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年”概念的誕生與現代化有著密切的聯系，“青年”概念本身就是一種現代化的理念。四次工業革命不斷深化教育和科技的地位，青年在社會中的作用也從被動的勞動力量、主要的消費人群逐漸成為改變既有結構的創造力量和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上，新時代青年是新型城鎮化戰略的有力推動者、人才強國戰略的人力資本支撐、新發展模式的產業主力軍以及文化強國戰略的積極踐行者。中國式現代化是廣大青年積極參與的現代化、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現代化、高質量成長成才的現代化，廣大青年也一定可以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上施展抱負、建功立業，綻放出絢麗的青春之花。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 青年 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D432 【文獻標識碼】A
“現代化”由“現代”來進行時間標識，它以工業革命為標志，開啟了由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變。與此同時，思想上的啟蒙運動為現代化的到來奠定了價值觀和文化基礎，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二者的結合掃清了人類傳統社會遺留下的發展障礙，極大激發并促進了生產力發展，人類社會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回望工業革命以來的人類發展歷程，“進入現代化”已不是某些民族或國家的區域性歷史，世界各國或被動或主動地開啟了自身的現代化進程，現代化也因而成為全球性的運動，成為人類文明史上最為深刻的進步和變革。
歷史的連續性決定了“青年”這一特定人生階段不是憑空出現的，“青年”誕生于現代化肇始，是現代化進程中一系列社會力量共同作用的產物，這些社會力量包括工業化、城鎮化、專業化、科層化等，尤其是教育的普及化和大眾化。從某種意義上說，進入“現代化”意味著人類歷史上真正的“青年時代”來臨。
現代化的肇始與青年的誕生
現代化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表征，一部人類社會發展史可謂是一部現代化的求索史。現代化生成的起點是工業革命，工業革命不僅是一場深刻的產業革命，更是一場廣泛的社會革命，人類面貌從此煥然一新。“青年”概念的誕生與現代化有著密切的聯系，或者說“青年”概念本身就是一種現代化的理念。
雖然不能說在工業革命發生之前不存在“青年”這一詞匯，但在工業革命之前，無論東西方，大多是在文學作品中使用“青年”來描繪人們朝氣蓬勃的狀態，“青年”并不是對某一特定年齡階段的專指。現代意義上“青年”概念的產生并將其作為一個獨立的人生階段予以看待，是工業革命開始以后才產生的社會事實。工業革命發生以后，“青年”作為一種政治化和社會化的概念進入人類的話語體系。
第一次工業革命對社會結構最重要的影響是分工。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談到：“只要采取分工，在任何一門手藝里，分工都會使勞動生產力成比例的增長。”作為活動副產品的知識，其積累量同活動的頻率有關，人們從事某項活動的頻率越高，與這項活動相關的經驗知識的積累量就會越大。因此，分工的意義在于，個體從事的活動種類減少，而從事某種活動的頻率提高，與之相關的知識積累量增加，由此而產生的結果是產出量的增加，即生產力的提高。在這個過程中，重要的是分工本身，即分工的深度，而不是如何分工。分工深度的要求使得人們在進入社會之前需要一個專門的準備期，隨著分工的專業化趨勢有增無減，為未來工作做準備的時間不斷延長，這個準備期逐漸成為人生必經的階段——“青年期”就產生了。隨著專業化要求的不斷提高，希望接受中等程度以上教育和專業訓練的人數不斷增加，童年期與成年期之間的過渡階段比以前需要的時間更長，這進一步推遲了青年勝任成人角色的時間，也不斷修正著青年期年齡的上下限。可見，作為現代化的一種建構，“青年”主要是由工業革命一系列專業化所導致的直接結果。
在青年期，除了訓練自己的專業化能力，人們也開始對自我存在的意義進行認識，這是一種在對象世界中尋找自我主體性的實踐過程。在這一階段，人們的生活目標會愈發清晰，形成自己的價值觀，確定自己的人生角色和任務，關注人生的價值與意義，并努力強化自己成人的身份。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社會的改造，人們的生理和心理機制逐漸被固定下來，成為內在的東西，社會性達到成熟。人們努力克服自身的缺陷，減少行動的消極因素從而緊跟時代的步伐，以使自身的天然優勢得到充分發揮，成為社會生產的主力軍與重要力量。“青年”的稱謂賦予成長中的人以“新生”的意義，它用形象的方式給予進入社會前的人們一種稱號，一種人生的意義與社會的責任感。
