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中央審時度勢作出的一項重要戰略部署。黨對反腐敗工作的統一領導是一體推進“三不腐”的政治邏輯，懲治、預防和教育之間的互動關系是一體推進“三不腐”的理論邏輯，國內外反腐敗的歷程與趨勢是一體推進“三不腐”的實踐邏輯。當前必須避免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實踐中的若干誤區，將建立健全反腐敗機構之間的協調機制、反腐敗信息共享機制、系統的廉潔教育體系，作為全面落實一體推進“三不腐”體制機制的戰略支點。

【關鍵詞】反腐敗  黨的領導  廉潔教育   

【中圖分類號】D630.9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和決心保持懲治腐敗態勢，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并全面鞏固。隨著“不敢腐”的震懾效應不斷強化，反腐敗對“不能腐”的約束作用和“不想腐”的教育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治本成為反腐敗的重點。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全面推進黨的建設，取得全面從嚴治黨更大戰略性成果，鞏固發展反腐敗斗爭壓倒性勝利，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明確指出，要“構建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制機制”。這是黨中央在重要文件中正式對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作出明確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紀委四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有機整體，必須統籌聯動，增強總體效果。”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體學習時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加深對新形勢下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認識，提高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能力和水平，全面打贏反腐敗斗爭攻堅戰、持久戰。”在當前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并全面鞏固的階段，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戰略決策，為奪取反腐敗斗爭的徹底勝利指明了方向。

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內在邏輯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逐步形成了時間上延展、空間上周全、內容上關聯的系統反腐模式，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戰略，是對系統反腐模式的深化和升華，同時，也體現了新時代反腐敗的政治邏輯、理論邏輯和現實邏輯。

黨對反腐敗工作的統一領導是一體推進“三不腐”的政治邏輯。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總結了黨百年奮斗的十條歷史經驗，其中第一條就是堅持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項事業不斷創造輝煌的根本保證。毋庸置疑，黨的領導也是我國反腐敗體制的突出特征，是我國反腐敗斗爭取得最終勝利的前提條件和重要保障。

一方面，黨的領導是包括反腐敗斗爭在內的各項事業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證。反腐敗斗爭只有始終堅持黨的領導，才能做到使命引領與問題導向相統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全面從嚴治黨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以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和針對性極強的有效舉措推進全面從嚴治黨。中國共產黨不僅為中國反腐敗斗爭指明了方向、明確了路徑，而且還直接推動具體反腐敗問題的解決，提升了廣大人民群眾對反腐敗的獲得感。另一方面，黨的引領與協調是各類反腐敗主體協同配合的先決條件。只有在黨的領導下，具有反腐敗職能的各類反腐敗機構才能有效溝通、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協同工作，才能高效推動黨的反腐敗工作。

只有在黨的堅強領導、統一部署、整體布局和全盤統籌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戰略部署才能穩步向前推進并取得實效。離開了黨的領導，不敢腐的震懾就不會形成，不能腐的籠子就不會扎牢，不想腐的自覺就不會增強。因此，中國共產黨對反腐敗工作的統一領導是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最重要的政治邏輯。

懲治、預防和教育之間的互動關系是一體推進“三不腐”的理論邏輯。從行為科學和制度分析的角度，我們可以更加深刻地認識懲治、預防和教育三者在反腐敗中的功能，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關系，從而準確理解一體推進“三不腐”的理論邏輯。不敢腐主要瞄準腐敗行為，不能腐主要針對腐敗機會，不想腐主要在于弱化腐敗動機。

第一，從功能上看，“不敢腐”的懲治主要發揮治標功能，“不能腐”的預防和“不想腐”的教育屬于治本之策。關于治標與治本，學術界大致有兩種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針對“不敢腐”的懲治和針對“不想腐”的教育屬于治標之策，針對“不能腐”的制度建設屬于治本之策；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只有針對“不敢腐”的懲治是治標之策，其他二者都屬于治本之策。筆者傾向于第二種觀點。“不能腐”是對客觀環境形成的硬約束，理論上只要設計一套嚴密的制度就可以堵住腐敗的漏洞，尤其對某一個組織或某一個項目來說，這樣的效果更容易達到。因此，針對“不能腐”的制度建設屬于治本之策，學術界對此已達成一致；而“不敢腐”和“不想腐”則是對主觀意愿的軟抑制，不太容易實現，即便實現了也可能會反彈。但“不敢腐”與“不能腐”二者之間也存在較大的差別：“不敢腐”的狀態主要取決于懲治力度等外界因素，而懲治力度變化的幅度通常較大，所以“不敢腐”的狀態波動較大；“不想腐”的狀態主要取決于對腐敗危害的認知程度和防腐制度的健全程度，對腐敗危害的認知和防腐制度的狀態通常波動較小。也就是說，在穩定性上“不想腐”遠遠超越了“不敢腐”。因此，針對“不想腐”的措施也應該屬于治本之策。

第二，從客體上看，懲治和預防主要針對腐敗行為，教育針對腐敗動機。教育主要是弱化腐敗動機，發揮“不想腐”的功能。事實上，懲治、預防也可以產生“不想腐”的效果，但主要作用于腐敗行為，使人“不敢腐”“不能腐”。

