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平臺零工勞動作為一種新興就業方式，在創造工作崗位、增加弱勢群體就業機會、推動勞動者技能發展、促進非正規就業的規范化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有力促進了社會就業和經濟發展。盡管我國平臺零工勞動呈現出蓬勃生機，但其在發展過程中存在不少問題。從主體上來說，平臺企業、勞動者、消費者三者矛盾和沖突凸顯；從勞動保障上來說，勞動者付出與收入失衡、部分職業風險高、勞動權益難以保障；從職業發展上來說，低技能零工職業認同感較低、缺乏長遠職業規劃。我們應當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進一步完善我國的相關法律法規，既保護好勞動者的權益，也積極推動勞動力市場的良性運轉。

【關鍵詞】網絡平臺 平臺零工勞動 勞動者權益 【中圖分類號】C913.2 【文獻標識碼】A

《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1）》顯示，目前我國“平臺上活躍著近70萬自由職業者，在全國50多個城市上線靈活就業崗位超過300個，靈活就業崗位涵蓋推廣、內容創作、知識分享、配送、咨詢等諸多領域。”①互聯網平臺的出現和算法技術的運用，實現了以平臺為中介的勞動力供需雙方的大規模精準、高效匹配，零工勞動的范圍和規模也突破了以往地域性、偶然性的限制，呈現出規模化發展的趨勢。

平臺零工勞動打造社會就業新機遇

平臺零工勞動作為一種新興業態，在創造工作崗位、增加弱勢群體就業機會、增強勞動者技能等方面具有正向激勵作用，有力促進了社會就業和經濟發展。

第一，創造大量工作崗位。平臺零工勞動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既改變了傳統工業經濟時代的就業方式，也促進了就業包容性增長。《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我國數字經濟領域就業崗位達到1.91億個，占全年就業總數的24.6%，增長速度顯著高于同期全國總就業規模的增速。②從具體的領域來看，滴滴平臺2018年在國內帶動了1826萬個就業機會，其中包括網約車、代駕等直接的就業機會1194.3萬個，還間接帶動了出行行業上下游間的汽車生產、銷售、加油及維修保養等就業機會631.7萬個。③美團公布的《2020年上半年騎手就業報告》顯示，目前美團的騎手總數已高達295.2萬人次，同比增長16.4%。④蜂鳥官網上顯示其蜂鳥即配已服務了300多萬家商戶，配送服務覆蓋2000個大中小城市和縣區，已有超300萬人加入了蜂鳥騎士行列。平臺經濟發展不斷擴容，大幅提升了我國經濟運行的承載力，成為了拓寬就業的“蓄水池”，有效緩解了就業壓力。當今社會一個人只要有一技之長，就可以通過平臺提供跑腿、清潔、做飯、開車等零工服務。人們既可以選擇以平臺零工勞動為全職職業，也可以將其作為一份兼職副業。

第二，增加弱勢群體就業機會。現實生活中的殘疾人、貧困者、下崗職工、災難中的求助者、婦女、老年人等弱勢群體以及農村和偏遠地區的勞動者在就業上往往存在著“透明的天花板”，在就業過程中易遭受歧視和排擠。他們的就業競爭能力不足，在以往的工作期間缺乏相應的人力資本，就業的形式多屬于非正規就業，風險性較高。平臺零工勞動使弱勢群體在虛擬的網絡環境中獲得了一種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平臺企業和消費者更看重產品或服務的獲得，因而除了一些具有特殊要求的工作外，平臺零工勞動者的性別、學歷、年齡、外貌等一些在傳統線下工作中被列為考慮因素的條件均可被忽視掉。平臺零工勞動的靈活就業模式吸納了靈活就業者，其豐富的開放資源也提高了勞動者的就業能力。同時，大多平臺零工勞動的準入門檻低、技能要求不高、工作高度彈性化、薪資可觀，不僅方便弱勢群體就近就業、就地就業，也拓寬了他們的增收渠道。

