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年“圈層化”文化現象是指青年群體在特定興趣領域或社交場合內，形成小團體并呈現出共同價值觀、話語模式和行為規范等現象。在數字化時代背景下，青年群體網絡“圈層化”現象愈加普遍。這一方面在客觀上實現了以多元化劃分標準體系廣泛凝聚社會青年群體，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社會不同群體的資源通道，為青年發展提供了一定的自由空間；另一方面，青年群體網絡“圈層化”也會產生算法技術邏輯下的“信息繭房”效應，對青年健康成長產生消極影響。在厘清青年“圈層化”文化現象形成原因的基礎之上，有必要探尋突破青年網絡“圈層化”的價值引導路徑。

【關鍵詞】青年 “圈層化” “信息繭房” 價值引導 【中圖分類號】C913.5 【文獻標識碼】A

“圈層”是當前數字化時代的文化熱詞，成為人們了解、描述當前社會成員群體交往特點以及社會動態運行過程的一個新概念。同時，在數字化背景下，“圈層”和“圈層化”也成為青年群體，尤其是作為網絡和數字原住民的“Z世代”的社會行為模式、交往特點和思想動態的一個重要標簽。當然，包括青年群體在內的社會成員中的圈層現象自古有之，只是在網絡助推下，當代青年在圈層交往過程中所呈現的“圈層文化”較之過往展現出更加顯著的時代特征和文化特征，因此，受到人們的高度關注。

青年群體網絡“圈層化”的形成

文化現象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具有歷史連續性，青年圈層文化也不例外，雖然其作為社會圈層體現為群體的人際交往互動模式，是群體基于社會關系、利益導向等構建的人際關系網絡，但其形成、發展離不開社會生產力的作用，本質上是建立在其所隸屬的文化主體的歷史發展連續性上的。隨著信息化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數字化時代的到來，互聯網平臺尤其是數字媒介的出現，虛擬網絡中也產生了與現實世界類似的社會圈層，這種網絡圈層的社會群體主要以青年為主，已成為一種具有相同或相近數據特征的群體實現人際交往的重要形式。

以本文所要論述的青年網絡圈層為例，青年群體網絡“圈層化”的形成依據不再是現實社會圈層化所依賴的血緣、地域以及經濟地位等因素，而是通過不同的年齡、認知模式和興趣領域等富有現代性特征的元素實現類型化。例如，“二次元圈”在一定程度上以處于亞文化地位的相關生態作為中心，而“電競圈”則是憑借特定類型或具體電子競技項目作為聚合要素……這就使得社會交往范圍劃分的依據變為以價值取向、話語邏輯體系和行動準則為本，進而生成相應的集體層級，同時又具有高度差異性的人際網絡。另外，在當代青年網絡圈層的形成過程中，科技生產力正在發揮重要作用，一方面在網絡數字媒介和新興數字技術的蓬勃發展背景下，利用數字媒介平臺上的智能算法技術和系統實現信息精準推送，這種定制化和定向性較強的信息能夠讓身處不同地方的青年群體實現更為精準化的有效關聯，令擁有共同或相近興趣愛好、價值觀念以及行為模式（或傾向）的青年群體依托網絡以及移動終端設備快速集聚形成一定的圈層。可見，當前在數字技術這一新型生產力的作用下，虛擬網絡空間能夠讓“與相似的人連接”變得更為便捷，具有強烈表達訴求和自我實現愿望的青年在數字平臺上較之于現實中更容易尋找到相應的圈層歸屬。另一方面，數字技術應用所構建的泛在和開放式、扁平化以及平等化的信息傳輸平臺促進了從“在線”轉向“在場”，這帶動了傳播話語體系更新、傳播主體范圍拓展以及傳播內容生成過程的中心化，使得在網絡虛擬空間的信息甄別選擇過程中，每一位青年不僅是圈層文化信息內容的被動接收者，更是能動的生產者和傳播者。于是，青年的自身創造力和主觀能動性將得到有效激發，滿足更高層次的精神需求。

