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途徑，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是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環節，是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的基礎。基于高質量發展要求的重大生產力布局的主要內容應當包括劃分經濟區域、協調地區經濟關系、優化產業部門布局和重大項目優化布局等幾個方面。要遵循重大生產力布局的均衡協調原則、保障安全原則、發揮優勢原則和要素優化組合原則，通過推進精細化的經濟分區，加快推進產業轉移，調整區域產業結構，制定精準的政策體系規范重大項目布局來實現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基于此，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推進區域性功能平臺建設、推進城市群都市圈發展、推進主體功能區建設和加快數字經濟發展等舉措將進一步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從而推動實現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區域協調發展 重大生產力布局 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22.004
【作者簡介】孫久文，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教授、博導，中國人民大學杰出學者特聘教授，全國經濟地理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區域科學協會副會長，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區域經濟、城市經濟。主要著作有《區域經濟規劃》、《區域規劃原理》、《中國區域經濟實證研究》、《中國經濟地理概論》（合著）等。
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途徑。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1]其中，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是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環節。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與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緊密相連，是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的基礎。
高質量發展與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的內涵
高質量發展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之后的發展的邏輯原點。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2]由于我國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蓄積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愈發明顯，產業發展、科技創新、對外開放、生態環境等多個領域都面臨發展的轉型。當前，我國國民經濟步入新時期是高質量發展的邏輯主線，在傳統增長模式下產業實力不足、科技成果轉化困難、對外開放不確定性加劇、資源環境約束趨緊等現實問題突出，要求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方式、重組產業體系、維系可持續增長等途徑推動經濟復蘇的背景下，高質量發展被推向時代最前沿。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內容之一。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可以充分調動發展資源，有效解決發展中的不平衡與不充分的問題。
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同志就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明確指出，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上，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是，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20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同志提出，沿海地區加快對外開放，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沿海地區發展到一定時期，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幫助內地發展，沿海地區也要顧全這個大局。當前，伴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推進，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把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推向一個新的戰略高度。
根據區域經濟學的一般原理，結合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實踐，基于高質量發展要求的重大生產力布局的主要內容，應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劃分經濟區域。我國從“一五”計劃時期開始，把全國劃分為沿海和內地兩大經濟地帶。這種劃分是依據中國當時工業和商業主要集中在沿海省份和東北地區的產業分布情況，并根據地區經濟發展的特征和水平進行的。改革開放后，鑒于當時國際產業轉移帶來的我國沿海地區發展的機遇，中部地區在農業、礦產資源等方面支持東部發展，西部地區作為經濟發展后備地區的基本情況，把全國劃分為“三大地帶”，這是當時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進入新世紀，伴隨我國經濟發展，區域差距逐漸加大，東部地區已經具備了支援西部的經濟能力，中央決定啟動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等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加上東部地區率先發展，“四大板塊”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形成。可以看到，我國重大生產力布局的優化，一直是伴隨經濟區域格局的變化而推進的。
