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業綠色發展，融合了“傳統+現代+前沿”的技術基礎、重新評估生態價值的“綠色經濟”、經濟回嵌社會的市場信任關系的建立；實踐中呈現為生態技術示范與應用、生態農產品價值挖掘和品牌創建、生態農業營銷創新促進資源共享與收益分配均等化等案例。兼顧農業生產率、生態效應、環境公平與社會均衡的農業綠色發展轉型的網絡路徑，可以將不同主體目標下的行動納入一個層面，打破各主體間分隔、促進相互溝通、增進信任、整合資源，推動農業綠色發展的轉型。
【關鍵詞】農業綠色發展轉型 網絡路徑 “社會—經濟—生態”系統
【中圖分類號】F32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4.005
【作者簡介】齊顧波，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資源管理與可持續發展、農業發展中的技術與制度創新、國際發展合作。主要著作有《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多元化路徑》、《發展經濟學》（合著）等。
“技術一旦具有了強大的網絡效應就會極其穩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威廉·諾德豪斯論證道，因此，“向綠色能源結構轉型的主要挑戰之一是打破現有的能源使用網絡和能源基礎設施網絡”（威廉·諾德豪斯，2022）。農業綠色發展，作為綠色發展創新的一個組成部分，也面臨著同樣的挑戰。事實上，現代農業發展所形成的穩定網絡效應涉及的不僅僅是生產過程中的技術使用，還與產業鏈上的技術研發、生產資料供應、產品需求結構，以及基礎層面的發展目標、消費偏好和市場運行機制密切相關；更深層面的則是對生命和人與自然關系的認知；推動農業綠色發展轉型的系列行動，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將理念轉化為現實動力，并以多種實踐探索組成的“網絡”路徑方式，開始松動這個穩定的結構。
本文采用歷史分析的方法，將農業發展分為傳統農業、常規現代農業、前沿技術在現代農業中的應用這幾個階段，以中國農業發展為案例，剖析了不同階段可持續發展所面臨的挑戰與應對策略，探討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中國農業綠色發展轉型的可能，并提出基于多方學習交流、合作管理的農業綠色發展轉型的網絡路徑。
傳統農業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挑戰及其應對
一萬多年歷史的全球農業發展在歷經“兩河”文明、希臘文明、瑪雅文明、華夏文明、古印度文明等進程中，起起伏伏；根植于東方傳統農業的很多農作方式延續至今。無論東西方農業發源和演化路徑有何不同，在與現代科技緊密結合之前，緩慢提高的農業生產力與不斷增長的人口之間一直維持在一種低水平的穩定狀態，天氣或地質災害、牲畜疾病等導致農業產出迅速減少，極易造成饑荒；風調雨順雖然能提高農業產出，但是卻不一定能滿足同樣增長的人口的消費需求，饑餓仍然長期存在。
17世紀之后，工業發展推增了大量的原料需求和食物需求；同時也激發了科學研究的靈感，以及相關學科的建立；在“理性時代”產生的大量科學研究，與便利化的能源獲取相結合，以農業試驗站為主要單位的農業研究開發系統的建立，加上活躍的、逐利的企業推動，各種成果應用于農業，提高了農業生產力，滿足工業發展需求的同時解決糧食安全的問題；肇始于工業化國家的現代農業科技、設施與管理方式，通過國際發展援助機構，諸如聯合國旗下的國際農業研究磋商小組（CGIAR）和各國的雙邊發展機構，大力推廣到獨立的新興民族國家，拉美國家的農業機械化、亞洲國家的農業綠色革命，均取得卓越成效，至20世紀70年代基本解決了全球的饑荒問題（程序等，1997）。在這基礎上形成了以現代科技體系為核心的農業工業化生產和市場營銷體系。在發展中國家，與其能源、資金、人力等資源條件相適應，農業現代化發展進程顯得較為多元化，傳統農業與現代常規農業長期并存（西奧多·W·舒爾茨，2006；富蘭克林·H·金，2011）。
現代農業科技與市場聯合產生的巨大生產力，促使常規現代農業生產率大幅提高，應對了饑餓和貧困的挑戰。20世紀大量的尿素生產成功解決植物養分需求，其理論基礎是1840年李比西提出的植物礦質營養學說；1924年華萊士推出的玉米雜交種，產量高出自然授粉的玉米30%～50%，通過建立雜交玉米種子公司，快速推動雜交種在美國的普及，增產幅度高達90%，其理論基礎有達爾文在《物種進化論》中提出的雜種優勢觀點、孟德爾豌豆性狀研究所提出的分離和自由組合假說，以及摩爾根提出的基因論假說等。畜禽疾病治療方面，牲畜炭疽病的免疫技術得益于巴斯德的學說，以及青霉素和鏈霉素的發明。19世紀初的軋棉機、1830年～1860年間的畜力牽引大型聯合收割機，至20世紀末內燃機動力的拖拉機問世，都大大提高了土地生產率和勞動力生產率。植保方面的典型案例直接促成對現代化學農業的深刻反思，即1939年米勒發現和合成雙對氯苯基三氯乙烷（DDT），諾華制藥公司獲取其專利，并將它作為殺蟲劑推向市場，抑制了肆虐的昆蟲危害，應對了糧食危機，還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蚊蟲傳播的瘧原蟲疾病。
不斷完善的全球化的市場，繼續增加對生物技術、機械化等研究的需求；類似于農業實驗站等研發體系公共支出不斷增長；而且，這一體系通過國際農業技術援助、國際農業貿易和農業投資等方式，不斷在全球范圍內擴散。印度是發展中國家實施以“綠色革命”為中心的常規農業現代化的一個典型。1966年至1981年的15年間，印度基本實現糧食低水平自給。整個亞洲區域基本都是這個趨勢。中國更是在20世紀60年代末就進入在農業上消耗大量化石能源的“石油農業”時代，配套集約技術投入大幅提高了糧食單產和總產，1965年至1988年間，糧食總產年均增長率3.4%，高于人口自然增長率1.6%（程序，1997）。
常規現代農業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挑戰及其應對