第三，促進勞動者技能提升。平臺零工勞動的一大優勢在于它能使勞動力供需雙方借助數字平臺高效精準地匹配，將勞動者自身的知識、技能、閑暇時間自由化、彈性化地轉化為經濟收入，這有利于勞動者充分地發揮其知識、技能、天賦，更好地利用信息技術使其成為獲取收益的工具。依托互聯網發展的平臺本身就是巨大的信息、資源聚集地，一方面零工勞動者可以通過平臺與其他從業者分享信息、經驗和技術，既提升自身技術，也促進行業勞動者之間的協作。另一方面零工勞動者可以通過網絡直播、在線課程等方式獲取更多的學習資源，不斷學習新技能，更新舊知識、舊技術，提升綜合素質和核心競爭力。同時，一些數字平臺也通過建立高效、敏捷的培訓體系，幫助零工勞動者提升職業技能、提高服務水平。如美團搭建了生活服務業人才數字化發展平臺——美團大學。2021年以來，美團大學已為生活服務業從業者提供超過9000萬人次的線上培訓，開發2000多門課程，累計輸出課時超過 500 萬小時，內容覆蓋餐飲、外賣、美容、美發、美甲、醫美、結婚、親子、酒店管理等多個生活服務品類，旨在加快行業人才的知識更新與技能提升。⑤

平臺零工勞動者權益保護難題待破解

盡管我國平臺零工勞動呈現出蓬勃生機，但其仍處于發展初期，在發展過程中存在不少問題。從主體上來說，平臺企業、勞動者、消費者三者矛盾和沖突凸顯；從勞動保障上來說，勞動者付出與收入失衡，部分職業風險高；從職業發展上來說，低技能零工職業認同感較低，缺乏長遠職業規劃。

第一，部分崗位安全風險高。近幾年經常能看到外賣小哥或快遞員出交通事故的新聞，其高發頻率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以外賣騎手為例，在平臺的派單設置中，從顧客下單的那一秒起，大數據和算法系統便開始根據顧客的位置、騎手的位置、方向及順路性決定給哪一位騎手派單，根據取餐點、送餐點、騎手位置三者之間的距離，參考騎手的騎行速度以及穿過紅綠燈、堵塞路段、交叉道路等所需的時間，從成千上萬條道路中規劃出最優的配送路線。但這種最優方案往往輕易就被現實中的一些不可控因素影響，如大風暴雨特殊天氣、道路的直線距離被阻隔、突發交通事故造成的堵塞、商家無法出餐、客戶不接電話或者客戶定位錯誤等。如果騎手的送達時間超出了系統規定的時間，輕則扣款，重則被投訴、賠殘損甚至封號。騎手只能不斷縮短路上的行駛時間，不顧生命安全提升速度。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布的《2019年上半年全市快遞外賣行業交通事故情況》報告顯示，2019年上半年，全市共發生涉及快遞、外賣行業各類道路交通事故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傷，餓了么、美團、盒馬和順豐幾家企業交通事故的發生率名列前茅。⑥盡管近兩年來隨著交通管理部門相關政策的出臺，其交通事故發生率有所下降，但其案件總數仍然較高，從事這些行業的零工勞動者仍存在較大的安全隱患。

第二，勞動者工作壓力較大。平臺零工勞動實際上是一種滿足消費者多樣化、個性化需求的精準服務勞動，是以消費者需求為導向的勞動。零工勞動者與消費者的關系往往處于一種不平等狀態。一方面，在平臺設定的評價系統和薪資制度中，消費者的評價直接關系到勞動者的勞動收入。平臺零工勞動者的好評率越高，等級積分越高，其越容易接到距離近、單價高、交通便利的“好單”。而差評率越多的話，則直接面臨著被罰錢、扣分乃至暫停服務和被封號的處罰。在實踐過程中，勞動者往往因為差評問題與消費者發生沖突，導致“做白活”。因此，勞動者不得不維持與消費者的良好關系。另一方面，消費者在這個過程中可以隨意地、無責任地評價勞動者，并直接導致平臺對勞動者的處罰（各種超時罰款、差評罰款、投訴罰款等），而勞動者卻很少能夠評價消費者。甚至在投訴上，顧客向平臺發起的投訴基本都能投訴成功，而勞動者即便在勞動過程中吃了虧、向平臺申訴，最后結果也是不了了之。平臺對消費者的偏袒形成了勞動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不平等關系，而這種不平等關系則進一步加劇了二者之間的矛盾與沖突。