協調地區經濟關系。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必須理順區域經濟關系。調整地區投資比例，是協調區域經濟關系的重要抓手。“一五”時期，從沿海與內地的均衡發展出發，固定資產總投資的58.7%投入中西部地區，東部沿海地區投資只占總投資的41.3%。到“八五”時期“三大地帶”形成，從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指標看，東部沿海地區占比高達62.8%，遠超中西部地區；到“十一五”期間，隨著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的全面啟動，國家對中西部地區的投資力度不斷加大，2007年，東部地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占全國比重自改革開放以來首次降到50%以下，為48.1%，同年東北地區占比為10.3%，中部為20.6%，西部為21.0%。“十三五”初期，東北、中部與西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分別達到31252、169715與166139億元，三者合計占全國份額的57.7%[3]。
優化產業部門布局。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必須從產業部門的布局出發，產業布局的優化是重大生產力布局優化的基礎。首先，我國產業布局的依據是資源分布。例如西部地區，礦產資源比較優勢突出，在45種主要礦產中，西部地區的天然氣、銅、磷、鉀鹽、錳、鉻、鈦、鎳、鉑族、鍶、鋅等20余種礦產的保有儲量占全國50％以上，另有9種礦產也具有比較優勢。[4]所以，資源型產業向西部地區的傾斜是資源分布決定的。其次，國際經貿關系對產業布局有重大影響。改革開放后，我國積極參與國際經貿合作，2020年起已經成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從我國自然地理的海陸分布來看，沿海港口具有對外貿易的天然優勢，有利于發展參與國際貿易的加工制造業、利用進口資源的加工業等。所以，在沿海形成主要的工業區，是改革開放的直接成果。再次，中部地區和東北地區是我國的糧食主產區，農業資源富集區，有眾多人口大省，作為沿海產業的承接地、農產品加工區、制造業的后備地區，對全國產業的優勢互補、合理配置起到重要的作用。
重大項目優化布局。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最根本性內容是重大項目的優化布局。從“一五”時期的“156項”重大項目的布局，到1980年代初期的鋼鐵工業項目布局和石油化工重大項目布局，1990年代重大化學工業項目和汽車項目布局，進入21世紀之后的高新技術產業項目布局，“十三五”期間的重大科研裝置布局，“十四五”期間發展數字經濟的“東數西算”重大項目布局，等等，都對我國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發揮了關鍵作用。
解決了上述問題，就解決了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的空間格局優化問題，從而穩固了高質量發展的空間載體。
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的基本原則與途徑
實現高質量發展，新時期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要遵循產業布局的基本原則，對我國未來15～20年中長期區域發展格局作出戰略性安排和部署，以支撐我國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的構建，以及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
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的基本原則。第一，均衡協調原則。從大的經濟區格局的優化來看，重大生產力布局的優化，既要服務于國家發展總體戰略，又要基于我國能礦資源富集于中西部地區的自然地理分布，更要以新中國成立以來7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的主要產能集聚于東部沿海地區的產業基礎為轉移，實現基礎設施和主要國計民生產業的空間合理布局；既要適應國際區域合作的新要求，又要落實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新舉措，促進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形成；既要針對我國產業體系有待完善、產業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等重大問題發揮市場機制的靈活性，又要合理利用國家戰略規劃的主動性，加快區域經濟新格局的構建。
第二，保障戰略安全原則。對于經濟安全，要構建自主、完備、富有競爭力的現代化產業體系。要瞄準產業鏈的關鍵薄弱環節和先進技術當中的關鍵“卡脖子”技術，明確量子計算、人工智能、大數據、5G裝備、芯片制造等前沿技術的重要地位，發揮我國經濟超大規模性和完善供應鏈體系的優勢，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確保國家經濟安全的現代化產業體系盡快建立起來。對于國防安全，要把我國重大生產力的生產體系及布局與國家國防安全緊密結合起來，把軍工與民用工業的發展結合起來，形成軍民融合、寓軍于民、軍民互促的軍工體系。
第三，發揮優勢原則。優化產業結構和空間結構，要發揮區域優勢，在西部腹地戰略保障區積極布局航空航天、國防工業、清潔能源、工業母機、高端基礎材料、食品、健康等生產力，形成具有戰略后備能力、完備自主的工業生產體系；順應中部地區制造業逐步崛起的態勢和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促進國家制造業基地向中部地區轉移；對于邊疆地區、低收入地區、少數民族地區、資源枯竭型地區和老工業基地等特殊類型區，要面向國家重大需求，分析其資源、經濟、人文等優勢，發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市場性產業；對于東部沿海地區，要積極布局高新技術產業，加快自主創新的步伐，成為我國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并獲取海外資源主要基地。