兩百多年來，共發生了四次工業革命，這四次工業革命共同推動了現代化進程，極大改變了世界面貌和人類生活，其所帶來的時代變遷和社會變革給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以極大的震撼和影響。四次工業革命使人們的生命歷程與勞動過程的結合不斷地隨著生產技術的變化而變化，并且變革速度遠遠超過人類文明以往的任何時代，從而使整個社會結構隨之發生轉型。四次工業革命一方面打破了農業社會各種勞動職能分割為世襲職業的僵化體系，推動了人本身的發展；另一方面，從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構成上使教育成為生產力，作為對科學技術知識進行普及傳播并與社會生產相結合的教育，“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惟一方法”①。教育重要性的日益凸顯使得青年期在人們的觀念中被固定下來，在青年期對年輕人進行系統化的教育成為管理社會的必然方式。
與此同時，四次工業革命不僅使生產過程中應用的科學成為生產力，也使創造科學成果的研究發明活動成為專門的職業并進入整個社會生產力發展系統，推動人類社會進入一個需要科學同時也創造性地產生科學的時代。現代化越是深入，科學技術的創新和生產就越成為關鍵支撐性因素。總之，四次工業革命不斷深化教育和科技的地位，而這兩者都指向了青年，青年在社會中的作用也從被動的勞動力量、主要的消費人群，逐漸成為改變既有結構的創造力量和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流動、創新、迭代是現代性的重要特征，這些特征與青年的最少保守思想、最富于創新精神具有高度的同構性，從而使青年最適應于現代化進程。青年不僅因現代化的出現而誕生，更因現代化的發展而成為社會的先鋒。（見表1）
相較于前三次工業革命，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形態、速度、廣度、深度和復雜程度都有很大不同，其帶來的不確定性仍在演化過程中，它的風險和挑戰也在考驗著人類的治理能力。可以說，在前三次工業革命中，知識的交流和獲取作為經濟增長的來源之一，雖然對社會發展產生影響，但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迅速改變著我們周圍的世界，包括生產方式、經營方式、服務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等。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知識獲得的便捷程度和互動性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知識也擺脫了年齡的束縛，不再為年長者所擁有，而是從相反的方向上予以賦值——越是年輕人，越可能擁有新的知識和技術，青年人可以“彎道超車”，獲得比老年人更多的時代紅利。不僅如此，第四次工業革命還使得青年能夠通過網絡增強其影響力。這意味著，網絡社會使青年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都掌握了更多的社會權利，整個社會因此呈現出青年化傾向。與此同時，不容忽視的是，在方興未艾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中，一些與智能時代相伴的技術正日益替代人的工作。新興技術不斷迭代，時代浪潮向前推進，人類與人工智能的博弈才剛剛開始。但無論如何，青年在實現經濟現代化、社會制度現代化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四次工業革命構成的現代化進程，使人們認識到了人類社會的發展除了繼承性以外，還必須不斷的創造和再生。而這種社會的繼承、創造、再生形式，是與人類發展從必然走向自由的過程相一致的。因此，相對于以“繼承”為核心理念的農業社會價值觀，現代社會將“創造”優先于“繼承”，這與青年的內涵是相呼應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個發展緩慢或停滯的社會，盡管可能有很多年輕人，但卻是一個沒有“青年”的社會；而一個快速變化和不斷創新的社會，才是一個真正擁有“青年”的社會。現代化孕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一代代青年也在推動著一波又一波現代化浪潮。“青年”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意識形態，一種“茍日新、日日新”的現代化理念，與人類社會的現代化進程融為一體。我們常說促進青年優先發展，使青年發展成為人的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先導，這并不是說青年應該被優待照顧或理所應當先行發展，而是說站在現代化的角度，青年優先發展會讓一個國家在現代化水平上領先于其他國家。青年優先發展不僅具有在現代化競爭中超前發展的意義，而且還可以形成代際勢差和后發優勢，在下一個時代反超其他國家。因此，現代化語境下的青年工作，不僅是處理好與下一代人的關系，更是建立與下一個時代的聯系。
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青年群體新特征
