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數字競爭已經成為國際關系發展與大國競爭的主要領域，數字技術引領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已經成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主要推動力。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政策需要與時俱進，維護國家數據主權與數據安全，反對數字霸權與數字保護主義，推動構建世界數字共同體。構建世界數字共同體的最終目標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在推動構建世界數字共同體的過程中，需要而且能夠承擔起大國的責任和擔當，貢獻中國智慧并提供中國方案。

【關鍵詞】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人類命運共同體 數字技術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作為正在崛起的新興大國，中國也是數字化時代的數據大國與數字技術大國，需要而且能夠通過數字技術開發與應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世界數字共同體(World Digital Community)的形成。隨著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的發展，國際社會已經進入數字化時代，數據資源與數字技術已經成為國家之間分工合作與相互競爭的重要工具和領域，維護數據安全與謀求最大化數字利益已經成為各國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標。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最終目的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世界數字共同體的形成則是數字化時代背景下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重要目標和內容。數字化時代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需要充分發揮我國在數據與數字技術領域的比較優勢，維護本國與整個國際社會的數據安全與數字利益，推動全球數字治理體系的構建與完善，防范少數西方國家利用數據與數字技術優勢進行數字技術壟斷并實施數字霸權給國際社會帶來的風險和挑戰。因此，從理論和政策層面探討數字化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與世界數字命運共同體構建不僅具有理論價值，而且具有現實意義。

數字化時代國際社會的新特征

隨著數字技術發展及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人類社會正在進入數字社會及智能社會時代，國際社會發展與演化表現出新特征，世界各國共同面臨著數據與數字技術發展帶來的新問題和新挑戰，具體表現在五個方面。

第一，數字要素已經成為國際社會最為重要的生產要素（筆者將數據資源與數字技術統稱為數字要素）。隨著數據收集、存儲、傳輸、處理與應用技術的發展，數據已經成為推動生產力發展和生產關系優化的關鍵要素，數據資源與數字技術融合形成的數字要素逐漸滲透到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所有領域。數字要素與資本、勞動力、土地、企業家才能及傳統非數字技術相互融合，形成生產要素的數字化組合與配置，形成數字經濟發展的生產要素基礎。擁有強大數據資源和數字技術的國家擁有數字要素的稟賦優勢，在數字經濟發展與數字貿易競爭中擁有比較優勢；反之，缺少數字要素稟賦及數字貿易比較優勢的國家，則會在跨國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可以說，數字要素競爭已經成為當代國家競爭特別是大國競爭的重要內容。

第二，數字企業特別是大型數據及數字技術企業已經成為國際社會數字技術創新及先進生產力發展的主要推動者。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世界各國之間的互聯互通程度不斷提高，數字要素跨國流動規模不斷擴大，數字企業已經成為推動數字要素配置和數字技術創新的主要力量。大型跨國數字企業是國際社會數字分工與合作的主導推動者和承擔者，擁有大型跨國數字企業的國家或者地區能夠在日益激烈的世界數字技術競爭中謀得先機，最為典型的便是中國和美國作為數據和數字技術大國，分別產生了華為、谷歌等大型跨國數字企業。因此可以說，大型數字企業之間的競爭已經成為數字化時代國際競爭的重要類型，數字企業之間的跨國競爭構成了國際競爭的重要微觀基礎。

第三，數字產業成為國際社會產業鏈、供應鏈與價值鏈重構的關鍵領域和核心基礎。不同類型的數字企業之間存在著密切的技術經濟聯系，由此形成覆蓋上下游數字產品的數字企業集群及其網絡體系，共同形成了數字產業。而數字產業作為新興產業必然與傳統非數字產業相互融合與滲透，由此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的結構和運行產生系統性影響，推動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與價值鏈的重構與演化。任何一個國家，如果在數字產業特別是數字技術研發和數字產品生產的關鍵環節存在短板，必然會影響到其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與價值鏈體系中的地位。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美國利用其在芯片設計和制造領域的技術領先優勢和大國影響力，對中國企業采取各種制裁和斷供行為，嚴重影響了全球供應鏈的安全性、產業鏈的完整性以及價值鏈的增值性，不僅會損害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數字產業發展利益，也將對其本國數字產業發展產生反噬效應。