青年群體網絡“圈層化”的二重性影響

青年網絡“圈層化”的積極影響：一是能夠打通社會不同群體的資源流通渠道。青年網絡圈層的生成較少以傳統的社會分層機制作為底層運作支撐，這在客觀上實現了以多元化劃分標準體系廣泛凝聚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以及不同文化程度的青年群體。在青年網絡圈層中，基于共同利益訴求而構筑的多元人際關系網，社會成員的層級和身份等異質要素將會被弱化，與之相對應的，則是通過對圈層成員所秉持的共同價值訴求和集體意志的維護，強化社會群體意識。二是能夠為青年發展提供自由空間。與現實社會較為沉重和固化的社會圈層結構相比，青年網絡圈層在組織形態上顯得更為輕盈化、流動化以及自由化。由于興趣、價值認知等凝結要素本身具有延展性，由此生成的青年網絡圈層往往趨向于松散化連結，社會建構特點呈現出以主觀因素牽引為主，而外在的具有強制意義的行為規則約束少，并非制度嚴密、紀律森嚴、等級分明的組織，圈層成員的社會關系相對平等，角色多樣，其可以扮演參與者和決策者，同時，根據圈層交往效果和基于成員合意而承擔監督職責。每個青年都能夠根據自我判斷在圈層內自由活動，每個青年也都可以對圈層文化進行合理改造以使其符合自身的期望。在這一虛實相結合的社會過程中，青年個體的社會化將能夠得到強化，其不僅能尋求到一定數量的志同道合之士，找到情感和價值上的歸宿，還能通過參與圈層文化創造不斷深化自我認知、實現自我發展。

青年網絡“圈層化”的不良影響：第一，算法技術邏輯下容易形成“信息繭房”效應。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運作的基礎過程邏輯之一就是算法，即根據數據特征所定義的“標簽”加以匹配和自動化推送。這就造成青年個體用戶所接收到的是具有集中、單一、同質傾向的信息；加之“圈層”成員本身又是具有相同或相近興趣愛好、文化價值取向的群體，因此，青年成長過程中所需的文化環境多樣性被長期信息內容單一傳輸的技術邏輯所遮蔽。其直接的結果就是“圈層”變“圍城”，成為信息壁壘。智能技術邏輯下信息內容“定制化”使得其他信息的空間被擠壓，“圈層”交往封閉化又反過來加劇了文化環境的單調性，使得青年網絡“圈層”中的成員眼界逐漸窄化，容易消解引領主動探索未知世界的各種“索引”，加之通過終端設備屏幕獲取信息的“劃”的動作包含著“要么對、要么錯”（“全或無”邏輯）的隱喻，這對培養青年嚴肅、系統、深入思考問題是不利的。

第二，資本逐利邏輯下的算法技術異化可能造成對青年群體的隱蔽剝削。眾所周知，數字平臺中的用戶行為數據信息是重要資源，也是數據技術實現智能化的關鍵，因而，用戶對內容的瀏覽時長、點擊打開頻率以及完播率等技術“細節”都會受到平臺密切監控和數據算法高度關注。青年由于缺乏社會歷練，加之成長過程中所建立的數字素養不足以對數字化技術“祛魅”，這就使得他們難以及時、全面、科學地認識算法技術，從而放松對算法技術嚴密影響人們決策和認知的警惕。從一定意義上講，青年網絡圈層中個體的感知與自我認同實際上是由技術來形塑的，背后是資本的邏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飯圈”。在資本操控下，大量的青年網絡用戶被算法所定義、跟蹤和持續分析，遭受不良營銷信息的調動和蠱惑，成為可量化、可視化、可控化的網絡流量，在追星過程中會不斷付出情感勞動并進行情感消費，為資本創造利潤。