第四，優化要素組合原則。實施重大項目的組合布局，要以城市群、都市圈和主要中心城市為載體，建設創新型地域經濟綜合體。包括以國家重點科技園區為中心的優化我國重大科技創新產業布局的國家創新基地的建設，以重點經濟技術開發區為基礎構架的現代制造業產業體系的制造業基地，以國家實驗室為核心的國家創新中心[5]、國家重大科研裝置的聯合布局，重點是加強產學研的融合發展，共同形成集人才培育、技術研發和產品生產于一體的要素組合地域。
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的主要途徑。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征程上，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的任務比以往更加迫切。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的主要任務有：細化經濟分區，建立新型的地區經濟關系，優化產業結構與布局和實施重大項目的組合布局。
第一，細化經濟分區，推進精細化的區域開發。我國經濟區域的劃分已經有很長的歷史，當前采取的“四大板塊”劃分也已經超過了15年。進入實現現代化的新時期，依據我國區域經濟發展規模和質量的情況，細化分區已經是區域發展的客觀要求。當務之急是將西部地區劃分為西南地區和西北地區，以適應西部大開發構建新格局的需要，其次是將沿海地區劃分為沿海北部、沿海中部和沿海南部，以適應加大對外開放的新要求。
細化經濟分區對于區域開發活動十分重要。區域開發是通過具體的對象區域進行資源、產業和科技的開發與發展過程，促進物質的、有形的財富的增加，促進產品產量和產值的增加、技術的進步等，從而使某個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得到有效的提升。改革開放以來的區域開發多為粗放型的區域開發，新時代需要加大區域開發力度，但必須轉變開發方式，實施精細化的區域開發。由于區域開發的目標是有效利用資源，獲取物質財富，因此需要通過規劃進行區位選擇、產業選擇、開發方式選擇等。由于區域開發具有時效性，在一定時期，通過一定手段，對某一個特定地區進行開發，必須從過去單純的資源開發，演化為當前的綜合開發。另外，基本公共服務的普及、科技創新等，也都逐漸成為區域開發的重要內容。
第二，加快推進產業轉移，建立新型的區域經濟關系。產業轉移是區域發展中產業布局調整的重要途徑，是增加區域經濟利益的重要手段。歷史上國內產業轉移的突出特點是梯度推進，主要表現為從東部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主要特征是轉出和轉入地都比較固定，而且有規律。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伴隨“雙循環”戰略的實施，產業轉移出現新的形態，需要規劃新的途徑。一是轉移的產業不再局限于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型產業為主，市場性的加工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等，都已經加入到產業轉移中來。二是原來產業轉出地主要分布在沿海區域的京津冀、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承接地是中西部地區；目前已經出現多向的轉移，在沿海產業向內地轉移的同時，也出現內地產業向沿海的轉移。三是區位條件、基礎設施較好的中部地區是主要的產業承接地，西部地區在承接產業轉移方面與中部地區存在較大差距的現象已經不復存在。
這些新的變化說明近期產業轉移在空間維度上出現了多種復雜的情況，原有的固定轉移規律已經被打破，分散性轉移的特點比較突出。由此，產業轉移促進區域經濟關系的作用也面臨新的變化，由單純的東部支援中西部，轉變為東中西部之間的區域互相促進、優勢互補。因此，下一步推進產業轉移不能墨守成規，要綜合考慮市場需求、國際貿易、資源賦存等多方面因素，制定具有前瞻性的產業轉移規劃。
第三，充分重視區域創新對產業結構和布局優化的影響。區域創新是指一個區域或城市依靠自身力量進行獨立的研究，創造出前所未有的技術知識，并將技術知識轉化為新產品、新工藝和新服務的過程。區域創新推進產業結構的優化，以新的產業部門代替舊有部門，促進生產要素從效率低的部門向效率高的部門轉移，從而促進區域經濟增長。從我國的各區域的發展情況來分析，并不是所有地區都能夠進行自主創新。實際上，目前最有條件進行自主創新的區域是長三角地區、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都市圈，以及若干發達的大城市區域。[6]
要充分重視區域創新對重大生產力布局的影響，以數字經濟發展為例，數字經濟正在從多方面優化區域產業結構與布局：一是從生產要素來看，數字經濟以數據為核心生產要素，數據這一要素對于土地與勞動力的依附性并不強，這使得依靠低成本吸引產業布局的傳統模式受到很大挑戰；二是從空間布局來看，數字經濟便于流動的特征也催生了“東數西算”等新型區域合作形式，為縮小區域間發展不平衡提供了新的解決方案；三是從發展條件來看，數字經濟需要全新的基礎設施，如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均需要強大而穩定的網絡覆蓋，數字技術基礎設施的建設是基礎設施優化全新的課題；四是從影響機制來看，數字經濟可以緩解時空對經濟活動的約束，通過數字空間在更大范圍配置資源等形式擴大市場規模，從而促進區域經濟格局的優化。
第四，制定精準的政策體系規范重大生產力布局。建立統一規范、層次明晰、功能精準的區域政策體系，對規范重大生產力布局影響深遠。重大生產力布局需要有國家宏觀政策的頂層設計，通過加強與財政、貨幣、產業、投資等政策的協調配合來具體實施，以提高區域政策的精準性和有效性。
具體途徑包括，一是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需要培育區域經濟新動能，要進一步完善各類發展平臺，包括國家級新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等具有先行先試的政策優勢的區域性平臺。二是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需要進行跨行政區的區域協調，這是當前最需要加強的部分，協調行政區的利益，做好區域規劃與相關規劃的銜接配合，不因地方政府換屆而造成政策多變，保持政策連貫性。三是要保證國家的經濟安全、國防安全與生態安全。當前，對于生態安全的認識已經比較統一，貫穿于區域經濟發展中。應當在今后的區域規劃、國土開發中充分重視國家的經濟安全、國防安全。
