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今世界百年變局與世紀疫情相互交織，世界各國經濟受到巨大沖擊，全球價值鏈加快重塑。當前，全球經濟正在疫情中尋找復蘇的機會，而中國是世界經濟復蘇的一架重要的馬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22年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下調了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其中一條關鍵原因就是中國消費復蘇低于預期。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目標，促進國內經濟盡快復蘇，為全球經濟復蘇作出重要貢獻，我國提出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穩生產、促消費，實施行之有效的防疫政策，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同時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中，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

【關鍵詞】雙循環 經濟復蘇 高質量發展 “一帶一路” 全國統一大市場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23.001

【作者簡介】杜麗群，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學系副主任。研究方向為外國經濟思想史、西方經濟學流派、經濟增長理論、信用理論與政策、資源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問題等。主要著作有《投資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歷史和現實考察》、《最優貨幣量》（譯著）等。

世界總是處于不斷的發展變化之中，過去的一百年，全球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歷經了冷戰、蘇聯解體，以及南亞、西亞、北非、東歐等地區多個國家的多次沖突。2018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會議上指出：“當前，我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論斷引發了學界的熱烈討論。當今世界，國際格局從“一超多強”向“東升西降”轉變，國家間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同時，百年間科技創新日新月異，21世紀以來信息化技術突飛猛進，已經成為社會變革和轉型發展的主要驅動力。我國當下正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加速演變期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期，為了應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為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我們必須“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1]，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

“雙循環”的提出與發展階段

深入理解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內涵，需要把握好這幾個概念的含義以及國內大循環與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發展歷程及其相互關系。我國經濟發展格局經歷過多次調整，從早期的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到改革開放后逐漸深度融入國際經濟大循環，再到現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每一次都是根據國內發展的需要與國際形勢的變化，從而作出的戰略調整。

我國內循環與外循環的戰略轉變，暗含了國家對當時歷史背景下亟需解決的問題的戰略部署。最早的國內大循環，針對的是國內工業發展落后的情況，而之后的國際大循環，針對的則是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勞動力過剩以及中國急需融入全球產業鏈的問題，這一時期我國勞動力資源溢出，大量農村勞動力隱性失業，同時資金和技術又極為短缺，正需要通過參與全球產業鏈輸出勞動力，輸入技術與資金，達到均衡要素配比的目的。

從1949至1978年，我國處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對外貿易統一管理階段，以發展國內自循環為主，貿易僅作為國內經濟的補充部分。這一階段屬于主要依靠國內循環的發展階段，即國內大循環階段。1978年，我國出口依存度（出口占GDP比例）為4.6%，進口依存度（進口占GDP比例）為5.1%，經濟基本處于封閉狀態。[2]這一階段的國內循環，是不利的外部形勢下的無奈之舉，同時也是不流暢的、矛盾重重的循環。新中國成立初期，國際形勢嚴峻復雜，同時，我國輕工業比例過高，重工業基礎薄弱，煤炭、鋼材產量都很低，機器設備生產規模落后，也沒有完整的工業化體系，只能優先發展重工業，從內部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因此，“一五”計劃的重點是優先發展重工業。早期的工業化發展，是以農業的高積累作為基礎，而人民公社化、大躍進等運動也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農業生產力。《財經大辭典》指出，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經濟直接發展重工業，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不起來，同時重工業在國際市場沒有發展余地，只好自我循環，這其中存在工業結構高級化與農村勞動力轉移之間爭奪資金的矛盾。針對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問題，陳云同志指出，“國民經濟能做到按比例發展就是最快的速度”[3]。到20世紀70年代，我國已建立了種類齊全的完整工業體系，同時恢復了聯合國合法席位，為改革開放奠定了經濟基礎和國際環境基礎。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經濟經歷了從主要依靠國內循環、逐步深度融入國際循環、到國內國際循環相對平衡的三個階段[4]。

第一階段，逐步深度融入國際循環的發展階段（1978～2001年），即國際大循環逐步推進階段。1979年3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用三年時間調整國民經濟。當時重工業的快速發展，也為我國經濟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基礎。