第三，勞動者自身法律意識淡薄。由于平臺零工勞動的工作流動性較高，勞動者進出頻繁，不少勞動者屬于跨區域、跨城市勞動，其對于是否有勞動合同等問題缺乏足夠的重視，對相關社會保障政策也缺乏足夠的了解。相當一部分勞動者僅將平臺零工勞動作為一份增加收入的兼職工作，且收入并不作為其生活的主要經濟支撐。也有相當一部分勞動者并未將其作為一份長期的職業，只作為緩解當前財務困境的一種手段，因此也沒有考慮過關于職業發展的長遠規劃和保障的相關問題。平臺零工勞動者更在意當前或短期內的經濟收益，以及自己能否進入平臺工作，而對其他條件自然而然地忽視了。此外，平臺多與勞動者簽訂電子化的服務條款，這種條款一般內容冗長、繁瑣，各個條目均采用專業術語細致地羅列和劃分。對此，勞動者一方面缺乏耐心細看，另一方面也存在看不懂的情況。這也就導致了勞動者對所簽訂的服務條款的忽視。

積極推動平臺零工勞動可持續發展

平臺零工勞動采取“平臺+個人”的組織方式，勞動者通過平臺領取任務并完成工作即可獲得報酬，二者不簽訂勞動合同，平臺也就無需為勞動者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平臺企業以平臺零工勞動這種靈活用工方式規避了自身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勞動力較集中的快遞業、移動出行、外賣等行業，其從業人員在工作過程中容易遇到各種突發意外，其安全保障亟待加強，因此其對工傷保險、人身意外險的需求量較大，但是當其遭遇意外時，往往因缺乏勞動合同導致責任關系難以認定，勞動者的權益得不到有效維護。

我國目前對于平臺零工勞動者的相關法律保障體系不夠完善，未出臺完整的、明確的規定和政策。同時，我國關于監督和管理平臺零工勞動的部門責任劃分不夠明晰，勞動者遇到侵權行為，不知道該走怎樣的程序。盡管一些平臺針對勞動者與消費者之間出現的矛盾與沖突開通了申訴渠道，若有勞動者認為消費者對自己的投訴、差評、索賠處理行為不正確，則可通過系統填寫材料，請求重新處理。但當問題發生且需要平臺介入協調時，勞動者需要準備諸多材料，包括保留與消費者的聊天截圖、相關照片等，再通過平臺系統遞交材料申請審核，手續麻煩且耗時長。

平臺零工勞動是社會發展內在需求和技術創新相結合的必然產物。在未來，平臺零工勞動者可能需要實現多樣化的技能組合，成為“斜杠青年”。判定斜杠青年的一個標準是勞動主體需具備2個或2個以上的技能優勢，即該技能至少都能達到職業交付的水準，或是能夠達到專業水平。多重職業身份為零工勞動者帶來了多樣化的發展空間，也解放了工作場景對勞動者的束縛，促進其個性化發展，增加其經濟生活保障。數字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將為平臺零工勞動的發展提供更為堅實的技術保障，促進其可持續發展。網絡平臺造就了零工經濟的興起，也給現行的勞動法帶來了沖擊與挑戰。我們應當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進一步完善我國的相關法律法規，既保護好勞動者的權益，也積極推動勞動力市場的良性運轉。

（作者為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數字經濟時代的勞動過程研究”（項目編號：20&ZD056）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①《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1）》，國家信息中心網，2021年2月22日。

②《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與就業白皮書（2019年）》，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網，2019年4月18日。

③《滴滴平臺就業體系與就業數量測算報告》，互聯網數據資訊網，2019年9月12日。

④《美團上半年有收入騎手近300萬 “兼職做騎手”成為就業新趨勢》，央廣網，2020年7月17日。

⑤《生活服務業新就業形態和靈活就業的發展特征和發展趨勢》，美團研究院網，2020年9月15日。

⑥《2019年上半年全市快遞外賣行業交通事故情況公布》，央廣網，2019年7月6日。

責編/靳佳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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