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今世界在信息技術革命驅動下進入了數字化的新時代，國際體系內力量分布深刻調整，構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傳統大國與群體性崛起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深度嵌套的全球一體化生產體系中，既復合相互依存，又激烈競爭，是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建設在行為體層面最為顯著的趨勢。“公平”、“包容”與“可持續”成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建設在指導價值和目標追求層面最為顯著的特點。維系深度嵌套的生產方式，管控“地緣政治”回歸引發的“政治—安全”危機，以務實且有彈性的方式推行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是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建設面臨的艱巨任務。傳統大國與新興市場國家展開價值與路徑的激烈競爭，鑒于國際體系的復雜性，不同的路徑和價值的競爭，注定是一個長期復雜的進程。
【關鍵詞】數字時代 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大國競爭
【中圖分類號】F74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4.005
【作者簡介】沈逸，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智能治理綜合實驗室全球治理與發展研判研究室主任、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基地主任。研究方向為全球網絡空間治理、網絡安全、網絡主權、中美網絡安全關系。主要著作有《美國國家網絡安全戰略》等。
以國際社會“互動能力”的“增進”為尺度，世界的“縮小”是全球化最為顯著的特征。在歷史早期，受科技水平制約，世界經濟的空間規模是極為有限的。古羅馬的世界經濟空間限于最好的交通工具行駛40～60天的范圍。[1]而當今世界，人類發掘了新能源，掌握了新技術，極大地提升了交通和通信效率。尤其是，以互聯網及其應用高速拓展和加速迭代為典型代表的信息技術革命，驅動世界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數字時代。就經濟而言，處于數字時代的世界，不僅在極大程度上擺脫了時間、空間所造成的交易障礙；而且，作為一種更高級的經濟形態，數字經濟在資源配置、滲透融合、要素協同等方面，能力空前。[2]
根據2022年7月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2022年）》的統計數據顯示：2021年，測算的全球47個國家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為38.1萬億美元，同比名義增長15.6%，占GDP比重為45.0%；其中，一二三產業數字經濟占行業增加值比重分別為8.6%、24.3%和45.3%；2021年，從規模看，發達國家數字經濟規模達到27.6萬億美元，占47個國家總量的72.5%；從占比看，發達國家數字經濟占GDP比重為55.7%，遠超發展中國家29.8%的水平；從增速看，發展中國家數字經濟同比名義增長22.3%，高于同期發達國家數字經濟增速9.1個百分點；從發展格局來看，中美歐形成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三極格局。2021年，美國數字經濟蟬聯世界第一，規模達15.3萬億美元，中國位居第二，規模為7.1萬億美元。德國、英國、美國數字經濟占GDP比重均超過65%。全球主要國家數字經濟高速增長，其中，挪威數字經濟同比增長34.4%，位居全球第一。[3]
與數字經濟發展相對應的，在國際政治層面，當今世界，國際體系正進入一個動蕩變革期。其內在含義是，20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三十年后，國際體系內力量分布呈現深刻變化；以信息技術作為最前沿的生產力發展，進入了全新階段；全球同時面臨著氣候變化、新冠疫情、能源安全以及可持續發展等多重問題的持續沖擊和挑戰。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經驗來看，在此新舊力量交替演化、傳統國際關系秩序核心動力機制顯著衰退、新型全球問題層出不窮的階段，推進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構建，成為一項至關重要的時代任務。全球各方對此的認識和理解，將深刻影響全球未來發展的方向。
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構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成為各方關注焦點
從不同的視角觀察數字技術的高速發展，以及數字時代本身的演進，本質上還是繼續處于從人類社會誕生以來的宏觀視野和分析框架之中，即處于不同數量尺度上的人類群體，如何在運用技術手段進行價值創造的過程中，實現效率、公平與可持續發展的有機統一，再度成為當前圍繞數字時代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討論的焦點議題。回首20世紀90年代，當冷戰時代以蘇聯解體而宣告和平結束，“新自由主義”的浪潮席卷全球，所謂“歷史終結”（即冷戰的結束宣告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資本主義命運判斷的失敗）的樂觀情緒在發達國家的精英群體中迅速擴散，于是，在國內和國際兩個維度，美西方國家以“消費冷戰紅利”為訴求，順應早已進入金融壟斷資本階段的資本要素的內生需求，在全球驅動了冷戰后第一輪以“西方化”為顯著特征的全球經濟一體化。這一進程具有顯著的兩面性。
一方面，這一進程印證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共產黨宣言》中的論述，資本主義持續著力遵循效率最大化的驅動機制，在全球范圍建立了精細化分工、鏈式布局、深度嵌套的新型體系；同時，這一進程在“新自由主義”的名義下，復刻了亞當·斯密時期的古典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憑借現代金融體系，以及西方發達國家對金融體系管制的顯著放松，在國際和國內兩個維度，為資本實現了對價值最大化的攫取。在此過程中，信息技術的發展，通過風險投資機制，與金融資本形成了深度的嵌套，并迅速形成了具有更強全球化屬性的“數字—金融”壟斷資本，與“金融—實體”壟斷資本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競爭。競爭的結果是，數字資本與數字勞動的迅速崛起，以及在全球數字經濟名義下，數字技術形成了價值創造最主要的驅動來源。