1978年以后，我國開始在沿海設立經濟特區，把對外開放作為長期的基本國策，國內經濟進一步發展。1984年3月22日，國務院在同意批轉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關于做好技貿結合和舊設備選購工作的報告》的批語中指出，“把對外商品貿易與引進技術結合起來……用我們的一部分市場換取國外的先進技術”，這是國家首次對“以市場換技術”進行戰略定位。1987年10月，時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王建副研究員提出了《關于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在國內首次提出了“國際大循環”概念，將農村勞動力轉移納入國際大循環，一方面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出路，一方面換取外匯，以此來武裝重工業和技術產業，再利用技術產業的發展進一步轉化剩余勞動力，以此實現循環。當我國進入到全球產業鏈、中間品貿易構成的外循環階段時，國際分工變成了同一產品零部件和不同工序之間的分工和貿易，國際貿易的重心轉移到了中間產品的貿易上。在這一階段，隨著我國工業化戰略的轉變、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對外開放的逐步擴大，大量外資涌入國內，工業得到了迅速發展，1997年工業生產總值大約是1979年的18.6倍，[5]中國工業的國際地位顯著提升。2001年，中國加入WTO，進一步放開了外貿經營權，外向型經濟發展格局全面形成。

第二階段，對外加速融入國際循環、對內完全放開貿易經營權階段（2002～2011年），即國際大循環加速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政策導向從“鼓勵出口”向“堅持出口和進口并重”轉變，資本、技術等要素漸次涉足外循環。隨著中國加入WTO，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的內外部環境大幅優化，關稅水平、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貿易規則不透明性大幅下降，國內法律和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的修訂顯著促進了統一、規范、透明的對外貿易制度體系的形成。2009年，中國出口額位居世界第一，之后長期保持這一位次。1992～2011年，中國累計實際利用外資金額達1.14萬億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投資目的地；[6]同時中國也解決了外匯短缺、國民儲蓄短缺這兩大發展中國家難題。此外，這一階段的國際大循環，實際上為進一步內循環作好了鋪墊，其均衡國內產業要素配比，使得國內各部門的生產能夠彼此流通轉化。

第三階段，國內國際循環相對平衡的發展階段（2012年至今），即雙循環相互促進階段。這一階段的外貿政策以“穩增長、轉方式、調結構”為中心基調，在建設強大國內市場的同時致力于更高水平對外開放。這一階段的政策導向從之前的“進出口并重”轉向2012年提出的“擴大進口規模”，并于2017年進一步提出“積極擴大進口，促進貿易平衡”。具體來看，2012年提出要積極擴大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的進口，擴大自發展中國家進口，鼓勵開展直接貿易，并對多品種進口品下調暫定關稅稅率；2018年，進一步提出要支持關系民生的產品進口，拓展對于“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進口，舉辦進博會等進口促進活動，建設進口促進創新示范區等進口平臺。

在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歷史交匯期，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國家發展優勢和現實約束，我國確立了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首次提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以雙循環促進經濟復蘇，推動經濟結構調整。之后，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將“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納入“十四五”規劃，推動我國開放型經濟向更高層次發展。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下文簡稱《意見》）發布，提出打破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打通國內大循環的關鍵堵點，推動我國市場由大轉強，進一步明確了如何在國內打破小循環、暢通大循環的思路與做法。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經濟面臨的選擇

國際大循環戰略指的是把市場重心放在國外，依賴國際市場循環帶動國內經濟發展，其在實施過程中，也漸漸暴露出一些問題。這些問題部分與國際大循環戰略本身有關，部分與國際形勢、國內經濟環境變化有關。經濟過度依賴對外貿易，使中國面臨國際收支失衡的問題，同時也不斷擴大沿海地區和內地的經濟差距。從2000年開始，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連續走高，到2006年，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一度達到64%。[7]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會導致持續貿易順差進而帶來人民幣升值壓力、貿易摩擦頻繁化、重要戰略資源進口可能受制于國際壟斷資本，乃至國際上出現中國爭奪資源等負面輿論，不利于我國的經濟安全[8]。另外，中國經濟已經有所成長，資本形成總額與研發投入相比改革開放初期已經大大提升，國產品牌逐漸發展起來，擁有了一定獨立發展的能力。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我國外貿依存度逐漸下降，2019年下降到35.89%。[9]近年來，我國已經擁有了比較完備的經濟體系，而且勞動力增長速度也有所回落，綜合來看，已經不再適合單一的輸出勞動力、引入資金技術的國際大循環模式。

