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往的全球化進程，主要靠交通工具的改變、地理發現、經貿往來、文化交流、政治事件等來推動。在當代的全球化進程中，起關鍵推動作用的是信息技術。隨著信息技術的加速迭代，社會時空高度壓縮的不斷推進，當今世界的全球化的本質逐漸得以清楚呈現。立足社會時空視域，可更深入地看到當代的全球化進程具有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實性。當今世界的全球化塑造出的社會時空架構被壓縮的程度越高，加速社會的發展速度與發展規模就會越令人震撼，人們需要面對的當今世界的全球化就會呈現出更為復雜的局面。因此，面對當今世界的全球化進程，需要看到全球化、信息技術、社會時空以及加速社會四者之間的疊加關系與疊加效應。
【關鍵詞】當今世界的全球化 社會時空 信息技術 加速社會
【中圖分類號】B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2.010
【作者簡介】歐陽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導、長城學者。研究方向為政治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毛澤東哲學思想。主要著作有《走進西方政治哲學——歷史、模式與解構》、《重讀毛澤東》、《利害相關者資本主義》（譯著）等。
馬克思指出：“交通工具的影響……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1]在此可見，在“世界史”真正成為“作為世界史的歷史”的過程中，交通工具發揮了重要作用。“作為世界史的歷史”就是全球化的歷史。馬克思的這一論述對于今天立足于信息技術來深入地把握當今世界的全球化的本質同樣適用，因為與交通工具一樣，信息技術同樣是全球化進程中的重要推動因素。隨著信息技術的加速迭代，社會時空高度壓縮的不斷推進，當今世界的全球化的本質逐漸得以清楚呈現。立足社會時空視閾，可更深入地看到當代的全球化進程并不是人為的結果，更不是所謂的“自由主義全球化”，而是具有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實性。當代的全球化進程是一個重塑社會時空架構的過程，其所塑造出的社會時空架構被壓縮程度越高，相應地，目前人們日益關注的加速社會的發展速度與發展規模[2]，就會越令人震撼，人們需面對的當代的全球化進程就會呈現出日益復雜的局面。因此，面對當代的全球化進程，需看到全球化、信息技術、社會時空以及加速社會四者之間的疊加關系與疊加效應。這也即表明，針對當今世界的全球化，任何簡單化的理解，都將會直接影響人們在當代的全球化進程中的行為與判斷。下面本文將對上述內容加以展開分析與說明。
全球化、社會時空與信息技術
全球化是一個重要的社會發展現象，滲透到社會運行的各個方面，具體有經濟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科技全球化、教育全球化等多種表現形式。簡言之，全球化可被理解為全球聯系的不斷增強。縱觀古今中外，全球化的歷程源遠流長，古代中國的“絲綢之路”、近代歐洲的“大航海”、域外諸多宗教文化先后傳入中國，等等，都可謂是早期的全球化現象。然而，除卻涉及全球聯系外，全球化也是一個與時空巨變相聯的重大問題，表明無論是人們的日常生活，還是社會的經濟、科技、教育、文化等，都可擺脫區域性、區隔性、孤立性等限制而走向世界范圍，成為其中的一部分。從本質上說，全球化涉及的時空巨變并不是物理意義上的，即不是所謂的宇宙大爆炸所帶來的時空巨變，而是社會時空意義上的，是“我們生活中的時空巨變”[3]。因此，在社會時空視閾下對全球化問題進行深入研究是具有可行性的。社會時空視閾是建立在社會時空概念基礎上的。雖然社會時空概念主要為社會學家所使用，但它同樣可成為哲學領域的重要范疇，以社會時空概念作為工具，可以深入探討在與社會問題相結合的過程中，時空概念自身所呈現出的特殊意義。
從人類對時空問題認識的歷史看，17世紀，牛頓提出絕對時空概念，創立了經典力學理論，從而為工業革命提供了堅實的自然科學基礎。工業革命的發生與承認絕對時空有著緊密的內在關聯，因為在絕對時空中，人們進行機械制造可以具有確定性；而在相對時空中，通過科學實驗所證明出來的是以不確定性為特點的測不準原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著名社會學家涂爾干與齊美爾相繼提出社會時間與社會空間概念，成功地完成了時空概念由物理時空向社會時空的轉型，人類自此擁有了用人的尺度來衡量時空存在的社會時空理論。社會時空與物理時空最大的區別，是社會時空體現了人在時空中的存在及其意義，不再將人排除在關于時空的理解之外，而是將人的存在作為重要要素加入對時空的理解之中。同時正是因此，社會時空的衡量尺度是具有不確定性的，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社會時空感受。
在社會時空認識史上，馬克思也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雖未明確提出社會時空概念，但馬克思其實早在涂爾干與齊美爾之前就開始深刻地探討社會時空問題。一維時間與三維空間結合而成的四維時空，是把握物理世界的基本維度。馬克思認為，把握人類社會進程，不能簡單地套用物理世界的四維時空，因為在人類社會進程中，“時間實際上是人的積極存在”的重要表現形式，“它不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發展的空間”[4]。對于人類社會進程來說，時間與空間是一體的。人類是在時間里建構起自己對于空間的理解。一旦脫離時間，人類便難以找到前后相繼的空間感。因此，不能簡單地套用物理時空的四維性，來把握社會時間和社會空間，來理解這兩者之間的一體性關系。馬克思還進一步指出：“勞動時間本身只是作為主體存在著，只是以活動的形式存在著。”[5]這就是說，社會時間與人的實踐活動是緊密相聯的，不能脫離社會時間來理解人的實踐活動的本質。由此可見，在社會時間與人的積極存在之間，特別是與人的實踐活動（如勞動）之間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正是通過這種內在聯系，社會空間才能夠在社會時間中展現自己的存在及意義。換言之，人類正是通過在社會時間中的積極存在與實踐活動，才逐步塑造出自身的社會空間的。社會時間與社會空間二者是相互依賴的，而在其中起著根本性作用的是時間。海德格爾曾經積極地從實際的生命過程出發，從同實際事物打交道中來說明源始的世界關系，將世界定義為是“上手狀態”的祖域。[6]這種認識恰好反映出人之所以能夠構建屬于自己的有著時空性的世界，是與人進入“上手狀態”即進入“實踐”之中緊密相聯的。