另一方面，這一進程同樣無法超越經典作家對資本主義內生機制與基本矛盾的準確把握。20世紀90年代的東南亞金融危機、2000年互聯網經濟泡沫破裂、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均在事實上證偽了持有“歷史終結論”的樂觀主義者的核心假設——信息技術革命，以及由此帶來的數字技術的演進，能夠讓資本主義超越“周期律”。最終全球經濟發展的實踐證明，盡管在價值生產，包括人類參與和實施勞動的表現形式，都因為技術（或者說，新型生產工具的創生）而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但資本主義的核心特征、基本矛盾與發展規律，并沒有在內核與本體的層面表現出任何實質性的變化。
事實上，對于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發展與變化，不同領域的西方學者，雖然沒有嚴格遵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分析框架，但也均有所認識和理解。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其引發廣泛關注和熱議的專著《21世紀資本論》中，對長時段內全球范圍勞動收入和資本收入的差異化發展進行了基于歷史和數據的深度分析，發現：在300年左右的時間范圍內，資本投資回報率維持在平均每年增長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長1%～2%；在此基礎上，其得出的分析結論是資本要素與勞動要素的不同擁有者之間，貧富差距變得非常大。[4]以“歷史終結論”在冷戰后獲得廣泛聲譽的政治學者福山，則運用亨廷頓用于分析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的“政治衰朽”概念，來分析出現“特朗普現象”的美國；并且指出，所謂“超級全球化”，即冷戰后新自由主義驅動的第一輪現代化，在美國引發的最核心的問題是貧富差距的迅速拉大。[5]這種已經呈現所謂“0.1%”和“99.9%”之間的分配矛盾，才是影響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進程的深層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視角進行長時段的分析，將觀察當下數字時代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調整和演變的起點，拉回公元1500年，即在航海技術發展催生的地理大發現，以及西歐少數國家率先進入資本主義，第一批實現民族國家建設，并著力開始遵循利益驅動本能在全球范圍推行“掠奪式現代化”的時刻，那么，這一輪數字時代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探索與建設，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其獨特性，即在以百年為尺度進行衡量的時間范圍內，真正意義上出現了具有至關重要意義的非西方行為體。毋庸諱言，從1648年結束三十年宗教戰爭的維斯特伐利亞會議開始，到20世紀90年代初的冷戰結束，一直是第一批完成現代化的西方國家在國際體系中展開權力與地位的競爭，塑造并推動國際秩序的迭代與演進。正如阿米塔·阿查亞（Amitav Acharya）所言，國際秩序最初是被視為歐洲國家體系的延伸產物，其后又被視為美國所主導的自由主義霸權秩序的副產品。[6]甚至，在某些不那么符合嚴格的程序化的學術定義中，國際秩序，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對上述西方國家行為的學理化提煉與程序化包裝。
西方的這些工業化先鋒，依托強大的軍事實力，通過壟斷生產資料、支配知識傳送渠道、制定貨幣交換條件等方式，掌握了塑造、解釋國際秩序規則的主動權，構建了以“中心—邊緣”為特征的、顯著不平等的全球秩序結構。[7]位于中心位置的西方工業化先鋒控制著影響世界經濟發展的關鍵要素，而欠發達的邊緣國家則時常陷入貿易與金融上的不利境地。當前，以美國及其核心盟友為代表的先發現代化國家，與以中國、印度、巴西等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構建形成了不同的偏好。
美國及其核心盟友選擇以“回到過去”的方式來解決在冷戰后第一輪全球化（現在被歐美媒體稱為“超級全球化”）中出現的主要缺陷。美國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在《美國供應鏈再平衡》的報告中指出，在冷戰結束之后的30年中，當私營部門塑造美國經濟并發展出一個高度全球化的體系時，美國的政策制定者之所以大多站在一旁觀望，是因為美國的主要及潛在對手的經濟實力很弱，從全球經濟體系中獲益的能力較低，且不會對美國的經濟活動產生約束。[8]所謂“回到過去”，就是美國及其盟友想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中重新獲得主導性的“權力優勢”，減少自身在全球經濟相互依賴關系中的“脆弱性”，以及增加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自身的“依賴性”。
結合2017年至今歐美國家的主張與實踐，其主要表現為用“平等貿易”名義下的保護主義，取代此前倡導的自由主義多邊貿易；用保障國內中產階級就業機會以及自由民主等具有顯著價值觀色彩的口號，實施具有顯著政府指令色彩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重組，用所謂“近岸—友岸”外包，取代傳統上基于利益和價值最大化的外包，繼而在全球信息產業的樞紐節點和關鍵產業中，引入歐美自由民主價值觀作為主導的新評價標準，謀求繞開中國的產能優勢節點，構建被歐美政治人物定義的所謂“可信”的新產業體系。
從具體實踐看，美國奧巴馬政府、特朗普政府以及拜登政府這三屆政府遵循上述邏輯，著力對被其視為“已經過度全球化”的美國產業鏈進行了持續調整。
奧巴馬政府在國內推行以減稅為核心特征的“制造業回流計劃”，在亞太地區推行所謂“升級貿易規則”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關系協定》（TPP）。一方面，奧巴馬政府希望TPP能幫助美國重新制定對美國有利的“游戲規則”。具體而言，就是將對美國有利的、“高標準”的知識產權保護、勞工標準、環境標準納入貿易協議，以提高美國私營企業的競爭優勢，來獲得所謂“公平”的競爭機會。2016年5月，美國《華盛頓郵報》刊發了奧巴馬政府的觀點，“當美國工人和企業在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中競爭時，沒有人能夠打敗美國……應該由美國，而不是像中國這樣的國家來制定這些規則”。[9]另一方面，奧巴馬政府希望通過TPP牽制“東亞合作”，重振由美國主導的“亞太合作”。2016年9月6日，奧巴馬在老撾萬象的一場講話中表示，“若不推進TPP不僅會導致經濟后果，而且會使美國在東亞的領導地位受到質疑”。[10]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在2016年10月發表的一份報告中指出，美國加入TPP談判的目的，是為了維持自身在亞洲經濟事務中的領導地位與影響力，以及避免在亞洲區域主義進程中被邊緣化。[11]奧巴馬政府的“如意算盤”是，隨著東亞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文萊、日本等國加盟TPP，東亞圍繞《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合作動力將大大減少，則由美國領導的亞太合作將獲得新的動力。[12]