第三，從關系上看，懲治、預防和教育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懲治腐敗可以營造制度建設的有利環境，提高預防腐敗制度的執行力。反過來，預防可以通過制度建設控制腐敗行為的發生。預防可以降低腐敗的發生率，并弱化腐敗動機，因此承擔了教育的部分功能。教育也可以提高預防的執行力。同樣，懲治腐敗可以通過增強廉政教育的說服力來提高廉政教育的效果，而廉政教育又可以降低腐敗動機，減少腐敗行為，從而承擔懲治的部分功能。

國內外反腐敗的歷程與趨勢是一體推進“三不腐”的實踐邏輯。新中國成立以來，不同時期的反腐敗方式和工作重點存在較大的差異。然而，這基本上都是在圍繞治標或治本進行選擇或組合，黨的十八大以前，我們黨也曾經提出了標本兼治、源頭治腐的目標，但是實現目標的手段并不十分明確，科學性也略顯不足。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嚴峻復雜的反腐敗形勢，黨中央治標先行，通過嚴厲懲治形成對腐敗分子的強烈震懾，為治本贏得了時間，營造了環境。只有產生治標的威懾力，才能提升治本的執行力。

隨著全面從嚴治黨的深入推進，不敢腐的震懾力逐步顯現，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的形成及壓倒性勝利的取得，要求我們必須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鞏固治標的成果，以正本清源。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必須準確把握治標與治本的辯證統一關系，多措并舉，系統推進反腐敗工作，構建科學嚴密的治理腐敗長效機制。如何實現標本兼治，就是一個關鍵問題。要奪取反腐敗斗爭的徹底勝利，就必須繼續保持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同時也要注重扎緊制度籠子，減少腐敗機會，還要通過教育弱化權力行使者的腐敗動機。更為重要的是，要將懲治、預防和教育融合起來，相互穿插，彼此補充，形成1+1+1>3的合力效應，從而以加速度推動廉政治理現代化。新加坡、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反腐實踐也證明，三位一體、貫通運作的反腐敗模式是可行的、有效的，也是全球反腐敗的大趨勢。

正確認識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一體推進“三不腐”的生成邏輯，決定了一體推進“三不腐”的理念、原則、方式和方法。如何正確看待一體推進“三不腐”，通過什么策略落實一體推進“三不腐”等問題的答案，都應建立在對一體推進“三不腐”三重邏輯的準確理解和把握基礎之上。當前，各界對一體推進“三不腐”的認識或實踐，與一體推進“三不腐”的本來面貌仍存在偏差。一體推進“三不腐”應走出以下三個誤區。

誤區之一：把“三不腐”體制機制看作“一體推進”的對象。“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制機制”，往往被錯誤地理解為動賓結構的短語，即把“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體制機制”作為“一體推進”的對象。有些地方和部門在官方文件中常使用“強化‘三不腐’機制建設”等表達方式。事實上“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制機制”是一個偏正結構，“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限定詞，“體制機制”是中心詞。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提出，“構建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制機制”。很明顯，這里“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制機制”是一個偏正結構的名詞短語，是“構建”的客體。只有走出對一體推進“三不腐”體制機制內涵的認識誤區，準確把握一體推進“三不腐”的內涵，才能真正理解一體推進“三不腐”體制機制建設的重點和關鍵，才能在一體推進“三不腐”的道路上找準方向。

誤區之二：將“一體推進”視為“同時推進”。部分基層干部存在這樣一種誤解：“一體推進‘三不腐’”就是“同時推進‘三不腐’”。他們認為，“三不腐”之間本身存在密切的內在關系，所以只要針對不敢腐進行懲治、針對不能腐進行預防、針對不想腐進行教育，就是在一體推進“三不腐”。事實上，一體推進“三不腐”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同時推進“三不腐”。“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必須三者同時發力、同向發力、綜合發力，把不敢腐的強大震懾效能、不能腐的剛性制度約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優勢融于一體，用‘全周期管理’方式，推動各項措施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實施過程中相互促進、在工作成效上相得益彰。”比如，已有研究基本上都將中國香港的反腐敗模式理解為懲處、預防和教育“三管齊下”。事實上更準確的表述是：中國香港采取的是“三位一體”的反腐敗模式。因為香港廉政公署真正做到了將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糅合在一起，成為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香港廉政公署在秘密調查某企業腐敗問題的同時，會根據所掌握的情況，及時給該企業提出完善預防腐敗制度的建議，同時對相關員工進行針對性的廉潔教育，防止腐敗問題繼續擴大、對該企業和社會造成更大的損失和影響。香港廉政公署的做法將懲治與教育有機結合起來，而非先懲治、后教育。各級領導干部必須走出“一體推進”就是“同時推進”的認識誤區，必須挖掘“三不腐”之間的內在聯系，發揮“三不腐”之間相互配合、相互支撐的作用，把“三不腐”看作一個整體，綜合運用，協同推進。