人類實踐活動的不斷發展，給人的生命活動的時空結構帶來了深刻變革，時間因素因此不再是死的計量單位，而具有了能動的意義。馬克思在闡釋勞動特性時特別指出，勞動“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暫時性”，而且“這種易逝性和暫時性表現為這些物通過活的時間而被賦予形式”[7]。由此可見，在勞動中，不僅物的存在被賦予以形式，而且時間和空間也被賦予以內容。于是，時間和空間就有了社會性，成為活的時間與空間。否則，時間和空間就仍是牛頓所比喻的“空箱子”，只不過是人的外在的存在形式。人類實踐活動不但通過社會時間使得社會空間具有了生命力，還使得自身也由此成為人的生命時間的實體，并且還賦予時間以新的內涵，使時間成為人的積極的存在、能動的存在以及主體性的存在。由此，人類實踐活動既如同馬克思所說的是“人的感性的活動”[8]，也是在社會時間與社會空間之間架起聯系的橋梁。因此，在關于社會時空的認識中，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重要意義。
萊布尼茨認為，時間乃是“事物”的先后秩序，因此，沒有“事物”就沒有時間。[9]但嚴格地說，社會時空的建構基礎是人類實踐活動。離開人類實踐活動，就沒有社會時間與社會空間的存在，更沒有社會時間與社會空間之間聯系的存在。人類的實踐活動既是社會時間的決定者，也是社會空間的決定者，同時也是在社會時空之間架起聯系的決定者。大衛·哈維指出：“從唯物論的角度，我們可以主張時間和空間的客觀概念必然通過物質實踐與過程而創造出來，而這些實踐與過程再生產了社會生活……我的研究的一項基本原理是，時間與空間不能脫離社會行動來理解。”[10]因此，在一般層次上，我們必須從社會實踐的觀點來界定社會時間與社會空間。“空間是共享時間之社會實踐的物質支持”[11]，這是社會理論關于社會時空的基本認識，從中可以充分看到社會時空與社會實踐之間緊密的內在聯系。
在梳理時間、空間與運動三者關系時，黑格爾指出：“運動的本質是成為空間與時間的直接統一；運動是通過空間而現實存在的時間，或者說，是通過時間才被真正區分的空間。”[12]很顯然，黑格爾著力強調了運動在空間與時間的直接統一的過程中所發揮的決定性作用，而且這一點無疑是正確的。從一般意義上說，人類的實踐活動的活動度（即頻率）越高，社會時間與社會空間之間聯系的緊密度就越高，生產活動的產出就會越高。馬克思對于剩余價值本質的揭示正與對此的認識相聯。資本家之所以能夠剝削工人的剩余價值，是因為機器化生產使得生產的頻率加快，至此大量的剩余勞動時間得以涌現。這便意味著工人能夠在有限的空間（即工作場所）里通過大量的剩余勞動時間生產出更多的勞動產品，以讓資本家獲得更多的剩余價值。但是，人類實踐活動既發揮著聯系社會時間與社會空間的橋梁作用，同時又承擔著將社會時間與社會空間區分開來的重要功能。一方面，人類實踐活動在空間中逐步展開的過程，呈現出一個連續的時間性鏈條，表現為過去、現在與未來三個不同的時間段；另一方面，這種時間性的鏈條又使得人類的具體生存只能是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不同空間中，從而使空間得到了區隔化的劃分。也就是說，從時間上看，過去、現在與未來三者之間具有前后相繼性；從空間上看，人類絕不可能既生活在過去，又生活在現在乃至未來，他只能選擇一個時段的生存空間，即要么過去、要么現在、要么未來。因此，針對人類實踐活動，應充分認清它與社會時空之間緊密的內在聯系。離開社會時空的人類實踐活動是不存在的；社會時空的構建又是依靠人類實踐活動來完成的；同時對于人類實踐活動的理解，又需借助社會時空來完成。它們之間已形成十分鮮明的相輔相成的關系。
毫無疑問，信息技術并非從來就有的自然存在，而是人類實踐活動及其成果的重要體現。因此，應當說，正是依據前面的分析，面對信息技術的加速發展，既要從純技術層面去理解它，更要從它本身就是人類實踐活動的角度，完整把握它在社會時間和社會空間之間交互過程中的作用。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新一代信息技術的興起與高速發展，體現了人類實踐活動的存在及其創造性。由信息技術引發的信息傳輸的時間加速、壓縮、疊加乃至變形等，在社會時空的聯系與變化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對此可從人類實踐活動層面加以肯定與重視。雖然信息技術對時空的改變具有物理意義，是利用電子運動乃至量子運動等來完成的，但它同時體現了人類實踐活動在改變社會時空中的重要意義。信息技術的問世是人類憑借自己的實踐活動、通過技術性地改變社會時間來大幅度地改變社會空間的重要嘗試。離開了人類實踐活動，這種嘗試是不可能實現的。
倘若離開人類實踐活動來理解信息技術，就會將由信息技術帶來的社會時空變化簡單地看成自然性的，而忘掉這種變化的實踐性與社會性。這種理解的危險性在于，信息技術是當今世界社會時空變化的重要根源這一點易被忽略。這樣一來，信息技術與社會時空乃至全球化之間的內在聯系，就無法從更高層面上加以深入理解。從實踐觀的角度看，針對當今世界社會時空的變化以及全球化的發展來說，信息技術是重要根源，而不僅僅是理解它們的前提。人們必須通過時刻密切關注信息技術自身的變化與發展，來深入把握社會時空與全球化正在出現的各種新變化。目前，“元宇宙”概念的提出，正是將在信息技術引導下社會時空新變化予以呈現與闡明的一種方式。這種新變化將會如何影響人們的社會生活以及全球化的發展，正是人們期待了解的問題。透過“元宇宙”概念，可看到目前信息技術的發展及其達到的高度，元宇宙作為社會時空新變化的呈現是信息技術高度發展的副產品。它們之間絕不能做本末倒置的理解。目前，有關元宇宙的理解，總是在圍繞元宇宙提法本身來談問題。這種理解顯然沒有把握到元宇宙問題的精髓。“元宇宙”概念的提出，表明人類正在信息技術的支撐下建構起一個人類獨有的新的社會時空。這是人類的第一次嘗試，因而具有“元”宇宙的意義。