當前，全球人口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人口老齡化持續發展，人口紅利減退，同時青年作為數字時代的“原住民”，對全球數字化趨向影響不斷加深，正成長為未來世界新經濟、新消費、新文化的主導力量，青年在各國發展中的戰略性地位凸顯。從我國的情況來看，青年人口規模及占比近年來下降明顯，且未來仍呈下降趨勢。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我國青年人口總量為4.01億，比2010年減少0.64億。2020年，我國青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為28.42%，比1990年的峰值水平低了14個百分點左右。中國式現代化為青年發展提供了歷史機遇，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離不開對青年的現代化問題的關注與思考。這要求我們必須著眼于當下，從代際變遷中認識和把握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青年群體的主要特征及變化趨勢，更加深刻地理解青年的時代特征。
青年流動性強，留城意愿高，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新型城鎮化戰略的有力推動者。青年是人口結構中最為活躍的部分，青年流動人口日益成為流動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建設快速推進，同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為勞動力在城鄉間、地區間自發流動和再分配提供了有利條件，大量農村青年勞動力涌入城市，人口流動常態化，推動青年快速城鎮化，青年人口在城市的集聚為城市發展帶來了生機與活力。當前，人口流動已成為我國的一個普遍現象，2010年我國流動人口數量為2.21億人。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2020年全國流動人口為3.76億人，10年間增長了將近70%，14—35歲青年流動人口也從2010年的1.21億增長至2020年的1.61億。2020年，流動青年占青年人口的比例為40.24%，比總人口中流動人口比例高了13個百分點，比2010年流動青年占比高14.11%，可見青年的流動性高于總人口，流動的強度也隨著時間推移不斷增強。城市化建設和人口流動使得青年城鎮人口比重持續上升，1982年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青年人口城鎮化率只有22.53%，2020年則超過了70%，不到四十年比例增長了三倍多。（見圖1）由于青年人口比其他年齡人口更易流動，青年的城鎮化程度始終高于總人口的城鎮化程度。我國流動人口群體也日漸多元，新生代流動人口、城—城流動人口等日益成為流動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80后”“90后”甚至“00后”新生代所占比重較大，2020年青年流動人口占到了總流動人口的42.76%，這些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特點是受教育水平高，年輕化、知識化、技能化趨勢明顯②。如果說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的流動青年秉承的是“離土不離鄉”，那么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流動青年認同的是“離土又離鄉”，而2000年后的流動青年偏好的則是“離土不回鄉”。當代青年流動人口對家鄉情結日益弱化，甚至一些青年流動人口是作為“流動兒童”在城市成長起來的，比父母一輩更渴望融入城市。大量的青年流動人口推動了我國城鎮化進程，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
青年受教育水平高，知識豐富，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人才強國戰略的人力資本支撐。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青年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受教育結構實現了從小學/初中文化程度為主到高中/大學文化程度為主的轉變，受教育年限延長。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實施后，我國義務教育覆蓋率不斷擴大，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也隨著高等教育擴招等教育政策的實施不斷增加，且近年來增速明顯。2020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4.40%，表明我國由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進入普及化階段。