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振興既是鄉村振興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途徑。在鄉村文化振興過程中，要保持鄉村文化的連續性，堅守鄉村文化的倫理性內核，堅持鄉村文化的整體性，推動鄉村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實踐層面，鄉村文化振興應堅持農民、家庭、社區“三位一體”的文化發展策略，即堅持農民主體，強化家庭本位，推動社區“重建”。

【關鍵詞】鄉村文化振興 鄉村文化 鄉村振興 【中圖分類號】G249.27 【文獻標識碼】A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我國已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三農”工作重心從脫貧攻堅轉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后者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鄉村振興是黨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項重大戰略。黨的二十大報告對“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作了進一步安排部署，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加快建設農業強國”。這是習近平總書記“把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新時代‘三農’工作總抓手”重要論述的又一次集中體現。①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未來一段時間“三農”工作乃至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

鄉村振興千頭萬緒，從何處入手，關系鄉村振興的實效。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西方社會科學界出現一種“文化轉向”——越來越多的學者把目光轉向文化因素。②其背后動因在于，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難以從傳統的結構主義視角來解釋，轉而向文化解釋尋求智慧和靈感成為一種必須而又自然的選擇。近年來，國內學界、業界也越發認識到文化的意義和價值。具體到鄉村振興領域，通過加強文化建設，著力發揮文化在鄉村振興中的作用，以鄉村文化振興推動鄉村全面振興被認為是一條可行的路徑。一方面，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的題中應有之義。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其中，文化振興是鄉村“五大振興”之一。另一方面，文化可以為鄉村振興提供更基本、更深沉和更持久的力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若干年前在《文化是靈魂》一文中寫道：“文化的力量，或者我們稱之為構成綜合競爭力的文化軟實力，總是‘潤物細無聲’地融入經濟力量、政治力量、社會力量之中，成為經濟發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導航燈’、社會和諧的‘黏合劑’。”文化在社會運行中的基礎性作用可見一斑。

鄉村文化的價值意涵

如何看待鄉村文化是鄉村文化振興的首要命題。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啟現代化進程以來，中國社會進入轉型期，這種轉型既包括制度的轉軌也包括思想文化的轉變。這在鄉村社會表現得尤為突出，傳統鄉村文化正受到新興現代文化的影響。有一種觀點認為，在以工業化、城鎮化為表征的現代化過程中，傳統的鄉村文化不再具有顯著價值，注定會被拋棄。一些村落的破敗、鄉村文化的衰頹似乎為之提供了佐證。顯然，這一觀點是將文化看成一種能與其產生的社會環境進行割裂的東西，照此邏輯，文化就像一頂帽子，可以在不同的社會和人群之間任意“傳遞”與“替換”。事實上，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文化的本質是“自然的人化”。文化的核心是“人”——由人所創造，為人所特有。因此，文化是生活在特定地域范圍內的人群，因應特定的生產方式形成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等的總和。要把握鄉村文化的價值意涵，必須將其置于獨特的歷史維度和現實維度中去理解。

歷史之維：鄉村文化是中華文化的“底色”。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并進一步強調“堅守中華文化立場”。這不僅彰顯了精神文化的重要性，也推動了對于“究竟要在什么意義上實現文化振興”的思考。這是鄉村文化振興的邏輯起點。

文化自信自強的前提是文化自覺。所謂文化自覺，按照我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的觀點，是指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自覺是為了自主，取得文化自主權，確定自己的文化方向。③這彰顯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于自身文化的認識與認知。沒有文化自覺，文化自信自強就成了無源之水。

什么是中國人應有的文化自覺？這涉及到對“我們從哪里來？我們走向何方？”的深層思考，根本上關系到我們對自身是一個什么樣的民族、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的認識與認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農耕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華夏文明歷久彌新，其根脈在鄉村，鄉村文化是中華文化的“底色”。所謂文化，不外乎“就是一個社會過日子的方法”④。生活方式是由環境決定的，在什么環境里進行生產生活，就會形成什么樣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又最終決定了該人群文化的性質。中國人的生活一直是靠土地，正是在此意義上，費孝通曾指出：“傳統的中國文化是土地里長出來的。”耕種土地需要“看天吃飯”，形成了中國人敬畏天地、因應自然的精神特性。土地供給人的生產的有限性，使得中國人很早就懂得知足、克己。土地本身的固定性，又決定了中國人的安土重遷，也形成了中國社會的“熟人社會”特質。