隨著現代農業科技在農業中的應用，形成了高投入高產出的、尤其以化學品和機械為主要投入的常規現代農業。常規現代農業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時，也對環境造成了巨大壓力。
一是資源的快速消耗。在1950年至1985年現代常規農業快速發展時期，拖拉機燃油、灌溉用燃油、肥料制造等全球農業耗能增長了5倍之多。雖然自1980年《世界自然資源保護大綱》發布，各國制定各種可持續農業發展政策（齊顧波，2021），但是化學品施用仍呈穩步增長的趨勢。如1991年中國的農藥年施用量為25萬噸，居世界第2位，其中最難于分解且極易進入水體或地下水的除草劑超過10%；同年，化肥全國平均施用量有效成分達每公頃293公斤，而且區域間差異很大，其中沿海地區的施用量高達每公頃380公斤，等同于整個聯邦德國當年的水平（程序等，1997）。生產需求和農藥化肥生產補貼不斷增長，中國的農業生產資料生產能力不斷提升，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首次出現農藥生產量下降的2017年，農藥生產量已達294.1萬噸，化肥施用量5859.4萬噸。
二是環境污染、水土流失、地下水位下降、土壤板結等。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諾華制藥公司所獲取的DDT專利，發明人米勒因此于1945年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但是，人們逐漸發現殺蟲劑的毒物能持久存在于環境中，還能蓄積在食物鏈中，經過長距離遷移到極地，在人體內積存到一定數量時，會傷害中樞神經、肝臟和甲狀腺，積存更多則可引起痙攣和死亡，甚至可能導致包括癌癥、糖尿病等在內的多種疾病，這些危害在1962年出版的《寂靜的春天》一書中得到全面詳盡的描述（蕾切爾·卡爾森，2018），很多發達國家隨之禁止其應用于農業生產，中國也于20世紀70年代將其禁用，2004年世界衛生組織將其界定為二級致癌物，中國于2007年完全停止生產DDT。
能耗和化學品施用量的背后，是成熟的技術和生產體系的支撐，只要有“需求”，就很容易拉動“供給”；事實上，由于隨時待命的完備的生產資料供應鏈，能及時滿足農業生產所需，而無需增加額外的包括信息搜尋、討價還價、有效性檢驗等在內的交易成本，對于生產主體來說，這是一個經濟上最為可行的方案。“快餐”、深加工食物等形成了同質化的消費群體，還有包括半成品、“凈菜”等食物供應鏈創新，與整個現代經濟的快節奏保持一致，都讓這個系統保持穩態。同時也產生另一個突出的挑戰，即食物安全的威脅及其導致的信任危機（Yan, 2012）。
針對能耗和污染等環境壓力的挑戰，科研人員在常規現代農業生產體系之內做大量的試驗示范，與政府部門的相關政策與項目支持相結合；或者推動相關政策出臺，借助研究與推廣網絡，推動科學方法的應用，提高農業生產率的同時減少對環境的破壞。
20世紀70年代，中國研究者在系統論、信息論和系統工程基礎上（駱世明，2022），發現“整體、協調、循環、再生”的生態工程原理（馬世駿，李松華，1987），提出了中國生態農業的設想（石山，1983）；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農業要走“投資省、耗能低、效益高和有利于保護生態環境的道路”；1984年國務院關于環境保護工作的64號文件指出“要認真保護農業生態環境，積極推廣生態農業”，并在縣鄉村三級分別開展生態農業試點（程序等，1997）。近40年的發展推動生態農業的關注點從初級農業生產拓展到全產業鏈，從關注低能耗高效益拓展到投入減量、循環利用、產業融合相結合（高尚賓等，2018）。
另一個典型的案例來自中國農業大學，張福鎖院士團隊帶領1200多名研究人員，在6.5萬多名省地縣鄉鎮農業工作人員和14萬多名農業企業人員的支持下，與全國2090萬農戶一起，在2005年～2015年間探索適宜小農戶的灌溉、植物密度和播種深度的綜合田間管理技術，累計耕地面積達3770萬公頃，玉米、稻谷和小麥的產量增長約11%，所使用的氮肥減少15%～18%；每單位產出的溫室氣體CO2排放降低13%～22%（Cui et al., 2018）。
類似科研成果與發展目標的引導和其他力量聚合，推動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意見》，農業農村部組織實施化肥和農藥零增長行動。系列行動包括：有機肥替代化肥、高效低風險農藥替代化學農藥，開展測土配方施肥、加快推廣水肥一體化、綠色防控和精準科學用藥、推進組織肥料統配統施、病蟲統防統治專業化服務、在重點區域針對重點作物開展減量增效示范（如每年300個縣化肥減量增效示范，233個縣有機肥替代化肥試點，600個縣建設統防統治與綠色防控融合示范基地，150個縣果菜茶全程綠色防控試點等），組織專家分區域、分作物制定化肥農藥減量技術方案，并通過資料發布和培訓帶動小農戶提高科學施肥用藥水平。2020年中國有機肥施用面積比2015年增加約50%，高效低風險農藥占比超過90%，配方肥已占三大糧食作物施用總量的60%以上；農用化肥施用折純量從超過6000萬噸迅速下降到2019年的5400萬噸，4年間下降10%。主要農作物病蟲害綠色防控覆蓋率為41.5%，比2015年提高18.5個百分點。
針對食物安全的威脅及其導致的信任危機，更重要的是滿足國內外市場日益提升的對食物安全和高質量產品的需求，加強食物質量監管，通過各種品質認證建立信任是主要的應對措施；在中國，20世紀90年代初由政府引入并推動，設定了“有機”“綠色”“無公害”的食物質量標準，在2005年左右，已有1／4的農產品、90%的出口農產品都滿足上述至少一類標準（Paull, 2008; IOSC, 2007）。自2020年開始，調整無公害農產品認證體制，采用食用農產品合格證——后改為食用農產品承諾達標合格證，以農產品種植養殖生產者的自我管理、自控自檢、自我承諾為基礎，保障農產品安全合格上市。2013年至2020年間，境內依據中國有機標準的種植面積增長了62%，從近150萬公頃增加到243.5萬公頃；2021年全國綠色食品原料標準化生產基地面積1.68億畝，對接企業6206家，帶動農戶2029.95戶，對接企業數比2015年增加了1.49倍[1]。