特朗普在任內強勢推行以關稅為主要工具的單邊脅迫性貿易政策，并逐漸聚焦以5G通訊技術為核心的先進通信產業，在所謂“清潔網絡計劃”的名義下，以“可信”為核心概念，嘗試構建將華為、中興等中國企業排除在外的全球通訊生態圈。2017年8月14日，特朗普指示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調查中國可能損害美國知識產權、創新或技術發展的任何法律、政策及行動。[13]2020年8月17日，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針對華為修訂了“外國直接產品規則”（FDP Rule），要求任何使用美國軟件或技術的半導體“部件”、“組件”或“設備”均不能在未經美國批準的情況下向華為出口。[14]2020年12月18日，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又以所謂“與中國軍方關聯”為由，將中芯國際（SMIC）及其10家關聯公司列入“實體清單”，限制其獲取10nm及以下技術節點的產品或技術。[15]特朗普政府試圖通過這種具有明顯短促突擊性質的措施，極限施壓中國的重點高技術企業，旨在短時間內達到遏制中國科技崛起、重塑美國供應鏈、推動科技產業回流的目的。從結果看，這一短促突擊性的措施的效果并沒有達到特朗普政府的預期，且在相當程度上引發了美國產業界與商界的擔憂。波士頓咨詢公司（BCG）估算，若全面限制中國科技公司，則美國的供應商會損失18%的全球份額與37%的營收，并打破美國半導體行業的創新競爭力。[16]2021年2月，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若美國公司在華的直接投資減少一半，美國的GDP將一次性遭受高達5000億美元的損失。[17]
拜登政府延續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在關鍵與新興技術領域對中國的科技遏制，并注重推動科學技術創新與產業能力提升之間的融合，將對華科技打壓與強化美國本土產業基礎、供應鏈韌性等政策目標相互捆綁、并行推進。在方式上，拜登政府強調與盟友的協同，進一步聚焦對國家具有戰略意義的所謂前沿產業，大搞“小院高墻”，借助《芯片與科學法案》等國內法律工具，以及強推所謂“未來互聯網聯盟”，企圖謀求構建實質性排除中國的全球芯片產業和互聯網高端應用領域的“新型”生態。2022年4月，拜登政府與60多個“盟伴”簽署了《未來互聯網宣言》（Declaration for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該“宣言”稱，在共同增進數字生態信任這一愿景下，美國及其盟友、伙伴應綜合考慮供應鏈來源的技術與非技術風險，在國內市場準入可靠的網絡基礎設施和服務供應商。[18]2022年6月26日，拜登與七國集團（G7）領導人宣布啟動“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伙伴關系”（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19]其中的一項優先任務是，打造多元化的信息通信技術網絡和基礎設施供應鏈，并通過資金支持的方式鼓勵企業放棄所謂“不值得信賴”的網絡設備及服務供應商。同時，在工具上，拜登政府希望以“半導體”為抓手，切斷中國從外部獲取先進芯片制造技術的渠道，從而為中國關鍵與新興技術的發展制造障礙，以及為美國在科技創新與產業基礎建設上創造有利的競爭條件。當前，拜登政府正著手拉攏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組建“芯片四方聯盟”（Chip 4），計劃整合“盟伴”在半導體產業上、中、下游及不同細分領域的技術壟斷優勢，打造一個排除中國的、封閉式的半導體供應鏈聯盟。[20]
以中國、印度、巴西等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則更傾向于對現有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和秩序的漸進改良。這些國家希望繼續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全球多邊貿易體系，但也希望能夠對其運行機制進行完善，使其更多地體現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但遺憾的是，近年來，隨著全球范圍內保護主義盛行，國際經濟議程政治化趨勢加劇，世界貿易組織改革的議題選擇和議題界定也朝著政治化方向發展。尤其是在大國競爭日趨緊張的背景下，世貿組織各成員國在經濟體制、發展中國家地位、價值觀、知識產權等議題領域達成改革共識將更為艱難。[21]在這一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經濟相對欠發達、沒有能夠在冷戰后第一輪全球化中獲得應有發展紅利的發展中國家，更加信任和看好以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為代表的新型全球化。2022年1～10月，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14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9.7%；2022年，《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和《中國—柬埔寨自由貿易協定》正式生效，累計與32個共建國家和地區簽署經認證的經營者（AEO）互認協議，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續提升。[22]截至目前，中國已與151個國家、32個國際組織簽署200余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未來，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合作伙伴將繼續不斷增多，關系日益鞏固，穩步形成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新格局。中國與發展中國家推行的新型“南南合作”，為這些國家提供了規避舊秩序缺陷，推動實現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化的可能。新興市場國家也由此在廣大發展中國家間，找到了推進信息技術產業以及新型貨幣—金融體系的戰略突破口。