誤區之三：重視措施加碼而輕視制度建設。當前，各地方都非常重視一體推進“三不腐”體制機制建設，但一些地方實際上主要停留在措施和行為層面，制度化的內容較少，存在重措施、輕制度的現象。比如，一些地方加大了查處腐敗的力度，但并未在優化查處腐敗的體制機制方面提出新思路；一些地方宣稱要織密不能腐的籠子，但是并沒有構建起科學有效的權力制約與監督制度；還有一些地方增加了廉政教育的頻次，但是并未建立起適應新時代黨員干部特點的廉政教育模式。而且，這些措施加碼或行為創新大多也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三者各自發展，沒有協同作戰，更缺乏對一體推進“三不腐”體制機制的頂層設計。

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戰略支點

針對當前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制機制構建中存在的誤區，結合國內外反腐敗斗爭的基本規律，筆者認為應當將建立健全反腐敗機構之間的協調機制、構筑反腐敗信息共享機制、構建系統的廉潔教育體系，作為全面落實一體推進“三不腐”體制機制的戰略支點。

建立健全反腐敗協調機制。我國發揮反腐敗功能的主體眾多，包括黨委、紀檢監察機關、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信訪機構、審計機關等，不同的反腐敗機構從不同角度推動著反腐敗與廉政建設，但是這些機構之間缺乏有效的銜接和協調。因此，亟待建立各類反腐敗機構之間的工作協調機制，以促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目標的協同實現。黨的領導地位以及黨委的反腐敗主體責任，決定了黨委應承擔起建立協調機制的責任。黨委應牽頭成立常態化、制度化的反腐敗協調小組，承擔一體推進“三不腐”的組織協調任務。反腐敗協調小組的成員應來自各個反腐敗機構，同時明確劃分責任，建立信息共享、線索互用和溝通協作等機制，推動紀法銜接、法法銜接、懲防銜接等。

構筑共享共用的反腐大數據平臺。當前，信息技術和大數據在國家治理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2017年12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運用大數據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反腐敗信息的割據是構建和落實一體推進“三不腐”體制機制的重大障礙，必須構筑以信息共享共用為目標的反腐敗大數據平臺，讓相關反腐敗機構可以自由獲取其需要但由其他機構擁有的相關信息。只有在信息互聯互通的基礎上，各類反腐敗機構才能順利溝通、共同協商、相互支持，才能真正將一體推進“三不腐”體制機制落到實處。例如，貴州省貴陽市白云區紀委監委通過大數據平臺的信息共享，較好地實現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目標。在“不敢腐”方面，運用大數據技術比對三萬多條加油數據，精準識別“私車公養”的腐敗問題；在“不能腐”方面，制定公務用車油卡“備案制”“一卡制”“專人管理制”和“公示制”等四項制度，大大減少了公務用車油卡濫用現象；在“不想腐”方面，在全區通報典型案例，曝光“私車公用、私車公養”等問題，達到教育一片、震懾一方的效果。

構建覆蓋全社會的廉潔教育體系。大多數從事反腐敗研究的學者認為，廉潔教育屬于“軟”措施，很難對官員的動機和行為產生影響。廉政領域的學術成果也大多集中于懲治腐敗和制度預防腐敗方面，廉潔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則要少得多。事實上，廉潔文化是對黨員干部的軟約束，雖然不能立竿見影，但是潛移默化的文化熏陶可以逐步轉化為黨員干部的內在自覺。當前官本位、規則意識淡薄等不良文化現象依然存在，這與當前的高壓反腐態勢和廉政治理現代化要求極不協調。因此，有必要加強廉潔文化建設，發揮文化在反腐敗過程中自律、教化、育人的功能，引導黨員干部從思想源頭上消除貪腐之念。

反腐敗不僅僅是黨和政府的重要使命，也是每一位公民的重要責任。在一體推進“三不腐”目標實現的過程中，必須充分發揮教育全局性、根本性的作用，構建覆蓋全社會的、系統的廉潔教育體系。首先，家庭、學校、職場、社會各司其職，密切配合。家庭教育要依靠家風家訓，學校教育要強調評價導向，職業教育要重視廉潔考核，社會教育要關注誠信交往。其次，建立終身廉潔教育制度，培育終身學習的文化，在全社會形成倡導和鼓勵誠實守信和終身廉潔的氛圍。特別地，要建立覆蓋幼兒園到高中的未成年人廉潔教育體系，設置一定學時的廉潔教育必修課，將課程學習成績作為評價學生全面發展的重要依據。最后，系統的廉潔教育應該重點培養公民的規則意識。對規則的敬畏是廉潔誠信的基本前提和重要表現。剛性的規則不但能有效控制腐敗，還可以大大降低腐敗發生的成本，提升民眾的幸福感。各行各業都應嚴肅地制定和執行規則，以此形成“遵守規則者受益，違反規則者受損”的良好氛圍，讓規則意識深入人心。

（作者為燕山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廉政法制研究會理事）

【注：本文系研究闡釋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時代地方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探索、成效評價與經驗總結”（項目編號：22ZDA035）的階段性成果】

責編/靳佳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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