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大力發展高等教育等政策措施取得了顯著成效，青年人口素質不斷提升。1982—2000年，我國青年受教育水平以小學和初中學歷為主，1982年、1990年、2000年小學/初中學歷的青年占比分別達66.80%、78.55%和76.10%，受義務教育政策實施影響，未上過學的青年比例顯著降低，但高中和大學學歷的青年比例變化緩慢，平均受教育年限③自7.01年增至9.08年。受高等教育擴招政策影響，2000年后高中和大學學歷的青年占比迅速提高，2020年初中學歷的青年占比下降明顯，青年學歷結構實現了從小學/初中文化程度為主到高中/大學文化程度為主的轉變，平均受教育年限增至12.03年，比15歲及以上人口高2.12年。（見表2）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實現了從大眾化到普及化，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不斷增長，2022年，我國16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0.93年，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4年，比2021年增加0.20年，54.30%的新增勞動力接受過高等教育。青年受教育水平的顯著提升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強大動力、夯實了牢固的根基。只有形成與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階段相適應的青年人力資本供給，并構建起與中國式現代化相適應的知識體系，我國才能在人口大國轉變為人力資源強國過程中擁有取之不盡的源頭活水。
青年就業向第三產業轉移明顯，職業類型多樣，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新發展模式的產業主力軍。青年就業人口向第三產業轉移，且轉移速度快于總人口。在行業構成上，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16—34歲④青年就業人口主要分布于第三產業，占青年就業人口的59.51%，其次是第二產業（32.03%），第一產業青年就業人口比例最低（8.46%）。與2010年就業人口行業分布比較，2020年青年人口在第一產業的分布（8.46%）要遠低于2010年（36.58%）。2020年分布于第二產業的青年比2010年提高了1.59%，分布于第三產業的青年比例迅速增加，接近2010年的2倍。（見圖2）這一情況與產業結構變化相關，在總人口中第三產業的就業人口比例也由2010年的27.51%增加至48.36%，大量就業人口由第一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但青年人口的變化更為迅速，2020年第三產業就業青年的比例接近2010年的2倍，總人口比值只有1.76。隨著經濟社會的轉型和現代化進程的推進，職業發展更為多元化，其中青年群體由于教育水平高、數字化技能強等優勢，其職業選擇個性化、多樣化特征更加明顯，特別是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等成為新時代青年群體的聚集地，青年群體是我國超過2億靈活就業人口中的主力軍。《中國靈活用工發展報告（2022）》的數據顯示，我國靈活就業群體中有51%為30歲及以下的青年勞動者，31%為30至40歲的中青年勞動者，兩者相加已超過八成。隨著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推進，青年群體成為新經濟、新業態、新職業的主力軍，在引領就業觀念和拓展就業渠道上，起到了先行示范的作用。
青年伴隨互聯網成長，創新文化傳播方式，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文化強國戰略的積極踐行者。當代青年是伴隨互聯網技術發展成長起來的一代，互聯網深刻塑造了青年的觀念與行為，全面滲透當代青年的工作與生活，他們是名副其實的“數字一代”。第5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67億，20—29歲網民占比14.2%，互聯網在該年齡段的滲透率接近100%，遠高于總人口75.6%的互聯網普及率，無人不網、無時不網、無處不網成為青年生活的常態。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青年在信息獲取、交友互動、購物消費、學習工作等方面都發生了深刻變化，青年成為網絡文學、網絡音樂、網絡視頻、網絡直播、網絡游戲和在線教育等網絡文化應用的主要用戶群體。互聯網為不同青年群體提供了身份認同、彼此連接、相互激勵、抱團取暖等釋放情緒的正向途徑；為不同青年群體開辟了更為積極的解決困難之道，比如發現個人價值、尋找新興職業、獲取新知等；也促進了青年亞文化與主流文化、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的溝通和交流，增進了彼此的理解和包容。同時，互聯網給予青年表達自我、呈現個體化生活方式的平臺，當代青年在表達和行為上有著較強的主觀意識與個性思維，他們關注新潮時尚和獨特體驗，喜歡線上與線下相互聯動。對于“90后”“00后”而言，他們能夠以更加自信和輕松的風格進行自我表達，他們把傳統的變成現代的，把經典的變成流行的，把學術的變成大眾的，把民族的變成世界的，在不經意間將自己對于國家和時代的理解融入作品之中，講述了一種不同于以往的“中國故事”。數字媒體的話語邏輯、視頻文本的跨文化特性與年輕人獨特的生活經驗相結合，開拓了移動互聯網時代對外傳播的一條新路，當代青年已成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骨干力量。
