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古代多數王朝都不遺余力地促進生育。歷朝歷代的生育政策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鼓勵婚配、獎勵多生、補助養育、減免賦役等鼓勵性政策，另一類是強制早婚、限懲晚婚、限制僧尼和私閹等強制性政策。歷代有效促進生育的這些政策措施中，賞罰兼施、婚育并重、與民休息是核心，對于增殖人口、恢復生產、安定社會、穩固政權，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關鍵詞】生育政策 婚配 人口 經濟發展 社會穩定   【中圖分類號】K23 【文獻標識碼】A

自古以來，多生多育、多子多福的觀念根植于中國人心中。《詩經》云：“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子嗣的綿延關系著血脈傳承和家族的興旺，維系著古代社會運轉、推動農耕文明的發展。因此，在歷史上的大多數朝代，官方都不遺余力地鼓勵生育，以充足的勞動力勸課農桑。

施民以惠的鼓勵政策：生育獎勵與賦役減免

先秦時期，崇尚“地大國富，人眾兵強，此霸王之本也”。官方已有婚配、生育、養育的鼓勵政策。管仲在齊國推行“九惠之教”，其中，“二曰慈幼”，設“掌幼”官員管理，針對士民有幼弱子女卻無力供養的情況，規定養育三個幼兒可免除“婦征”，養育四個幼兒時全家免除征賦，養育五個幼兒時官府還派一個保姆，并供給糧食，直到幼兒成長，能自理生活；“三曰恤孤”，設“掌孤”官員管理，需經常了解孤兒的情況并給予幫助；“五曰合獨”，即介紹鰥寡成家，設“掌媒”官員管理，鰥夫寡婦結姻之后，官府給予田宅，三年后才會命其為國家提供職役。管仲的人口政策促進了齊國的人口增長，最終國富兵強、稱霸諸侯。春秋末期，越國被吳國打敗，越王勾踐規定：“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除了為分娩的婦女派醫生，他還制定了獎賞標準：“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子，公與之餼”。這一系列鼓勵生育的政策，對越國國力迅速恢復，最終滅吳，成就霸業，發揮了巨大作用。

西漢初年，秦末戰亂使得人口凋零，嚴重影響經濟恢復和社會穩定，百姓的徭役負擔沉重，如不服役，則需折錢交官。漢高祖針對這種狀況，規定生一個孩子可免徭役2年，這項政策激發了人民生養子女的積極性，大大促進了漢初的人口恢復，也有利于分擔徭役。兩漢交替間，人戶幾乎減半。東漢章帝詔令產子者免除三年徭役，并賜予“胎養谷”三斛，免除其丈夫一年徭役。此外，孤兒和父母無力撫養的嬰兒，由國家供養。這對經歷西漢末年動蕩后，東漢王朝的人口增殖和經濟恢復，起到積極作用。

兩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仍，人民頻死。西晉武帝咸寧元年（275年）規定“以將士應已娶者多，家有五女者給復”，即一家生育五個女孩可免除徭役。北魏、北周亦有寬徭薄賦，以減輕百姓負擔，促進人口增長、地區安定的認識和政策，即所謂“省賦役以育人，則編戶巷歌矣”。唐代，沿承和堅持鼓勵婚配、優待生育的政策，始終如一。貞觀元年（627年），唐太宗下詔：“宜命有司，所在勸勉，其庶人之男女無室家者，并仰州縣官人，以禮聘娶。”對于家境貧困、婚配困難之人，要求“親近及鄉里富有之家”幫扶，“資送以濟”。唐太宗還鼓勵“鰥夫續娶”，寡婦再嫁，但并非強制政策，目的重在促進生育、增殖人口，對這一時期經濟發展、社會安定，起到積極作用。