信息技術、社會時空高度壓縮與當代的全球化進程
在社會時空認識史上，馬克思、齊美爾、涂爾干均作出了突出貢獻。從理論上看，整體的社會是他們的分析對象。他們所強調的是，由于人的因素能夠直接參與到時空的建構中，于是時空便可具有社會性，而不再是牛頓所說的那種脫離人的絕對時空，因此需用社會時空來重新考察整個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馬克思的“社會五形態說”就是利用社會時空理論研究人類社會整體發展進程的重要結果。它表明，在人類出現之后，人類社會會經歷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是其第一階段）等五種不同的社會形態，這種以生產關系為劃分標準的社會形態論實質是以人類出現為基準的。但是，當我們面對以全球化作為社會時空表現形式的當代社會，同樣需要運用社會時空理論對其進行考察。
涂爾干曾經提出了社會時間的內生性理論，認為社會時間的發展序列是由社會發展的內部狀態決定的。由此出發可以看到，針對全球化，首先需要看到它體現了人類社會由區隔化走向一體化的時間發展序列，而這與人類社會在時間上的內生性發展有關，可被視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社會時間的發展進程中的階段性呈現。關于這一點，正如吉登斯所強調的，全球化內生于現代社會變遷的動力，“現代性正在經歷著全球化的過程，這在現代制度的大多數基本特性方面，特別是在這些制度的脫域與反思方面，表現得很明顯”[13]。但是，從信息技術對當代的全球化進程的影響來看，當今世界的全球化在社會時間上的內生性卻并非完全自發的，也與信息技術發展這種外部性直接相關。僅僅看到社會時間的內生性而忽略信息技術的外部性，就難以正確把握當代的全球化進程。曼紐爾·卡斯特曾說：“由于信息技術革命普遍地滲透了人類活動的全部領域，所以這是我分析正在成型的新經濟、社會與文化之復雜狀態的切入點。這項方法論的選擇，并非暗示新社會形式與過程的浮現，乃是技術變遷的結果。”[14]可見，面對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與廣泛滲透，人們必須接受將其作為分析一切社會問題的重要切入點，而且這項方法論的選擇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大衛·哈維是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用“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15]來概括現代性在“時—空”向度上的變化，認為現代性既改變了時空表現形式，也同時改變了人們經歷和體驗時空的方式。但是，伴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迭代發展，“時空壓縮”躍遷成為“時空高度壓縮”（high compression of time-space）。于是，人們就需要用“時空高度壓縮”來進一步理解哈維的時空壓縮理論。關于這個問題，可從兩個方面展開說明。
從一方面看，在“時空高度壓縮”的情況下，“時間空間化”已經不再僅是時空關系的改變，而是增加了“速度”維度。過去人們也談論“時間空間化”問題，認為人們在實踐活動中創造自由時間，也就變自然生命的時間為自由發展的空間[16]。但在信息技術快速發展的支持下，在時間空間化的進程中增加了“速度”這個新維度，就會呈現出一種“時間快速空間化”的態勢。這樣一來，人們在跨越空間上花費的時間被急劇縮短，而且人們還可以感受到當下現存的就是全部的存在。這也就是同樣是一天的時間，人們的心理感受是過去比現在顯得長的原因。伴隨著信息技術所帶來的時間壓縮，社會空間的性質也發生了根本變化，這集中體現在虛擬空間的問世上。目前，人們在互聯網上可以進入虛擬空間，獲得超越現實空間的種種自由。虛擬空間是有限的時間與無限的空間交互作用的結晶，它極大地實現了時間的空間化發展。人們無論身處何時何地，只要上網，就能實現在有限時間里享受到無限的虛擬空間的快樂。這也表明，人們在互聯網上享受到的無限的虛擬空間，是能夠用以速度為計量單位的極其有限的時間換取的。
從另一方面看，在“時空高度壓縮”的情況下，“用時間去消滅空間”也意味著“速度”這個維度的增加。“用時間去消滅空間”是馬克思提出的重要觀點[17]，表明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付出的剩余勞動時間日益增加，資本就可以吞噬越來越多的工人的活勞動，從而獲得沖破空間限制的巨大能量，致使人們的狹隘的地域性存在轉變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但在信息技術快速發展的條件下，增加了“速度”這個維度后，“用時間去消滅空間”就呈現出“用時間去快速消滅空間”的態勢。隨著通訊所耗的時間快速縮短，世界尺度的大空間不僅成為麥克盧漢所說的一個狹小的“地球村”，還進一步被高度濃縮為類似于數學意義上的一個“點”，即黑格爾視閾中的“點性化”（punktualität）[18]。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帶來了“點性化”的虛擬空間。這也正如黑格爾所說：“被揚棄的空間最初是點，自為地得到發展，就是時間。”[19]在“速度”和“加速度”效應的加持下，人們可超越現實時空的限制，而享受到由“點性化”構成的“無限大”的虛擬空間帶來的資訊快樂，同時獲得在此基礎上運行的經濟社會活動所帶來的最大化效益。例如，目前人們不僅能夠只是坐在一個房間里就可知天下事，同時網紅經濟也能夠在這個房間里實現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哈特穆特·羅薩曾說：“令人罕見的是，現在空間在確切的意義上確實只是時間的一個功能：人們在什么地方，取決于時間，反向的確定關系已經過時了。”[20]顯然，這是馬克思所說的“用時間去消滅空間”的生動表達。
