諸多領域指手劃腳，將激烈的情緒傾瀉在政府、官員、專家等所謂的非普羅大眾身上。第三種是網絡暴力主義。社交媒體、新媒體等網絡平臺的隱蔽性助長了部分網民的極端化情緒，他們以疫情為契機，將虛擬空間變成了自己情緒發泄的舞臺。第四種是陰謀論。在新冠肺炎疫情源頭追溯問題上，各種流言蜚語鋪天蓋地，不斷刺激著人們敏感的神經。第五種是末世論主義。這種明顯帶有濃厚基督教末世論背景的社會思潮通過夸大疫情的象征性意義，大肆宣揚著一種人類終結論的情緒。第六種是生態警示論。這種社會思潮一廂情愿地認為，新冠肺炎疫情是大自然對人類的報復，是大自然向人類發出的最后的警告，地球生態環境已經到達了臨界點。當然，以上社會思潮并不是各自為陣、獨立為營，而是呈現出交錯咬合、盤根錯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態勢，引發了這一階段國內社會思潮領域內的各種亂象。

第二階段：回落期。這一階段在時間上大致為全國馳援武漢到國內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間。黨中央做出馳援武漢的決定，使武漢疫情立即得到有效控制，這凸顯出中國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武漢疫情得到控制，全國人民人心振奮，對黨和國家充滿信心的情感油然而生。此時，西方國家對中國疫情的肆意抹黑、污蔑，引起了中國廣大老百姓的極度反感。加之西方國家在自身疫情防控中的捉襟見肘，更使得各種負面思潮在國內喪失了市場。中國人民是講究良心的人民，中國人民的心里自然有一桿秤，當大批防疫工作者正在舍生忘死、負重前行時，他們容不得、看不慣別有用心的人在背后指指點點、顛倒黑白。盡管各種負面社會思潮還在試圖搶奪民意，但其吸引力已明顯降低，根本沒有多少追隨者，反而引發了眾怒。各種負面社會思潮從最初的井噴逐漸回落，這是非常自然的過程。在這個階段，國內意識形態領域稍微清凈了一些，不再顯得那么嘈雜。

第三階段：潛伏期。這一階段在時間上是從國內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至今。2020年9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發表講話指出，我國“取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斗爭重大戰略成果”。可以說，我們已進入后疫情時代。但這并不意味著疫情的消失，而是指疫情進入一個常態期、持久期、反復期。疫情防控成為一項長期的工作，疫情逐漸成為司空見慣的事情，各種負面思潮想再次利用疫情大做文章的可能性變得微乎其微。面對這樣的情形，各種社會思潮只好偃旗息鼓，轉入潛伏狀態。它們坐觀時變，等待機會，隨時準備再次釋放。

后疫情時代社會思潮的呈現方式發生了轉變

后疫情時代，國內各種負面社會思潮轉入潛伏狀態。潛伏并不意味著永遠銷聲匿跡，而是暫時的蟄伏。其實這些思潮并沒有遠去，只不過由于環境的改變，它們現身的方式和手法發生了轉變而已。社會思潮的變化極具流動性，各種負面社會思潮就好像長著許多腦袋的怪獸，它們視環境的變化選擇以不同的面孔出現。

由于西方社會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顯，以及西方國家疫情防控不力導致亂象橫生，我們認為，至少在當前一段時期內，與西方價值觀緊密勾連在一起的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個人主義等社會思潮在我國已然不得人心，它們想要露面，必須改換行頭。這些社會思潮如何改頭換面？這就要求其在戰略戰術上進行轉變。細究后疫情時代各種負面社會思潮的呈現方式，我們發現它們發生了以下轉變：

首先，其斗爭策略從陣地戰轉向了游擊戰。隨著我國抗疫工作取得顯著成效，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以及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建設的大力推進，各種負面社會思潮逐步失去了賴以生存的根基。各種負面社會思潮試圖像從前一樣，與我國主流意識形態進行正面交鋒，用陣地戰的形式贏得中國民眾的認同，已經變得沒有任何可能性。面對情勢的急劇變化，負面社會思潮在斗爭策略的選擇上，不得不從陣地戰走向游擊戰。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負面社會思潮沒有固定的斗爭場所，但同時也意味著，它們的斗爭場所無處不在。民生問題或將成為它們未來斗爭的突破口，哪里出現民生問題，負面社會思潮就可能在哪里現身。

其次，其敘事邏輯從宏觀敘事轉向微觀敘事。以往各種負面社會思潮的敘事邏輯是，采取高大上的方式向民眾傳遞自己的理念，它們特別慣于將西方社會的法則包裝成真善美的最高化身，不斷向中國民眾灌輸這些西式的所謂黃金法則。然而，隨著西方國家在社會治理上的無能和一些西方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霸權主義嘴臉徹底暴露，各種負面社會思潮慣用的高大上的宏觀敘事手法已然在現實中行不通，因為這套邏輯與現實存在明顯的二律背反。所以，社會思潮在敘事邏輯上轉向微觀敘事是必然的選擇。微觀敘事密切聚焦普羅大眾的日常生活，通過采取親民—煽情—安撫的路徑，以一種共情的姿態逐步抓取人心，贏得追隨者。我們可以判斷，以一種人性化、接地氣的面目示人，是今后國內各種負面社會思潮的生存之道。

