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航天科技事業歷經三個發展階段：獨立自主研制“兩彈一星”，解決國防尖端技術從無到有的問題；獨立自主打造航天科研與產業的龐大系統，解決技術體系的規模化問題；獨立自主實施月球探測、載人航天和全球導航系統等世界級工程，加快解決關鍵領域與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問題。在接續奮斗中，中國航天積累了自力更生、自主創新、重點突破、集中力量辦大事等歷史經驗。

【關鍵詞】中國航天 自力更生 自主創新 集中力量辦大事

【中圖分類號】F407.5 【文獻標識碼】A

航天事業處在高技術競爭的關鍵前沿，是衡量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領域。自上世紀50年代至今，航天一直擔當中國高科技行業的排頭兵，取得的系列標志性成果，不但引領發展、振奮國人，而且屢創輝煌、舉世矚目。中國航天事業的發展史，尤其是其中的科技創新史，既是國史中舉足輕重的篇章，同樣也是世界航天史不可或缺的內容，值得不斷回顧與總結。

中國航天發展史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國科技事業發展進程

中國航天屬于世界航天的一部分，其發展遵循此領域的共性規律。人類航天事業自誕生以來，延續了探索性強和組織性強的兩個突出特點。科技史上“太空探索”（Space exploration）的出現，使得該領域天然承載了人類對探索宇宙的好奇心。隨著20世紀以來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航天相關學科高度復雜且不斷交叉演化，新知識、新技術與新產業一直處于科技與產業的制高點；同時，探索性強也伴隨著高風險性，進而形成高投入、高門檻和長周期的競爭氛圍。組織性強則是探索性強在航天科研、生產與運用中的必然結果，國際航天領域的競技，無不依賴國家或國家之間在政治、經濟、軍事、產業、科技與教育等全方位的協調。由此，各國航天事業也無不反映國家戰略目標、綜合國力、科技與產業綜合實力，而與之相關的合作與競爭也表現為突出的國家層面的戰略意識、系統動員與資源整合能力。

中國航天發展史，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中國科技事業從學習與引進到獨立與創造的進程。如果說這是中國利用后發優勢，實現了獨特的成功追趕，那么國際上大致存在兩類不同的看法：一是強調中國運作大科學工程的內在優勢，即善用“全國大力協同”的方式，“把成千上萬的科技大軍組織起來”①，因此中國航天科技質變的突破，實質也是局部不斷創新、量變持續匯聚的結果；另一類觀點更在意尋找促進中國科技發展的外部根源，即關注外來援助或對外交往的影響，由此暗示航天科技追趕世界先進的“捷徑”，要么源自“大量曾在歐美接受訓練”的中國科學家②，要么直接受益于對西方技術的非法占用甚至“竊取”③。

在史實中判斷上述論斷的是非曲直并不困難。自1999年《考克斯報告》出爐，到2011年通過“沃爾夫修正案”，以及后續若干阻礙中美航天交流的行徑，毫無例外地未能對中國航天的進程按下“暫停鍵”。相反，世紀之交以來，中國航天仍然秉持“全國一盤棋”、協同攻堅的自主發展思路，不論是重大任務的籌劃與實施，還是空間科學與應用的開拓，若干方面已居世界領先，創新實力加速增長。

可見，嚴肅的歷史不能任人打扮。數十年來，中國與其他國家一樣，各自的航天事業同屬全人類共同逐夢的領域，在相互競爭中彼此促進，但又都表現出差異化的發展模式與體系特點。經過長期的堅持與積累，中國建立了國際上少有的獨立航天技術體系。因此，若忽視發展的內因，則無法準確理解中國航天事業演進的體制機制。