與美國的偏好相比，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偏好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即偏好于推進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良性變革、漸進調整，對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認識比較客觀和全面。尤其是中國，特別重視自身為國際體系承擔的責任和義務，且在維持國際體系穩定、推動國際體系變化的過程中，比美西方國家更好地平衡了本國合理訴求與國際社會時代特征之間的張力。從路徑上看，與美西方國家基于“維系現狀”出發的、立足于盟友、伙伴關系之上的“個體自我中心—寡頭小圈子”不同，中國尤其強調“共同體”意識，而且超越了傳統國際體系對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認知框架，真正意義上將“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一個務實推進的目標，在國際和國內兩個維度上予以扎實推進。這種現象，對國際體系政治經濟秩序的變革來說，是從1648年以來，在國際體系演進中極少，乃至可以說，從未出現過的全新現象。
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變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上述兩種偏好不斷碰撞、交鋒以及演進的結果。從人類歷史發展和演進的總體趨勢來看，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變革歸根結底仍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互動的產物。當今世界，生產力前沿的代表，就是以互聯網高速發展以及由此塑造的全球網絡空間的普遍形成與高速擴散為典型的信息通信—數字化技術。這種具有時代性的生產力，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生產方式，使得數字時代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建構有了自己的新趨勢、新特點，將帶來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機會，也因此面臨著全新的挑戰。
數字時代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構建的新趨勢、新特點與新任務
構建數字時代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相比歷史上的類似階段而言，呈現出尤為顯著的新趨勢、新特點，同時也面臨著艱巨任務。
傳統大國與群體性崛起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深度嵌套的全球一體化生產體系中，既復合相互依存，又激烈競爭，是這一輪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建設在行為體層面最為顯著的新趨勢。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第一輪全球化進程，客觀上催生了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單一霸權國家及其核心盟友在全球經濟體量中占據的相對份額持續下降。而從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開始陸續脫胎于殖民地體系的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態勢顯著。由此客觀上出現的力量在國際體系中的重新分布，具有了一種新的趨勢，即各方在保持深度嵌套與聯系的同時，展開激烈的競爭。在這種競爭中，傳統大國無法輕易找到任何一種單一有效的政策工具，或是完全切斷與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相互依存的經貿關系，或者對相互依存的產業鏈進行顛覆性的調整，而只能是在可以有效控制的關鍵點位上，憑借歷史積累形成的先發優勢，進行有限度的局部調整，且這種產業鏈點位調整的額外成本與實際效果均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而作為競爭另一方的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相比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所謂挑戰現狀的國家，具有更強的維護而非顛覆國際秩序的意愿。在實踐中，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憑借自身在價值創造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復合型中長期優勢，能夠更多地主動選擇建設性與合作性更強的方式，從而對競爭的烈度進行有效且務實的管控。這種趨勢，在此前歷次國際體系主要國家地位變遷的實踐中，從未出現過。對今天的世界來說，這種趨勢又是至關重要的，其有助于維持整個體系處于相對穩定狀態，避免出現此前國際秩序變化過程中的劇烈動蕩與沖突。
從這種大國競爭的時代具象，即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來看，這種新趨勢的鮮明體現，就是自2018年以來美國對華的競爭戰略，由“全面脫鉤”轉向了“小院高墻”。“小院高墻”原本是一個軍事防御概念，來自于奧巴馬執政時期前國防部長蓋茨（Robert Gates）提出的美國太空防御戰略。[23]2018年10月，“新美國”（New America）智庫研究員拉斯凱（Lorand Laskai）和薩克斯（Samm Sacks）將“小院高墻”這一概念引入美國對華科技競爭策略，稱美國對于限制中國獲取技術的行動需具有選擇性，但在采取具體的限制行動時則應足夠積極。[24]而后，隨著特朗普政府“全面脫鉤”策略對美國自身反噬影響的加劇，“小院高墻”逐步成為美國國會所推崇的對華競爭戰略。作為特朗普執政時期的“旁觀者”，拜登及其政府團隊成員清晰地認識到，并承認了中美戰略競爭關系的“有限性”。即，美國無法在不顧中美相互間高度依存并從中抽身的情況下，與中國開展競爭。[25]拜登政府認為，應明確在哪些方面中美雙方應繼續保持聯系，避免過度脫鉤而造成預期之外的沖突。
另外，有趣的是，在今天美國關于“如何應對中國崛起”的大討論中，華盛頓決策圈對歷史隱喻與類比的運用非常普遍，其中有三種中美關系的類比最為流行：修昔底德陷阱、1914年“夢游者”們與冷戰。[26]盡管在這三種過時的大國陣營爭奪實力范圍的認知路徑下，美國將中國視為“唯一有能力挑戰現行國際體系”的國家，而且對中國已經表現出極為明顯的采取“預防性”行動的強烈沖動和敵意的情況下，也仍保持著一定程度的“審慎”，著力反復強調“管控”中美關系的必要性。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Kurt Campbell）與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Jake Sullivan）曾在《沒有災難的競爭》一文中表示，中美戰略競爭是一種共存下的競爭。[27]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于2022年5月、副國務卿舍曼于2023年2月也分別在闡述美國對華方針的活動中表示，希望與中國在諸如氣候、健康、禁毒等具有共同利益的領域開展必要的接觸。[28]