習近平總書記在接見2017年度駐外使節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我們黨立足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的基礎上作出的重大判斷。

第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是影響大變局的重要變量。以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快速推進，勞動力、土地等傳統生產要素的地位相對下降，人力資本、技術成為核心生產要素，同時區別于以往工業革命主要替代體力勞動，智能化技術對簡單腦力工作的替代可能導致中產階級失業危機，收入分配差距進一步拉大[10]。此外，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下，數字化技術普及的速度加快，并在商務辦公、課堂教學、社區治理、生產生活服務等多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產業鏈發生了新的變化。亞洲開發銀行、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價值鏈研究院、世界貿易組織等聯合發布的《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2021：超越制造》[11]中指出，金融危機后全球傳統制造業價值鏈中的各類生產貿易活動均有所降溫。產業鏈增長之所以進入停滯狀態，是因為部分產業鏈分工已經抵達天花板，不可能繼續細分和轉移，而且很多發展中國家不滿足于僅接納全球產業鏈分工中的一小部分，開始拓展本土的產業鏈，以及由于自動化技術等的發展，發達國家勞動力昂貴的因素弱化，開始促進“產業回歸”。同時，隨著數字技術飛速發展，全球產業鏈分工的形態也在迅速演進，雖然制造業產業鏈發展有所停滯，但芯片、晶體管等復雜技術產品分工程度不斷提升，數字服務產業加速搭建全球性平臺，這些因素都在推動新型全球產業鏈、創新鏈的形成。近幾年來，中美貿易摩擦導致多邊經貿組織功能弱化，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使得2020年的貿易量大幅下滑，全球價值鏈正在加速重構。

第三，錯綜復雜的國際博弈力量不斷變化。一方面，21世紀以來，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亞太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中國作為亞太地區的重要力量，與美國“對弈”的能力日漸增強。近年來，美國對中國華為、中興等多家企業打壓限制、發起“特殊301調查”“232調查”等非常規貿易調查、出臺對TikTok等企業的禁令，等等，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在美國的籠絡破壞下，將中國排斥在外的區域經濟合作協議先后出爐，以WTO為代表的多邊經貿協商機制被嚴重弱化。但同時，美國的霸權策略、遏華方針也漸漸被世界各國看清，2022年9月，印度以無利可圖為由退出了美國部署的IPEF（印太經濟框架）。

另一方面，烏克蘭危機爆發，美西方對俄制裁不斷加碼。俄羅斯通過出臺天然氣供應“盧布結算令”反制，歐洲能源危機一觸即發。同時，俄烏均是全球主要的糧食出口國，烏克蘭危機直接導致部分地區糧食短缺，全球食品價格也不斷攀升。2022年9月23日至27日，頓涅茨克、盧甘斯克、赫爾松州和扎波羅熱州舉行了加入俄羅斯聯邦的公投，再次加劇了緊張局勢。隨著時間的推移，烏克蘭危機不僅對全球能源、工業、農業產業鏈造成巨大沖擊，核戰爭的潛在威脅也在不斷加深，危機一旦升級，對全球產業布局和國際局勢將造成極大破壞。烏克蘭危機既是俄羅斯與歐盟、美國的博弈，也影響著亞太安全。美國趁機挑動臺海局勢，日本也隨之而動，有意將沖突從歐洲延伸至亞洲。隨著我國綜合實力不斷提升，美國對我國越盯越緊，類似局面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加速了世界格局的重構。