自力更生攻關國防尖端技術

20世紀50年代，中國創建航天事業，抓住了世界航天時代的歷史契機，也符合自身發展國防科技的迫切需求。

二戰后，前蘇聯和美國繼承與發展了人類在火箭、導彈以及高空科學研究等方面的早期成就。1957年10月和次年1月，蘇、美成功發射各自的第一顆人造衛星，標志著航天時代的開啟，而具備太空投送與在軌飛行能力，是航天從夢想走向深化與應用的真正開端。蘇美在人造衛星與洲際導彈優勢地位的爭奪，成為兩國實力角逐的“主戰場”之一，不僅直接改變彼此諸多領域的發展軌跡，④也極大地影響世界政治、經濟和科技格局。

當時，中國剛剛贏得和平發展的新局面，但仍受到嚴重的軍事威脅，而武器裝備更是普遍存在代際差距。中央“下決心，搞尖端技術”⑤。具體而言，中國確定以“兩彈”即導彈與原子彈為中心，不久又加入“581”衛星研制項目，形成了以“兩彈一星”為國防尖端技術攻關重點的突破路線。其中，導彈與衛星主要是航天任務，而導彈與核彈的“兩彈結合”需航天與原子能兩大系統的協作。因此，中國航天事業的發展初期，既承擔國防尖端技術的攻關重責且任務明確，同時也直接瞄準世界航天初興時期科技競爭的高地。

中國航天科研力量的形成，是國家牽頭建立現代科技體系而結出的碩果。新中國成立后，科研力量的組成與布局迅速調整。面對國家目標與世界科技發展趨勢，1956年周恩來同志主持制定《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簡稱“十二年科技規劃”），為我國科技、國防、經濟和社會發展謀劃了一張藍圖。其中，原子彈、導彈、計算機、半導體、無線電電子學、自動控制等成為我國科技事業最緊要的項目。“十二年科技規劃”確立“重點發展，迎頭趕上”和“任務帶學科”的原則，按照第37項 “噴氣和火箭技術的建立”的要求，中國科學院布局新的學科方向，國防部導彈研究院（第五研究院）則于1956年開始籌建，兩家單位組成了中國的導彈核心協作網，探索了研制人造衛星與運載火箭的協調機制。在第五研究院組建與發展初期，全國專業人才的抽調工作由周恩來總理決定、聶榮臻和習仲勛同志親自主持，各部門以發展尖端技術為重，大力援助科研骨干。當時，中科院近三分之二的科研人員參與了“兩彈一星”任務，第五研究院則成為早期中國航天事業的樞紐機構。果斷而細致的科學規劃和機構建設，讓中國航天科研邁出了堅實的步伐。

航天工業是新中國自力更生建立的一個重要工業部門。行業初期的發展主要附屬于科研項目，而隨著導彈和火箭研制的進展，生產設備、工藝水平和質量管理等方面的問題日漸突出。一方面，型號的戰線太長，強調了品種和數量，若干種型號導彈的生產同時并進，導致技術力量不集中、質量跟不上；另一方面，薄弱環節常表現在新型材料、成套設備、大型精密特殊設備、新型儀器儀表和特種加工等環節，說明工業基礎能力不足。為此，中央通過壓低產品數量來提高生產質量；同時協調各工業部門，解決基礎薄弱的問題，比如帶動一機部研制出配套國防尖端產品的“九套大型設備”等核心裝備，解決了特種材料加工的“卡脖子”問題。通過摸索，大家也逐步認識到，“基礎工業是航天事業的后盾”。突出而明確的發展目標與協調機制，為中國航天工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由國防任務牽引，依靠國家的科技骨干力量，黨和政府強調“一頭抓科研試制，一頭抓工業基礎”的方針，⑥摸索創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航天科研隊伍與工業基礎。1965年，國家在第五研究院的基礎上成立第七機械工業部，再加上與中國科學院、其他產業部委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地方科研力量和國防科研機構組成的全國航天協作網，一個由中央專門委員會領導、依靠自己力量建立的中國航天科技與產業體系初步建成。至20世紀70年代，隨著火箭工業體系的建立、從空間規劃到工程研制的進展、衛星和空間技術等科研與生產的統一管理，中國已獨立建立了研究、設計、試制、試驗、生產比較配套的航天技術體系。航天工業切實帶動了中國工業高精尖能力的進步。在此過程中，中國獨立探索并實施了技術責任制、按“三步棋”安排科研生產、總設計師系統和兩條指揮線等深具中國特色的航天工程管理模式。