第四，數字大國成為國際社會數字技術與數字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者和規則制定者。擁有數字要素稟賦優勢的國家，具有產生大型數字企業的要素基礎和技術能力，能夠為數字產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市場條件和宏觀環境，進而成為數字大國。這里的數字大國是指同時擁有大數據資源與先進數據處理技術的國家。數字大國具有五個方面的優勢：一是大數據資源優勢。大數據資源作為數字化時代最為重要的資源，是數字技術研究與數字產品開發的基礎，離開大數據資源，數字技術研究與數字產品開發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二是數字技術研發優勢。大國能夠為數字技術研發提供復雜多樣和規模化的場景、大樣本乃至全樣本數據，能夠推動領先數字技術的應用。三是數字產品市場供給與需求優勢。大國對數字產品具有規模化的市場需求和市場生產及供給能力，能夠為數字經濟發展創造市場規模效應。四是數字企業及數字產業優勢。大國能夠培養出大型跨國數字企業，形成完善的數字產業及產業鏈體系。五是規則制定的討價還價能力優勢。大國在國際政治、經濟與技術規則的制定方面具有相對較強的討價還價能力，能夠推動相關規則的制定和實施。

第五，數字競爭成為國家之間競爭的主要領域。當代國際社會是由不同類型的國家或者地區共同構成的，各國之間存在著分工合作關系，也存在著競爭關系。大國競爭則是國際秩序及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演化的主導力量。在數字化時代，數字競爭不僅是國家之間競爭的主要領域，也是影響國家命運的關鍵要素。本文中的國家之間的數字競爭是指國家之間在數據資源與數字技術方面的相互競爭。如果不能夠在數字競爭中取得優勢，任何國家都可能面臨四個方面的挑戰：一是喪失通過數據資源和數字技術推動本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機遇，減弱乃至喪失推動本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二是對其他國家產生數據資源與數字技術依賴，存在喪失本國數據主權和數據安全的風險；三是成為數字保護主義的受害者，難以維護本國的數字貿易與數字金融利益；四是在全球數字規則制定和實施中失去影響力和話語權，在全球數字經濟發展中被邊緣化。

國際社會及國際關系發展面臨的新問題

數字化時代國際社會出現的新特征與新問題，必然對國際關系和各國外交政策產生影響，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只有適應數字化時代國際社會與國際關系發展的態勢，妥善應對各種問題和挑戰，才能實現大國崛起以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數字化時代，國際關系發展將面臨六個方面的問題。

其一，國家數據主權問題。數字化時代，數據主權成為國家主權的重要構成部分，如果一個國家喪失了數據主權，則會損害該國的主權獨立性和完整性，甚至成為其他霸權大國的附庸。數據主權問題的出現對傳統的國家主權平等原則產生沖擊，如何有效維護國家主權平等原則，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面臨的難題。國家數字主權與國家領土主權共同構成國家主權的核心內容。

其二，國家數據安全問題。如何在保護數據安全的情況下維護數據跨國流動秩序，是國際社會共同面臨的問題。本文中的國家數據安全是指主權國家的數據資源和數字技術的所有權、使用權、移動權和收益權能夠得到有效維護的狀態。國家數據安全與國家數據主權緊密相關，沒有數據主權就沒有數據安全，只有數據主權獨立的國家才能夠有效維護本國的數據安全。隨著數字要素成為最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國家數據安全已經成為國家產業安全以及經濟安全的核心基礎。

其三，大國數字霸權問題。數字大國在與其他國家的合作與競爭中擁有天然的優勢。如果數字大國違背國際社會主權平等原則，利用其本身的優勢，不當干預其他國家的內外事務，則會產生大國數字霸權問題。當然，數字大國并不必然成為數字霸權大國，數字大國轉化為數字霸權大國還需要具有一定的條件。數字霸權大國具有三個顯著特征：一是擁有推行數字霸權的能力，具有數據資源與數字技術的相對乃至絕對比較優勢，在國際數據資源和數字技術合作中具有主導和領導地位；二是具有推行數字霸權的意愿，存在不當使用能力的傾向；三是存在推行數字霸權的政治經濟環境。如果現存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對數字霸權能夠產生有效的制約或者抑制，或者推行數字霸權會給本國帶來難以承擔的政治經濟成本和風險，則數字大國不會盲目推進數字霸權。