宋代，民間溺嬰之風盛行，南宋政府為此多次詔令為生育的家庭提供補助。對于貧困而無力撫育后代的家庭，官府還創設舉子倉以幫扶，“官給之米，而使舉其子，所全活甚眾”，或者采取“沒官田產免行出鬻，官收其課，以給助民間舉子之費”，興辦舉子倉的做法在江南地區逐步流傳。

明代，官府重點抓大齡男女婚配問題，鼓勵“各處民間男女三十以上、無力備禮婚者，依洪武年間教民榜例，省令里老人等于各該得過人戶內勸諭賑給，量出所有，互相自助以成婚配”。官府還對生育多胞胎的家庭予以獎勵。洪武七年（1374年），“應天府上元縣民史廣妻李氏一產三男，事聞，給賜錢六千，俾求乳母養之”；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河南衛軍王狗兒妻周氏一產三男，事聞，遣行人給賜鈔十錠，米五石”。自此，“命給衣鈔”“鈔米如例”，成為明代獎勵生育多胞胎家庭的定制。

清初，鑒于賦役制度繁雜混亂，弊端叢生。康熙五十年（1711年）決定，“盛世滋丁，永不加賦”，將丁稅按地畝征收。雍正年間將“攤丁入畝”推行全國。賦役制度的改革，廢除了通行千年的人頭稅，減輕了無地、少地農民的生育負擔，使清代人口出現了快速增長，推動經濟和社會快速發展，奠定了清代康雍乾盛世的基礎。

治民以罰的措施：強制“催婚嫁”“促生育”

通觀中國古代社會，歷朝歷代政府對古已有之的早婚早育、多子多福思想多持肯定態度，既有鼓勵政策，也有在一定歷史時期強制“催婚嫁”與“促生育”的措施。

先秦時期，墨子有謂“丈夫年二十，不敢毋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按照墨子的主張，如果婚后三年生一子，早婚十年便可多生三個孩子，實行早婚可使人口倍增。由于古代醫療水平的限制，嬰幼兒夭折率很高，加上自然災害、戰爭與疫病的影響，早婚早育對人口生育率的提高就顯得尤為重要，而在生產力低下的古代，大量增加勞動人口，是補足生產力欠缺的重要手段。因此，多數朝代都有著強制早婚、限制及懲處晚婚的法令和政策。春秋末年，越王勾踐為了復仇大業，需越國快速增殖人口，在鼓勵生育的同時，還規定“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的強制性措施。

秦漢時期堅持這種強制政策。西漢政府鑒于秦末戰亂造成的人口凋敝，規定不分男女，年齡超過15歲，需繳納人頭稅，每人每年120錢，稱“算賦”；若女子15歲仍未出嫁，需加倍繳算賦，每超過5年加征一級；若女子30歲還未嫁，每年就需繳算賦600錢。惠帝時更嚴格規定：“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即按5倍罰征人頭稅。一般的家庭無法承受算賦加征帶來的沉重負擔，只得早早將女兒嫁出去。

西晉時期，官府急于解決東漢末年以來戰亂導致的人口銳減問題，強制早婚的措施簡單粗暴。晉武帝泰始九年（273年）詔令“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即地方長官對超過17歲而未出嫁的女子強行婚配。南北朝時期，強制早婚的措施依然嚴苛。北齊武平七年（576年），“括雜戶女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悉集省，隱匿者家長處死刑”，以重刑迫使年輕女子早婚。

唐太宗時力圖改變前代簡單粗暴的強制婚育政策，規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無夫家者，州縣以禮聘娶”。這也是在既面臨人口增殖壓力又不敢粗暴施政的情況下的一種政策調整，州縣出面干涉，難免強制之意。唐玄宗時，則變通為降低婚育年齡，“凡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聽婚嫁”。這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低的法定婚齡。宋代的婚齡也沿襲了唐玄宗時的規定。按照古人的觀念，“男子十六而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方才具備生育能力。這一時期的法定婚齡提前至尚不具備生育能力的年齡，說明官方希望用強制的辦法盡早實現婚育。明清時期，婚育年齡又恢復到遵循傳統的“凡庶人娶婦，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并聽婚娶”。不過，超過成婚年齡而未婚有違禮法，民間女子的實際初婚年齡一般早于14歲。