回頭來看，雖然前蘇聯在上世紀50年代曾給予中國航天在人才培養和技術轉移方面的援助，但是中央始終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發展國防尖端技術。依靠這條基本路線，中國扎實地跨越了從仿制到自行研制的階段。成功實施的“兩彈一星”“兩彈結合”、返回式科學試驗衛星等重點項目，奠定了中國航天事業在世界占據一席之地的基石。

自主創新打造航天技術體系

航天不同于普通的工業門類，它與國防安全和高技術產業的聯系緊密而特殊。冷戰時期，蘇美的太空競賽一度愈演愈烈，雙方在洲際彈道導彈、衛星部署、載人太空飛行等方面不斷挑戰極限，通信衛星、氣象衛星、導航衛星、深空探測、空間科學和航天飛機等成就逐漸深入到國家發展、科學研究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航天的過高投入，令兩個超級大國也備感壓力。自20世紀70年代后期，雙方一邊保持競爭，一邊也尋求太空合作的可能。“星球大戰計劃”與“國際空間站”是競爭與合作的兩個典型案例，都直接影響了中國航天事業的發展并最終加速了自主創新進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積極開展航天領域的對外技術交流與合作，在學習與引進的同時，更加意識到國家安全和高技術討不來也買不來，打造獨立而先進的航天技術體系勢在必行。在美國提出改變太空均勢的“星球大戰計劃”之后，不僅給處于同賽道的前蘇聯造成相當大的壓力，也使其他國家航天力量感到高技術差距面臨被拉大的風險。1986年中國批準實施“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用其中100億經費的40億投入航天研發，確保該領域在開放、競爭與合作中保持高速發展。“國際空間站”脫胎于美蘇空間站的合作計劃，自上世紀80年代籌劃和90年代啟動實施以來，先后有16個國家參與此項世界最大的航天工程，中國卻被排除在外。

從80年代開始，國家加快了自主創新建設航天技術體系的步伐。中國在進入空間、空間應用、載人航天、深空探測、航天工業基礎和戰略導彈等關鍵領域，逐步完善了科研與工業的基礎能力、配套能力、國際交往能力。具體來說：“長征”系列運載火箭向體系化發展，“長征二號E”“長征二號F”“長征三號甲”“長征三號乙”“長征四號甲”和“長征四號乙”等型號技術成熟穩定，完全能夠支撐發射大容量應用衛星、載人飛船和空間實驗室的需要，也能承擔對外商業發射任務；自主研制的“實踐”系列科學探測衛星、多種返回式衛星、“東方紅”系列通信衛星、“風云”系列氣象衛星、“資源”系列衛星、“遙感”系列衛星均取得連續進展；難能可貴的是，在新世紀前后，“北斗一號”實驗性導航系統的成功、“嫦娥工程”的關鍵技術研究與正式立項、“載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戰略的確立，尤其是2003年實現了第一步——首次載人航天飛行的圓滿成功，樹立了中國航天史新的里程碑；此外，近程、中程、遠程和洲際的系列導彈，以及陸基與潛射的綜合性戰略打擊能力也取得相應的進展。

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通過系列重大工程的實施，依靠自主創新能力的帶動，中國建起一個獨立而完整的航天技術體系，它包括運載火箭、人造衛星、航天發射場、地面測控網、衛星地面站、航天員、空間實驗、載人飛船與著陸場等幾大航天系統，也包括遍及全國各行業和部門的航天科研協作網、生產協作網、物資器材協作網和航天發射試驗協作網，還包括中國與一些國家或國際組織的交流與合作網。這一體系進一步發揮了自主可控和航天事業大協作的優勢，增強了中國在國際航天界參與競爭與開展合作的實力，使得中國成功躋身世界航天大國行列。