其四，數字保護主義問題。本文中的數字保護主義是指為了保護本國或者本地區的數字企業，維護本國或者本地區的數字經濟利益，一些國家或者地區采取關稅與非關稅措施限制數字產品進口及外部數字企業進入本國或者本地區的行為及政策措施的統稱。例如，一些西方國家為了維護本國的數字技術及數字經濟利益，推行數字保護主義與數字民粹主義，對國際數字貿易秩序產生沖擊。典型的例子便是美國對中國大型互聯網數字企業進行制裁和打壓，同時鼓動和施壓盟友國家對中國的互聯網數字企業進行各種形式的限制、制裁和打壓。此外，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西方國家政府及企業精英還試圖煽動民粹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極端宗教主義特別是原教旨主義對來自中國的數字產品及數字企業進行限制和打壓，出現了數字民粹主義、數字民族主義及數字原教旨主義。

其五，數字合作與數字沖突問題。數據資源利用與數字技術開發需要各國的分工合作。因為數據資源利用具有顯著的規模經濟和網絡效應，只有各國分工合作才能夠共同推動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量子技術、區塊鏈等技術行業的快速發展，共同推進國際社會的數字化進程。然而，國家間的數字合作面臨著諸多利益與制度制約，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利用其數字技術的先發及壟斷優勢，試圖阻礙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及其他非西方發展中國家的數字技術進步和數字產品開發，采取了包括貿易戰、技術戰、金融戰等在內的各種手段，破壞世界各國之間的數字合作，引發了一系列數字沖突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限制先進數字技術的跨國轉移，甚至采取斷供數字技術產品的方式破壞全球數字產業鏈和供應鏈；二是破壞大數據共享合作，試圖通過大數據利用單方面先發優勢，把非西方國家納入其主導的全球大數據體系之中，使非西方國家形成對西方國家的大數據依賴，導致數據沖突。

其六，全球數字治理問題。數據資源與數字技術的持續發展推動著國際社會數字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數字生產、數字貿易、數字貨幣以及數字金融成為人類經濟活動的重要內容，引發了諸多全球數字治理問題。本文中的全球數字治理是指全球范圍內各國共同參與應對數據資源開發與數字技術發展所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安全等問題的規則、機制及制度安排。現存的全球治理機制是由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建立的，主要維護西方國家的既得政治經濟利益，與第二次、第三次工業革命具有高度的關聯性，即現存的全球治理機制構建是以電力技術、計算機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生物技術、海洋技術、空間技術等傳統非數字技術和產業為基礎的，國際分工合作是以非數字技術及產業為主要內容的，不能夠完全適應當代數字技術及相關產業發展的需要，也不能夠充分反映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利益訴求。因此，有效應對數字技術與數字經濟發展給全球治理帶來的風險和挑戰，不僅需要推動傳統全球治理機制變革，還需要建立新的全球數字治理體系及機制。

簡言之，國家數據主權問題、國家數據安全問題、大國數字霸權問題、數字保護主義問題、數字合作與數字沖突問題以及全球數字治理問題，是數字化時代國際社會及國際關系發展面臨的新問題。中國作為正在崛起的新興大國、數據資源利用與數字技術開發大國，無論是在實踐層面還是在理論層面，都需要承擔起新興數字大國的責任，為推動全球性數字問題的妥善解決提供中國方案、作出中國貢獻。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目標：推動構建世界數字共同體

數字化時代的國際社會運行與發展表現出諸多新特征，國際社會與國際關系發展面臨著一系列新問題，給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戰。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基本目標是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反對國際關系中的叢林法則和霸權主義，堅持具有中國特色的正確義利觀，反對單邊主義，倡導多邊主義。在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系的過程中，世界各國之間形成共同參與和合作互利的新型數字關系，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直接目標；在推動建設共同參與、合作互利的新型數字關系的基礎上構建世界數字共同體，則是數字化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目標。

本文中的世界數字共同體是指世界各國、各地區的全體人民基于數據利用與數字技術開發而形成的共同數字利益集體，是數字化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階段性成果和表現。世界數字共同體的構建需要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的推動和引領，只有世界各國、各地區共同參與，世界數字共同體才可能成為現實。世界數字共同體具有八個顯著特征：