雖然從實際行動看，美國的表態具有“言行不一”、“自相矛盾”，以及“無法落實和兌現承諾”等顯著特征，但其也確實在設置中美關系底線，盡量嘗試與中國保持最低限度的危機管控與信息溝通機制等，避免滑向軍事沖突。至少，美國的行政分支，包括總統及其核心外交、安全團隊，在開展所謂“激烈競爭”的同時，在管理中美關系方面一直嘗試采取各種動作，盡管這種動作往往僅停留于“口頭表態”。例如，在中美首腦會晤中，美國總統拜登多次向中方作出“四不一無意”的表態，即不尋求打“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關系反對中國、不支持“臺灣獨立”、無意同中國發生沖突。[29]2022年11月30日，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在《美國競爭力與中國挑戰》的講話中，表示美方并不尋求美國經濟與中國脫鉤。[30]2023年1月18日，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舉行雙邊會談時也表示，中美雙方不應讓誤解，尤其是缺乏溝通造成的誤解，不必要地導致中美經濟和金融關系惡化。[31]客觀而言，尤其是對于拜登政府這樣一個“弱勢”政府而言，美國對華戰略成效不彰、中美關系持續“自由落體”、中美關系“護欄”無法落實的核心關鍵因素，有相當一部分來自美國國內政治結構以及政治人物個人的利益計算。
在中國一側，這種“既復合依存，又激烈競爭”的新趨勢就體現得更加鮮明。即，在戰略博弈與利益碰撞中，中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與審慎，著力避免中美關系緊張、政治體制差異與錯誤知覺及戰略誤判之間的惡性循環。需要指出的是，因為具有完全不同的知識結構與認知框架，中國能夠比美國更加全面和深刻地理解這種新趨勢背后的深層機制，即生產方式與上層建筑的復雜互動。因此，在中美戰略博弈的展開階段，中國表現出了遠比美國穩健、成熟以及兼具原則性和靈活性的戰略博弈能力。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自2018年以來，面對美方頻繁以所謂“損害美國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利益”為由，將中國實體列入出口管制清單、開展投資審查、限制商品交易、吊銷運營許可證等行徑，中國政府保持了極大的耐心與克制，并沒有在數量上實施對等反制，僅對于在臺灣問題上突破中美關系紅線的美國企業、政客個人實施制裁。中國的這種自覺，也是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演進歷史中極為罕見，甚至前所未見的。在此之前，參與到大國戰略博弈的主要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基本的核心特征就是遵循本能，以某種自發而非自覺的狀態，進入戰略博弈、利益碰撞之中。美國國際政治問題研究專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注定一戰》中寫到，相比美國人喜歡“解決問題”，中國人傾向于“管控問題”，故而中國人在戰略上更有耐心，愿意等待“問題”向中方有利的方向發展。[32]由此產生的后果是，雖然客觀上中國的實力相比美國繼續處于較為弱勢的階段，但在控制整體事態走向和發展的過程中，實事求是地說，是中國而非美國，對在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建設過程中維持國際體系的穩定作出了更大的貢獻。
“公平”、“包容”與“可持續”成為這一輪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建設在指導價值和目標追求層面最為顯著的新特點。當前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建設，是在全球金融資本主義內生矛盾與結構性缺陷充分暴露的背景下展開的。這一矛盾和缺陷，即對于剩余價值的無限制追求，通過金融資本在國內和國際兩個維度進行利潤最大化為唯一標準的分配，從冷戰結束之后，狂飆突進超過30年的時間。甚至，當市場內生規律通過周期性危機的方式，試圖在2007～2008年對這一矛盾進行矯正時，強大的上層建筑通過系統性的量化寬松等政策工具，硬性對沖了這一自我矯正機制。由此帶來的結果是，從2016年開始，利益分配層面產生的危機已經滲透到政治層面，優先通過美西方國內政治過程，從觀念層面進行了一種另類的矯正。“公平”、“包容”與“可持續”由此也極為微妙且具有某種結構性的，成為這一輪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建設中必須堅持的價值性導向。無論是傳統大國，還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均在自身戰略規劃、政策制定以及具體實踐中，突出和強調了“公平”、“包容”和“可持續”的重要性。但二者的主要區別在于：傳統大國更多地是將這些概念作為一種包裝性的話語和標簽，用來包裝本國的政策，以獲得更高的支持；而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則更多地將這些概念作為一種必須實現的價值目標，將其落實為具體的政策選擇，并在實踐中不斷地對行為和活動進行有效的矯正與調整。
維系深度嵌套的生產方式，管控“地緣政治”回歸引發的“政治—安全”危機，以務實且有彈性的方式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變革，是這一輪建設面臨的艱巨任務。從1648年以來的國際關系體系演化歷史看，所謂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階段性調整，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是通過“大國戰爭—國際和會”的模式交替進行的。這一模式的頂峰，就是1914年到1945年這30余年時間內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1945年以來，伴隨核武器技術的突破，大國之間相互確保毀滅能力的形成，以及冷戰后第一輪全球進程形成的具有剛性的深度嵌套的“經濟—貿易—金融”復合相存體系，三者共同支撐起了一套從冷戰后期延續至今的大國競爭新模式。
當前，持續推進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建設，無論是哪個行為體，都沒有興趣實質性地“推倒重來”“另起爐灶”，但也都深刻地認識到原有的秩序如果不進行充分的改造和調整，已經無法繼續有效運行下去。目前，構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主要任務包括：（1）管控“地緣政治回歸”名義下的“政治—安全”危機；（2）以務實且有理性的方式推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功能性調整與漸進變革。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技術革命進入數字時代，繼而在此基礎上形成新型生產方式所支撐乃至決定的。但是，從冷戰后至2022年的實踐發展來看，傳統大國支撐和維系的安全體系相對衰退的程度，要超乎人們的預期，尤其是在被認為傳統大國影響力占據顯著優勢的歐洲。