第四，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加速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演變。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產業鏈帶來了一定沖擊，而對全球價值鏈的沖擊又使得全球各經濟體受到了較大影響，影響程度甚至超過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如，新冠肺炎疫情導致了2020年全球貨物貿易額同比下降5.6％，這是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貨物貿易的最大同比降幅，[12]中國GVC出口附加值下降0.174%，且短期內復雜GVC生產比簡單GVC生產受沖擊更為嚴重[13]，2020年美國年度實際GDP同比下跌3.4%，歐盟同比下跌6%，日本同比下跌4.5%[14]。

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還可能帶來債務危機。2022年3月到9月，美聯儲連續五次上調基準利率，將聯邦基金利息目標區間上調到至3%～3.25%，單次加息75個基點是美聯儲自1981年以來最大的加息幅度，半年內加息300個基點也是歷史少見的。且據預測在年底的兩次議息會議（一次在11月，一次在12月）上，美聯儲可能進一步合計加息125個基點。[15]美聯儲過度加息導致流動性資產枯竭，并對全球資產流動造成了極大的擾動，歐元、英鎊、日元等對美元匯率都跌至數十年來最低，對人民幣也造成一定貶值壓力。除美聯儲之外，歐洲自債務危機以來就一直實行量化寬松政策，此次為應對疫情，歐洲央行再次加碼量化寬松。全球大范圍降息勢必導致舉債更加普遍，在全球疫情仍在蔓延的情況下，實體部門的負擔將不斷加重。

總的來講，我國要積極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一系列變化。新一輪科技革命的興起為我國打開了進入國際科技前沿的窗口，同時，部分領域的壟斷也使得相關企業面臨“卡脖子”風險；債務危機的潛在可能使得美債收益率重回上行趨勢，中資美元債融資環境收緊，可能使中國海外資產遭受損失；新一代信息技術驅動下的全球價值鏈調整，為加快提升我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創造條件，而中美貿易摩擦、多邊貿易體制遭受沉重打擊等因素也在增加我國參與全球價值鏈以及融入全球產業分工的難度；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帶來猛烈的沖擊，中國經濟回暖對全球經濟復蘇具有重要而積極的意義。

因此，我國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一理性選擇不僅是國內經濟發展的戰略轉型，而且是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斷演化、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作出的戰略部署。

中國“雙循環”戰略的實踐路徑

我國貫徹落實“雙循環”戰略，目的是確保在雙循環框架下經濟復蘇呈可持續增長態勢，一方面促進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進一步大力發展實體經濟，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既要從需求端著手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持擴大內需戰略，也要從供給端著手堅持供給側改革，雙向齊頭并進促成國內大循環；另一方面繼續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同時推進“南南合作”，繼續推進“一帶一路”倡議，深化與沿線國家的經濟伙伴關系，打造高效的“一帶一路”融資合作體系，深化與各經濟合作組織的聯系，打造互利共贏、攜手復蘇的合作格局，深度參與到國際大循環中。國內大循環打得通，中國經濟才能順利復蘇，才有帶動全球經濟復蘇的能力；國外大循環融得深，中國才能與世界各國有深度的經濟聯系，才有帶動全球經濟復蘇的紐帶，因此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對世界經濟復蘇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第一，推進國內大循環，重在推進要素的市場化。要素市場化改革是供給側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勞動力、土地、資本、技術以及數據等都是構成供給側的要素。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意見》指出，要打造統一的要素市場和資源市場，包括健全城鄉統一的土地和勞動力市場、加快發展統一的資本市場、加快培育統一的技術和數據市場等。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16]當前，我國深入實施數字經濟發展戰略，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進程不斷加快，數據要素的投入數量和配置水平已逐漸成為影響生產力發展的關鍵。數據要素的應用與市場化配置是近年來要素市場化的重點，202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了《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將數據與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并列為五大生產要素。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還需要不斷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市場規則，需要利用不斷進步的技術手段來維護市場各交易主體的合法權益，同時，要發揮政府的市場監管職能，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17]