中國式現代化與青年高質量發展
西方現代化造就了西方文明的崛起，形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現代文明。西方現代化道路雖然推動了生產力的大發展和物質文明的突飛猛進，推動人類文明邁上一個新臺階，但也導致了政治為金錢所左右、社會兩極分化、享樂主義膨脹、消費主義盛行、對外殖民擴張、狹隘民族主義泛濫，以及人的異化、科學技術的濫用、自然環境的破壞等，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青年人出現了大量的心理健康危機和反社會行為等。西方現代化的演進道路啟示我們，經濟的增長、物質的富足并不必然給青年帶來美好的生活，也不必然給下一代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
青年的概念起源于西方，但真正將青年的意義完整闡發和彰顯則是在中國。如何認識看待青年？如何開展青年工作？是馬克思主義青年觀的重要命題，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始終面臨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一百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引領青年思想進步，回應青年利益訴求，保障青年發展權益，豐富青年活動載體，賦予了“青年”這一概念全新的時代內涵。
1840年前的中國并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青年。鴉片戰爭后，中華文明開啟了現代化轉型，并在清末出現了現代的企業和學校，部分年輕人開始離開家庭，被組織在企業和學校之中。由此，作為社會學意義上的青年開始被建構出來。五四運動宣告中國青年作為一支新生社會力量登上歷史舞臺，“青年”在中國誕生了。自此以后，無論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還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廣大青年始終在建設國家、振興中華的道路上開拓奮進、銳意進取。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依靠現代化的人，青年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力量，科學技術的進步、生產力的發展需要現代化的青年支持和參與。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薪火相傳、后繼有人的戰略高度，關心青年、關愛青年，廣大青年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青年的綜合素質和發展水平得到全面提升。2022年4月，新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專門關于青年的白皮書《新時代的中國青年》發布，全景呈現了新時代中國青年的風貌和擔當。2022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黨和國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廣大青年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設者和接班人，肩負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重任。
新時代十年是青年作為建設性力量持續增強的時期，隨著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青年的結構性問題正悄然顯現。近年來，筆者經過深入調研發現，當前青年在產業領域存在的問題主要集中于以下三個方面，這三個方面的問題關乎制造業高質量發展，關乎國家核心競爭力培育，關乎中國式現代化進程，需要高度重視。