2014年美歐對烏克蘭國內選舉政治過程的粗暴干涉催生了克里米亞危機，回頭去看，實際上可以看作是歐洲地緣政治安全結構無力滿足需求的早期征兆。2022年爆發的烏克蘭危機，如中國外交部反復多次指出的，具有“復雜的歷史經緯”，其源頭更是可以追溯到1991年蘇聯解體之后，美歐推動北約和歐盟雙東擴，肆意消費“冷戰紅利”，在地緣政治結構中擠壓俄羅斯的長期行動的最終結果。這一危機被歐美稱為“地緣政治因素”的回歸，但本質上，其是歐美在推動第一輪全球化進程中無視地緣政治因素的某種必然結果。一如美國的戰略家基辛格、布熱津斯基，以及國際關系研究者米爾斯海默教授等人，在不同場合，反復、多次提及的那樣，不能以簡單化的“歷史終結”來片面和一廂情愿地理解冷戰結束的戰略意涵，更不應該將嚴肅的地緣政治和國家安全議題，作為美歐國內選舉政治中的籌碼與話題，進行不符合此類問題內生規律的政治化炒作。如何對烏克蘭危機進行有效管控，避免其升級和擴散，避免誘發國際關系理論中所謂的“大國戰爭”，將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影響乃至決定構建數字時代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關鍵所在。
與此同時，在東亞，作為數字時代的基礎產業，芯片生產制造的關鍵節點與美國遠東地緣戰略“橋頭堡”在地理意義上的重合，放大了美國在大國競爭背景下的兩大安全焦慮：（1）對代工芯片對美供應受阻的不安；（2）對丟失東亞地緣戰略支點的擔憂。在二者的同頻共振下，在“地緣政治”回歸的氣氛烘托下，中國與美西方國家在數字領域、芯片產業的“經濟—科技”之爭，被華盛頓決策圈升格為“政治—安全”之爭。相對理性、務實的產業界也越發擔心，“地緣政治”的回歸將破壞經過30年時間全球專業化分工所形成的芯片產業鏈、供應鏈結構。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SIA）在一份報告中提出，當前中美戰略競爭趨于緊張的態勢，可能刺激中國采取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利用東亞半導體制造的薄弱環節，堵塞美國從外部獲取芯片的渠道，從而實現戰略報復。[33]世界的經濟發展已然進入了數字時代，中國和美西方國家如何在利益碰撞中重新定義“競爭”，將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基本“要件”，諸如芯片供應鏈，與大國戰略博弈的競爭“抓手”相分隔，避免發展“要件”被簡單化地視為贏得最終勝利的“符號”，是保證未來全球數字經濟發展動能與秩序穩定的前提。
數字時代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構建的原則與路徑競爭
基于上述新趨勢、新特點與艱巨任務，人們越來越將目光聚焦在數字時代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建設上，更具體地說，就是聚焦于建設這種新秩序的原則與路徑競爭。
從數字時代的總體發展來看，當前，信息技術革命在經歷了從20世紀70～80年代開始的長足發展之后，持續向著數字化的方向前進。亦即新一代的數字技術，在信息化、網絡化的基礎上，持續實現數字系統與人類社會的深度嵌套。具體而言，在經濟上，其深度嵌入全球范圍價值的生產、創造、交換和分配的全過程，成為人類經濟活動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內生動力；在社會和政治領域，數字系統對人類共同體的運行模式產生持續挑戰，推動政治權力、社會活動、人際互動從傳統領域向新型的數字領域延伸；在外交和軍事領域，數字技術的深度發展，對傳統外交與軍事活動的模式形成了在某些方面堪稱顛覆性的沖擊，同時，也為外交與軍事活動的變革性躍遷，提供了充分的條件和基礎。
在數字時代的發展中，目前，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構成了最引人關注的領域。在經歷了數十年的高速發展之后，互聯網在全球擴展所創造的全球網絡空間，進入了具有某種自我可持續性的迭代演進狀態。全球超過一半的人口接入互聯網，在網絡空間以數字化方式進行互動，由此產生了持續動態更新的海量數據。這些數據在技術賦能的背景下，對人類而言，已經成為了一種新型的戰略性資源。通過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獲取數據，對數據進行深度加工，在加工基礎上形成新的服務和應用；然后，通過這些服務和應用牽引更多的用戶，汲取更多的數據，構建具有粘性的用戶和依賴關系，繼而攫取更多的數據，已經成為數字時代中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相互牽引，互動迭代，繼而實現價值創造的典型模式。
從數字技術及其商業應用實踐來看，2022年末2023年初，OpenAI公司推出的人工智能應用ChatGPT在人工智能底層算法、擁有海量參數的大型數據模型，以及足夠資金制成的軟件、硬件和人力的支撐下，全球第一次以具象化的方式感受到了人工智能在應用場景上可能實現的巨大突破，并迅速引發了關于其未來發展可能對人類日常工作與生活帶來沖擊的熱烈討論。需要指出的是，如美國學者約瑟夫·奈在《美國霸權的困境》一書中指出的，信息技術革命不是發生在一片真空之中。換言之，信息技術革命，對其誕生之前已經存在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天然具有重大的影響。以ChatGPT這樣的人工智能領域的創新來說，其未來的用途雖然還有待具體實踐的發展，但可能產生的影響已經清晰顯現。如果這類創新，繼續被用于追求利潤、效率、價值創造的最大化，而絲毫不加管控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和后果，那么就完全有可能在數字時代持續演繹新版本的“機器吃人”，擴大而非縮小原本已經非常顯著的數字鴻溝。但如果這類創新，能夠被真正用于實現可持續發展模式的探索與實踐，那么也有理由相信，其將對人類社會共同福祉的追求，產生更加積極、全面和建設性的影響。
盡管自信息技術革命在全球擴展，以及進入數字時代以來，以公司為代表的非國家行為體，在推動創新領域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但是，正如在人類歷史中反復證明的那樣，從現在到可見的將來，任何一項技術創新及其實踐應用產生的實質性影響，最終仍然是由占據主導地位的主權國家的戰略、政策以及實踐所決定的。這其中，主權國家在技術創新刺激下的偏好設定與行為選擇，也就是原則與路徑，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這意味著構建數字時代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原則與路徑的競爭，再一次被推到了舞臺的中央。目前看，傳統大國與新興大國，已經各自逐漸完善了一套對應的原則與路徑。
