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容志 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

快速迭代的數字智能技術正將人類社會帶入一個充滿張力和不確定性的時代，傳統社會數字化轉型的進程不斷提速。數智善治是指運用數字智能技術優化重塑公共治理的流程、方式和形態，全面提升公共服務和管理的效率、效能和效果，降低社會交易成本，增進社會公共福祉，最終實現社會良善治理的狀態和目的。數智善治意味著在充分發揮數智技術正面效用的同時，最大限度地預防、控制和消除其風險以及負面效應。

治理目的和治理手段的關系。在技術狂飆突進和大行其道的時代，更應警惕技術的負面效應和異化風險，克服單純的技術主義和工具主義傾向。要區分和明晰技術賦能過程的“體”和“用”。“體”是目的、價值和主干；“用”是手段、方法和枝節。具體來說，“體”就是堅持以人為本，保證程序正義，提升公共利益和個體權益，助力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實現；“用”就是技術對治理行為、過程的嵌入，包括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技術的開發利用，數字治理平臺的建設和運行，以及數字治理場景的構建和具體實施。現代化的治理體系不能只有目的而缺乏手段，更不能將手段替換目的，本末倒置。

數字權力和公民權利的關系。在現代社會的運行和治理過程中，權力和權利是一對重要的概念范疇，也是社會規制和法治中要處理的一對重要關系。某種程度上說，權利的保護需要權力的行使，缺乏公正的權力行使，正當權利可能無法得到保證；但另一方面，權力的濫用也會危害正當的權利。在法律層面，人們達成的一個基本共識是，行政權力的行使應兼顧行政目標的實現和保護相對人的權益。數字權力本質上就是影響力，在現實中，這種權力的背后往往有著行政權力的身影，甚至行政權力借數字權力達到自身目的。因此，數字權力的行使也需要兼顧規范目標的實現和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個體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關系。公共利益與個體利益本質上是融通的，二者發生沖突時個體利益需讓步于公共利益，同時個體利益的實現也離不開公共利益的指導。因此，維持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的張力，需要平衡調和二者關系，不能忽視任意一方。籠統來說，提升公共利益依賴于公民能夠通過數字化應用廣泛參與公共事務，樹立規則意識和責任意識，維護政府權威，涵養公共精神。面對突發公共事件時，公共利益在先，個人利益在后。但另一方面，在捍衛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也要盡可能保障公民個體利益，要切實尊重和保護公民信息安全，或者提供一定的救濟渠道。如果單純強調個體利益無條件服從公共利益，也難以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通常只有切實保護好每個成員的個體利益，才能實現共贏。

技術賦能和制度創新的關系。推動數智社會治理的關鍵因素，究竟是技術賦能還是制度創新？技術決定論認為蓬勃發展的數字技術能夠為數智社會提供前所未有的可能；反對者則認為數字技術只是為組織提供硬件保障，提升治理效能進而實現善治還需要制度創新加以支撐。總體來說，技術賦能無法脫離制度保障，制度創新也不能脫離技術作用。一方面，數智治理要實現技術真正賦能公共部門，還需要制度支撐。在公共管理實踐中，政府在技術層面引入大數據分析等應用，但條塊分割的弊病阻礙部門數據共享，而部門壁壘需要從制度層面才能加以解決。只有通過有效的制度規范和制度激勵，為部門間數據共享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破解治理碎片化困境，才能發展鞏固技術的改革成效。另一方面，技術的常態化使用需要制度的規范和約束。平衡技術賦能和制度創新的關系，需要認識到技術只是“賦能者”，關鍵在于制度的創新動力，破除“數字替代一切”“技術解決一切問題”等片面思維，通過探索體制機制優化，開辟現代化、精細化治理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