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蘊含著多重國家治理效力，即精神引領效力、價值導向效力、理念重塑效力以及內在驅動效力。當前，發揮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國家治理效力面臨特殊的時代境遇，體現為復雜歷史變局之下國家治理環境深刻變遷、多元文化較量對現代化治理體系提出新考驗、現代文明治理邏輯與治理理念的融合之困、國家治理現代化對創新動能需求迫切等方面。發揮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國家治理效力，需建立思想共識，發揮對國家治理的精神引領效力；推動文明進程，發揮對國家治理的價值導向效力；促進認知革新，發揮對國家治理的理念重塑效力；激活創新動能，發揮對國家治理的內在驅動效力，從而以強大的文明力量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進程。

【關鍵詞】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國家治理現代化 治理效力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21.010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互相成就的必然結果，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促進協調發展、與世界整體文明交融統一的先進文明，蘊含著多重國家治理效力。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重要方面，是從國家治理維度上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詮釋和體現。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不斷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不斷增強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動力和活力，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1]并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2]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蘊含著數千年不斷傳承和持續革新的治理文化，體現著中華民族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卓絕智慧，對新時代的國家治理發揮著精神引領效力、價值導向效力、理念重塑效力、內在驅動效力，對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的引領價值和深遠的現實意義。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蘊含的國家治理效力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蘊含著對國家治理的精神引領效力、價值導向效力、理念重塑效力以及內在驅動效力，在厚植國家治理文化底蘊的同時，更為國家治理引領了正確方向，提供了強大的治理效力。

精神引領效力。精神引領效力是某一文化體系、理想信仰等對主體精神世界所發揮出的具有正向激勵作用的引領力。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發揮對國家治理的精神引領效力，是一個運用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引領國家治理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生成和發展于人口規模龐大、國家治理任務艱巨的時代環境下，體現著中華民族于復雜環境中不斷推進文明發展的高度精神共識，也反映了中華民族對先進治理范式的共同追求。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互成就的結果，踐行了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人民觀和發展觀，充分體現了“第二個結合”的意涵，詮釋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為新時代的國家治理奠定了思想根基，提供了精神引領。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土壤，蘊含著“天下大同”“民為邦本”“天人合一”等傳統治國理政思想，廣博地汲取了世界文明的精華，在文化傳承和交融中形成了獨樹一幟的民族精神體系。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對國家治理的精神引領效力，不僅體現在其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注入了傳統理政智慧，更體現在其有效解決了“國家治理往什么方向走”的根本問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精神引領效力使國家治理進一步從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和新時代偉大實踐的光輝歷程中獲得精神啟示，升華了國家治理的精神境界，激發了國家治理中歷史主動的精神力量，為國家治理建立了以文明為基礎的廣泛精神共識。

價值導向效力。價值導向效力是一種使群體或個人在多種具體的價值取向中，主動選擇正確價值理念和價值取向作為主導的價值追求和方向的導向力。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依靠人民的創造力增強發展底氣，其生成和發展的過程凝聚了人民的無窮智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堅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現代化方向的人民性。”[3]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遵循了馬克思主義人民觀的理論邏輯，以實現人民幸福、推動共同富裕為價值目標，以推動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提升人民的精神與物質水平為價值追求，使人民性價值取向貫穿國家治理全過程，體現出鮮明的人民性特質。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關切人的生存與發展，通過助推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的協調發展，為人民創造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并充分尊重和深度挖掘人民的創造偉力，堅持人民在國家治理中的主體地位，體現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全人類徹底解放的價值目標。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為國家治理厚實了來自人民的底氣，使人民優勢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條件，讓新時代的國家治理充分體現出黨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尊重人民首創精神、激發人民奮斗動力的價值內涵，推動國家治理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文明高度。