概括地說，千百年來，農耕文明以及建基其上的鄉村生活為華夏兒女提供了生產生活的知識、為人處世的規范以及社會運行的制度，構成了中華文化的獨特基因。鄉村既是中華文化的發源地，也為后來中華文化的流變和兼收并蓄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給養，最終形成了今日中華文化體系和獨特精神氣質。因此，不論中華文化如何開枝散葉，文化之根始終在鄉村。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國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在《鄉村建設理論》中指出：“鄉村建設，實非建設鄉村，而意在整個中國社會之建設。”鄉村是中華文化的根脈。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

現實之維：鄉村文化平衡著現代性的沖擊。鄉村文化不僅是中華文化之根，在現代化階段也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雖然對鄉村文化的未來走向尚存歧見，但有一點認識是共同的，那就是鄉村文化是一種迥異于現代性的文化形態。所謂現代性，是一種緣起于17世紀歐洲的社會生活和組織結構模式，后來逐漸在全世界范圍擴散開來，并產生了深遠影響。長期以來，現代性積極的一面總被強調。現代社會相對于傳統社會的“加速”發展被認為正是現代性所蘊含的理性、自由等底層邏輯推動的結果。但現代性的后果是復雜的，顯然并不全都是積極的影響，特別是對于人類個體而言。工具理性對效率的天然追逐最終會導致人性的壓抑和人的“異化”。追求個體自由讓個體在獲得前所未有的行動空間的同時，也失去了以往來自集體的蔭庇。現代人之間越發成為德國社會學家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定義的在物理空間上接近、在社會空間上疏遠的“陌生人”，普遍的現代性焦慮由此而生。近年來，田園牧歌類短視頻的走紅正是這樣一種社會心態的反映，其本質是通過對種種烏托邦式“擬態真實”的營造迎合了廣大受眾對于恬淡閑適的鄉村生活的共同想象和渴求。鄉村文化無疑能夠起到平衡現代性沖擊的作用。

但也要看到，現實中的鄉村文化并不會因為其在鄉村社會的原生性、長期性就能夠免受現代性的沖擊。現實是，隨著人口流動加劇、市場力量的浸入，村莊內共同利益日趨弱化，傳統鄉村治理的紐帶逐漸淡化。一些鄉村地區出現文化供給匱乏、道德失范、發展失序等問題，但它原非鄉村社會所內生，更絕非鄉村社會所獨有，而恰恰是“城市病”“工業病”等“現代性的后果”在鄉村地區蔓延的結果。

鄉村文化振興的本質與原則

現代性的出現改變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原有關系模式。現代性范式之下，人試圖憑借理性力量去征服自然。生產方式改變的同時帶來生活方式的改變，進而造成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變化，最終整個社會關系發生根本性變化。當前，我國鄉村社會傳統農耕文明正與現代性所推動的現代文明進行碰撞與融合。在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方面，隨著越來越多的人離開鄉村、土地，進入城市、工廠，傳統的“熟人社會”漸趨瓦解，業緣乃至趣緣成為更加重要的社會關系。

鄉村文化振興不能一味“圖新”——徹底倒向現代性。依循文化社會學視角，作為一種行動的文化和作為一種結構的社會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關系，一定的文化總是與一定的社會緊密相連。作為農民生產生活方式的文化是屬于鄉村的文化，是從農民的生產生活實踐中產生的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說，鄉村文化是屬于農民的文化。伴隨現代性的擴散和影響，鄉村社會內外環境發生變化，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也在發生歷史性變遷，但只要鄉村社會的鄉土本色不變，鄉村文化的鄉土本色也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鄉村文化振興當然也不是要“復舊”——完全回歸傳統。應該看到，現代性的擴散和影響無遠弗屆，其本身蘊含的工具理性對鄉村社會產生影響，傳統鄉村文化中的價值理性正不可逆轉地被弱化甚至消解。將鄉村問題僅僅看作是“知識分子按照現代性的想象建構出來的問題”⑤，或者將鄉村文化的蛻變與凋敝僅視作表象，認為它體現了鄉村居民所謂因時而變的“實踐理性”和變通智慧，顯然有些過于樂觀。鄉村文化振興先要厘清其應然層面的“變”與“不變”，走一條既扎根鄉土又超越傳統，既面向現代性又堅守鄉村本真之路。由此觀之，鄉村文化振興應遵循連續性、倫理性、整體性和創新性原則。