哈維指出，“全球化可以被視為一個過程、一項條件或者一個特定的政治規劃”。[21]但是從信息技術對當代的全球化進程的強力影響來看，是不能對當今世界的全球化持上述認識的。這類認識只會讓人們深感是否接受當今世界的全球化是可作出主動性選擇的。嚴格說來，信息技術的出現帶來的社會時空的高度壓縮，正在劇烈地改變并深刻地影響當代的全球化的發展進程與走向，使人們逐漸認識到當今世界的全球化已不再僅僅是一種思想觀念，或者說是出于經濟、文化、科技、政治等方面的需要，而更是由社會時空高度壓縮帶來的重要的社會發展趨勢，其本身業已“沒有好壞之分”[22]。這就是說，正因為當今世界的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是通過信息技術來拉近或重塑人與人之間的時空距離或時空關系，所以，這種全球化已可在很大程度上擺脫經濟、文化、科技、政治等因素的束縛與限制，而具有更為一般的社會性意義，已經具有了某種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實性。目前，無論你身處地球上的何地以及擁有何種文化背景、家庭環境、社會地位等，只要擁有移動通訊工具，你就可以享受到資訊的便捷，并有可能利用便捷的資訊去贏取商業利潤。當前頗為盛行的互聯網經濟、數字經濟、大數據經濟乃至網紅經濟等，就是得益于這種全球化。隨著這種全球化的日益深入，上述經濟形式會得到更為擴大性的發展，這將勢不可擋。
吉登斯主張全球化涉及的主要是“我們生活中的時空巨變”，而不應將全球化內容只是看成“關于經濟上的相互依賴”[23]，即不能將全球化簡單地看成經濟的全球化。吉登斯認為，針對全球化概念，最好將其“理解為時空伸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基本方面的表達”，同時對于現代性的全球性蔓延，“應該依據時空伸延和地方性環境以及地方性活動的漫長的變遷之間不斷發展的關系”來把握。[24]很顯然，吉登斯的認識是有合理性的，可以啟發人們從時空伸延的角度來理解全球化及其蔓延。從社會時空視閾出發可看到，當今世界的全球化與社會時空之間的內在聯系呈現出三個特征：其一，當代的全球化進程是與由信息技術引發的時空高度壓縮緊密相聯的，因此，理解當今世界的全球化問題是無法離開信息技術的發展的；其二，當代的全球化進程又反過來對人們的社會時空認識產生重大影響，深刻改變了人們生活中的社會時空觀念。如，全球化與本地化之間的時空差異性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現代傳播學的一個重要研究內容就是探討如何利用全球化范圍內的時間差異來贏取資訊傳送的優勢；第三，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建立在互聯網技術上的“賽博空間”（Cyberspace）橫空出世，為全球化提供了一種不受現實四維時空約束的虛擬社會空間。在“賽博空間”里，人們不僅可以進行不受四維時空約束的社交活動，同時這種社交活動已經有了自身獨立的規則。
曼紐爾·卡斯特被譽為信息時代杰出的理論家，他對網絡社會有著許多前瞻性的解釋，其貢獻在于幫助人們深入理解信息技術如何對社會時空的改變產生重大影響。卡斯特認為，由計算機、互聯網等新信息技術帶來的時間壓縮發展到極限，就會導致“無時間之時間”（timeless time）的涌現以及“空間流動性”的急速加劇，在此“資本脫離時間以及文化逃離時間都受到新信息技術決定性的促動，并且嵌入網絡社會的結構里”[25]。這就是說，在信息技術的支持下，資本可以快速地在世界范圍內流動，讓資本家賺取資本流動的差價。同樣，文化也可以在世界范圍內快速流動，實現跨國界發展。可見，在新信息技術帶來時間高度壓縮的情況下，不僅會出現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無時間之時間”，同時這種時間狀態會讓資本與文化的運轉更加快速，表現出“脫離時間”的態勢。因此，面對目前資本全球化與文化全球化的高速發展，人們需充分認清新信息技術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從現實上看，目前資本全球化的完成顯然已與信息技術不可分離，信息技術在創造時空壓縮上的優勢，幫助資本的全球運轉實現了無縫鏈接，實現了資本逐利的最大化發展。
卡斯特還著重探討了“流動的空間”（space of flows）對“無時間之時間”的制約作用。他認為，“無時間之時間屬于流動空間”[26]，而流動空間的重要特點就在于，它“會借由混亂事件的相繼次序使事件同時并存”，從而使時間被“消解”[27]。這就是說，面對網絡上的虛擬空間，需知雖然它是由時間的壓縮帶來的，但它本身是流動的，在技術上可利用時間的壓縮性來制造空間的流動性，從而使人們產生時間被消解的錯覺。例如，本來一個人生活在A地，但在通過信息技術讓時間被壓縮的情況下，卻可讓人們在虛擬的情況下形成錯覺，誤以為他此時是在B地。很顯然，這就是空間的流動性與時間的被消解。卡斯特還指出：“我們社會里的支配性趨勢則展現了空間的歷史性復仇，亦即根據空間的動態，而以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邏輯來結構時間性。”[28]這就表明，在充分地理解空間對時間的重要影響力的同時，還必須認識到時間的根本性。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雖然一方面任何時間的存在都會以空間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另一方面，空間也不過就是將時間結構化的結果。回看歷史遺留下的各式各樣具有空間意義的建筑物，也都是流逝的時間的歷史痕跡。這也就是黑格爾所說的：“時間的過去和將來，當它們成為自然界中的存在時，就是空間，因為空間是被否定的時間。”[29]所以，面對當代的全球化進程中時空高度壓縮的現象，更應當看到由信息技術所帶來的社會時間變化在其中發揮的根本性作用。如果沒有計算機芯片、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所帶來的時間的壓縮性巨變，無論是地球村還是元宇宙都是無法實現的。