其一，數字性。世界數字共同體是通過數據利用與數字技術開發而形成的人類集體，數字利益與數字權力成為共同體成員之間相互聯合的紐帶，數字技術成為共同體成員合作的平臺。數字性是數字化時代與數字化社會的典型標志，數字化社會與非數字化社會的根本區別在于：在數字化社會，數據以及數字技術已經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在非數字化社會，數據與數字技術還沒有成為最為重要的、獨立的生產要素。

其二，共參性。共同體成員共同參與共同體的公共數字事務，反對少數成員壟斷公共數字事務（因為公共數字事務被少數成員壟斷必然會導致數字依賴，甚至會產生數字沖突，破壞世界數字秩序的穩定性）。沒有國際社會中各國、各地區人民的共同參與，數字共同體意識和認知就不可能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世界數字共同體也就不可能形成與發展。

其三，互利性。所有共同體成員都能夠獲得世界數據資源利用與數字技術開發帶來的利益，全球數字化帶來的好處為共同體成員共同獲得。互利性與互惠性、互補性及互助性緊密相關，數字化社會是規模效應與網絡化效應顯著的社會，共同體成員共同參與的過程既是共同獲利的過程，也是彼此間相互增進數字利益的過程。相互獲利能夠實現互惠乃至整個社會的共惠。共同體的每個成員能夠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給其他成員提供幫助并獲得其他成員的幫助，由此形成互助性社會，使得世界范圍內的共同體成員能夠找到互補性最強的成員并進行數字化分工合作。

其四，共享性。數字化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大規模、廣覆蓋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和供給，跨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及供給是世界數字共同體構建的硬件基礎。而跨國數字基礎設施作為跨國公共產品，無論是區域公共產品還是全球公共產品，都能夠為共同體成員帶來外部性利益。

其五，公平性。數字化社會能夠給社會成員帶來因為數據利用與數字技術發展而產生的資源配置效率的增長與社會福利水平的進步，但不同的社會成員可能因為初始稟賦、能力和機會的差異而不能夠獲得平等進入數字化社會的機會。構建世界數字共同體的重要目標便是消除共同體成員進入數字化社會并獲得數字利益的機會不平等，在世界范圍內實現數字化社會的機會公平。

其六，共治性。數字化時代，國際社會面臨著諸多數字問題及數字風險，世界各國、各地區人民需要共同面對并共同治理，形成世界范圍內的數字化社會治理體系及機制。構建世界數字共同體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形成共同體成員共同參與的跨國數字社會治理機制，特別是在數據主權與數據安全維護、數據跨國移動與交易、數據隱私保護、數據犯罪治理等領域形成各國參與的共同治理機制。

其七，創新性。數據資源利用與數字技術開發既是一個持續的動態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創新的過程，世界數字共同體的構建能夠為數字創新創造全球化應用場景、規模化經濟效應和網絡化技術擴大途徑。事實上，沒有創新就沒有數字化時代的來臨以及數字化社會的形成，沒有廣泛的社會參與就沒有全球化的市場規模，世界范圍內的數據利用與數字技術開發都會因為動力不足、市場規模有限以及社會環境約束而停滯不前乃至倒退。

其八，世界性。數字化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便是國際社會的所有成員都能夠通過數字技術及各種數字化平臺聯系到一起，跨越國界和地理空間的阻礙，形成全球一體化的數字化社區及數字化共同體。本文中的世界是指人類社會活動的物理及數字空間范圍。世界數字共同體的世界性則是指參與數字事務的共同體成員來自全世界且遍布全世界、共同體數字活動影響并覆蓋全世界、共同體數字事務治理需要全世界共同參加。

簡言之，推動構建世界數字共同體是數字化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目標，也是中國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系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全球數字一體化發展背景下的階段性內容和努力方向。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政策選擇

推動構建世界數字共同體需要制定和實施科學合理的外交政策作為工具和手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能夠為全球數字治理體系建設和治理機制構建提供中國方案和中國支持，在推動世界數字化發展與世界數字共同體構建過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數字化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目標制定及工具選擇需要重點關注五個方面。