連續性原則。連續性原則強調鄉村文化振興要保持鄉村文化的連續性。鄉村文化是從古至今千百年來，中華民族世世代代與土地打交道、從事與農業有關的勞動和與農村有關的生活，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獨特農耕文化和鄉村文明。鄉村文化是鄉村社會鄉土性的集中體現，植根于鄉村居民的生產生活，與傳統農業、農村和鄉村社會相適配，它通過風土民情、風俗習慣、鄉村典籍、民間傳說等形式存在于鄉村居民的情感表達和心靈記憶之中，表征著鄉村居民的現實生存樣態和理想價值追求。不可否認，現代工業文明、城市文明對傳統鄉村文化產生了影響，但綿延數千年、深植于國人心靈深處的鄉村文化并不會因此被徹底取代。美國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提醒我們，文化并不是那種輕而易舉就會消失的東西，本土社會自身具備轉化外來勢力的能力。一些文化形式和文化活動因為脫離于當地鄉村居民的生產生活，本質上淪為一種懸浮于鄉村社會上空的“展演”。這為當下鄉村文化振興所鏡鑒。

倫理性原則。倫理性原則強調鄉村文化振興過程中要堅守鄉村文化的倫理性價值內核。對倫理性的強調，關系中西社會的根本性比較。倫是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特性。所謂倫者，按照費孝通的解釋，就是有差等的次序，即從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發生社會關系的那一群人里所發生的一輪輪波紋的差序⑥。《禮記·大傳》里講：“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可見，倫作為社會結構的架格是不能變的，變的只是利用這個架格所做的事。正基于此，中國形成了倫理本位的社會，有別于西方個人本位的社會。中國也由此形成了獨特的道德教化傳統。在鄉村文化振興中必須堅持倫理性，否則在建立現代公共意識之前擺脫了傳統倫理束縛的個人可能表現出一種極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張個人權利的同時卻拒絕履行自己的義務，最終淪為“沖決網羅，告別祖蔭”之后“無公德的個人”。

整體性原則。整體性原則強調鄉村文化振興過程中要堅持鄉村文化的整體性。所謂鄉村文化的整體性，其內涵有二：一是強調鄉村文化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的完整性，它不能因城市或其他外來文化的侵入而橫遭“肢解”，也不應該是城市或其他外來文化與鄉村文化的簡單“拼貼”。二是強調鄉村文化的整體性存在于村莊這一“總體性社會事實”之中，根源于農耕文明中農業生產這一獨特生產方式。費孝通提出的“社會平衡”強調，“文化的各部分都是以維持和促進生活為鵠的之下互相調劑配合著的。若脫離了全盤的配景，我們就不能了解任何社會制度或其他文化特質的意義”。鄉村文化是鄉村居民日常生產生活的結晶和映射，其根本目的是滿足鄉村社會各成員的生活需要。鄉村是一種整體的、系統的生態空間，農業生產是一種充滿了“綜合的人性”的勞動活動，在這一過程中，有人與動植物之間的情感交流，有在創造性勞作中對生活真諦的體悟，從而形成一種人與自然、人與萬物之間的共生理念。

需要警惕的是，現代化的影響、經濟利益的驅使正挑戰和沖擊著祖輩世世代代所固守的農耕傳統。對于年輕的一代來說，外出打工（成為工人）不僅是職業的轉變，也使他們喪失了與自然和農業接觸的機會——傳統農業耕作中所蘊涵的生態文化觀將一步一步遠離他們的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說，工業與城市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會削弱農業與農村的活力（工業化造成土地的被抽離和鄉村環境的破壞），也在不斷重構著鄉村的生產生活節奏與內容。土地是鄉村最基本的資源，也是鄉村文化自信自強的物質基礎。只有保護好土地和環境，堅持綠色發展，才能為鄉村文化振興提供永久的生命力。以此視角重新思考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才能更好地理解其所指向的絕不只是生態環境問題，而是事關文化根脈存續的根本性問題。

創新性原則。創新性原則強調鄉村文化振興過程中要推動鄉村文化的創造性轉化，避免模式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以時代精神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鄉村文化振興不能固步自封，也不應千篇一律，而是要將保護傳承和開發利用有機結合起來，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真正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活起來”。這不僅包括在文化內容上對現代化的“自主的適應”——主動參與、學習和適應現代化的基本規則和技術，也包括通過多種方法和途徑對文化形式、文化要素、文化功能等進行適當增減、優化組合特別是重新闡釋，促使鄉村文化煥發生機與活力。