但是，鑒于認證體系多在現代生產體系的基礎上構建，一定規模、認證費用、認證過程、認證產品所對應的消費群體搜尋成本等使大多數小農戶望而卻步，農業產業化程度更高的農業企業是主要的認證主體。此外，從消費者角度，包括高校、科研院所在內的社會組織，以及一些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業推廣機構開始推動“差序食物信任”的替代策略（張純剛等，2015），具體形式有消費者與生產者對接的社會生態農業（Shi, 2011）、巢狀市場（葉敬忠等，2012）、社區和合作社的生態農業實踐、農夫市集，還有志愿者所建立的直銷平臺[2]等。這些替代策略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和機制化，有的也開始在規模化、專業化和標準化方面融入現代農業體系，比如社會生態農業聯盟鼓勵雖未認證但采用生態農業規范進行生產的生產者，也接受參與式保障體系（PGS）、有機農產品和綠色產品等認證方式，并于2021年出版《生態農業優質高產“四位一體”種植技術手冊操作規范》（梁鳴早，2022）。
前沿技術應用于現代農業所產生的挑戰及應對
前沿技術具有積累性變化、差異技術集成、快速降低的成本和準入門檻、數字化“平臺的平臺”等特征，包括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創新信息技術，基因編輯、轉基因等創新生物技術、基因編輯與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結合的創新集成技術，納米技術等新材料技術，可再生的新能源技術，小型客用衛星、無人機等傳統航空與新興電子及通信技術的集成等（UNCTD, 2018）。
新信息技術、新生物技術、可再生能源技術、各種新技術的集成技術在現代農業中得到很大程度的應用，其推動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的需求。
一是應對常規現代農業所面臨的復雜挑戰。上述生態農業示范的案例中，進展的阻礙很多時候是因為相關技術所需的勞動力與現有的勞動力供給有較大缺口，例如“大三圍”的強化水稻栽培、物理防蟲、人工除草等要求更多的人工投入。而小型農機即水稻有序拋秧機滿足移栽的投工需求，智慧農業則通過大數據進行“蟲臉識別”并采取相應的防治蟲害方案，小型自走式多功能旋耕機進行除草，等等，克服阻礙推進了生態農業的實施。當然，這些智能設備所需的資金和智力投入較高，在現階段一般有財政資金和企業投資的支持，例如2021年中央投入農業綠色發展相關資金近440億元[3]，杭州市余杭區作為省級農業綠色發展先行區，還積極引入第三方投資[4]，2021年第四季度，余杭區舉辦重大項目集中開工暨集中簽約活動，有三個企業涉及農業項目總投資超過2.5億元。
二是促進環境生態保護前提下農業生產率的提高。例如，目前利用新材料與生物制劑集成技術進行農業廢棄物處理，提升了資源再利用的效率，其中智能納米膜堆肥技術在較大范圍得以應用[5]。在飼用抗生素替代品方面，原農業部2016年印發《關于促進獸藥產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要加大傳統中獸藥傳承和現代中獸藥創新研究；加強療效確切的中獸藥和藥物飼料添加劑研發，扶持生物獸藥創制[6]。在生物固碳／固氮領域，2021年首次實現從一氧化碳到蛋白質的合成，已經形成萬噸級的工業生產能力，獲得農業農村部頒發的首個飼料和飼料添加劑新產品證書，新飼證字（2021）01號[7]；中國每年至少會產生1.2萬億立方米富含CO的工業尾氣，如果將其中的20%用于生物發酵，可年產乙醇梭菌蛋白200萬噸，年產乙醇2000萬噸；因此對達成雙碳目標、保障飼料蛋白供應和糧食安全都有巨大的潛在貢獻。
三是短期內解決食物供應向更高營養結構轉化的需求。類似全基因組育種的新生物技術在農業領域得到重視，正在研究進程中，涉及水產、畜牧和種植等領域。這一新技術能縮短世代間隔較長畜禽的新品種（系）的育成時間；而且利用基因組信息，遺傳評估更具準確性，能選擇到更優秀的個體；還可以減少生產性能測定成本以降低總育種成本。目前，全基因組選擇技術已經在豬的育種工作中開展規模化的應用，豬全基因組選擇的頭均成本降低到200元以下，肉質測定可在屠宰場在線操作，肉質已有很大提升。
不過，這些新技術應用面臨很多新挑戰，同時也已有很多關于應對策略的討論和實踐。
一是區域發展的不均衡。獲得“三品一證”的農業產業分布不平衡已經非常顯著。2013年～2015年間，中國綠色食品認證前十位的省份主要集中在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其獲得綠色食品認證企業數占同期認證企業總數的65%；前十位省份產地環境監測面積占總監測面積的84%；基礎設施、人員技能、食品添加劑環境技術的高要求使得深加工農產品集中在工業發達、經濟條件較好的東南沿海地區。不過，從綠色農業產業發展總體水平來看，中西部及農業欠發達省份相對較高，中東部較發達省份相對較低（袁建偉等，2018）。
東部發達地區通過制定地方配套政策，加強地方財政投入，例如設立省級農業綠色發展示范區、積極引入國際標準認證、外部農業企業投資等；同時加快推動全產業鏈的智慧農業，包括生產端的智慧認養、生產過程和產品的數字追溯、田間管理的大數據、營銷的直播帶貨、與大型電商平臺合作、智慧分銷、第三方在線協管等，通過綠色產品增值提高綠色農業產業水平。而國家綠色發展先行區的第二批、第三批共計90個縣，其中東部地區的縣不到1／3，仍然對西部中部更有傾斜，從政策和中央財政資金支持上避免產生新的不平衡。
二是基于新信息技術的農業綠色發展的數字鴻溝。新信息技術在農業綠色發展中的應用需要建立從研究到應用的各種基本條件，在研究方面，涉及數字技術研發和標準制定；在應用方面，智慧農業田間系統設施、數字追溯系統、入村入戶寬帶、云上營銷系統與管理技術等都是必備的基礎條件。小規模、低收入的區域和主體在這個領域都會被排除在外。不過，在躋身追溯體系，加入線上銷售平臺等方面相對有更多機會，諸如政府、企業共同著力的鄉村數字化示范項目等正在發揮著平衡作用。