傳統大國偏好鞏固優勢，強化并鞏固從前數字時代遺留下來的“霸權”秩序，遵循利己主義自我中心的原則，嘗試繼續走一條寡頭國家“抱團”的“西方中心主義”道路，追尋傳統意義上的那種不受外部威脅的安全感。最為關鍵的策略就是更加頻繁地從既有的國際秩序中提取西方累積的先發優勢，防止競爭對手控制充足的資源從而將西方陣營的安全置于危險境地，其范圍涵蓋人們通常所說的軟實力和硬實力等諸多方面。
在具體行動中，絲毫不加以掩飾的多重標準，持續迭代且具有個案彈性的規范體系，以及日趨強烈的認知失調，是傳統大國選擇的路徑的主要特征。作為其中典型的案例，如前文已經提及的，傳統大國單獨或者協同其核心戰略盟友，已經在較長時間范圍內，試圖在剝離主要挑戰者的情況下，實現規則和秩序的“再霸權化”改造。其在確立事實上的新準入標準等至關重要的游戲規則的基礎上，以非對稱性競爭的方式，在數字時代關鍵技術、核心產業、戰略性數據資源、前沿核心動態等方面，聚焦“互聯網自由”、“清潔網絡”與“未來互聯網聯盟”等核心戰略概念，謀求確立對挑戰者集體的壓倒性優勢，繼而企圖通過消除新興大國敢于與傳統大國進行有效競爭的意愿，構建具有結構化特征的防護屏障與進攻性的壓制體系。傳統大國在數字化時代，塑造、強化和鞏固原有霸權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以確保其在數字時代的持續延續。但同樣，如實踐已經證明的那樣，其中絕大多數的實踐和努力，均遭遇了嚴重的挫折，或者說，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處于或者將要進入實質性失敗的狀態。雖然霸權國及其核心盟友在短期內確實可以繼續保持顯著的先發優勢，但是生產方式演進的內生規律，不是個別或者少數國家能夠簡單抗拒的。
美國冷戰史權威約翰·劉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總結冷戰時期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教益”中寫道，“遏制絕不可毀壞它在試圖捍衛的事情”。[34]然而，現在的美國，似乎在戰略規劃與實踐的過程中，越發偏離這一歷史結論。無論是2018～2019年期間波士頓咨詢公司發布的報告，抑或是2022～2023年蘭德公司、新美國安全中心等機構發布的研究報告，均已經認識到了這樣的現實，即純粹以“脫鉤”換“凍結”的戰略，確實可以在短期內給競爭者在核心領域制造巨大的壓力，但如果競爭者在被打壓的情況下能夠實現科技研發、技術轉化、產業布局與生態建構的躍遷，那么從中長期來看，霸權國及其核心盟友反而將失去其最有效的戰略杠桿與結構性戰略技術優勢，甚至會因為過度對沖數字技術和產業發展的內生規律，而遭遇來自盟友的不同程度的抵制乃至反對。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對華戰略競爭成本的“持續高漲”，從2022年底至今，美國的政策評論屆對沙利文所主導的對華脫鉤戰略的批評逐步增多。2022年12月，具有美國國務院就職經歷的丹茲曼（Sarah Bauerle-Danzman）與具有國家安全委員會就職經歷的基爾克雷斯（Emily Kilcrease）在《外交事務》雜志發表文章，批評沙利文在沒有建成對華多邊的出口管制聯盟的情況下，其對華單邊主義的相互依賴“武器化”政策將走向失敗。[35]同樣，曾在美國國防部任職的沙雷（Paul Scharre）2023年1月在《外交政策》發文，指責沙利文的“脫鉤”戰略浪費了中國對美保持技術依賴的戰略籌碼。[36]
新興市場國家統籌安全與發展，以建設性方式向全球提供公共物品，持續探索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最終目標的全新路徑。從2015年提出建立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到2020年提出全球數據安全倡議，再到2022年提出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發展倡議，作為新興市場國家典型代表的中國，初步形成并完善了一條以建設性方式推進全球政治經濟新秩序良性變革的務實路徑。相比傳統大國偏好的原則與路徑，新興市場國家根據自身經驗的歸納，更加偏好聚焦可持續發展，側重在現有的以聯合國以及國際法為核心的國際多邊體系內，遵循尊重主權平等原則等基本原則，推動全球范圍內的務實合作，繼而讓數字技術的發展能夠造福人類。
國際秩序的調整與變遷，在很大程度上是國際體系新的權力結構的產物。鑒于國際體系的復雜性，不同的價值和路徑的競爭，注定是一個長期復雜的進程。但也正如巴尼特（Michael Barnett）所言，世界秩序的創建和維護并不僅僅取決于大國的偏好，也取決于對“什么構成了合法的國際秩序”這一問題的不斷變化的認知。[37]而國際秩序的合法性，又取決于其代表性和參與度。[38]或者說，該秩序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國際體系內的大部分成員，其是否能獲得絕大多數行為體，包括先發國家與后發國家在內的支持和參與。各國人民追求實質性意義上的“公平”、“包容”與“可持續”的幸福美好生活的樸素愿望，是持久且穩固的存在。故而，有理由對未來的發展，保持謹慎的樂觀，并為之進行持續的努力與奮斗。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總體國家安全觀視野下的網絡治理體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17ZDA106；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莫非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一卷），郭方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4頁。
[2]裴長洪等：《數字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分析》，《財貿經濟》，2018年第9期。
[3]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2022年）》，2022年7月。
[4]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巴曙松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5]F. Fukuyama, “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 The Meaning of the 2016 Elec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95, 2016, p. 58.
[6]阿米塔·阿查亞：《建構全球秩序》，姚遠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9頁。
[7]蘇珊·斯特蘭奇：《國家與市場》（第二版），楊宇光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8]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the-tangled-web-we-wove.