第一，產業結構和人才結構有待協調優化。我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深刻影響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結構，尤其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年群體提出了更高的技能要求。在技術快速迭代的時代背景之下，青年就業供需不匹配的結構性矛盾依然存在，這種結構性矛盾有兩方面的突出表現：一是部分青年進城務工人員由于缺乏提升職業技能的渠道，難以滿足快速更新的技術要求，從而面臨產業轉型升級帶來的“技術性失業”風險。《2022年藍領用工和薪酬管理》報告顯示，在已經實施或計劃實施生產自動化/智能化的制造企業中，有46%的企業表示將會縮減普通產業工人的招聘數量，預計平均縮減幅度為19.9%，有45%的企業將擴大技能型產業工人的招聘規模，人員增幅平均為12.3%。二是先進制造業和新興技術產業的技能型人才供不應求，高技能青年人才和高素質青年產業工人短缺。由于傳統的教育、職業觀念，大量青年不愿進入制造業發展，導致企業招聘難與青年就業難“兩難”并存的局面。2022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全國“最缺工”的100個職業，有58個是生產制造崗位，到2025年我國制造業十大重點領域人才需求缺口將近3000萬人。然而在筆者的調研中，部分高校應屆生卻表示：“進了工廠感覺走上了父母一輩的老路，看不到自己的未來和前途，不愿意去制造業發展。”一些職校青年對于自身的職業前景也表現出“頹喪”心態，認為“讀出來也沒有用，還是和現在直接去市場上干一樣的活”。
勞動力市場結構性矛盾背后更深層次的問題是技能型、創新型人才的培養機制、激勵機制和績效評估機制與國家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適應度不高的問題。人才培養是一個長期持續的系統工程，人才結構的轉型通常滯后于產業結構的調整。當前我國部分高校的教學內容與市場需求的匹配度不高，畢業生的勞動技能仍不能滿足市場需求。筆者在實地調研中發現，一些企業認為現在的畢業生不好用、上手慢、認知與市場脫節。因此，如何發揮政府、教育機構和企業在技能型、創新型人才培養中的職能和作用，建立能夠服務經濟高質量發展、能夠與產業優化升級相互交織、同步互動的技能型人才培養體系，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第二，社會保障與新產業形態發展不完全適配。當前，大量青年投身于新就業形態和靈活就業模式。新就業形態不斷涌現使得青年參與經濟活動并獲取報酬或收益的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在就業形式、工作時間和工作地點等方面呈現出更加多元化、碎片化、去組織化和靈活性特點，青年勞動權益保護面臨新的挑戰。
2021年依托互聯網平臺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大約有8400萬人，靈活就業人員已達到2億多人，以貨車司機、網約車司機、快遞員、外賣配送員等為代表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大幅增加。一部分青年雖然與網絡平臺有事實勞動關系，但平臺并不認可存在勞動關系，雙方也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另一部分青年與平臺之間沒有傳統的勞動關系，僅存在經濟合作關系或勞務關系。盡管在確認勞動關系方面有國家制定的規范性文件作為依據，但現實中各類網絡平臺的經營模式十分復雜，以網約車司機為例，平臺和司機之間沒有建立緊密的管理關系，工作時間和工作量由司機自主決定，且司機可以與多個平臺建立關系，很難界定用工性質。調研表明，為了盡可能規避企業社會責任和減輕負擔，不少平臺有意識地采取一些方式或手段試圖模糊或淡化其與從業人員之間的勞動關系，如通過誘導或強迫勞動者轉為個體工商戶等方式規避用工責任，進一步增加了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關系認定工作的難度。部分從業青年很難在工資、勞動時間、職業安全及社會保障等方面獲得法律的保護，在遭遇工傷、勞動爭端等事件時，亦缺少申訴和維權的渠道，存在潛在的勞資糾紛風險。
盡管國家政策層面對于靈活就業的保障十分重視，但由于行業發展速度快，靈活就業者在社會保障、薪酬待遇等方面較傳統形式就業人員仍存在明顯差距。現行勞動法律、社保制度、勞動關系、勞動合同主要是基于傳統正規就業方式建立的，而由于就業模式的轉變，許多新就業形態的勞動者與其雇傭單位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勞動關系，這對我國勞動法律體系和社會保障制度體系提出了新課題。一些用工行為為靈活就業者繳納保險的動力有限，導致許多情況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不足，例如法定工作時間、最低工資標準、失業保險、員工福利等。此外，初入職場的青年在勞動技能、工作經驗以及社會資源等方面相對不足，表現出更多的脆弱性，外部的不穩定因素更容易對青年群體造成長期性、持續性的影響。
第三，經驗價值被低估會導致產業后勁不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但部分產業的發展模式以“數量型”投入為主，勞動力的可替代性較高，經驗積累形成的技能對企業營收貢獻度較低，企業更看重年輕員工沒有家庭負擔、能投入更多時間、頭腦靈活上手快等優勢。從表面上看，社會熱議的“35歲就業門檻”是勞動力市場的年齡歧視，但從深層次來看，這種年齡歧視本質上反映的是當前勞動力市場存在的經驗貶值現象，即熟練勞動力的“工作經驗”未能得到應有的尊重，從業者積累起來的工作經驗不足以抵消年齡增長導致的精力衰減。這有市場觀念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由于產業結構所導致的，即部分產業主體對勞動者技能的需求并不高。