三是關于新生物技術在農業中應用的生物倫理爭議。隨著第一個轉基因延熟番茄在美國商業化生產之后，全球圍繞轉基因作物及其商業化應用，尤其是安全性的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考慮到消費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各國各區域頒布實施了一系列關于轉基因生物安全檢測、評價、管理和標識的法律法規（黃耀輝等，2022）。中國也在探索中不斷完善法律法規和建立監管體系。
農業綠色發展轉型的網絡路徑
在常規現代農業發展，尤其是前沿技術不斷研發與應用的過程中，出于對社會、經濟、生態的可持續發展的關注，政策制定、制度體系建設、技術研發、多主體和領域多樣的系列行動都在促進農業綠色發展的轉型。農業可持續發展目標從產量和生產率優先，擴展到貧困消除、社會平等、生態保護、資源循環、系統韌性，有韌性的價值鏈的利益相關群體逐漸擴大，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可再生能源得到創新性應用；不斷涌現的保護性耕作、可持續農作、有機農業、生態循環農業、再生農業等實踐成為農業綠色發展轉型的基礎（齊顧波，2021）。但是，在數字鴻溝、生物倫理、公平機會等方面又出現了新的挑戰。
基礎實踐的推動來自于不同層級政府部門，也有包括企業、合作社、小農戶在內的生產經營主體，還有關注食物消費的消費者群體。這個過程中，在市場、研發機構與個人推動下層出不窮的科技創新是一個非常突出的啟動力和加速器，愈加開放的社會討論、不同興趣的組織行動、遠見卓識的政策制定和實施，聯合應對經濟、社會、生態方面的挑戰。圖1顯示，在宏觀經濟發展水平、可持續發展政策與社會認知、國際發展合作背景下，面對交織的“社會—經濟—生態”挑戰，中國的農業綠色發展轉型如何發生；它的發生來自于多主體基于挑戰的綜合應對策略，涉及多方的合作管理、生態實踐、科技研發（產學研）、學習溝通，以及政府部門的支持、監管，還有法律規范引導和制約。筆者將這個轉型過程稱為農業綠色發展轉型的網絡路徑。
即使從話語上，推動農業綠色發展轉型的主體都以“可持續發展”作為目標；實際上，不同主體透過“社會—經濟—生態”視角，所面對的可持續發展的挑戰卻是錯綜復雜的，與發展環境、各主體的倫理關懷緊密相關。
政府推進農業綠色發展的機制化引領與創新支持。這一重要地位突出表現在通過制定規劃、意見、政策和操作規程，以激勵與規制并行的方式，引導農業綠色發展轉型方向。
全球范圍內，在20世紀70年代，發達國家已經出臺大量保護生態環境的法律法規；1980年在北京等地，35國簽字發布《世界自然資源保護大綱》，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大會提出全球可持續發展的綜合行動藍圖，指明農業發展創新方向。各國紛紛研究社會的、生態的、經濟的以及利用自然資源過程中的基本關系，反思現代農業發展方式，并采取各種行動推動農業向綠色發展方向轉型，其中與農業可持續發展和綠色發展相關的政策逐漸完善。1991年，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可持續農業與農村發展（SARD），即“管理和保護自然資源基礎，調整技術和機制變化的方向，以便確保獲得并持續地滿足目前和今后世世代代人們的需要。因此，其是一種能夠保護和維護土地、水和動植物資源，不會造成環境退化；同時在技術上適當可行、經濟上有活力、能夠被社會廣泛接受的農業”；并發布了農業持續發展框架（FAO, 1992），以滿足食物營養需求為目標，將包含動植物生產的農林復合經營系統與技術創新系統、自然資源管理、信息系統、專家決策支持系統、社會參與及能力建設、農業研究與推廣系統、鄉鎮企業和其他農村工業、市場和信貸、國際貿易系統等相連接。進入21世紀之后，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涵蓋十個要素的農業生態學的框架，將“社會—經濟—生態”系統納入其中，以對人類與社會價值、文化與食物傳統的關懷作為背景，創建負責任的治理結構、循環與互助的經濟環境。生態農業的基本實踐和創新路徑具有以下共同特征：多樣化、綜合化、效率、恢復力、循環、知識再造和分享（FAO, 2020）。
其間，對綠色經濟和綠色發展的認知發生了一個從單一學科到多學科、生態視角到社會經濟生態多視角的變化；政策和行為主體層面的實踐，從個體行動到多主體合作共同行動，從全球現代農業同質化發展到各國根據本國條件采用多元化的現代農業發展路徑。
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生態農業、可持續農業的概念并開始制定相關政策，設立了生態農業示范區（程序，1997）。2015年《農業部關于打好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攻堅戰的實施意見》，提出“一控兩減三基本”的目標[8]。2016年《國家農業可持續發展試驗示范區建設方案》發布，至2022年審定了三批共130個農業綠色發展的試點先行區。在這個過程中，農業綠色發展的內涵逐漸被厘清，中共中央辦公廳及國務院辦公廳于2017年印發的《關于創新體制機制推進農業綠色發展的意見》指出，中國農業綠色發展實質上是從忽略生態環境的高資源消耗與高農資投入的粗放經營向高質量和效益的集約經營的生產方式轉型，以確保國家糧食安全、農產品質量安全、生態安全和農民持續增收，對維系當代人福祉和保障子孫后代永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9]。農業農村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科技部、自然資源部、生態環境部、國家林草局于2021年9月聯合印發《“十四五”全國農業綠色發展規劃》[10]，而且基于持續多年的實踐和研究結果，2022年農業農村部發布《推進生態農場建設的指導意見》，擬通過生態農場試點進一步推動農業綠色發展轉型[11]。