空間生產、加速社會與當代的全球化進程
“時空壓縮”這個概念是哈維提出來的，他指出：“這個詞語標志著那些把空間和時間的客觀品質革命化了、以至于我們被迫、有時是用相當激進的方式來改變我們將世界呈現給自己的方式的各種過程。”[30]但“時空壓縮”究竟會給人們的社會生活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呢？哈維給出的回答是，我們面臨著一個歷史的機遇：“迎著資本主義的地理知難而上，把空間生產看作資本積累和階級斗爭動態中的一個基本環節”[31]。可見，盡管提出了“時空壓縮”問題，哈維卻只是用空間生產來解釋該問題，時間問題則被回避。哈維著力強調了“空間生產”的重要性，認為它可成為“一種辯證的和歷史的地理的唯物主義的一般理論”的建立基礎。[32]他明確指出，“資本積累向來就是一個深刻的地理事件。如果沒有內在于地理擴張、空間重組和不平衡的地理發展的多種可能性，資本主義很早以前就不能發揮其政治經濟功能了。”[33]哈維對“空間生產”特點的解釋是：它是以資本邏輯為轉移、同時也是一種轉移生產剩余的方式，可使生產不再局限于某一區域，而是實現世界范圍內的配置。
哈維認為，“空間生產”與“新的空間”相聯，這種新的空間會“隨著資本家們尋求新的市場、新的原材料資源、新的勞動力和更加有利可圖的生產運作場所而被開拓出來”[34]。但如此一來，不僅空間界限逐漸消失，空間也會變得更具流動性與不平衡性。哈維指出:“如果說‘全球化’這個詞表示任何有關近期歷史地理的東西，那它則最有可能是資本主義空間生產這一完全相同的基本過程的一個新的階段。”[35]哈維在此明確地將全球化解讀為“資本主義空間生產”的一個新階段。在他看來，全球化的過程就是一個“不平衡地理發展”不斷加劇的過程，因此，需要對全球化保持一種批判的態度。但是很顯然，“空間生產”的提出只能讓人們看到時空壓縮中的空間維度的重要性，至于時空壓縮如何通過時間表現出來這一點，它卻無法給出答案。這也正是哈維的思想局限性所在。哈維希望通過揭示空間生產的意義，從而超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剩余勞動時間與剩余價值內在關系的理解，以此表明他的空間生產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新貢獻。哈維認為任何生產都只可能在空間中完成，這是他強調空間生產的重要原因。但是，時空之間是緊密聯系的，時間是揭示空間的本質無法繞開的維度。從時空壓縮在時間上的表現這一點出發，不僅可以深入解讀時空壓縮對社會發展的重大影響，還可以更進一步，從新的層面上理解加速主義與加速社會的意義。
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思潮，“加速主義”早在20世紀初的未來主義運動中就已萌生。未來主義者們已經發現，現代技術是一股強大的力量，加速度發展的技術革命理應得到肯定。進入21世紀以后，加速主義又重新引起學者們的高度關注。哈特穆特·羅薩是當代加速主義的代表性人物，他從時間社會學視角研究“速度”，指出整個現代化發展表現為社會時間的“加速”。[36]羅薩在《加速》一書中對社會加速展開深入探討，指出可從中區分出三個重要面向：科技進步的加速、社會變化的加速以及生活節奏的加速。[37]羅薩認為這“三個面向”之間不僅是平行關系，同時它們之間是相互依存的。他指出：“生活節奏的加快或者說時間的短缺一定是與技術加速進程在邏輯上不相關的數量的增多的后果。”[38]由此表明，生活節奏的加快是與技術加速緊密相聯的。羅薩是從科技進步能為社會加速提供物質基礎的角度來指明其意義的。在此他著重以鐵路的發明作為例證，指出鐵路的發明極大地縮短了跨越兩地之間物理距離的時間。經過羅薩的論證可看到，科技進步使得社會加速并非建立在空中樓閣之上。在羅薩看來，針對社會變化的加速，需要認清它所表明的是社會各個事物以及信息的時效性已經發生了深刻的改變，與以往不同，它們已經變得越來越短暫，“現在的萎縮”是其重要表征。不僅政治、經濟、文化中的“現在”正在萎縮，而且道德規則以及實踐規則中的“現在”也正在萎縮。[39]很顯然，這即表明在加速社會中，瞬息萬變已經成為萬事萬物的存在常態。在這種情況下，雖然當下隨時都會發生改變，但是當下又是人們唯一能把握的，也就是說，當下現存的就是人所能把握的全部的存在。
“新通信技術提供了克服時間障礙的立即感。”[40]因此，信息技術在當代社會的高速發展的特點就在于改變了時間。進言之，從時間與空間的關系來看，這種時間的改變也正是馬克思所指出的“用時間去消滅空間”，因而它最終所帶來的就是時空巨變的發生。應當說，正是在此種情況下，不僅與時間相聯的加速主義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同時與加速主義相關聯的加速社會也快速成型。對此，羅薩提出了“加速社會”這個概念：“現代社會作為‘加速社會’可以理解為，在這樣的社會中存在著兩種形式——技術的加速和由于時間資源的短缺而導致的生活節奏提高——（以結構和文化為前提）的相互連接，并且因此也存在著增長和加速。”[41]信息技術在現代社會中的高速發展及其帶來的時間改變，可被視為技術加速的重要展現，也是帶來社會加速的重要原因。從源頭上說，加速主義問世于20世紀初，它的誕生與技術革命相關，重點關注的是技術革命的發展與資本主義發展之間的內在關系。當加速主義在21世紀重新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時，人們所強調的是它與未來的關系，認為它是一種人們能夠以此擁抱未來的方式[42]。在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情況下，與加速主義相聯的已不再僅是技術社會，還包括加速社會。因此，通過加速主義，人們能夠更好地把握加速社會的涌現及其特殊意義。加速在傳統意義上主要是對資本主義機器本身呈現出加速發展的事實的描述，表明資本主義獲取利潤的速度正在急劇加快。但是，在信息技術高度發展的情況下，人類社會已開始進入全面加速的時代。目前，人們已生活在加速社會（High-Speed Society）中，這恰是羅薩所說的，現代社會已是作為“加速社會”而存在[43]。