在中國古代的一些歷史時期，限制僧尼、嚴禁私閹，也是增加育齡人口、促進生育的強制性舉措。南北朝佛教流行，僧尼眾多而不能生育。北魏肅宗熙平二年（517年）令：“自今奴婢悉不聽出家，諸王及親貴，亦不得輒啟請。有犯者，以違旨論”。唐代佛教興盛，寺院膨脹，“天下僧尼，數盈十萬”，嚴重影響了國家財政收入與人口的增長。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傅奕疏請“令匹配，即成十萬余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國”。唐武宗時掀起滅佛運動，強制“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余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增加了大批育齡人口。明代，禁止育齡婦女出家。洪武六年（1373年）規定：“以民家多女子為尼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者聽，未及者不許”。

五代時期曾盛行權貴蓄養宦者的惡習。北宋針對這種私閹男童為宦的惡狀，詔令“人臣家不得私養宦者，……士庶敢有閹男童者不赦免”。元代，養宦之風再盛，明朝建立后，洪武五年（1372年）規定“毋閹人子為宦者，犯者抵罪”。明清時期，還出現為求進宮而自閹的現象。從明世宗開始就詔令“錦衣衛緝事衙門巡城御史嚴加訪拏究問。今后各處軍民敢有私自凈身者本身并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煙瘴地面充軍，兩鄰并歇家不舉首者俱治以罪”。盡管對自閹的處罰很嚴厲，但因少數宦官地位顯赫，仍有平民為求生路或求富貴，鋌而走險，明清兩代未能禁絕。

中國古代生育政策的核心

大力促進婚育、增加人戶，以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主流。歷朝歷代官方生育政策大致包含兩種：一是鼓勵性措施，包括鼓勵適齡男女婚配，給予剛生育或生育多子女的家庭以物質獎勵并減免賦役，對無力撫養子女的家庭提供一定補助；二是強制性措施，包括強制早婚，限制和懲罰晚婚、僧尼出家，打擊私閹等不利于生育的現象。

縱觀中國歷史上有效的生育政策的核心，主要在于：

賞罰兼施。中國古代農耕文明，使得歷朝歷代的生育政策以增殖人口、充足勞動力為目標。歷代統治者均明白這是治國的重要方面，“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因此中國古代的生育政策，既有獎勵措施又有強制措施。戶口增減也是多數朝代考核官員政績的重要標準。唐代把戶口增減放在地方官考績的第一位，宋代也規定“縣令考課，以戶口增減為黜陟”。賞罰兼施，雙管齊下，以達到政策目標。

婚育并重。家庭是人類繁衍的基本單位，婚配與生育是人口生產的兩大環節，也是實現社會穩定的重要方面。歷代官方往往二者并重，從強化婚配著手，通過物質獎勵與賦役減免，促使民眾多生多育，以達到增加人口、恢復和發展經濟、穩固政權的目的。

與民休息。減輕百姓負擔，生育政策才能有效發揮作用。歷代王朝多采用獎勵生育、減免賦役的政策，實質是輕徭薄賦，配合人口增殖，快速恢復生產、穩定社會，才能從根本上減輕人民負擔，休養生息，方能政權穩固。否則，百姓負擔過重，即使國家有鼓勵生育的措施，仍是治標不治本，難以發揮有效的作用。

如今，適齡婚育、優生優育的現代婚育觀念深入人心，但歷史上促進生育的傳統仍可為我們提供經驗和教訓。顯然，減輕人們的生活負擔，降低婚配、生育成本，合理的生育政策是經濟與社會均衡發展的支撐與核心內容，只有政策、社會和經濟各環節協調，方能實現民族發展與社會進步。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導；北京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王一帆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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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丹妮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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