中國政府還在市場鏈接方面，通過標準化的無公害、綠色和有機食品的生產、認證過程和監管標準，促進生態農業的機制化。不過，也有人反思，對于不了解生產過程的消費者來說，這些認證可以提供食物安全的保證，同時也可能使得消費者遠離食物生產（Si et al., 2021）。新信息技術的發展，比如線上直銷、分銷、數據追溯系統等建立，很大程度上回應了這個機制化過程中對人與自然分隔的關注。
各種試驗示范的政策工具以財政轉移支付為主，諸如測土配方施肥補助、化肥農藥零增長支持、耕地保護與質量提升補助、農產品追溯體系建設支持等（漆雁賓等，2019）；面對氣候變化挑戰，金融政策的相關工具也被納入支持“包”；各省級政府結合“雙碳”目標，全領域通過金融政策支持綠色經濟發展，其中也包括農業綠色發展。例如，2022年6月印發的《廣東省發展綠色金融支持碳達峰行動的實施方案》[12]，支持粵北生態區綠色農業發展，鼓勵統籌生態領域財政轉移支付資金，探索產業發展基金與風險補償基金等方式。遴選低碳排放的重大綠色產業項目入庫，定期發布綠色低碳項目融資需求，推進常態化融資對接；特別“鼓勵政策性銀行加大對農業領域綠色發展的支持力度，鼓勵金融機構探索“保險＋期貨＋銀行”等綜合金融服務模式，支持綠色農業創新發展”。
為應對前沿技術應用所面臨的新挑戰，中國政府較為及時地制定了相關法規和管理辦法。2001年，國務院頒布實施了《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及在其基礎上制定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管理辦法》《農業轉基因生物進口安全管理辦法》《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管理辦法》《農業轉基因生物加工審批辦法》《進出境轉基因產品檢驗檢疫管理辦法》。法規確立了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制度、生產許可制度、加工許可制度、經營許可制度、進口管理制度、標識制度等。中國政府已發布實施了80余項技術檢測國家標準，制定了轉基因植物、動物用微生物安全評價指南和轉基因作物田間試驗安全檢查指南[13]，《“十四五”生物經濟發展規劃》提出“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生物安全治理機制”[14]。新信息技術方面，中國制定了《數字農業農村發展規劃（2019—2025年）》[15]。
農業綠色發展轉型中的多主體互動與合作。農業綠色發展的生產消費研究（許秀川，2021；張笑寒等，2021）發現政府、農戶、消費者的互動影響綠色農業發展機制，要達到政府、農戶和消費者共同參與綠色農業發展的均衡狀態，需改變原有綠色生產和消費的制度演化進程，政府可作為“創新者”率先偏離既定規則。某一農業生產主體的行為對內外部環境具有某種程度的響應（苑甜甜，2021），有研究（Jiang等，2022）從供應鏈網絡—納入補貼政策、社會責任和質量偏好的視角分析有機肥替代化肥的問題，據以提出針對不同參與方的有機肥推進策略。各國生態農場推進，聚焦于政府政策和資金支持，諸如奧地利政府推出的“有機作物生產區計劃”，以及多元化的農場產品經營模式和多種銷售形式（王星勻，2017）。
Shen等（2020）以科技小院為例說明高校作為社會組織的一個主體在農業綠色發展中如何發揮作用。多項研究分析了綠色農業的外溢效應、補償機制和配套政策（梁謇，2020）；不同經營主體融入農業綠色發展，與其內生動力、政策優化、技術創新、全產業鏈縱向一體化程度等相關（苑甜甜等，2021；喬玉輝等，2015）。
經過30多年的實踐探索，一定規模的生態農場已成為中國農業綠色發展的基本單元；在促進農業綠色發展和農業綠色轉型方面具有積極的引領示范作用（焦翔等，2021）。生態農場的發起主體，其經營主體，經營方式和產業形態有著顯著的差異。經營主體包括合作社、公司和家庭農場即單個農戶；經營方式的差異主要體現在生產要素獲取方式、與加工、貯存、冷鏈物流、產品市場端的鏈接方式等方面，即縱向一體化程度的差異（高尚賓等，2018）。不同生態農業的循環模式（趙光，2017）產生不同的經濟效益（蔣高明等，2017；趙建設，2019）。
在不斷互動、合作的過程中，消費者和生產者的主體形式越來越多樣化。消費者涵蓋了行業協會機構、社區和職業群體、消費者個體，生產者涵蓋了企業、小農戶、家庭農場、合作社等。無論是在“替代性食物體系”推動下的“認養”稻田方式，“會員制”的CSA聯盟，抑或社會組織參與協助生產者與消費者對接因而最大程度減少價值鏈中間環節的“巢狀市場”等，還是因為數字技術和電商崛起，分銷渠道結構短化的常規市場營銷體系，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鏈接都更為緊密。產品體現出自然與地方和個體文化特征的融合，消費者也可以得到商品之外的體驗以回應其偏好、關懷和個性化需求。因此，涌現出越來越多的認同高品質農產品的“高定”消費群體，又進一步促進農業綠色生產發展。
動態的科學技術研發。反思常規農業可持續發展，科學技術研究的探索首先關注農業的系統性，即在自然循環和生物的交互作用基礎上創建或延續的科技體系，如綜合有害生物防治，保護耕作，稻田養魚，輪作，有機肥，秸稈還田利用等；其次是在常規農業技術基礎上挖掘可持續的元素，如噴灌滴灌等節水措施，水土保持，綜合植物營養管理，混合農作制度，適應間作的聯合收割機；此外還有前沿技術的安全應用，如抗蟲抗病和抗除草劑的作物遺傳育種，利用遙感和信息技術、大數據等進行生態農業規劃和田間管理，大數據與新材料的技術集成應用于設施農業等。
2015年至2019年間，農業發展的機械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為農業依賴資源投入轉向創新驅動的發展提供了很大支持。例如，玉米籽粒低破碎機械化收獲、生物可降解地膜替代技術、多熟種植、“果—菜—茶”等生態種養等一批模式[16]。
同時期，適合農業觀測的高分辨率遙感衛星“高分六號”成功發射并正式投入使用。遙感等信息技術在動植物疫病遠程診斷、輪作休耕監管、農機精準作業、無人機飛防等領域加快推廣應用。
