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全球化遭到嚴重沖擊，全球經濟貿易活動近乎停滯、全球產業鏈瀕臨斷裂、資源短缺引發全球性恐慌。2022年初，世界經濟在新冠病毒突變的不確定中艱難恢復，而俄烏沖突又加重了對全球化未來的悲觀預期，尤其引發了西方學術界對全球化發展的擔憂與懷疑。后疫情時期，全球化發展挑戰嚴峻、困難重重，但是全球化的主要趨勢不會改變。當今世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迅速崛起，數字技術迅速普及，區域合作成為各國緩沖外部環境沖擊的首要選擇。未來的全球化，將迎來重塑與再造，其數字化、區域性及慢速性等特征將更加明顯，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將成為“再全球化”的主要動力，成為全球治理的補位者，引領包容的、開放的、普惠的全球化發展。
【關鍵詞】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化 再全球化 數字全球化 “慢球化”
【中圖分類號】 D8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9.006
【作者簡介】王棟，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長聘教授、博導，北京大學全球健康發展研究院雙聘教授，北京大學中外人文交流（教育部）研究基地執行主任。研究方向為國際冷戰史、國際關系理論、國際安全、中美關系。主要著作有《再全球化：理解中國與世界互動的新視角》《Avoiding the "Thucydides Trap": U.S.-China Relations in Strategic Domains》等。
進入調整期的全球化
“全球化”是指經濟活動的國際化過程，是一種資本、商品、服務、勞動以及信息超越國內市場和國界進行擴散的現象，是一個發展的、動態的、演進的過程。[1]在超過半個多世紀的演化與變遷中，生產要素通過國際分工在全球范圍內進行配置與重組，促進了更高效的生產，加強了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實現了世界經濟貿易的繁榮。全球貿易大幅增長、國際投資日漸活躍，技術創新層出不窮，人員往來日益密切，全球化不斷地創造福利與收益。但是，這個過程也在不斷產生公害（public bads）。從經濟貿易維度來看，全球各經濟體之間出現兩極分化現象，“中心與外圍”國家的綜合實力差距越來越大，各個經濟體內部的不平等及地區分化也愈加嚴重。從政治社會維度來看，經濟貿易的繁榮帶來了對全球及各經濟體內部特定的利益再分配，而這些利益再分配在不同國家和群體有不同的分配效應，進而影響國家對外政策與對內政策的制定。全球化作為一種政治分化與社會分層的力量，引發政治、社會層面的負面效應。
可見，全球化自誕生以來，以多維的、復雜的特征不斷變遷，不斷適應，其影響利弊共存，因國而異。全球化在發展進程中，經歷多次的“逆”勢與退潮。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全球經濟遭受嚴重打擊。隨后幾年，隨著蘇維埃革命勝利成立的蘇聯遭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制裁，退出世界貿易體系，西班牙暴發流感疫情，全球貨幣市場動蕩不穩。1929年美國爆發經濟危機，迅速波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1929～1933年大蕭條時期，保護主義盛行，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迅速下降。2001年的“9·11”事件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推動了逆全球化概念的傳播與流行。2016年，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之后，公開抨擊“全球主義”（globalism），大搞“美國優先”，貿易保護主義和霸凌主義大行其道；同年，英國公投“脫歐”，法國、意大利、德國等國家的極右民粹主義勢力抬頭，逆全球化浪潮在西方世界不斷涌現。2020年初，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再次被擴大，逆全球化表現越來越明顯，西方不少學者已經注意到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推動的全球化在多個方面已經深陷困境。