第二，改善國內營商環境，推進投融資便利化。2015年5月12日，國務院召開全國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職能轉變工作電視電話會議，首次提出“放管服”改革的概念。2020年5月22日，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縱深推進“放管服”改革。2022年，《意見》提出，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加快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營商環境涵蓋諸多領域，包括市場準入、獲得信貸、辦理破產、繳納稅款等都是在企業生命周期中至關重要的領域，提高這些領域相關的立法、監管、公共服務等水平，對于提升企業開辦、投融資效率都有重要意義。尤其我國現在處于抗擊疫情和經濟復蘇的關鍵時期，加快線上服務系統建設，優化“全程網辦”“一窗通辦”等服務措施，不僅能提高企業辦事效率，還能減少人員流動、降低疫情傳播風險，有利于更好地平衡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2020年，世界銀行發布《全球營商環境報告》[18]，中國位列第31位，相比2018年的78位有了較大提升，證明我國近年來在營商環境方面作出的努力已經取得一定成效。但同時我國營商環境評估還面臨一些問題。一是目前中國的評價體系是參照世界銀行評價體系制定的，由于世界銀行評估系統只選取每個國家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作為評估對象，因此國內也主要把提升營商環境水平的任務交給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廣州等較發達的城市，相比之下中西部城市推進較慢，營商環境建設存在區域不均衡。二是世界銀行自2020年開始停止了“Doing Business（DB）”評估，并于2021年9月發布了“Business Enabling Environment（BEE）”新評估體系，二者相較，新的評估體系將減少使用案例評估，而更加關注整體經濟環境和法律法規實際執行情況，并將外資企業也納入考察范圍。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全球私營企業生存狀態不良的情況下，這既是對我國營商環境建設更嚴苛的考驗，也是更加全面地檢驗我國營商環境建設成效的機遇。

第三，穩定居民收入預期，拉動國內消費水平。《意見》指出，要推進商品和服務市場高水平統一，健全商品質量體系、全面提升消費服務質量。當前，國內經濟復蘇難以達到預期水平，很大一部分因素是消費復蘇水平低于預期。影響消費復蘇有多個方面的因素。一是就業形勢始終不樂觀，中小企業復工復產難，導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下降；二是全球疫情仍處于流行態勢，國內新發疫情不斷出現，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情緒導致居民儲蓄傾向更強，消費意愿降低，也導致“報復性消費”并未如預期般提升消費水平。針對以上情況，可采取下列措施。一是穩定居民的預期收入，協助企業復工復產，發放失業保障金，關注應屆生就業問題等；二是細化落實疫情中的醫療保障，保障口罩、消毒液等防護物資供應，推進互聯網醫療發展，加大線上問診、送藥上門服務力度，保障好居民生活和看病就醫等民生服務；三是促進產品和服務質量的提升，圍繞消費品制造業、服務業等行業增品牌、提品質，同時關注消費行業新業態發展，疫情期間網購、快遞需求量增加，應適當根據消費者需求加大政策配套和引導，加速零售商業模式改革，積極推動構建更完善的互聯網金融法律體系；四是培育養老消費與健身等健康消費，完善教育培訓的消費市場[19]。此外，不同消費群體的儲蓄傾向存在顯著差異，贍養負擔、居住地、學歷水平、是否擁有證券類資產等因素都對居民消費傾向存在顯著影響，消費刺激的出臺政策應針對不同群體“對癥下藥”。

第四，完善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推進創新外貿模式。2013年9月至2020年9月，中國已分多批次批準了2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及海南自由貿易港，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新高地，推動形成了我國新一輪全面開放格局。其中，自2018年開始建設的海南自由貿易港，在《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生效的條件下，有望成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交匯點，以及雙循環的高端平臺。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不僅可以顯著提高地區GDP增長率，而且能夠促進投資、進出口的增長，更凸顯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集聚效應。當前，各自由貿易試驗區已有服務貿易負面清單、中歐班列集拼集運新模式、“四自一簡”海關監管新模式、“一帶一路”跨國農業發展產業鏈等創新成果。應繼續完善自由貿易試驗區基礎設施建設，擴大稅收優惠范圍，保障企業營商環境，推動自由貿易試驗區不斷創新外貿模式，試驗適應中國外貿情況的“新規則”。