針對加速社會的問世及其本質，羅薩追問：“我們能說有一種社會本身的加速嗎？還是這不過是種（或多或少比較穩定的）社會秩序之中的加速過程？”[44]。無疑，這些發問是深刻且值得深思的。顯然，加速社會的問世所反映的是社會秩序正在進入到一個加速的發展過程之中。在此需要注意的是，社會本身并無所謂加速或減速，倘若將加速作為社會本身的特性來理解，就難以對擁有不同發展速度的不同社會進行區別對待。當代法國哲學家保羅·維希留曾發明了“速度學”（dromologie）一詞，專門用以解釋人類面臨的加速化世界即加速社會。他還著重論述了“速度革命”在加速社會發展中的根本性，提出了“速度政治學”理論[45]。在西蒙·格萊佐斯看來，“加速革命”不僅挑戰了“空間”，也挑戰了“領土國家的臨時邏輯”。在領土空間時代，“政治空間被寓于一種給定的政治持久性之中”，然而目前“速度”的“無處不在”和“瞬間性”，卻已將“政治空間”加以“解散”甚至“取代”[46]。不過很顯然，就本質來看，在加速社會中，對社會發展起決定作用的是速度，而不是“政治空間”，而且，當且僅當社會發展的速度達到一定的程度，加速社會才會存在并穩定下來。這一點類似于物理學意義上的粒子加速器的運行原理。這也是羅薩所說的：“速度的加快令人驚訝地表現為（現代的）歷史的真正驅動力。”[47]因此，不斷地提升速度便成為了加速社會的首要發展任務。這也是信息技術能與加速社會之間建立起緊密的內在聯系的重要原因，信息技術所帶來的社會時空高度壓縮，正是加速社會的發展所需要的。
針對加速社會的意義及其局限性，西方學者們往往更多地只是從“速度的”革命角度來理解[48]。維希留力求擺脫速度拜物教的“速度政治學”，是在尋找一種減速的可能。羅薩希望將加速社會的問世解讀為一種新異化的誕生，并且極力表示他的研究就是希望指出“社會加速如何導致了嚴重的、可以憑經驗觀察到的社會異化形式”[49]。但從本質上說，加速社會的涌現不僅體現了速度革命，更與當代的全球化進程緊密相聯。借助社會時空視閾可以發現，當今世界的全球化并非只是全球聯系，其所表明的就是一種新的社會時空架構的誕生。在這個新的社會時空架構中，世界各國不再各自分離，它們正在從經濟、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多方面加入全球范圍內的大循環中，從而使得全球范圍內的社會加速化發展趨勢形成。對此，恰如馬克思曾說的，“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50]
當前，加速社會已是全球范圍內的，人們已不能再只從國家層面來理解其存在。羅薩曾用“迅速加速的‘全球’社會”來解讀這一情形的發生，并指出在此情形下，偶然性的增加成為主要態勢[51]，他甚至用由此一來人們便生活在“滑溜溜的斜坡”來生動地刻畫后者[52]。在信息技術快速發展的情況下，社會時空的高度壓縮呈現出更加劇烈的發展態勢，“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不再只是詩中想象。在此種情況下，當今世界的全球化所搭建的社會時空架構呈現出劇烈的動態性，信息技術的發展使之不斷地快速發生相應的改變，同時在當代的全球化進程中，加速社會無論是發展規模還是發展速度，都正在呈現出日益迅猛的態勢。羅薩曾說：“加速的社會變化的形式和結果至少和通訊技術的發展所產生的結果一樣顯著；或者，換言之，后者的特殊的影響是要在前者的環境中才能產生的。”[53]在此他進一步強調了加速社會與信息技術發展之間的互動關系。
從加速社會與當代的全球化進程的關系看，當今世界的全球化本身就是讓加速社會發生于其中的社會時空架構，加速社會甚至會受制于這個社會時空架構的搭建及其壓縮性，所以，就社會時空視閾來看，當代的全球化進程對于加速社會也是具有發生學意義的。當今世界的全球化所搭建的社會時空架構以壓縮性為特點，它的壓縮程度越高，勢必帶來的就是加速社會無論在規模與速度上都得到迅猛發展。這是因為加速社會一旦發生在高度壓縮的時空架構中，便會由此發生劇烈的速度改變，這一點與它發生在松散的、非全球化的時空架構中是完全不一樣的。“現在的萎縮”（或稱“當下時態的萎縮”）是加速社會速度急劇改變的重要表征[54]，借此，“加速可以定義為經驗和期待的可信賴度的衰退速率不斷增加，同時被界定為‘當下’的時間區間在萎縮。”[55]羅薩曾說：“真正的新的當代全球化”是“出現在速度之中，全球化伴隨著速度前進”[56]。可見，當加速社會與當今世界的全球化相聯時，當代的全球化進程就會直接受制于速度，與速度相伴而行。當前人們之所以關注加速社會，一個重要原因也正在于它已深入地影響著當代的全球化進程的發展節奏。如果說加速是加速社會的發展動力[57]，那么需要看到的是，這種速度的發展并不是無限的。倘若這種速度突破了某個閾值，加速社會與當代的全球化進程之間的互動關系就可能自動解體，因為當今世界的全球化所搭建的社會時空架構可能會在難以承受加速沖擊的情況下突然坍塌，走向自我解體。這一點類似于宇宙大爆炸學說所闡發的情形。
結語
總體說來，以往的全球化進程，主要是靠地理發現、經貿往來、文化交流、科技發展、政治事件等推動；而在當代的全球化進程中，信息技術則發揮著關鍵性作用。后者也成為了當今世界的全球化區別于以往全球化的一大亮點。著名的依附理論提出者薩米爾·阿明曾提出“全球化是一個反動的烏托邦”的論斷，由此定義了當今世界的全球化的負面性和虛幻性。但若從社會時空視閾來看，當代的全球化進程是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帶來的社會時空巨變在當代社會的重要呈現，體現了社會時空存在和推進的高度壓縮。從本質上說，它本身是一種客觀性的現實存在，既不是人們主觀上一廂情愿的追求，更不是人們隨意就能中止的。