近年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飽受詬病，民粹主義（Populism）、非自由主義（Illiberalism）以及民族主義（Nationalism）從不同角度對自由主義敘事進行攻擊。民粹主義政客呼吁對世界政治的規則和價值進行變革，認為新自由主義秩序框架下的全球化進程僅使得罪惡的精英階層受益，卻踐踏了國家主權、傳統價值及地方文化。[2]民粹主義的保守派對自由派所主張的自由、開放及多元的社會繁榮發展強烈不滿，他們渴望每個人都信奉相同的宗教，擁有相同的種族的世界狀態。[3]而非自由主義者（Illiberalists）煽動反抗當前的社會、政治秩序，詆毀科學與專業知識，崇拜歐洲古老的神秘身份認知。[4]民族主義者，尤其是極端民族主義者認為只有本國優先，才能實現發展，只有保護主義，才能夠保障人類生命安全。民族主義者通過煽動種族偏見轉移視線，鼓動回避根本性的經濟失衡問題，而經濟問題失衡導致的國際經濟和金融秩序的崩潰破壞了民主，反過來又“鼓勵”了有毒害性的極端民族主義。[5]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羅賓·尼布萊特（Robin Niblett）認為，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21世紀初那種互利共贏的全球化狀態已經成為過去，世界不可能再回到從前。大國對抗、戰略脫鉤形勢更加嚴峻，國際權力結構將重新洗牌，中美將成全球戰略博弈的中心地帶。20世紀所建立的全球經濟治理構架將會崩塌，我們所熟知的全球化已經終結。[6]俄烏沖突爆發之后，美國施壓各國對俄羅斯施加全方位的制裁。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亞當·波森（Adam S. Posen）認為，這些制裁對俄羅斯的穩定發展及俄歐能源供應鏈將產生嚴重的影響，使得各國政府脫離經濟聯系、轉而追求經濟上自給自足的邏輯變得更加合理。[7]
后疫情時期，全球化發展步入調整期，其動力機制、發展模式都要發生重大變化。首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不再是全球化主要的動力源。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主導簽訂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各國的經濟貿易活動在全球性的合作平臺上實現了快速增長。隨后，世界銀行（World Bank, WB）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相繼成立，二者作為重要的多邊機構，鼓勵國際投資，促進國際貿易均衡發展，將更多不發達經濟體納入全球經濟體系。可以說，在二戰之后，全球化經歷了快速的發展階段，美國等西方國家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而美國也在全球化的經濟體系中獲得了豐厚的回報，成為世界霸主。然而，隨著歐盟市場逐漸成熟、中國等新興國家日益興盛，美國的世界領先地位相對下降。另外，特朗普政府時期的美國優先政策，以及現階段拜登政府拉攏盟友的劃線政策，嚴重瓦解了人們對美國引領全球化的信心，尤其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危機上，不僅在保護本國人民生命安全時無能為力，更嚴重缺乏全球領導力。新冠肺炎疫情證明，美國政府的角色在全球事務中并不是不可或缺。[8]這將催生新的引領全球化發展的力量。其次，新冠肺炎疫情放大了全球化的負面影響，窮國與富國之間分配不均與資源差距進一步擴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都出現反對全球化的聲音，反對不公平、不普惠、不均衡的全球化，反對應對全球性危機治理無效的全球化，因此，全球化亟需進行再造與重塑。本文認為，后疫情時期，全球化進入調整期，將呈現三大重要的趨勢，即全球化的數字化趨勢、全球化的區域性趨勢以及全球化速度放慢的趨勢。
后疫情時期全球化的數字化發展
全球化發展至今，國際貨物及服務貿易的發展決定著全球化的速度。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全球貿易增長率大幅下降，伴隨而來的是跨境數據流的大幅度增長。據統計，從寬帶量來計算，跨境數據流從2008年至2020年，增長近112倍。至此，數據占據了全球貿易的中心位置。達特茅斯學院教授馬修·J·斯勞特（Matthew J. Slaughter）稱全球經濟是數據的“永久動力機”（a perpetual motion machine）。[9]數據的超量應用，推動數字技術變革，而在數字技術革命的推動下，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經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信息革命正走向更高級的形態。全球化的“數字化”趨勢使得全球政治、社會、經濟等領域發生巨大的變化。尤其是后疫情時期，個人的生活、企業的運轉、國家的發展，都包含了更多的數字因素，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全球化的數字化發展，數字全球化迎來加速發展機遇。