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實現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建議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當前，我們要構建“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根據國內外發展環境的變化，結合我國發展的實際情況，提出的應對國際國內發展環境的戰略構想。毫無疑問，我國已經完全具備了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我國擁有完整的工業體系，制造業規模穩居世界首位，國內生產總值居于世界前列，經濟基礎雄厚；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網、高速鐵路網，基礎設施建設良好；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位居世界第二，研發人員總量居世界首位，步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則是把這些建構高質量發展的各類要素在空間上進行合理安排，形成最大的產出效果。為實現這個目標，本文提出以下發展建議。
第一，以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為目標實現生產力的宏觀優化布局。建設統一大市場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礎支撐和內在要求。首先，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可以打破地區分割和市場壁壘，促進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更加暢通，更好地促進經濟發展；其次，有利于營造穩定公平透明的營商環境，消除不正當的市場競爭，建設高標準的市場體系，激發市場活力，推動市場規模進一步擴大，提高市場競爭力；再次，有利于加強地區在資源、技術、人才等方面的合作，促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形成創新要素合理配置，最大限度地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第二，在政府和市場共同努力下鞏固發展新型功能性發展平臺。區域的發展離不開政府和市場的共同努力，促使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強力結合，可以形成資源要素合理流動，提高生產要素利用效率，促進區域實現高質量發展。新型功能性發展平臺是在發揮政府和市場雙重效應的基礎上作出的生產力布局的重大安排。市場體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有效運轉基礎，有效市場需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要素分配中的優化作用，合理引導資源要素流動，借助地區在發展過程中的有利條件，幫助地區實現更好發展。
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以新型功能性平臺作為戰略骨架。一是自由貿易區。步入新時代以來，為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有效整合國內國際兩個市場，中央于2013年在上海設立了我國第一個自由貿易試驗區。隨著自由貿易區的政策實踐走向成熟，我國其他省區市也先后獲批設立自由貿易區。二是國家級新區。作為承載國家重大發展和改革開放戰略任務的高地，國家級新區能夠有效輻射帶動周邊區域發展。新時代背景下，我國先后設立了蘭州新區、南沙新區、長春新區、贛江新區、雄安新區等19個國家級新區，共同構成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節點。其中，設立雄安新區是同京津冀協同發展一脈相承的重大戰略決策，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列為區域重大戰略。
第三，以經濟帶為骨架優化構建區域發展新格局，加快城市群與都市圈建設。最近十年來，我國區域重大戰略的實施促進了帶狀經濟區（經濟帶）的形成。經濟帶的形成在空間上造成了一個全新的國土空間骨架：一是以長江經濟帶為第一橫軸。長江經濟帶東起上海、西至云南，橫跨我國東中西三大地帶。二是以黃河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帶為第二橫軸。黃河流域規劃范圍涵蓋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山西、陜西、河南、山東9省區，橫跨我國東中西部。三是以沿海經濟帶為縱軸，包括京津冀與雄安新區、長三角地區、粵港澳大灣區的整個由海岸帶和沿海高鐵、高速等交通線撐起的我國沿海經濟帶。經濟帶已經成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本空間骨架。
城市群和都市圈是區域發展新格局的核心區域，也是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的核心區域。我國國家級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設有條不紊地向前推進，正朝著空間上鄰近且經濟關聯密切的統一體演化。在構建有序分工、錯位發展的城市群的同時，大力培育超大特大城市或輻射帶動功能強的大城市為中心、以1小時通勤圈為基本空間范圍的都市圈，從而成為人口和產業集聚的核心區域。打造城市群和都市圈是為了促進區域一體化，讓重大生產力項目在區域間更有效的配置。隨著大數據發展和社會網絡研究方法的進步，利用交通流、資金流、企業聯系、技術聯系等實現城市群和都市圈的網絡結構的形成，進而建設高質量發展的基本空間區域，是下一步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的重點任務。
第四，扎實推進新型主體功能區形成。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與形成主體功能明顯、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新格局緊密相連，要堅持貫徹分類指導的基本原則，將城市化地區、農產品主產區、生態功能區納入統一的政策框架。為支持城市化地區高效集聚和布局經濟和人口，需要發揮中心城市的增長極作用；守住農業生產的紅線，需要合理布局糧食生產，保證糧食安全。出于對生產空間高效集約、生活空間宜居舒適的戰略考慮，生態功能區需在水體、大氣、固體廢棄物污染防治三方面齊抓共管。在生態文明建設進程中需要以系統優化思想為指導，建立健全跨區域生態補償機制，有序引導生態功能區人口的空間轉移。