第五，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促進與沿線國家互利互惠。2013年9月和10月，習近平主席在出訪東南亞國家和中亞國家期間，先后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截至2021年末，我國已與145個國家、32個國際組織簽署200余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涵蓋投資、貿易、金融、科技、社會、人文、民生等領域。[20]“一帶一路”倡議有利于中國與沿線國家分享優質產能，加深貿易聯系，探尋經濟增長、復蘇之道，同時也是我國外循環的重要路徑之一，對于各國經濟復蘇與發展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促進中國與沿線各國的貿易發展。“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國家眾多，消除貿易壁壘，商建自由貿易區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內容之一。貿易作為一個國家GDP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增長有利于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提高抵御突發性外生沖擊的能力。

其次，促進中國企業在沿線國家的投資。2021年1月至11月，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79.9億美元，同比增長12.7%，主要投向新加坡、哈薩克斯坦、越南、泰國、老撾等國家；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766.5億美元，同比增長8.2%。[21]“一帶一路”倡議顯著推動了我國對外的直接投資，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又有利于提升東道國企業的創新績效[22]，促進各東道國的產業結構升級，有力地支持了這些國家的經濟復蘇[23]。

再次，中歐班列的開通，貫通了疫情防控“生命線”。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鐵路部門與俄羅斯等國家的鐵路企業建立了定期會商機制，提升運輸效率；同時還開發了經俄羅斯加里寧格勒—波羅的海—德國薩斯尼茨等多條新路線。截至2021年11月底，中歐班列歷年累計開行47414列，運送貨物429.7萬標箱，累計運送防疫物資1343萬件，共計10.3萬噸。[24]中歐班列的開通、運轉，將大量防疫物資和生產原料高效地運往歐洲，既保障了中歐貿易往來的效率，也打通了中歐聯手抗疫的快速通道，有效降低了疫情對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的沖擊，是全球經濟復蘇的一大動脈。

最后，數字服務的推行助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基礎設施建設。2017年，習近平主席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發表題為《攜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演講，指出：“我們要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加強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納米技術、量子計算機等前沿領域合作，推動大數據、云計算、智慧城市建設，連接成21世紀的數字絲綢之路。”近年來，國內互聯網企業高速發展，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我國互聯網企業也積極輸出，在東南亞、南亞部分國家和地區推行數字平臺、移動支付等應用。

第六，全面發展經濟伙伴關系，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國積極參與各區域的合作。與發展中國家合作方面，2018年3月，亞太11國達成《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2022年1月RCEP開始實施，在世界經濟衰退的背景下，亞太區域經濟合作取得了進展。RCEP生效實施后，東盟10國已經成為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此外，近年來，中國還倡議和主導許多雙邊合作論壇，如中非合作論壇、中阿合作論壇、中國—中亞合作論壇等，以及中國對非洲國家的經濟金融支援等，全面推進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伙伴關系。區域經濟一體化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合作的重要形式，其打破了要素流動的地域限制，使得貿易成本下降，有利于促進產業集聚，同時加強信息交流，避免產業趨同化發展，有利于疫情沖擊下區域經濟的恢復和增長。在中美貿易摩擦的背景下，我國眾多科技企業遭到美國的限制，行業“卡脖子”問題仍有待解決，加之發達國家當前的產業鏈回流現象，中國的價值鏈有必要通過東盟10＋1自貿區和日韓產品來完善、補充。

與發達國家合作方面，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仍在發揮作用，以發達國家為中心、以發達國家與亞太新興國家的分工合作為主線的循環構成了全球價值鏈的主要鏈條。這一鏈條中，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發展中國家輸出制成品和生產性服務，并將獲取的外匯通過債務或間接投資的方式流回發達國家，由此構成了以發達國家為中心、發展中國家為外圍的循環。中國在這一循環中仍發揮著關鍵作用，且短期內不會退出。雖有產業鏈回流的說法，但這一鏈條目前仍是全球價值鏈的主鏈條，究竟是真正有回流的大趨勢，還是常規的動態調整，尚存在頗多爭議。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王嘉禾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16]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8、30頁。