從全球范圍來看，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數據統計，2018年，信息與通訊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產品占貿易總額的比例為12.31%，而2020年則達到14.97%。2020年，電子商務在全球顯著增長，在線零售在所有零售中的份額從2019年的16％增加到19％。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2021年數字經濟報告》（Digital Economy Report 2021），新冠肺炎疫情對互聯網流量產生巨大的影響，2020年全球網絡寬帶增長35%，是2013年以來幅度最大的增長。[10]疫情期間，線上會議、網絡購物、在線教學、遠程醫療等成為人們工作與生活的常態。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的突破和融合發展推動企業向產業數字化與數字產業化的雙向創新不斷努力。一方面，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深度融入到傳統產業，傳統產業會在融合期內經歷顛覆性的變化，并在全球化范圍內重新布局；另一方面，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高科技企業的運營、數字硬件制造與軟件開發、通信產業終端產品研發等，將會在數字全球化下呈現更明顯的特征與趨勢。從國家發展層面看，技術應用下誕生的機器人、人工智能等數字經濟產業為全球經濟發展提供了動力，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成為支撐各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而數字經濟的發展也需要更強勁的全球化。對外而言，國與國之間的交往進入數字化轉型的新階段，由線上與線下相互融和、彼此促進的混合型外交成為疫情期間的常見形式。地緣政治沖擊、數字技術將共同塑造國家關系的形成軌跡。[11]
全球化的數字化特征日趨明顯，后疫情時期，全球化將進入數字全球化時期。這種更快速、更深入、更寬泛、更直接也更激烈的全球化，將虛擬世界與實體世界聯系起來，全球化的影響在數字科技產業領域展現巨大的潛力，同時也為包容性、可持續性增長提供了有效的數字解決方案。全球化的數字化，顯示出數據要素流動速度更快、程度更深、覆蓋領域更廣等特征。中小微企業加入跨國公司行列，成為推動數據要素流動的主力軍。要素流動的內容也不再僅是貨幣交易，越來越多由知識密集型產業生產的免費的內容與服務成為跨境交易的主要內容。相比于公路鐵路、機場港口等傳統基礎設施建設，新基建的構建過程較為簡單，對地區本身的條件要求也較低，因此，數字全球化下，資源、教育、產業等發展需求在發展中國家表現更為明顯，便捷的數字化供需關系使得一直處于邊緣的國際與地區有機會重新融入全球化發展中。數字技術與數字媒介將推動多元化、多途徑、多層級的數字聯通方式，信息互換與觀念溝通打破了國界的限制。[12]
然而，數字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也決定了其負面影響力更大、破壞力更強。數字全球化不僅是“數字”體現在實體經濟中，更在很多方面產生替代或破壞作用，例如數字貿易對于傳統貿易的替代。自動化世界中，對于非技術勞動力的需求將會逐漸降低。當前，數字鴻溝依然存在。在人工智能等數字領域，中國、美國等國處于全球領先地位，處于落后地位的國家將承擔巨大的經濟風險與政治風險。數據的應用使得解讀、預測甚至操縱人類行為成為可能，數據將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資源。與此同時，數字全球化同樣面臨各種壁壘與障礙，譬如數據本地化要求、網絡審查、數字內容市場化的限制與沖突，數字隱私與保護內容對于數據自由流動的擾亂等。一方面，這些壁壘降低了數據的利用率及所可能發揮的最大價值；另一方面，正如約瑟夫·奈（Nye, Joseph S. Jr.）所言，沒有規則、不受控制的數字秩序風險極大，不僅會對網絡本身帶來負面影響，其危險、災難性的后果會波及經濟、社會、地緣政治等多個領域，是當今世界需要探討的最基本問題。[13]
后疫情時期全球化的區域性表現
2020年初，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簽署修訂后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即《美墨加貿易協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美墨加貿易協定》是特朗普政府極其重視的自由貿易協定，可以說反映了特朗普政府貿易政策的基本特征及美國對全球經濟治理的理念。《美墨加貿易協定》不單單是一個貿易協定，更是美國將貿易、經濟、政治進行組合的戰略工具，收緊區域價值鏈、淡化發展性議題、遏制發展中國家發展等意圖均有體現。[14]2020年11月，中國、澳大利亞、東盟等共同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RCEP旨在與“一帶一路”倡議共同促進亞太地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實現亞太地區開放、透明、公平和可預期的發展環境，將極大增強亞太區域發展韌性。2021年9月，中國正式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CPTPP前身是《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即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而CPTPP基本保留了TPP的核心條款內容。