一些鄉村可以充分利用遺存的古建筑，秉承“立新不除舊”的理念對其進行更新，在不改變其整體形貌的同時更換部分材質，以達到既延續傳統又增加適應鄉村居民需要的新空間、新設施和新功能的目的。一些鄉村應著力對傳統手工技藝進行創造性保護，既要嘗試用老技藝做新產品，也要嘗試用新技藝做老產品，如此才能既保持傳統韻味又適應時代需求。此外，如何利用數字技術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賦能，使其融入現代生活，是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一些鄉村博物館可以利用裸眼VR、3D數字投影沙盤、全息幻影成像等互動展示技術以及AI互動、多點觸控、場景繪畫等數字交互設計技術復原和塑造具有特定鄉村特色的文化符號和精神地標，以吸引人們的興趣和目光。“互聯網+”平臺的出現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帶來了機遇，可以引導和幫助一些傳統老藝人在直播電商等網絡平臺上建立自己的專屬空間，不僅可以獲得關注，也能夠帶來實實在在的效益，實現通過新興數字技術賦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新生命。

鄉村文化振興的實踐路徑

總而言之，鄉村文化振興要徹底改變被當作前提甚至“常識”的一種思維定式，即“鄉村是需要克服的對象和問題”⑦，在正確認識鄉村文化價值意涵的基礎上確立鄉村文化的主體性。具體到實踐層面，鄉村文化振興應堅持農民、家庭、社區“三位一體”的文化發展策略，堅持農民主體，強化家庭本位，推動社區“重建”。

堅持農民主體。鄉村文化振興客觀地存在一個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這是鄉村文化振興的基本立場問題。鄉村社會的主體是農民，鄉村文化的主體當然也應該是農民。近年來一些地方的新農村建設之所以未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農民問題，蓋因為農民沒有成為社會活動的主體，農民自身的需求和認知或多或少被忽略。鄉村文化的產生、傳承和變遷來自于鄉村社會千百年來的發展和變遷，與農民的生產生活息息相關。農民既是鄉村文化的創造者、習得者，也是鄉村文化的傳承者，當然也應該是鄉村文化振興的主體。

過往百年間，鄉村文化經歷了巨大的歷史變遷，鄉村居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受到來自以工業化、城市化為代表的現代文化的沖擊，一些農民在身體上或者精神上開始游離于鄉村社會之外，村民間的信息溝通和情感交流逐漸淡化，甚至開始疏遠和淡忘鄉村生產生活，慢慢喪失了鄉村文化建設中的主體地位。鄉村文化振興首先是“人”的振興，而非“物”的振興，應將關注點聚焦于“人”。

首先，要把村民“找回來”，避免鄉村文化系統的結構性衰敗。鄉村社會當前存在的一個問題是人口的結構性失衡。隨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外出打工，老人、婦女和兒童成為很多鄉村人口的主體，導致鄉村社會越來越缺乏活力。人的發展、人氣的聚集和鄉村人力資本的提升，關鍵是吸引青壯年回鄉參與鄉村建設，從而從整體上帶動和培養當地村民建設和發展鄉村的熱情和能力。要實現這一目標，既要立足鄉村實際，通過發展鄉村產業，增加村民就業機會，讓更多村民有機會“離土不離鄉”，也要為鄉村量身定制各類職業培訓活動，“授之以漁”，提高村民參與生產的能力。

其次，要把村民“聚起來”，避免鄉村文化系統的功能性喪失。鄉村文化建設離不開村民的參與，村民絕不應被排斥在外，也不能袖手旁觀。應讓村民有機會參與鄉村文化建設的全過程，從解決其生產生活中最關心的現實問題出發，致力于鄉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環境的改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要尊重廣大農民意愿，激發廣大農民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激活鄉村振興內生動力，讓廣大農民在鄉村振興中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調動村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既要重視和發揮作為農村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者和新發展體制的構建者的“新農人”的作用，也要重視和發揮作為傳統鄉村文化和精神價值代表的“新鄉賢”的作用。

強化家庭本位。一種觀點認為，較之傳統社會，現代社會中家庭的“細胞”意義在喪失。⑧但這種情況在中國似有不同。從傳統看，“家”在中國一直具有特殊的意義。濫觴于西周時期的宗法制度，使中國逐步確立了“家國同構”的政治模式——家如國，國似家，家與國形式同構、內在一體。費孝通曾指出：“中國文化的特點之一，我想是在世代之間聯系的認識上。一個人不覺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緊的是光宗耀祖，是傳宗接代，養育出色的孩子。”⑨可見，中國社會的運作一直是家庭本位的，家庭行動倫理是人們認識世界的重要尺度。從現實看，個人化趨勢在中國社會雖然同樣已經出現，但家庭對社會成員仍具有不可替代性。首先，家是心靈的港灣。作為安全、舒適、慰藉和愛的源頭，家庭可以通過其成員之間的溝通交流、關心體貼、支持安慰、感情互動等在成員間產生精神上、心理上的共鳴，激發每位成員的歸屬感、穩定感和安全感，進而滿足彼此間的情感需要。其次，家庭是人類教育的起點。作為兒童成長成才的基礎，家庭教育既具有早期性和奠基性，又具有長期性和連續性，貫穿于兒童從出生到成年的各個時期，對于其社會化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此外，家庭在本質上是文化性的。除了休閑娛樂，家庭的文化功能主要體現在文化傳承方面。許多民風民俗、傳統美德都是通過家風、家教等方式得以傳承，對社會成員起著教育、引導、教化的作用。