在生物技術方面，自2012年以CRISPR-Cas9為代表的新一代基因編輯技術誕生以來，基因編輯就開始廣泛應用于農業及食品領域的研發（鄧心安等，2022），大多數動植物食品品種仍處于研究的基礎階段，比如水稻、草莓和香蕉；有的處于實驗階段，涉及油菜、小麥等；部分品種已接近市場化應用推廣階段，涉及西紅柿、大豆、玉米、蘋果、蘑菇、豬、真鯛、河豚等。
由于這些技術的創建或延續基礎不同，同等效果的技術所需的物質和治理投入有差別，掌握技術所要求的能力也有不同。比如，民間制作的酵素，基于傳統和本土經驗，與實驗室制作的具有拮抗、誘導抗性和土壤修復作用的微生物相比，程序簡單，防病、抗蟲、增產效果近似（駱世明，2022），但是勞動力投入可能更多，資源的再利用效率可能更高，而且獲取更便利。新生物技術成果則相反，基于前沿基礎研究成果，已經沉淀了大量的智力投入，對于一般的生產經營者和消費者來說，掌握其特性、明確其安全性，都需要有更多的“證成”支撐，尤其是法律規范。
農業綠色發展實踐范式及其流動擴散。在政策引導、科技和市場動力支撐、多主體主動探索、互動、合作的基礎上，農業發展被置于更大的社會經濟生態系統中，農業綠色發展實踐出現多種范式。
如果僅僅把農業作為一個單獨存在的系統，產出擴大作為唯一的目標，那么，它的運行就需要持續不斷的外部資源的輸入，以獲取能量，維持其產品生產與產出的正常運轉。與此同時，未轉化為生物產品的物質和能量即被視為廢棄物。單看這個過程，能量耗損以及產品產出后，就需要更多的資源投入維持產需平衡，如果擴大產出，資源投入需求更是成倍增加。如果把農業生產作為更大系統的一部分，那么，產出就不僅僅意味著消耗和損耗，而是新的能量流動方式。流入的資源和能量來源會有所擴大，流出的方向也可能形成回轉的雙向，通過技術處理促成能量循環。
農業綠色發展實踐范式由不同主體主導，涉及多個主體的參與，所采用的生態技術也有不同。但是基本上都遵循系統思維，不以某種技術作為靈丹妙藥，也不以資本投入作為解決方案的前提，更不把既有的現代農業發展路徑看作固定不變；把農業生產作為更大系統的一部分，尋求新的資源和能量流動方式，探索社會、經濟、生態目標的平衡點。
覆蓋面廣、物資投入力度較大的實踐，是由政府主導、其他主體參與的大規模生產推動、試驗示范的農業綠色發展案例，更多地以既有的現代農業網絡為基礎，以政策的啟動“突圍”作為主要特征。具體包括上述的農業綠色發展先行區建設，生態農場示范；還有在全國范圍開展的化肥農藥零增長補貼，綠色低碳農業項目的政策補貼研究與實踐探索，農產品質量認證體系推進的支持等。
覆蓋面較廣、物資投入有限，但是農業生產經營規模范圍較大，涉及小農戶生產，由科研機構或社會組織啟動“突圍”的實踐，與現有大規模推進并行，更突出其主體間、主體與自然間、價值鏈各端口間的直接鏈接，以及強調非正式食物信任的建立。具體包括上述的社會生態農業、巢狀市場、農夫市集等。
這些實踐還在已有的政策和管理機制支持下，通過區域間合作，包括省際合作、國際農業發展合作，進行流動和擴散。例如，基于2020年9月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歐洲聯盟地理標志保護與合作協定》，中歐雙方通過單獨申請、互認試點和協定互保等方式，至2021年底實現110個中國地理標志在歐保護，134個歐盟地理標志在華保護；“175＋175”中歐清單產品將于協定生效4年內完成相關保護程序。另如，社會生態農業在中國經過十多年探索，由零星的社會企業和小農戶、家庭農場發展成為覆蓋全國范圍的由1500個農戶、農場、合作社等不同主體組成的社會生態農業網絡，影響到近50萬農業生產者，300萬消費者[17]；是國際社會生態農業聯盟成員，每年開展國際間交流合作。再如，2021年，浙江杭州余杭區與四川廣元蒼溪縣聯手，在阿里巴巴公益支持下，在陵江鎮筍子溝村建立數字鄉村指揮中心、可視化監控系統、電商果品分選中心和電商直播室，為柑橘生產和管理決策提供實時數據支撐，產品統一分級、電商線上銷售，促成資源節約、質量提升、優價銷售[18]。
結論
在全球前所未有的發展挑戰之下，農業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挑戰的復雜性也愈加突出。聯合國發布的《2022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報告》[19]顯示，2020年，全球陷入極端貧困的人口新增9300萬人，2021年全球受饑餓影響的人數已達8.28億，較2020年增加約4600萬，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累計增加1.5億。2021年能源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6%，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完全抵消了疫情影響下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下降。報告還指出，世界各國對糧食和農業部門主要以貿易和市場政策及財政補貼的形式給予支持，但成效卻不那么均衡，對環境和低收入人群并沒有產生積極影響。
要增強抵御未來沖擊的韌性，要求各國采取果斷行動，中國在農業綠色發展轉型中積累的經驗，可以為此作出更大貢獻。
中國農業綠色發展轉型的網絡路徑表明，生產率、資源使用效率、環境保護效率的提升，共同驅動綠色農業經濟發展。這個新的發展范式，使得原來農業經濟體系中的各主體處于“突圍”狀態，路徑依賴下新動力來自于各主體創新以及社會創新。政策的突圍要以國家利益、企業利益、農村居民利益的平衡為切入點。企業的突圍只有走產業創新、設計創新的道路。農業綠色發展轉型是一項系統工程，多方協調和密切配合形成創新的技術和市場動力，創建其他基礎條件，才能打破既有的路徑依賴。
農業綠色發展轉型需要搭建多方交流、相互學習的平臺，諸如科研院所與企業的緊密合作，綠色發展的公眾教育。不同主體對于可持續發展的認知可能存在不同，這個層面的差異很難在短期內彌合，但是往復交流對于推進相互理解很重要，至少可以達成多種范式同步前行，盡量降低沖突成本。在綠色目標（碳減排碳中和），以及公平、鄉村振興、可持續發展等目標組合下，農業綠色發展轉型實質上是一個“傳統技術＋常規現代技術＋前沿技術”推動的過程。相關知識儲備的差距，決定了主體間的認知差異。建立生產鏈主體、消費者的討論平臺——包括數據庫建立和獲取，能促進多方的知情和交流。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科學家，對新技術的規范化分解和通俗化的科普（包括坦誠的風險宣傳）就很重要，這體現的不僅僅是知識分享和擴散，更重要的是主體間的相互尊重和信任，尤其是長期被動接受食物質量咨詢的消費者。同時，這種分享也是促進綠色發展能力建設的一種方式。