理念重塑效力。理念重塑效力是對社會共同理念或個體思維理念進行重新塑造，使其擁有新結構、新定位、新內容的重塑力。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不僅是概念的表達，同時也是對發展理念的一次深度的校正。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范疇廣泛，融匯了中華民族道德文明與法治文明的發展成果，以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提振精神，并在審視民族文化的本源和推動國家治理不斷走向更高文明境界的過程中推動國家治理理念的重塑，使國家治理始終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實現了物質、政治、精神、社會以及生態等多領域的協同共進與結構平衡。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集中反映了各國人民關于在當今時代如何走向現代化的思想共識，使國家治理在理念上精準定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覺傳承中華文明，并以更加開放的發展理念吸收借鑒人類文明的嶄新成果。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以新發展理念和“善治”文化重塑了國家治理的理念，重建了國家治理的思維架構，使仁者愛人、民為邦本、民富國強等傳統治國理念展現出新的生機，成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寶貴精神財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升華了國家治理理念的社會主義公平正義內涵，并在此基礎上融入了人民性元素，體現了更豐富的公正、法治、友善等內容，使國家治理以正確的發展理念為引領，邁向“善治”的更高層次。

內在驅動效力。內在驅動效力是從事物內部施加作用，能夠由內而外增強事物運動活力和機能的驅動力。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發揮對國家治理的內在驅動效力，是為國家治理運行體系內部注入力量的過程，這種驅動力來源于中華民族探尋現代化的漫長歷程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獨特優勢。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理解古代中國、現代中國、未來中國的關鍵詞”[4]，實現了對西方現代文明發展范式的超越，引領了人類社會的文明發展趨勢，積蓄起了中華民族追尋更先進文明的協同力量，為國家治理注入了內在驅動力。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生成和發展體現了系統思維、戰略思維、辯證思維、創新思維相結合的思維優勢，以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原則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使國家治理充分體現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中國特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承載著中華民族強大的歷史主動精神，以豐富的歷史經驗、歷史智慧為國家治理提供啟示，使國家治理不斷增強歷史主動，在傳承歷史、鏡鑒歷史中更科學地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規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聚焦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在推進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中，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并把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繼而增強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動力和活力。

發揮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國家治理效力面臨的時代境遇

當前我國正處在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國家治理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任務仍然艱巨。發揮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國家治理效力，適逢復雜歷史變局之下國家治理環境深刻變遷、多元文化較量對現代化治理體系提出新考驗、現代文明治理邏輯與治理理念的融合之困、國家治理現代化對創新動能需求迫切等復雜的時代境遇，對發揮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國家治理效力提出了新的挑戰。

復雜歷史變局之下國家治理環境深刻變遷。國家治理作為人類的一項社會實踐活動，其進程受時代環境的深刻影響，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類文明發展所處的歷史、政治、經濟及文化等環境不盡相同，對國家治理也會相應產生不同的影響。當前，我國的國家治理所面臨的內部與外部形勢更為嚴峻和復雜。從內部環境來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推進高質量發展還存在許多瓶頸，在國家整體安全方面還須解決許多重大問題，人民群眾在就業、教育、醫療、托育、養老、住房等方面產生了新的需求，改革發展任務尤為艱巨；從外部環境來看，國際局勢急劇變化，西方國家對我國的圍堵、遏制、封鎖、極限施壓不斷升級，全球面臨的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持續加重。在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動、世界經濟復蘇乏力、發達經濟體內部保守主義抬頭、局部沖突頻發的狀態下，發揮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國家治理效力，一方面，要能夠有效解決我國改革進入深水區后的發展問題；另一方面，要面對持續加劇的全球性問題。在復雜的歷史變局之下，我國的歷史和發展道路也決定著國家治理要應對快速變化的世情、國情以及多種發展任務交錯的特殊挑戰。同時，發揮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國家治理效力也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其所具備的物質和精神優勢條件也是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所未有的，文明的快速發展正為國家治理輸送新的動力，也更凸顯出先進文明對國家治理的關鍵引領作用。

多元文化較量對現代化治理體系提出新考驗。隨著數字信息革命的興起，多元文化依托新興媒體實現了跨時空、跨地域、跨語言的快速流動，在社會結構日益復雜、輿論走勢瞬息變化之下，承載著不同價值觀的多元文化開始了新的較量。在新媒體的作用下，不同的文化在交融中交鋒，而同一文化內部則在批判中更新轉型，由此而引發的傳統觀念與現代思想的碰撞、社會思潮的紛紜激蕩及意識形態領域的隱性博弈，為發揮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國家治理效力帶來了一定的阻礙。這種阻礙具象地體現在西方國家發起的“輿論戰”“信息戰”之中。一些國家刻意顛倒是非、善惡、美丑，對中華文明及我國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進行詆毀與抹黑，制造價值觀念分歧，致使發揮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國家治理效力要面臨社會矛盾增多、不穩定因素增加等多種風險。