“新信息技術正以全球性的工具網絡整合世界。”[58]如果沒有由信息技術帶來的社會時空的高度壓縮的出現，全球化與加速社會在當代的發展就不可能呈現出今天的樣式。如此一來可以說，從社會時空視閾來看，當代的全球化進程以及加速社會的涌現，實際體現出的是一種結果意義。也正因如此，反之，我們更需要加倍關注信息技術的發展走向及其給社會時空巨變帶來的重大影響力，以及這些影響力將會以什么樣的方式體現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對于加速社會來說，當代的全球化進程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時空，為此，人們需要密切注意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目前，加速社會存在于當今世界的全球化所搭建的社會時空架構之中，與此同時，當代的全球化進程則會受制于加速社會的發展速度與發展規模。立足于社會時空視閾可發現，在當代的全球化進程中，信息技術、社會時空高度壓縮、加速社會等與全球化之間是互相疊加的，人們所遭遇的是一個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型的全球化時代。
當前，在“全球化”觀念之外，泛起一股“逆全球化”浪潮[59]。如果從信息技術的角度來看，這股“逆全球化”浪潮反映出，隨著由信息技術的高度發展帶來的社會時空高度壓縮，人們逐漸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不適，需利用“逆全球化”的方式來減緩當代的全球化進程的發展程度，讓社會時空的高度壓縮變得相對和緩一些，以便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們能從因時空擠壓而產生的“困惑感”“緊張感”乃至“壓迫感”“焦慮感”中擺脫出來。科幻小說《北京折疊》的問世，反映的就是由空間擠壓所帶來的壓迫感、緊張感與焦慮感。然而從總體上說，信息技術發展所帶來的社會時空巨變，已使當代的全球化進程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無論是人們的日常生活還是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科技的發展，依然會受制于由當今世界的全球化所塑造的時空高度壓縮的社會架構。特別是，隨著web4.0時代的快速到來，加速社會與當代的全球化進程之間的互動關系將會躍遷出怎樣的新形態，并會引發怎樣的新問題，這都是需要人們關注的內容。人類越來越需提早準備，以便應對當今世界的全球化的時空高度壓縮與社會的加速發展帶來的“宇宙大爆炸”式情形的發生。
（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長城學者資助計劃”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頁。
[2][20][37][38][39][41][43][47][51][52][53][56][57]哈特穆特·羅薩：《加速：現代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董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7、119、86、81、92、83、83、111、134、137、125、26、111頁。
[3][23]參見安東尼·吉登斯：《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鄭戈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第33、33頁。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32頁。
[5][7][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18、331、33頁。
[6]參見張文喜：《“實踐”與“操心”的時間性闡釋——海德格爾、馬克思論“存在與時間”》，《學習與探索》，2002年第3期。
[8][5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5、540～541頁。
[9][10][11][14][25][26][27][28][40][58]參見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564、505、505、5～6、530、566、567、567、561、26頁。
[12]黑格爾：《自然哲學》，梁志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58頁。
[13]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56頁。
[15][30][34]戴維·哈維：《后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閻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356、300、143頁。
[16]劉奔：《時間是人類發展的空間》，《哲學研究》，1991年第10期。
[18][19][29]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上卷，賀麟、王玖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70～71、53、53頁。
[21][31][33][35]大衛·哈維：《希望的空間》，胡大平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53、56、23、53頁。