農業綠色發展轉型還需要將信任的社會構建與制度構建相結合。推動轉型的合力需要以多方的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為基礎。社會生態農業等多樣化農業-食物策略更多體現為差序食物信任，即將信任建立在熟人倫理或熟人關系之上（張純剛等，2015），促進小規模生產的生態技術創新，通過市場細分，加上數字技術的支持，與社會化大生產并行不悖。從小規模生產者以及某些更具鄉土情結、更有自然偏好的消費者角度，有了更多主動選擇的機會，不再只是被動接受將時間、空間、自然體驗等濃縮到某個證書的農產品質量認證結果、而并不以積極的信任為選擇基礎。另外，工業食物體系與新信息技術的聯合，諸如追溯系統的建立、線上種植養殖過程的觀察、線上結合現場的認領種養方式等應用，均為打破不信任的“咒語”創建了可能的機制，還為重建農產品與自然的鏈接、消費者與農業生產的鏈接、開展人與自然相互關系的教育等提供了空間。
針對生態技術、清潔能源、智慧技術研發利用，需要建立環境效益、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綜合評估機制，通過多方參與方式設立標準，建立財政補貼、融資、合作支持、效果評估機制，資本優先對標兼顧“社會—經濟—生態”系統效益的綠色項目，為農業綠色發展轉型的網絡路徑提供新賽道。
（本文系中國工程院院地合作項目和中國農業大學2115人才工程項目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JL2020-003、TP18112101）
注釋
[1]《中國綠色食品統計年報》，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網站，2022年7月24日，http://www.greenfood.org.cn/ztzl/tjnb/lssp/。
[2]筆者于2022年在G市調研發現，2015年某政府部門工作人員與某貧困戶結對扶貧，不收取任何中間費用；之后逐漸帶動該村的其他農戶和其他村莊參與。隨著參與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增加，開始建立微信群，又通過同事或社區伙伴再帶動其他人，建立更多的群。脫貧攻堅決勝之后，這位工作人員繼續推動P to C模式，以義務服務為原則，制定規范，至2022年7月消費者群體已經有一萬多人，生產者和運營商群體覆蓋了十多個縣區，涉及幾十種農產品。
[3]《2021年中央投入農業綠色發展相關資金近440億元》，網易號：鄉鎮企業與鄉村振興，2021年9月11日，https://3g.163.com/dy/article/GJKUKQJ50552BTTM.html。
[4]其中大北農華東總部項目聯合浙江大學等一流高校、科研院所，圍繞生物育種、生物飼料、農業生物制劑、農業大數據、農業人工智能等技術，共同構建開放式的現代農業創新創業生態系統。杭州市農業農村局_區縣動態，百家號，2022年1月5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1083936782645715&wfr=spider&for=pc。
[5]例如，2020年北京市昌平區的8個鎮建立了9個試驗基地，投入智能納米膜堆肥中型發酵設備10套，每套發酵設備占地40平方米，可處理果樹枝條、菌棒、玉米秸稈、草莓藤蔓等農林廢棄物，聯網監測，發酵周期約15天，其他發酵方法一次需要3個月。每套設備每年總計處理農林廢棄物600立方米，產出有機肥300噸，做到最大效率的資源循環利用。中國農網，2020年8月17日，http://www.farmer.com.cn/2020/08/17/99858057.html。
[6]《對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4057號建議的答復》，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農村部網站，2016年7月27日，http://www.moa.gov.cn/govpublic/SYJ/201607/t20160727_5219540.htm。
[7]《我國首次實現從一氧化碳到蛋白質的合成 已形成萬噸級工業產能》，《人民日報》，2021年11月1日，第12版。
[8]《農業部關于打好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攻堅戰的實施意見》，中國政府網，2015年4月13日，http://www.gov.cn/xinwen/2015-04/13/content_2845996.htm。
[9]《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創新體制機制推進農業綠色發展的意見〉》，中國政府網，2017年9月30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7-09/30/content_5228960.htm。
[10]《農業農村部 國家發展改革委 科技部 自然資源部 生態環境部 國家林草局關于印發〈“十四五”全國農業綠色發展規劃〉的通知》，中國政府網，2021年9月7日，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9/07/5635867/files/737ff96c0cc74f788394eb6194cc44c6.pdf。