中國一直將TPP與RCEP視為區域一體化“同一輛車上的兩個輪子”，[15]正式申請加入CPTPP凸顯中國將用實際行動進一步推進深化改革與更高水平開放，貫徹新發展理念，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正式申請加入CPTPP也是中國對世界的貢獻，中國切實推行區域一體化，加強與全球經濟的聯系，促進全球共同發展。另外，中國正在積極推進《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hina-EU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CAI），促進達成一份平衡的、互利的、共贏的協定；同時申請加入《數字伙伴關系協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 DEPA），推進深度參與綠色低碳、數字經濟等國際合作。從上述協定的成員國來看，當前重要的貿易投資框架協定所涵蓋的地區，正是以美國為中心的北美經貿區、以中國為中心的亞太經貿區以及以德國為中心的歐盟區——這全球三大經濟貿易圈。
當前，通過加強區域經濟合作來緩沖全球性波動給本國經濟帶來的震蕩，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首選。新冠肺炎疫情中各國的應對及全球治理的表現再次證明，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已經衰退，全球化未來的走向可能是經濟區域化。[16]而俄烏沖突將對世界經濟發展和人類社會生活產生持久性影響，俄羅斯很可能被西方國家排除在全球經濟體系之外，全球貿易體系有可能分化為兩個或三個大型的地區性貿易集團。后疫情時期，至少在短期內來看，區域合作將取代全球合作，成為未來世界格局中主要的合作方式。然而，全球“三足鼎立”的經濟貿易圈并不是“三者孤立”；三大經濟貿易圈之間所形成的產業鏈或價值鏈彼此依賴、互相聯系。[17]而CPTPP、CAI等貿易投資協定正將這些聯系變得更加緊密。正因如此，本文認為，區域合作取代全球合作，并不意味著區域化取代全球化，區域化并非全球化的倒退，而是全球化的新的表現形式，是當前全球化發展中的一個重要且明顯的特征，全球化仍是主要趨勢。
后疫情時期速度更慢的全球化
早在2015年，荷蘭學者埃迪耶德·巴卡斯（Adjiedj Bakas）創造了“慢球化”（Slowbalisation）一詞，用來形容全球化性質和節奏發生變化，描述全球化相關政策制定和實施如何放慢了全球經濟融合的速度。[18]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可以說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全球化開始進入“慢球化”時期：全球化的速度下降、范圍收縮，動力點也發生新的調整。具體表現包括貿易保護主義加重，全球貿易增長速度慢于全球生產速度，全球貿易額占世界GDP比重逐年下降，美國等西方國家內顧（inward-looking）政策傾向嚴重，
隨著全球化進入“慢球化”時期，全球供應鏈網絡的增長趨于平緩，改革議程在世界范圍內出現停滯，各國對移民相關政策持懷疑或否定態度的人越來越多。從相關數據來看，二戰以后，1945年，全球出口貿易占GDP比重為10.1%，此后一直處于逐年上升狀態，2008年至61.1%，之后開始下降。跨境資本流動的流量數據顯示，1980年至2008年間，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及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均呈上升趨勢，在2008年分別達到約1.48萬億美元、1.71萬億美元，2008年之后呈下降趨勢。[19]從全球產業鏈建構角度來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西方主要經濟體紛紛提出“本國優先”“再工業化”“制造業回流”等政策，保護主義傾向日益明顯。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又一次使世界出現分化，全球供應鏈斷裂，各國爭搶衛生應急物資，全球人員流動驟然停滯，世界各國和企業不得不對全球化下自身發展進行重新評估。這一全球健康衛生危機無疑進一步把全球推向“慢球化”的階段。達特茅斯學院道格拉斯·歐文（Douglas A. Irwin）教授認為，新冠肺炎疫情給“慢球化”增加了動力，也增加了逆全球化加速的機會。疫情導致的全球供應鏈困局使得各國開始重新審視全球化并開始考慮如何降低外貿依存度。疫情導致的物資短缺也使得諸多國家相繼頒布出口禁令。與此同時，世界貿易體系中出現的領導力真空也加速各國以鄰為壑政策的形成。總體來說，世界經濟正處于關鍵的轉折點，“慢球化”驅使全球化中的“逆”行為可能會減緩甚至逆轉全球化帶來的經濟增長，給世界經濟帶來數十年才能恢復的嚴重損害。[20]
“慢球化”確實令逆全球化發展的風險加大，而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艱難恢復的世界經濟又受到俄烏沖突的沖擊，其不確定性明顯增加。然而，慢球化并不是全球化的停滯不前甚至回流退勢，而是全球經濟發展遇到新沖突、新問題需要進行的調整階段。各國應利用“慢球化”的緩沖時間，審慎對待并深入思考全球化，努力尋求使得全球化能夠更健康發展的模式，推進“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發展。