現代文明治理邏輯與治理理念的融合之困。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與新時代的國家治理具有緊密的邏輯關聯，在數千年的文明發展中，國家治理理念和治理體系的每一次革新，均以文明為理念引領，以文明的進步為動力來源，并遵循著文明的發展規律和邏輯，因而國家治理始終體現著一個時代的文明樣態和文明發展的最高水平。現代文明治理邏輯與治理理念的融合，是關系國家治理現代化發展全局的一場思想的深刻變革，影響著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對國家治理的效力發揮。從當前來看，基于我國的歷史與國情，傳統理念對新時代的國家治理仍有著深刻的影響。例如，在基層治理中，行政手段仍然占據重要位置，但行政手段在應對一些涉及群眾利益和矛盾的復雜糾紛時卻難以充分發揮效力，公共服務能力也因人力資源有限而無法快速提升?；鶎又卫砩形唇⒕珳史治觥⒕珳史?、精準治理、精準監督、精準反饋的完整體系，國家治理理念與現代文明治理邏輯的融合度仍有不足。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與和平性特質尚未完全轉化為國家治理的優勢，表明當前國家治理理念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科學內涵仍需進一步深入契合。

國家治理現代化對創新動能需求迫切。我國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面臨著許多風險挑戰，這決定了我國的國家治理實現現代化轉型需要持續以創新動能為補給，保持國家治理的活力與創造力。目前，我國的國家治理要應對老齡化程度加深、生育率下降等引發的連鎖效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仍有待提升，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健全，城鄉人居環境仍需改善，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更考驗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整體來看，我國十四億多人口整體邁進現代化社會，其艱巨性和復雜性前所未有，因而在實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目標的過程中，要想把我國的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仍然需要以先進文明作為載體和紐帶。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發展立足于中華民族的偉大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堅定了中國人民的文化自信，使國家治理堅持走自己的路，使“中國道理”轉化為“中國經驗”，并促進“中國經驗”轉化為“中國理論”，繼而為國家治理注入理論和實踐的雙重創新動能，使國家治理始終保持創新動力，從容應對危機和挑戰。

發揮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國家治理效力的路徑

在發展環境深刻變遷的時代背景之下，發揮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國家治理效力，要建立思想共識、推動文明進程、促進認知革新、激活創新動能，從而充分發揮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對國家治理的精神引領效力、價值導向效力、理念重塑效力與內在驅動效力。

建立思想共識，發揮對國家治理的精神引領效力。人類歷史上誕生的任何一種文明都延續著一個民族的精神血脈，凝結著人們在國家治理、社會構建過程中不斷升華的智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為什么中華民族能夠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頑強生存和不斷發展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我們民族有一脈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質、精神脈絡。”[5]發揮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國家治理效力，要立體化展現中華民族的精神面貌，呈現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制度優勢。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充分借助網絡新媒體、國際媒體、權威媒體等平臺，加強選題策劃和議題設置，主動講好黨治國理政的故事、中國人民奮斗圓夢的故事，展現好中華民族的文明發展歷程，廣泛弘揚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所承載的偉大創造精神、偉大奮斗精神、偉大團結精神、偉大夢想精神，堅定文化自信，充分體現“第二個結合”的深刻意涵。要充分闡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蘊含的馬克思主義國家觀、人民觀和發展觀，推動建立國家治理的思想共識，發揮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對國家治理的精神引領效力，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強大的精神支撐。