第五，堅持創新發展和數字經濟生產力的優化。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7]現階段，我國研發人員總量居世界首位，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位居世界第二，載人航天、超級計算機等取得重大成果，但也必須清楚認識到，我國目前一些核心技術仍然尚未突破，基礎研究水平也有待提高，唯有始終堅持創新發展，才能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當前我國區域發展差距仍然存在，統籌推進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提高基礎創新能力，提高區域創新水平，促進創新要素合理流動和有效配置，有利于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實現區域協調發展。
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既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縮小我國區域發展差距的契機。作為信息化的產物，數字經濟的發展可以催生許多新業態，成為帶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的增長極。數字經濟發展速度快、輻射范圍廣、影響程度深，優化數字經濟的生產力分布，重點是規劃和建設中西部的數字經濟基礎，使欠發達地區縮小與發達地區的差距，實現區域的協調發展。數字經濟的發展有利于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新疆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史文杰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2][7]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1～32、28、33頁。
[3]數據來源于EPS數據庫。
[4]《全國礦產資源規劃》，2007年10月17日，http://g.mnr.gov.cn/201701/t20170123_1427909.html。
[5]李佳洺、張文忠、余建輝：《我國重大生產力布局的歷史沿革與“十四五”時期優化策略》，《中國科學院院刊》，2020年第7期。
[6]孫久文：《自主創新推動區域高質量發展：從戰略到路徑》，《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9年第13期。
On Ways to Optimize the Layout of Major Productive Forces
Sun Jiuwen
Abstract: Promot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optimizing the distribution of major productive forc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which is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regional economic layout and a territorial space system that complement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main content of major productivity distribution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cludes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delineating economic regions, coordinating reg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optimizing the layout of industrial sectors and optimizing the layout of major projects. We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balanced coordination, guaranteeing safet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ir strengths and optimal combination of element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major productive forces, and optimize the distribution of major productive forces by promoting refined economic zoning, accelerating industrial transfer, adjusting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formulating a precise policy system to regulate the layout of major projects. Based on this, initiatives such as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functional platforms,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city clusters and urban areas,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ain functional areas and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will further optimize the distribution of major productive forces, thus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high-qualit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distribution of major productive forc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責 編∕李思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