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際學術界討論新技術變革提出了三種思路，即生物技術引領變革、信息技術引領變革、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融合發展。從新技術變革的典型化事實中可以看到，信息技術仍然在持續擴張自己的領地，生物技術以緩慢漸進的方式擴張，新技術革命具有兩極化、簇群化和融合化特征。為此提出“雙雁引領”模型，即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如兩只大雁引領著技術變革并形成兩個高新技術簇群，通過交叉融合推動產業創新和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當前，全球經濟增長出現低迷的態勢，尋求可持續發展的新動能成為擺在世界各國經濟學家面前的重大課題，我們應從新的技術變革中尋求全球可持續發展的新動能。

【關鍵詞】技術變革 產業創新 發展動能 可持續發展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22.010

【作者簡介】歐陽峣，上海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湖南師范大學大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牛津大學技術與管理發展中心高級研究員，第十九屆國際熊彼特學會主席。研究方向為發展經濟學、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史。主要著作有《大國經濟發展理論》、《大國發展道路：經驗和理論》（合著）等。

新技術變革趨勢的三種代表性觀點

20世紀80年代初，約翰·奈斯比特在《大趨勢：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個新方向》一書中提出：“雖然我們仍然認為我們是生活在工業社會里，但是事實上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以創造和分配信息為基礎的經濟社會。”（約翰·奈斯比特，1984）從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過渡將呈現以下典型化事實：信息成為真實的經濟存在，而非抽象的思想；通訊和電腦技術的新發明，將縮短信息流動的時間；新的信息技術首先用來解決舊工業上的任務，然后逐步產生新的活動、新方法和新產品；企業提供信息商品和服務，信息經濟突飛猛進地增長。阿爾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書中把科學技術的每次巨大進步作為一次浪潮，認為第三次浪潮將形成電子工業、宇航工業、海洋工業和遺傳工程的產業群，他預言：“生物和信息技術將融合，第三次浪潮下一步將集中在生物、遺傳等生物學領域，將是一個‘人機世界’。”（阿爾文·托夫勒，1996）進入21世紀以后，理查德·W·奧利弗在《即將到來的生物科技時代：全面揭示生物物質時代的新經濟法則》一書中提出，“這個世界將離開信息時代，進入‘生物物質’的新時代”（理查德·W·奧利弗，2003）。生物技術的崛起可能超越互聯網，其速度和生產力也將凌駕于今天最強的超級電腦之上。近二十年來，學者們圍繞著新一輪技術變革的未來趨勢、核心技術及其經濟影響等問題開展了廣泛的討論，主要形成了三種代表性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生物技術將會超越或者取代信息技術的地位，成為新一輪技術變革的引領者。斯坦·戴維斯和克里斯托弗·邁耶于2000年正式提出“生物經濟”（bio-economy）的概念。后來奧利弗提出：“在新千禧年初期，生物物質科技將取代信息科技，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引擎。”（理查德·W·奧利弗，2003）他作出這種預言主要基于以下考慮。一是生物學取代電子學成為信息時代終結的標志。由于每種技術或產品都具有生命周期，信息技術在過去50年中成為主要經濟引擎，但是它迅速發展到生命周期的末端，包括數字化、軟件和電腦芯片的技術已經成熟，在未來，信息就像電子一樣變得廉價而普遍。二是生物技術迅速成長并且走向普遍化。人類基因圖譜的完成將是生物物質時代的轉折點，生物技術在農業、工業和衛生健康領域廣泛應用，將會迅速達到全球性的成熟階段，生物科技和新材料公司將成為新的經濟引擎。三是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的增長趨勢。人們用于衡量高科技的指標主要是研究開發費用和獲批準專利，目前信息公司的研發費用占總收入的10%～15%，而生物公司則達到15%以上，信息科技在批準專利中的比率緩慢下降，生物科技專利則與日俱增。

第二種觀點認為，生物技術擴散的進程緩慢，并沒有取代信息技術引領全球經濟的可能性。保羅·南丁格爾和保羅·馬丁通過分析1983～2003年期間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準的藥物專利，發現其數量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有所增加而隨后就急劇下降，而且呈現研究支出大幅度增加和生產率相對下降的趨勢。由此，他們認為醫藥生物技術并沒有產生革命性變化，而是遵循著緩慢而漸進的技術擴散模式。一些人高估了生物技術影響的速度和程度，其主要原因是研發者及其贊助商需要創造高期望值，以獲得開發新技術所需的資金、人力和知識產權等資源。為此，我們應該重新思考這種影響決策的基本假設。弗里曼和勞卡提出，有兩個問題需要深入研究：一是生物技術的變革具有不確定性，并非線性的過程；二是生物基礎技術的進步與生產力提高之間具有長時間的間隔，生物技術變革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綜上，需要理性地看待生物技術變革及其經濟影響。