細察實踐層面鄉村社會的運行邏輯可以發現，很多村民行動的內生動力不僅來自于個人，或者說不主要來自于個人，而是更多來自于家庭⑩。在鄉村文化振興過程中，推動者不能以現代性內蘊的資本和效率邏輯去試圖替代村莊原有的以家庭為本位的社會結構，而是要與農民以家庭為核心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實現有效銜接，將家庭作為國家與村民“接合”的通道。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家庭文明建設，強調：“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鄉村振興，既要塑形，也要鑄魂，要形成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煥發文明新氣象。”家庭和睦，社會才能和諧；家教良好，未來才有希望；家風純正，社風才會充滿正能量。要積極組織開展家庭文明建設活動，推動愛國愛家、相親相愛、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會主義家庭文明新風尚在鄉村家庭落地生根；要發揮鄉村學校的德育功能，將良好的家風家訓融入到學校的德育課程中去；要引導村民樹立科學理念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自覺抵制封建迷信等落后思想，造就家庭文明、鄰里和睦、村莊和諧的鄉土社會。

推動社區“重建”。現代社會的典型特征是隨著現代性之自我敘事成為社會占主導地位的話語體系，“脫嵌”的個體迅速崛起，傳統社區公共性日漸消解。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領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政治領域村民自治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在鄉村社會的推行，村民在獲得經濟“自由”、人身“解放”的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被“解散”。中國人歷來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的鄰里相保、親睦傳統，綿延千年不絕。如何在鄉村地區重建社區精神，實現傳統村落的“回歸”，是鄉村文化振興的關鍵。

要深入挖掘、繼承、創新優秀鄉土文化，把我國農耕文明優秀遺產和現代文明要素結合起來，為鄉村振興培根鑄魂。具體來說，可以通過實施鄉村文化記憶工程，如復原歷史遺跡、建立村史館、編輯整理村史村志等，塑造能夠表達與再現某種特定傳統的文化景觀。當人們面對這些景觀時，也會“被席卷進景觀當中”，其觀看以及傾聽、思考的過程也是一種文化實踐——借助其中所蘊含的符號元素可以呈現豐富的歷史記憶與地方形象，建構村民心中對鄉村的獨特意象，強化文化和地域認同。此外，可以探索舉辦一系列鄉村文化活動，用村民喜聞樂見的方式吸引其關注和參與。文化活動不是唱唱跳跳。活動即儀式，其本質在于讓村民走出家門、相互聯絡，通過人群的聚合、對于集體符號的共同瞻仰，增加村落的溫情與溫度。當前，一些鄉村開展了一系列“社區營造”活動，通過對具有特定地域特色的歷史、故事的收集、整理和傳播，強化了村民的社區認同感和歸屬感。還有一些鄉村通過說書、故事會等形式深入闡發鄉土文化中團結友愛、扶危濟困等道德力量，發揮其勸解教化、凝聚人心的功能，這都是發揮文化在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中的作用的生動實例。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光明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導，中國政法大學民意研究中心主任）

【注：本文系中國政法大學新興學科培育與建設計劃“新時代政治傳播學”（項目編號：22ZFXXXK02）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習近平：《把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新時代“三農”工作總抓手》，《求是》，2019年第11期。

②[美]塞繆爾·亨廷頓、[美]勞倫斯·哈里森主編，程克雄譯：《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第8頁。

③費孝通：《中國文化的重建》，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35頁、第60頁。

④《梁漱溟全集》（第1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11頁。

⑤沙垚：《鄉村文化治理的媒介化轉向》，《南京社會科學》，2019年第9期。

⑥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年，第37頁。

⑦潘家恩：《城鄉困境的癥候與反思——以近年來的“返鄉書寫”為例》，《文藝理論與批評》，2017年第1期。

⑧李東山：《家庭還是社會的細胞嗎？——試論家庭的社會地位變遷》，《社會學研究》，1990年第3期。

⑨費孝通：《費孝通論文化與文化自覺》，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473—477頁。

⑩周飛舟：《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邁向“家國一體”的國家與農民關系》，《社會學研究》，2021年第6期。

責編/銀冰瑤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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