勇攀高峰建設航天強國

當今世界，科技創新成為國際戰略博弈的主要戰場，圍繞科技制高點的競爭空前激烈。黨中央提出創新是第一動力、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目標。作為典型的戰略性高技術領域，中國航天必將再擔歷史重任。環顧世界，美國雖仍主導航天“一超多強”的局面，但是隨著航天飛機全部退役、國際空間站大限迫近、重返月球與登陸火星等計劃面臨變數，而新興航天國家躍躍欲試。在全球新一輪航天制高點的角逐中，載人航天、深空探測、衛星導航、空間科學和商業發射等方面出現競爭與合作的新機遇，中國建設航天強國適逢其時。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從航天大國加快向航天強國邁進。航天科技正在經歷跨越式發展，空間科學、空間技術、空間應用全面突破；多項重大工程圓滿實施，關鍵核心技術不斷突破，航天事業由“跟跑”向“并跑”“領跑”發展。隨著近年“北斗”導航、“嫦娥”探月、火星探測、中國空間站、系列空間科學衛星等挑戰性極高的重大任務有節奏地深入推進，我國航天事業不斷刷新紀錄，進入創新發展“快車道”。

北斗導航系統（以下簡稱“北斗系統”）是中國自主建設、獨立運行的全球衛星導航系統，采取“自主、開放、兼容、漸進”的原則和“三步走”的實施方案。2020年北斗三號系統正式開通，具備向全球提供服務的能力。北斗系統的高精度銣原子鐘和氫原子鐘綜合指標國際領先，其定位導航授時、全球短報文通信、區域短報文通信等服務性能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從北斗一號到北斗三號，從雙星定位到全球組網，從區域應用到服務全球，北斗系統的建造過程體現了航天事業自主創新、自主設計、自主建造、自主可控的重要性。

中國月球探測工程（以下簡稱“嫦娥工程”）于2004年正式立項，工程分為繞、落、回三期。2007年“嫦娥一號”進入繞月工作軌道，完成第一幅月面圖像；2010年“嫦娥二號”完成了既定的各項技術試驗驗證任務和后續飛行探測任務；2013年“嫦娥三號”實現月面軟著陸，“玉兔號”月面巡視器開展探測和其他預定任務；2019年，嫦娥四號順利“落月”，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實現航天器在月球背面軟著陸和巡視勘察；2020年“嫦娥五號”成功取回1731克月球樣品，首次實現我國地外天體采樣返回；2022年，我國科學家在嫦娥五號取回的月壤中發現新礦物，并命名為“嫦娥石”。這是人類在月球上發現的第六種新礦物，中國也成為世界上第三個在月球發現新礦物的國家。

首次火星探測任務是中國的首次行星探測工程。2020年“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器成功發射，2021年進入火星停泊軌道開始探測，“祝融號”火星車成功著陸于火星預選著陸區，首次火星探測任務圓滿成功。中國航天實現從地月系到行星際探測的跨越。

2010年，中央批準載人空間站工程立項，分為空間實驗室任務和空間站任務兩個階段實施。2011年“天宮一號”與“神舟八號”相繼發射入軌，并成功實施兩次自動交會對接；隨后連續兩年，“神舟九號”與“神舟十號”的宇航員順利進入“天宮一號”，順利開展空間科學與技術實驗；2016年“天宮二號”與“神舟十一號”對接形成組合體，進行中期駐留驗證；次年，中國第一艘貨運飛船“天舟一號”與“天宮二號”對接成功。近年來，中國發射了“天和”核心艙、“天舟二號”貨運飛船、“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天舟三號”貨運飛船、“神舟十三號”載人飛船、“天舟四號”貨運飛船、“神舟十四號”載人飛船、“問天”實驗艙、“夢天”實驗艙、“天舟五號”貨運飛船、“神舟十五號”載人飛船……一系列的發射、對接、往返，驗證了載人飛行與建造空間站的多項關鍵技術，積累了運營太空實驗室和載人航天事業的寶貴經驗。