第三種觀點認為，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可以實現融合發展，信息技術將為生物技術提供有力支撐。從目前的客觀現實看，生物技術并非取代信息技術、而是依托信息技術發展，呈現一種融合的趨勢。韋塞勒和比勞恩認為，信息和通訊技術的廣泛應用是促進生物技術發展的重要因素，數據存儲和信息分析工具是生物技術創新的推動力量，如表型分析、智能育種、醫療診斷、基因組發現和探索都需要使用這些工具。因此，美國發布的《保護生物經濟2020》報告就將生物經濟定義為“由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的研究和創新驅動的經濟活動，并由工程學、計算和信息科學的技術進步促成”（陳方，2020）。這一定義強調信息科學、工程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等的共同進步使依托生物過程、材料和信息創造新產品成為可能。我國《“十四五”生物經濟發展規劃》提出，實施“生物技術與信息技術融合應用工程”，利用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支撐新藥研制和輔助醫療診斷，利用互聯網技術開展遠程醫療服務，推動生物信息產業發展（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22）。

信息技術的應用領域仍在持續擴張

現代信息技術發軔于20世紀50年代，進入21世紀以后的信息技術發展方興未艾，新一代信息技術取得突破，有力地支撐和引領著世界新的技術變革和產業變革，現代信息技術在經歷集成電路、個人電腦和互聯網等創新浪潮之后，開始了新一輪的演進迭代，正在進入云計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快速發展時期。而且，信息技術作為通用技術正在向各個產業滲透，謀求經濟領域的擴張。

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應用形成一批新興產業。在新一輪技術革命浪潮下，以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為核心的信息技術呈現出產業化的態勢。云計算技術的突破和應用，以超大規模分布式存儲、彈性計算、數據虛擬隔離等技術創新，以混合云為重點形成系統集成、運維管理等云服務產業；大數據技術的突破和應用，以大數據采集、清洗、存儲、挖掘、分析等技術創新，形成大數據標準體系和數據采集、標注、存儲、傳輸、管理等生命周期產業體系；物聯網技術的突破和應用，以傳感器、網絡切片、高精度定位等技術創新，形成車聯網、醫療物聯網、家居物聯網產業；人工智能技術的突破和應用，以人工智能數據集、算法推理訓練等技術創新，形成智能醫療裝備、智能運載工具、智能識別系統制造產業。這些由新技術推動形成的新興產業，正在逐步成長為世界各國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并在發達國家和新興大國開始出現融合化和集群化發展的趨勢。

信息技術依托通用屬性滲透經濟發展領域。通用技術是指可以廣泛地應用于許多領域或者行業的技術，電子技術和信息技術是20世紀最有代表性的通用技術，它們滲透到經濟發展的各個領域及各個產業部門，通過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形成了兩次技術革命和通用技術時代。特別是信息技術被廣泛地應用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并被用于改造傳統產業，不僅催生了許多新產業和商業模式，而且極大地推動了傳統產業發展，提高了其技術水平和生產效率。21世紀興起的新一代數字技術，使傳統的制造業和服務業重新獲得創新的活力。具體地說，首先，傳統制造業通過數字技術改造加大生產要素投入和增加生產要素種類，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和工業互聯網在同等條件下增加了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并且使數據成為一種全新的和關鍵性的生產要素；其次，傳統制造業通過數字技術改造推動技術進步和生產效率提升，從而使資源配置的效率提高，增強了勞動者的勞動效率和資本的投入產出效率。有數據表明，2019年和2020年，全球產業數字化占數字經濟的比重分別為84.3%和84.4%，占全球GDP的比重分別為35.0%和36.8%。顯然，隨著傳統產業數字化改造的拓展，產業數字化正在成為數字技術應用和數字經濟發展的主體領域。