[22]魏明德：《全球化與中國——一位法國學者談當代文化交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15頁。
[24]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趙旭東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23頁。
[32]戴維·哈維：《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胡大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頁。
[36]鄭作彧：《社會速度研究：當代主要理論軸線》，《國外社會科學》，2014年第3期。
[42]R. Mackey and A. Avanessian (eds.),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s, Windsor Quarry: Urbanomic Media Ltd, 2014, p. 354.
[44][49][54][55]哈特穆特·羅薩：《新異化的誕生：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大綱》，鄭作彧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5、17、18頁。
[45][48]Paul Virillio, Speed and Politics, tran. by Marc Polizzotti,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6, p. 6, 6.
[46]Simon Glezos, The Politics of Speed: Capitalism, the State and War in an Accelerating World, ProQuestLLC, 2009, p. 85.
[59]萬廣華、朱美華：《“逆全球化”：特征、起因與前瞻》，《學術月刊》，2020年第7期。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ocietal Time-Space and High-Speed Society
Ouyang Ying
Abstract: In the past,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was mainly promoted by the change of transportation’s tools, geographical discovery,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cultural exchanges, political events and so on. In the process of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lays a key role. With the accelerated it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high compression of societal time-space, the essence of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is gradually presented clearl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etal time-space, we can see more deeply that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has the objective reality that is not transferred by people's will.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compression of the societal space-time structure created by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the more shocking the acceler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speed and scale, and the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that people need to face will present a more complex situation. Therefore, facing the process of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we need to see the superposition relationship and superposition effect among globaliz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ocial time-space and high-speed society.
Keywords: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societal time-spa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igh-speed society
責 編∕李思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