[2][4]劉元春、劉曉光、閆衍：《中國經濟國際國內雙循環建設的重要歷程》，2020年12月15日，https://mp.weixin.qq.com/s/QN6DJ5n6tbeiufeWPPCRZA。

[3]《陳云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8頁。

[5]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年，第9頁。

[6]徐奇淵：《如何理解“雙循環”？》，2020年8月6日，http://www.cf40.org.cn/news_detail/10556.html。

[7][9]The World Bank, Trade(% of GDP),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TRD.GNFS.ZS?end=2018&name_desc=false&start=2018&type=shaded&view=map&year=2019.

[8]裴長洪、彭磊：《對外貿易依存度與現階段我國貿易戰略調整》，《財貿經濟》，2006年第4期。

[10]謝伏瞻：《論新工業革命加速拓展與全球治理變革方向》，《經濟研究》，2019年第7期；王一鳴：《百年大變局、高質量發展與構建新發展格局》，《管理世界》，2020年第12期。

[11]Yuqing Xing (eds.),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21: Beyond Production," 2021, http://rigvc.uibe.edu.cn/docs//2021-11/2808a0a300af4f11aba55bd3a9dfa777.pdf.

[12]《國際貿易遭受重創 恢復增長尚需時日》，2020年12月30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e/202012/20201203027247.shtml。

[13]盛斌：《全方位應對疫情對全球價值鏈的沖擊》，《社會科學報》，2020年4月9日，第2版。

[14]The World Bank, GDP growth (annual %),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end=2021&locations=EU&name_desc=true&start=2019.

[15]方彬楠、趙天舒：《美聯儲領銜全球央行“超級星期四”》，《北京商報》，2022年9月23日，第8版。

[17]杜麗群、王歡：《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的問題及其應對思路》，《思想理論動態參閱》，2021年第62期。

[18]The World Bank Group, "Doing business 2020," 2020,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2436/9781464814402.pdf.

[19]鄭江淮、付一夫、陶金：《新冠肺炎疫情對消費經濟的影響及對策分析》，《消費經濟》，2020年第2期；許光建、佘欣藝：《提振內需 擴大開放 堅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9年宏觀經濟形勢分析及2020年經濟形勢展望》，《宏觀經濟管理》，2020年第3期。

[20]《“一帶一路”建設成果豐碩 推動全面對外開放格局形成——黨的十八大以來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十七》，2022年10月9日，http://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210/t20221009_1889044.html。

[21]《商務部召開例行新聞發布會（2021年12月23日）》，2021年12月24日，http://ca.mofcom.gov.cn/article/xwfb/202202/20220203283080.shtml。

[22]宋勇超、張佳訊：《“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研究》，《管理現代化》，2022年第1期。

[23]田暉、謝虎、肖琛、宋清：《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產業結構升級——基于“一帶一路”倡議的調節效應》，《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6期。

[24]邱海峰：《中國交出高水平開放答卷》，《人民日報·海外版》，2022年1月4日，第6版。

Evolution Trajectory and Practical Path of China's Double Development Dynamic

Du Liqun

Abstract: Today, with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the pandemic intertwined, the world's economies are under tremendous impact and the global value chain is being reshaped at an accelerated pace. At present, the global economy is looking for recovery opportunities amid the pandemic, and China is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recovery. In its World Economic Outlook Report for 2022,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downgraded global economic growth expectations, and one of the key reasons is that China's consumption recovery is lower than expected. In this contex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strategic goal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promote the domestic economy to recover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mak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global recovery, China proposes a double development dynamic of utilizing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stabilizing production, promoting consumption, implementing effective policies to prevent the pandemic,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fter the pandemic. In the mean time, China continues to deeply integrate into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Keywords: double development dynamic, economic recover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Belt and Road,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責 編∕李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