[11]《農業農村部辦公廳關于印發〈推進生態農場建設的指導意見〉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農村部網站，2022年2月9日， http://www.moa.gov.cn/govpublic/KJJYS/202202/t20220209_6388306.htm。
[12]《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印發廣東省發展綠色金融支持碳達峰行動實施方案的通知》，廣東省政府網，2022年7月13日，https://www.gd.gov.cn/xxts/content/post_3972535.html。
[13]《我國有哪些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農村部網站，2013年4月27日，http://www.moa.gov.cn/ztzl/zjyqwgz/kpxc/201304/t20130427_3445775.htm。
[14]《“十四五”生物經濟發展規劃》，https://www.ndrc.gov.cn/xwdt/tzgg/202205/P020220510324283427632.pdf
[15]《農業農村部 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關于印發〈數字農業農村發展規劃（2019—2025年）〉的通知》，中國政府網，2019年12月25日，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1/20/5470944/files/b001fe6ca9e345f4ad4f954276d35fee.pdf。
[16]《農業現代化輝煌五年系列宣傳之一：農業現代化成就輝煌 全面小康社會根基夯實》，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農村部網站，2021年5月8日，http://www.ghs.moa.gov.cn/ghgl/202105/t20210508_6367377.htm。
[17]社會生態農業CSA聯盟網站，http://csanetwork.cn/。
[18]《阿里巴巴特派員駐村，特色農產品余杭上線 蒼溪有了“數字”外援》，四川省鄉村振興局網站，2021年11月19日，http://xczxj.sc.gov.cn/scfpkfj/sxnews/2021/11/19/f1f6d6a4d9d442d09e89d620a5990d5b.shtml。
[19]"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22", https://serbia.un.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7/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Report-2022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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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of Agri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Economic-Ecological" System
Qi Gubo
Abstract: Agriculture green development combines the green revolution based on biotechnology, the "green economy" which reassesses ecological valu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rus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rket and the economy which is embedded in the society. In practice, it is embodied in cases of ecological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 and application, value exploration and branding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marketing innovation for resource sharing and benefit distribution equalization. The network path of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ecological effects, environmental equity and social equilibrium can bring actions of different player under the same goal by breaking down the division, promoting mutual communication, enhancing trust and integrating resources, and thus facilitate the transition of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Keywords: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network path, "social-economic-ecological" system
責 編 / 馬冰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