第三，虛擬空間營造的“圈層文化”擠壓了青年群體對真實世界現實關系的關注。青年喜愛使用的“入圈”一詞，內在地表達了“圈層文化”與現實關系之間可能存在的二元化傾向。由于青年網絡圈層中的興趣、價值取向等連結因素對青年個體而言往往是內在的而非外來的，青年個體容易在圈層中找到“知音”、獲得“認同”，從而沉迷其中，逐漸對網絡圈層內的行為和話語模式習慣成自然。當青年跨出網絡圈層，回到真實世界并解決現實關系的過程中，基于社會客觀存在的多樣性，在人際交往中就容易出現“話不投機半句多”的尷尬局面，從而降低與他人開展有效溝通、對話、交流的意愿，讓一些青年不太愿意邁入較為沉重、多元的現實社會，甚至患上“社交恐懼癥”，難以適應真實世界中的人際交往和社會分工。

青年群體網絡“圈層化”的價值引導

強化教育引導，鼓勵青年依靠自身力量突破信息壁壘。首先，幫助青年群體結合自身經歷分析圈層文化實質并找回“入圈”初心，在就“圈”論“圈”中逐步引導他們運用理性定位好各自圈層文化與主流文化之間的關系，學會將“圈層”與“斜杠”結合起來，從而找到完善自我的著力點，用更加開放的心態和高度的理性態度應對信息壁壘風險。其次，青年網絡圈層所在平臺企業需要按照網絡空間管理法律法規的要求逐步加強社會責任建設，通過加強管理、優化技術、完善圈層交流制度規則等凈化網絡圈層青年交流環境，促進多種圈層文化融合，保持圈層生態健康。最后，作為信息發布權威渠道的主流媒體應發揮重要作用，承擔起引導圈內青年了解其他圈層文化的引路人角色，積極搭建加強圈層間互動往來的交流平臺載體，使圈層內青年能有效獲取圈層外部各類能夠滿足其自我發展的高質量信息資源，促使青年有意愿更有能力實現真正的“破壁出圈”。

注重依法治理，用法治思維規范資本和平臺算法發展。其一，既要堅持嚴格執法，堅定不移將整頓、凈化影視和直播行業行動進行到底，依法限制并清除劣跡和低俗藝人、主播的傳播空間，又要積極推動自律和他律相結合，通過完善相關行業聯合懲戒制度規范體系，強化行業內部約束，抓住藝人、經紀人、“粉絲”群體三個重點，更好發揮自律公約的作用。其二，通過健全數字法治規則體系，對基于平臺算法的“流量造星”現象開展綜合治理。一方面，發揮黨建對完善互聯網相關行業組織治理架構的引領作用；另一方面，相關主管部門要依法加強對互聯網企業的日常監督檢查，強化對算法系統技術特性的監督，探索采用認證等途徑發揮行業和專業力量在維護“算法正義”中的作用，堅決防止算法通過數據和標簽把尋求圈層認同的青年群體變成情感勞動的“系統人”和“工具人”。此外，還應綜合采用規則、規范、標準等治理工具建立起一套有效監督反饋的網絡體系，規范平臺對用戶數據的使用行為，實現公共服務價值。

探索融通之道，促進青年網絡圈層與現實的有效聯通。首先，網絡服務平臺和治理主體應通過加強管理、優化技術、制定相關法律法規等，將法治與德治兩個方面更好貫通起來，適應青年網絡圈層的精神發展訴求，構建健康優質文化產品有效供給的長效機制，避免青年心理被網絡不良文化侵蝕。其次，社會教育工作者和社會媒介應當通過開展相關教育活動和媒介宣傳等方式，加強對圈內青年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一方面，圍繞新時代青年群體網絡“圈層化”現象的“破”與“融”開展協同研究，形成“同題共答”的強大力量和成果有效轉化機制，通過系統集成更好支持廣大青年提升自我交際和社會適應的能力與本領；另一方面，社會媒介通過強化公益性建設，引導青年轉變思維方式，搭建對話平臺，促進青年“破圈”。

（作者分別為內蒙古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大連海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參考文獻】

①劉運來、曹乾源、董玉芝：《網絡時代青年文化認同圈層化現象透析及價值引導》，《中州學刊》，2022年第6期。

②張銓洲：《“入世與出世”：青年群體網絡“圈層化”的困與策》，《中國青年研究》，2022年第3期。

責編/周小梨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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