近年來，中國的科學探測衛星和空間科學研究獲得了國際學界的高度評價。2015年至今，“悟空號”暗物質粒子探測衛星、“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實踐十號返回式科學實驗衛星、硬X射線調制望遠鏡衛星、引力波暴高能電磁對應體全天監測器和“太極一號”微重力技術實驗衛星、“羲和號”太陽Hα光譜探測與雙超平臺科學技術試驗衛星和“夸父一號”先進天基太陽天文臺等系列空間科學衛星，瞄準基礎科學前沿，取得的多項成果位居國際領先。

中國航天事業的國際化色彩與獨立自主并不矛盾。中國航天成就不是閉門造車的結果，而應放置于全球科技創新與航天產業日益壯大的背景中去衡量。世界航天發展史表明，各國都需要交流合作，既包括相互的學習與借鑒，也包括成果分享與責任分擔。中國雖是航天領域的學習者和追趕者，但近年來隨著北斗系統、“嫦娥”系列探月工程、中國空間站、系列科學衛星和高分辨率對地觀測系統的運行，中國在空間載荷、航天員培訓、國際標準化工作、前沿探索與成果共享、防災減災與應急保障等方面均作出了切實貢獻。與此同時，全球航天領域的競爭與博弈也在加劇，科技與產業制高點的爭奪日趨激烈。中國航天的總體實力不斷提升，航天產品與技術在國際市場的認可度日益增加，而我們所面對的抨擊、限制、封鎖、打壓和敵視的力度并未減弱。由此不難理解，中國航天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自主創新、自立自強的歷史意義。

當前，勇攀航天科技高峰、建設航天強國，是中國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重要組成部分。相比世界航天強國，中國在相關基礎研究、核心技術、產業培育和經濟效益，以及外空全球治理等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堅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集聚力量進行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除了超前部署一批前瞻性、戰略性的航天重大工程與重大科技項目之外，中國正在推動先進技術特別是顛覆性技術的開發與應用，進而持續提升航天創新能力，實現航天領域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中國自立自強創建并發展的航天事業，既服務于國家發展大局，又參與人類外空領域的和平探索與利用。期間，中國獨立自主研制“兩彈一星”，解決了國防尖端技術從無到有的問題；獨立自主打造航天科研與產業的龐大系統，解決了技術體系的規模化問題；獨立自主實施月球探測、載人航天和全球導航系統等世界級工程，正在加快解決關鍵領域與關鍵核心技術的差距問題。在三個階段的接續奮斗中，中國航天積累了以自力更生、自主創新為體系特點，以重點突破、集中力量辦大事為發展模式的豐富經驗。初步總結如下：堅持黨的領導，確保航天事業服從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的基本方向；堅持自力更生，確立獨立研制的技術路線，建立自主可控的航天技術體系；依靠自主創新，掌握關鍵核心技術，搶占航天科技制高點；選擇突破重點，依據國情和前沿趨勢，實施目標有限、穩扎穩打的重大工程；集中力量辦大事，依靠全國一盤棋的協作，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可以預見，在中國航天事業未來的發展中，這些歷史經驗將繼續發揮巨大作用。

（作者為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

【注：本文系中國科學院項目“中外科技創新史比較研究——科技自立自強之路”（項目編號：E2291J01）；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基礎研究引領重大原創性突破的科技史啟示”（項目編號：L1924019）成果】

【注釋】

①錢學森：《一切成就歸于黨歸于集體》，《人民日報》，1989年8月8日。

② Wu, Shellen. How science saved China. Nature 574, no. 7776 (2019): 25-28.

③ Johnston, Alastair Ian. The Cox Committee Report: An Assessment. No. SLAC-REPRINT-1997-125. SLAC National Accelerator Lab., Menlo Park, CA (United States), 1999.

④[美]王作躍著，安金輝、洪帆譯：《在衛星的陰影下——美國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與冷戰中的美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91頁—第240頁。

⑤《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100頁。

⑥《聶榮臻科技文選》，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1999年，第302頁—第309頁。

責編/趙橙涔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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