第一，捍衛國家數據主權，維護數字化時代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主權獨立和主權平等是當代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國家主權獨立包括國家數據主權獨立，各國主權平等也包括各國數據主權平等。我國作為新興的數據大國，數據主權作為國家主權的重要構成部分，需要得到世界各國的尊重，我國也必然平等尊重各國的數據主權。捍衛國家數據主權是指維護國家數據資源與數字技術的主權獨立性和平等尊重性，使得作為國家主權構成要素的數據所有權、使用權、處置權和收益權不受損害和侵害。

第二，保護國家數據安全，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總體國家安全觀是新時代背景下對傳統國家安全觀的豐富和發展，既涉及傳統安全又涉及非傳統安全，既涉及非數據安全也涉及數據安全。保護國家數字安全既要保護國家內部數據安全，也要保護國家外部數據安全；既要保護傳統數據及信息安全，也要保護新興數據特別是大數據安全。保護國家數據安全就是防止作為主權要素的國家數據受到破壞或者惡意使用，特別是防止關系國家安全、重大國計民生的核心數據和數據基礎設施受到敵對國家或者敵對勢力的破壞和惡意使用。

第三，反對數字霸權與數字保護主義，構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國際數字新秩序。隨著數字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西方國家利用其數據及數字技術優勢，對以中國為代表的非西方國家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進行數字干預和數字霸凌，把本國的數據主權和數據安全建立在對他國數據主權和數據安全的破壞和踐踏基礎之上，實行單邊數字霸權，損害了國際社會在數據與數字技術領域的分工合作與公平競爭。隨著保護主義、民粹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的全球蔓延，數字保護主義成為保護主義的新表現和新發展，損害了國際自由貿易特別是國際數字貿易秩序，導致各國間的數字貿易摩擦與數字金融沖突頻發。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一個重要目標便是反對和遏制數字霸權與數字保護主義，促進并引領世界各國共同推動公平公正的國際數字新秩序的形成和完善。

第四，提供全球數字治理的中國方案，構建新型全球數字治理機制。國際社會的數字化特別是數據資源成為當前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必然導致各國之間的數據資源競爭，國際數字矛盾與沖突呈現出普遍化、復雜化、尖銳化以及體系化特點，數字犯罪、黑客行為、數字壟斷、數字攻擊、數字恐怖主義等現象不時出現，需要各國共同應對，尋找或者制定可行的解決方案與治理機制，即全球數字治理機制。中國作為數據利用與數字技術開發大國，在5G技術、超級計算、量子技術、人工智能等領域已經處于世界前沿乃至領先國家行列，能夠為全球數字治理體系與治理機制的構成貢獻中國力量與中國智慧，提供全球數字治理的中國方案。

第五，促進世界數字共同體形成，最終實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目標。全球數字治理體系建設與治理機制構建本身就是構建世界數字共同體的重要過程及內容。世界數字共同體是數字化時代世界各國、各地區人民在共同推進數據利用與數字技術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數字利益及數字責任共同體，也是基于數據利用與數字技術開發的人類數字命運共同體。當然，世界數字共同體作為世界范圍內人類個體成員及群體成員進行數字要素共同開發、共享利益、共擔風險、共同治理的人類集體，成員之間在數字要素開發利用方面具有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關系。

事實上，數字化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目標制定與政策選擇必須適應國際社會一體化、數字化發展的歷史趨勢，促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最終實現，充分體現中國作為新興數字大國的擔當精神并貢獻大國智慧。

綜上所述，數字要素作為數字化時代最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已經成為影響和改變國際社會與國際關系發展的關鍵因素，數字競爭已經成為國際競爭特別是大國競爭的主要領域，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量子技術等現代數字技術作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內容，是推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主要動力。中國作為新興數字大國，需要承擔起推動世界數字共同體構建的大國責任和擔當。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需要與時俱進，著眼于維護國家數據主權與數據安全，反對數字霸權與數字保護主義，促進國際數字合作與新型全球數字治理機制構建，最終目標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在推動構建世界數字共同體的過程中，需要而且能夠承擔起引領者的歷史責任和現實擔當，能夠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為世界數字共同體構建提供中國方案，是數字化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目標；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數字經濟體系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則是數字化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最終目標。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世界經濟專業博導，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研究生李俊良對此文亦有重要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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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孫渴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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