中國引領再全球化發展
后疫情時期，全球化依然是主流趨勢，只不過模式與功能的形式發生變化。近年來，“再全球化”成為全球化研究中的一個新的學術議題。然而，不少西方學者所討論的“再全球化”仍然被西方霸權與零和思維所桎梏，具有明顯的排他性。譬如加拿大學者保羅（T. V. Paul）認為，全球化在內部改革推進下，將迎來“再全球化”發展。有意義的全球治理改革能夠提高全球化的國際適應性。盡管自由經濟秩序競爭仍然會非常激烈，改革后的再全球化應該能夠保證自由與財富分配的公平性。再全球化的建立不應再以安全為基礎，而應基于道德與民族的親近度。但是，中國、俄羅斯可能與這樣的共同體產生強烈沖突，引發冷戰式的競爭。[21]再譬如，奧地利學者安斯加·貝爾克（Ansgar Belke）等認為，全球化對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是有限的，當前新的全球化要破除剩余的壁壘，而這些壁壘多數存在于發展中國家。[22]上述這種排他的、狹隘的“全球化思維”其內在邏輯與真正的全球化格格不入。
我們認為，“再全球化”，是指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對全球化進程的改革，以及這種改革所產生的模式升級與擴容效應。[23]“再全球化”并不是推倒全球化，而是翻轉全球化，通過內部改革來實現對現有國際架構的升級，將由華爾街新自由主義所主導的全球化格局轉變為由新興國家等大多數國家所主導的更普惠、更均衡、更包容的全球化。中國參與全球化進程數十年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這些成就也正是中國融入世界、與外部世界聯系日益密切的進程。[24]“再全球化”是中國嵌入式崛起，從參與者轉變為引領者的一部分。近年來，全球發展環境與經貿格局發生重大改變，數字技術迅速普及，區域合作更加緊密，中國針對全球化“數字化”與“區域化”的新要求和新挑戰制定了針對性強、符合實際的戰略政策，在全球化的數字化與區域化的趨勢中展現出顯著優勢。中國在政府施策、企業創新、消費市場拓展、數字基礎技術與數字人才建設等方面均具備全球水平的數字競爭力。中國積極推進RCEP協定落實、CAI協定簽署，同時用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實際行動申請加入CPTPP和DEPA，是區域合作的堅定的支持者和踐行者。
再全球化是包容的、是普惠的。再全球化打破了傳統的全球化以“中心—外圍”經濟結構為基礎的“二元格局”。隨著新興國家全面崛起，中國成為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全球化將更多處于邊緣的經濟體納入全球經濟體系。與西方的思維不同，那種不給彼此空間的零和式的競爭往往難以帶來長久的和諧，在中國人的傳統思維邏輯中，萬物和諧一家，方能實現天下大同。再全球化的過程，是打破由意識形態創造的陣營割據的過程，也是打破由政治制度差異造成的狹隘與偏執的過程，是中國將發展紅利分享給世界的積極行為，是構建多元包容的共生網絡。[25]歡迎他國搭便車既是維護自身利益，也是維護全球化進程的重要舉措，將引領包容的、普惠的、新型的國際合作。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周邊命運共同體”、“亞洲安全觀”、“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均以中國哲學思想為底蘊，展現出中國推進“再全球化”方式的開放性、柔和性與務實性。
再全球化將塑造更有效的全球治理體系。面臨諸如新冠肺炎疫情類似的突發性全球性危機，全球治理體系本應發揮關鍵性作用，促進各國合作，實現資源最優配置。然而，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全球治理體系卻表現得無能低效。當前，全球“治理鴻溝”正逐漸加大。全球化發展面臨新的經濟、環境、安全問題，亟待通過國際社會的集體努力來解決，然而不少發達國家卻缺乏真正合作的意愿或動力。全球治理的概念和方式都在危險邊緣，一旦全球治理制度體系系統性崩潰，隨之而來的治理危機即會出現。[26]面對當前復雜分化的世界格局，任何一個單獨的國家、組織或一套制度都不可能壟斷全球治理的未來格局和形態。再全球化將促進更多全球化正面效應與影響的釋放，讓不同國家——不論實力強弱，不論貧窮富裕——都能夠參與其中，共享全球化創造的紅利，并為行之有效的全球治理共同努力。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百年變局下全球化進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研究”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1&ZD172）
注釋
[1]［英］戴維·赫爾德等：《全球大變革：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1年。
[2]Cooley, A. and Nexon, D. H., "The Illiberal Tide", Foreign Affairs, March 26, 2021.