[9]President Obama, “The TPP Would Let America, not China, Lead the Way on Global Trade,“ 2 May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president-obama-the-tpp-would-let-america-not-china-lead-the-way-on-global-trade/2016/05/02/680540e4-0fd0-11e6-93ae-50921721165d_story.html.
[10]The White House, “Remarks of President Obama to the People of Laos,“ 6 Sep. 2016,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6/09/06/remarks-president-obama-people-laos.
[11]Mireya Solís, "The Case for Trade and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4 Oct. 2016,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the-trans-pacific-partnership-the-politics-of-openness-and-leadership-in-the-asia-pacific/.
[12]吳心伯等：《亞太大棋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56頁。
[13]Federal Register, 82(163), 24 Aug. 2017,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enforcement/301Investigations/FRN%20China301.pdf.
[14]U.S. Department of Commerc, “Commerce Department Further Restricts Huawei Access to U.S. Technology and Adds Another 38 Affiliates to the Entity List,“ https://2017-2021.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0/08/commerce-department-further-restricts-huawei-access-us-technology-and.html.
[15]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0/12/22/2020-28031/addition-of-entities-to-the-entity-list-revision-of-entry-on-the-entity-list-and-removal-of-entities.
[16]BCG， “How Trade Restrictions with China Could End US Leadership in Semiconductors,“ Jul. 2003, p. 3, https://media-publications.bcg.com/flash/2020-03-07-How-Restrictions-to-Trade-with-China-Could-End-US-Semiconductor-Leadership.pdf.
[17]U.S. Chamber of Commerce, "Understanding U.S.-China Decoupling: Macro Trends and Industry Impacts," 17 Feb. 2021, https://dev.uschamber.com/international/understanding-us-china-decoupling-macro-trends-and-industry-impacts.
[18]The White House, “A Declaration for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4/Declaration-for-the-Future-for-the-Internet_Launch-Event-Signing-Version_FINAL.pdf.
[19]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6/26/fact-sheet-president-biden-and-g7-leaders-formally-launch-the-partnership-for-global-infrastructure-and-investment/.
[20]沈逸、莫非：《從“防范”到“遏制”：被安全化的美國半導體產業政策研究報告》，復旦發展研究院，2022年10月，https://fddi.fudan.edu.cn/14/66/c19047a463974/page.htm。
[21]徐秀軍、林凱文：《國際經濟議程政治化與世界貿易組織改革困境》，《世界經濟與政治》，2022年第10期。
[22]劉倩、馬鑫：《2023共建“一帶一路”：十年征程再出發》，《光明日報》，2023年1月11日，第12版。
[23]YCNEWS, “The 'Small Courtyard' and 'High Wall' of the United Stat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y towards China,“ https://ycnews.com/the-small-courtyard-and-high-wall-of-the-united-states-science-and-technology-strategy-towards-china/.
[24]L. Lorand; S. Samm, “The Right Way to Protect America's Innovation Advantage Getting Smart about the Chinese Threat,“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8-10-23/right-way-protect-americas-innovation-advantage?check_logged_in=1.
[25]沈逸、莫非：《拜登政府對華科技競爭戰略》，《現代國際關系》，2022年第9期。
[26]S. N. Joseph, “How Not to Deal with a Rising China: A US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8, no. 5, 2022, pp. 1635–1651.
[27]C. Kurt; S. Jake,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competition-with-china-without-catastrophe.
[28]S. Wendy, “Remarks at Global China Event," 15 Feb. 2023, https://www.state.gov/remarks-at-global-china-event/.
[29]《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拜登在巴厘島舉行會晤》，2022年11月14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211/t20221114_10974651.shtml。
[30]《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就美國競爭力與中國挑戰發表演講》，2022年12月19日，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remarks-by-u-s-secretary-of-commerce-gina-raimondo-on-the-u-s-competitiveness-and-the-china-challenge/。
[31]《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舉行雙邊會談時的講話》，2023年1月19日，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remarks-by-secretary-of-the-treasury-janet-l-yellen-at-bilateral-meeting-with-peoples-republic-of-china-vice-premier-liu-he/。
[32]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陳定定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06～207頁。
[33]SIA, "Strengthening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in an Uncertain Era," https://www.semiconductors.org/strengthening-the-global-semiconductor-supply-chain-in-an-uncertain-era/.
[34]約翰·劉易斯·加迪斯：《遏制戰略：冷戰時期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增訂本）》，時殷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第385頁。
[35]B. D. Sarah; K. Emily, "The Illusion of Controls: Unilateral Attempts to Contain China's Technology Ambitions Will Fail," 30 Dec.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illusion-controls.
[36]S. Paul, “Decoupling Wastes U.S. Leverage on China: Keeping Chinese Firms Dependent on Western Chips Is a Better Strategy,“ 13 Jan. 202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1/13/china-decoupling-chips-america/.
[37]B. Michael, “Social Constructivism,“ in The Globalisation of World Politics, B. John; S. Steve and O. Patricia (e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68.
[38]C. Abram; C. Antonia, The New Sovereignty: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Agreemen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41–128.
Building a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in the Digital Age
Shen Yi
Abstract: The world today has entered a new era of digitalization driven by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has been profoundly adjuste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The traditional powers and the emerging market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are rising in groups are compounding interdependence and fierce competition in the deeply nested global integrated production system, which is the most prominent trend in the building of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at the actor level. Fairness, inclusiveness and sustainability have become the most prominent features of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in terms of guiding values and objectives. Maintaining the deeply nested production mode, managing the "political-security" crisis triggered by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 and promoting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in a pragmatic and resilient way are the arduous tasks facing the building of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Given the complex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competition of different paths and values between traditional powers and emerging markets is bound to be a long and complicated process.
Keywords: digital era,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