筆者在調研中發現，“35歲就業門檻”對職校畢業生造成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職校青年由于學歷相對較低，在人才市場中缺乏競爭優勢，他們更依賴工作經驗的積累和勞動技能的提升來彌補學歷的不足。當前很多就業崗位要求的35歲年齡限制降低了“經驗值”和“技能值”在就業市場中的作用，一些職校青年認為市場并不需要熟練工人，轉而從事技術含量較低的工作崗位，如外賣騎手等。加之平臺經濟給予勞動者的短期收入較高，形成了“寧送外賣不進工廠”的現狀。“35歲就業門檻”的出現，使得部分職校青年放棄長期主義，轉而偏向于短期收益較高的就業崗位。在珠三角地區和長三角地區，甚至出現大量一線工人選擇常年做“臨時工”來獲取按天結算的高工價，而非穩定的可以積攢經驗技能的“正式工”。“35歲就業門檻”打擊了部分青年在工作中積累技能經驗、提升專業能力的積極性，造成短期主義、賺快錢的焦慮浮躁之風抬頭。如果任由這種勞動經驗無用的論調持續發酵，將對技能型人才的社會心態形成負面影響，消解青年產業工人的工匠精神和價值認同。
當前，我國經濟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黨和國家提出深入實施制造強國戰略。從制造大國邁向制造強國，依靠的是一支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的“大國工匠”隊伍。只有讓青年產業工人不斷得到對其經驗溢價的“肯定”，他們才能安心在崗位上積累經驗、不斷提高技術水平；同時，企業只有從勞動者的經驗溢價中獲得更多的收益和更大的市場份額，才能放心大膽地追求高端制造和精益生產，更加積極主動地投入技術研發，培養出更多的“大國工匠”。
上述三個方面，是中國式現代化由“富起來”階段邁向“強起來”的新征程中出現的問題。從其他國家青年發展和現代化進程的關系來看，這些問題處理不好會導致國家富而不強、富而返窮，甚至未強先衰。這三個方面相互聯系，既源于全球經濟衰退、產業布局調整，以及新技術迭代等一系列時代變遷，又源于中國經濟社會深刻變革這一特殊階段，也源于當代中國青年長期生活在繁榮、和平、寬松環境中因而對過“苦日子”“緊日子”缺乏思想準備，這些都需要我們在當前和未來一個階段統籌謀劃、著力破解。
綜上所述，作為率先開啟現代歷史進程的文明自然擁有先發優勢，西方現代化國家憑借其先發優勢牢牢掌握了世界話語權，似乎賦予西式現代性文明以唯一性和普遍性。中國式現代化突破了以西方為中心和標準的西方現代化道路，開辟了人類實現現代化的新道路，為那些渴望實現現代化又不想走西方現代化道路的國家提供了全新選擇。我們相信，中國式現代化一定能為中國青年指出一條全新的發展道路，一定能給每個中國青年搭建實現自己夢想的舞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離不開青年，中國式現代化是廣大青年積極參與的現代化、廣大青年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現代化、廣大青年高質量成長成才的現代化，廣大青年也一定可以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施展抱負、建功立業，綻放出絢麗的青春之花。
（作者為中央團校科研與智庫工作部主任、二級教授、博導，國家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專家委員，中國青少年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周宇香、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袁晶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頁。
②江立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人口流動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社會發展研究》，2018年第2期。
③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將各類受教育程度折算成受教育年限計算平均數得出，具體的折算標準是：未上過學=0年，小學=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專及以上=16年。
④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開數據資料中，全國分年齡、性別、行業大類的就業人口數據按照5歲組統計，因此只能獲得16—34歲年齡段青年就業人口數據。
責編/銀冰瑤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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