[3]Francis, F., "The War on Liberalism: Even before Vladimir Putin's Decision to Invade Ukraine, Liberal Values were Under Threat Around the World", Financial Times, March 5, 2022, p. 1.
[4]Laruelle, M., "Disillusioned with Democracy: A Conceptual Introduction to Illiberalism", Institute Montaigne, October 22, 2021, https://www.institutmontaigne.org/en/blog/disillusioned- democracy-conceptual-introduction-illiberalism, 2022-04-21.
[5]Klein, M. C. and Pettis, M., 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 How Rising Inequality Distorts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reatens International Pea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315-319.
[6]Niblett, R.,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as We Know It", Foreign Policy, No.236, Spring 2020, p. 10.
[7]Posen, A. S.,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March 17, 2022.
[8]Slaughter, A. M., "The Seeds of Revolution", Foreign Policy, No.239, Winter 2021, p. 112.
[9]Slaughter, M. J. and McCormick, D. H., "Data Is Power",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21.
[10]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Digital Economy Report 2021",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er2021_overview_en_0.pdf, 2022-04-13.
[11]Bjola, C. and Manor, I., "The Rise of Hybird Diplomacy: From Digital Adaptation to Digital Adop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8, Issue 2, March 2022.
[12]［法］弗雷德里克·馬特爾：《智能：互聯網時代的文化疆域》，左玉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
[13]Nye, J. S. Jr., "The End of Cyber-Anarchy?",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2.
[14]白潔、蘇慶義：《美墨加協定：特征、影響及中國應對》，《國際經濟評論》，2020年第6期，第123～138頁。
[15]Wang Dong and Tu Xinquan, "China is Serious about Seeking CPTPP Partnership", The Straits Times, December 31, 2021.
[16]Petri, P. A. and Plummer, M. G., "East Asia Decoupl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War, COVID-19, and East Asia's New Trade Blocs", Working paper from 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une 2020.
[17]余淼杰：《關乎中國對外開放的關鍵、重點和順序的觀點》，《金融論壇》，2021年第9期（總第309期），第5頁。
[18]"Slowbalisation", The Economist, Vol.430, No.9127, January 2019, p. 9.
[19]數據來源：UNCTAD Statistics,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TableViewer/tableView.aspx?ReportId=96740, 2022-04-25。
[20]Irwin, D. A., "The Pandemic Adds Momentum to the Deglobalization Trend", 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pril 23, 2020,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pandemic-adds-momentum-deglobalization-trend, 2022-04-10.
[21]Paul, T. V., "Globalization, Deglobalization and Reglobalization: Adapting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7, No.5, September 2021, pp. 1599-1620.
[22]Belke, A. and Gros, D., "The Slowdown in Trade: End of the 'Globalisation Hype' and a Return to Normal?", Journal of Economics & Finance, Vol.45, No.2, April 2021, pp. 225-239.
[23]王棟、曹德軍：《再全球化：理解中國與世界互動的新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24]王棟、曹德軍：《“再全球化”視野下的中國角色——以全球公共產品供給為例》，《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第7頁。
[25]王棟、曹德軍：《中國引領世界進入“再全球化”進程》，《人民論壇》，2017年第32期，第60～61頁。
[26]Ikenberry, G. J., "Global Governance at Risk",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4.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Post-pandemic Period
Wang Dong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2020, the COVID-19 pandemic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and globalization was severely impacted.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activities were almost stalled,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s were on the verge of breakdown, and the shortage of resources triggered a global panic. At the beginning of 2022, the world economy was struggling to recover from the uncertainty due to the mutation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exacerbated the pessimistic expectation of the future of globalization, e.g., concern and doubt grew among the Western academic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post-pandemic period, globalization faces severe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but the main trend of globalization will not change. In today's world, with the rapid rise of emerging economies represented by China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regional cooperation has become the primary choice for countries to cushion the impact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n the future, globalization will usher in reconstruction, and its digital, regional and slow characteristics will be more obvious. Emerging economies such as China will becom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re-globalization", become a complement to global governance, and lead the inclusive, open and universally beneficial global development.
Keywords: COVID-19, globalization, re-globalization, digital globalization, "slowbalization"
責 編／張 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