推動文明進程，發揮對國家治理的價值導向效力?；仡櫲祟惏l展史，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崛起，其基礎和先導都是文明的進步，都是以文化創新引領社會價值導向，繼而構建起適應于一國治理需求的共同價值體系，并以此來增強國家治理的整體效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6]發揮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對國家治理的價值導向效力，要充分提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蘊含的治國哲學、人文精神、思想觀念和道德規范，把中華民族整體文明中具有當代價值、世界意義的價值精髓提煉出來、展示出來。要創新表達形式，推動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與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相契合，大力弘揚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天人合一、自強不息以及親仁善鄰等價值思想。要高度聚焦人口規模巨大的基本國情和實現人民幸福的目標，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彰顯國家治理的人民屬性。要依托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話語和敘事體系傳播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全面發展思想，發揮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對國家治理的價值導向效力，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促進認知革新，發揮對國家治理的理念重塑效力。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是認知不斷變革、迭代和升華的過程，主體的認知對其行動理念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之所以成為引領人類文明發展方向的先進文明，源自其始終堅持守正創新，賡續了歷史文脈，并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了認知的延展，促進了人類社會發展理念的不斷轉變。從這一角度而言，發揮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對國家治理的理念重塑效力，要“以創新思維凸顯其核心價值和比較優勢，以比較思維探析其創新智慧和世界意義”[7]，進一步促進對國家治理的認知革新，全面把握國家治理的發展規律與現實需要。要系統性地將新發展理念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特質結合起來，用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系統地回答關于國家治理的目的、動力、方式、路徑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使新時代的國家治理理念充分體現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與和平性特質。要促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邏輯與國家治理理念的融合，著力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推動多元文明協調發展，堅定不移地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道路，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在促進人類文明持續進步的同時，循序漸進提升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水平。

激活創新動能，發揮對國家治理的內在驅動效力。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伴隨著文化創新和文化交往而不斷發展，在整體人類文明體系中凸顯出了獨特的創新價值。發揮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對國家治理的驅動效力，要充分發揮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突出的創新性特質，將創新作為第一動力，堅持創新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的核心地位，以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引領國家治理的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各方面創新。要改變一直以來文明之間的相互隔絕、孤立的局面，堅持以開放包容的心態促進多元文化的創新發展，在相互尊重、求同存異中取長補短，為國家治理不斷汲取創新元素。要堅持以實踐中存在的突出問題為突破點，遵循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人民性價值導向，緊扣人民群眾的訴求，健全國家治理各項制度。要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創新性地融入基層治保維穩類、專業調處類、公益慈善類、居民互助類等各類工作中，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品質，加快實現城市與農村的協同現代化，促進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協調城鄉關系，使國家治理彰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創新特質和人文精神，體現人類優秀文明的交融成果。

人類社會發展所取得的一切歷史性成就和發生的歷史性變革均以新文明的誕生為轉折點，文明對國家治理所發揮的效力為歷史所反復驗證。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對國家治理發揮獨有的精神引領效力、價值導向效力、理念重塑效力以及內在驅動效力，有利于國家治理更好地應對時代挑戰，并有效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發展。發揮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國家治理效力，要在把握和遵循規律的基礎上建立思想共識，推動文明進程，促進認知革新，激活創新動能，從而發揮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對國家治理的多重效力，使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生成和發展成為我國國家治理的新的里程碑。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協同推進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2BDJ085）

注釋

[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7頁。

[2]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第10～11頁。

[3]習近平：《攜手同行現代化之路——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頁。

[4]馬麗、張小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演進脈絡與特性研究：以四個核心概念為視角》，《學術探索》，2023年第9期。

[5]《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81頁。

[6]《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78頁。

[7]歐陽康：《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中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現代化》，《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4期。

責 編∕李思琪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of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Zheng Shipeng

Abstract: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contains multiple effectivenes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namely, the effectiveness of cultural and moral guidance, of value orientation, of philosophy reshaping,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 Currently,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of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encounters a special time predicament presents as: the profound the profound national governance environment under complex historical changes, the new test to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by the multicultural competition, the difficult integration of governance logic and governance philosophy of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urgent need of innovation drivers for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of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ideological consensus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cultural and moral guidance in national governance; promote civilization progres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o foster cognitive innovation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hilosophy reshaping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to activate innovation driv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intrinsic national governance motivation. Only in those ways,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can be enhanced by the strong power of civilization.

Keywords: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鄭士鵬，北京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黨建。主要著作有《中國共產黨以自我革命破解歷史周期率的緣由、歷程及進路》（論文）、《人類文明新形態彰顯人民立場》（論文）、《國家治理現代化視閾下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的根本動因與路徑選擇》（論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