再次，其游說對象從知識群體轉向非知識群體。各種負面社會思潮長久以來在中國的生根發芽大多走高端路線，大學生、知識分子等知識群體是它們歷來爭取的對象。它們試圖通過知識群體的帶動，不斷在中國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然而，中國的大學生和知識分子長期浸潤在主流價值觀的影響下，普遍形成了正向的價值判斷，想要游說這些群體幾乎沒有希望。鑒于這種現狀，負面社會思潮的游說對象有可能轉向非知識群體，特別是集中在處于青春反叛期的初高中生群體、打工青年身上。因為這些群體穩定的價值觀尚未形成，且大多處于叛逆期，總想通過對正向東西的抵觸來彰顯自我。而且他們是伴隨著現代傳媒工具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是信息建構起來的一代，對于現代媒體有著較重的依賴。因此，這類群體很容易被過濾的、煽風點火的虛假信息鼓動起來。

最后，其攻擊對象從體制攻擊轉向個人攻擊。借助二元論的手法，以往的各種負面社會思潮通常將中國社會問題的產生歸因于中國的政治體制，簡單地將中國政治體制判歸為落后的體制，并主張用西方先進的政治體制改造之。然而，西方疫情防控中的種種亂象，徹底暴露了西方新自由主義制度的弊端。對此，西方思想家特別是如齊澤克、哈維、哈特、朗西埃、巴迪烏、南希等一大批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西方疫情治理無能背后所彰顯的深層原因，他們共同指認這是新自由主義制度造成的必然后果。中國抗擊疫情的有力舉措與顯著成效與西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充分證明和彰顯了“中國共產黨能”“社會主義好”“馬克思主義行”。各種社會思潮從體制上對中國政府進行攻擊已經喪失了說服力，因此，其在攻擊對象的選擇上可能會發生轉向，即從以往的體制攻擊轉向個人攻擊。當然，被攻擊的個人不是普通個人，而是經過它們精心挑選出來的個人，這些人往往是中國的優秀分子，在疫情期間有可能是抗疫英雄，欲毀一國，先毀其國之干城，這是負面社會思潮在當前形勢下采取的各個擊破的戰術。這種戰術如何開展？最有效的殺手锏是進行道德誣陷。道德底線是中國人非常看重的做人的基本底線，因此，對一個人進行道德誣陷，是毀滅一個人最有效的手段。在當下中國，這種道德誣陷的砝碼有很多，比如人品不端、私生活混亂、學術不誠信、貪污腐敗、親美親西等等，這些字眼都能夠迅速博取眾人的眼球，從而達到徹底摧毀一個人的目的。這種對國之精英的打擊，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人都必須警惕和謹慎，當我們盲目跟風對一個優秀的人群起而攻之的時候，我們可能成了負面社會思潮所利用的工具。

社會思潮是現實社會利益在思想上的表達，現實社會利益的復雜性和多元性決定了社會思潮的復雜性和多元性。我們要認識到，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網絡民粹主義等等這些在中國熱鬧了很多年的社會思潮的暫時式微，并不意味著我國意識形態領域內負面思潮已全部消退。當一種負面社會思潮退場之后，可能會有新的負面社會思潮或者其變體出現。社會思潮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后疫情時代，國內社會思潮走向已經發生了明顯轉變，而且今后還會繼續轉變下去，我們要密切關注這種變化。對于國內社會思潮的體認，我們不能只聚焦在我們耳熟能詳的幾種社會思潮上，更要積極捕捉那些剛剛嶄露頭角，但漸成氣候的新型社會思潮。

至于該以何種態度對待各種社會思潮，我們認為，在一個利益訴求多元化的今天，社會思潮的存在有它的現實土壤，對負面社會思潮的規范和引導必須深入到對現實環境的剖析和治理上去，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主流意識形態建設。只有這樣，才能夠建立正向的、積極的、健康的輿論環境，就像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所說的那樣，“要求拋棄關于人民處境的幻覺，就是要求拋棄那需要幻覺的處境”。

（作者為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副院長、博導，同濟大學歐洲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主任）

【注：本文系上海市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研究中青年拔尖人才項目“當代社會思潮的變化趨勢與規律研究”（項目編號：WZOO70220210481）、同濟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當代社會思潮的變化趨勢與規律研究”（項目編號：22120200383）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20年9月8日。

②《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21年7月1日。

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責編/馬寧遠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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