信息技術的應用推動產業組織方式的變革。新一代信息技術具有強大的融合功能，從而使產業組織形態發生變化，促進產業生態系統的協同和共享。工業技術史上的重大技術革命往往以新型基礎設施為特征，“每次技術革命均產生于一組協同作用、相互依賴的產業，以及一個或更多的基礎設施網絡”（卡蘿塔·佩蕾絲，2007）。當前以數字技術為核心的基礎設施包括三種類型，即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和創新基礎設施。新型基礎設施是依托新一代信息技術或數字技術發展而形成的，數字技術、新型基礎設施與創新生態系統之間存在關聯機制。例如，以5G為代表的關鍵性基礎設施的大規模擴張，不僅加速了技術創新的擴散過程，而且促使創新的模式和組織規則發生變化，打通不同創新主體之間的創新連接，構建起以協同和共享為特征的創新生態網絡。具體地說，一是數字技術應用促進產業關聯和融合，有利于改善傳統產業之間存在的數據孤島和供需關聯受限等情況，促進數據的流通和循環，推動產業之間的供需關聯，有效地延伸產業鏈長度和實現產業融合；二是數字技術應用能夠降低企業合作的交易成本，改變企業生產組織方式和空間組織方式，促進從大企業主導的垂直一體化整合模式向扁平化和網絡化轉變，從封閉的垂直整合模式向開放式創新轉變。

生物技術以緩慢漸進的方式擴張

使用生物技術方法可以創造一系列的微生物、農作物和動物等生命有機體，生物技術的商業化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近些年來，生物技術領域的前沿技術、交叉技術和輔助技術不斷取得突破，為生物產業發展和經濟社會的綠色轉型帶來了新的機遇。

現代生物技術在很大程度上屬于通用性技術，它可以應用于國民經濟的各個產業部門，滲透到工業、農業和服務等各個領域。現代生物技術主要是利用基因工程和細胞工程手段，對有機體及其組成部分進行重組或者轉化，從而制造出新型或改良型的產品和服務。在醫藥健康領域，主要利用基因診斷與治療、蛋白質與多肽藥物、細胞與組織治療等方式預防和治療疾病；在農牧漁業領域，主要利用轉基因作物或動物、植物組織培養或動物克隆、水產養殖及海洋資源開發等方式，提高各種產品的產量和質量；在食品工業領域，主要利用微生物發酵、轉基因食品、功能性食品等方式提高食品的營養價值和多樣性；在能源環境領域，主要利用微生物降解或合成、植物或藻類光合作用，廢棄物資源化或循環利用等方式，提供清潔可再生能源和減少污染排放。特別是基因組學、合成生物學、計算生物學等方面的前沿技術，它們屬于生物質相關產業的共性技術，以其通用性特點向醫藥、健康、農業、林業、能源、環保、材料等產業滲透和擴張。

生物技術的擴張能力并沒有一些預測者想像的那樣迅速和強大。理查德·奧利弗曾預言：“它成長更快速、更全球化、更具普遍性，也比以往任何經濟形態更強大，甚至超過信息科技時代。”（理查德·W·奧利弗，2003）然而，保羅·南丁格爾提供的經驗證據表明，“生物技術并沒有產生革命性的變化，而是遵循一種緩慢而漸進的技術擴散的既定模式”（大衛·茲伯曼等，2023）。從用于生物醫藥技術的經費投入來看，1987年至2000年，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的企業支出總額大幅度提升；1980年至2003年，美國藥物研究與制造商協會（PhRMA）成員公司的研發支出也大幅度增加。比較而言，FDA實際批準的新藥數量，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有所增加，隨后就急劇下降。如前文所敘，有學者提出存在刻意炒作生物技術革命理念的可能。

在生物技術的發展中出現了一種同信息技術融合的趨勢，特別是以現代信息技術支撐新藥研制、輔助診療和遠程醫療服務。現代生物經濟離不開現代信息技術的支撐，數據科學、機器學習、自動化和高通量實驗，使人們依托生物過程和生物材料創造新的產品和服務成為可能。正如前文提及的美國生物經濟的定義所強調的，先進的計算科學和信息技術，促進了生物信息的迅速、精準和大規模的收集、分析、共享和存儲；使用信息技術和計算機技術可以獲得經過迭代測試、安全性和有效性篩選，并識別起始藥物分子及蛋白質靶標結合區域中的分子，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可以對治療適應癥和新靶點驗證、臨床前和臨床試驗、產品設計優化等藥物研制過程進行全程監管和動態調控，從而實現新藥產品的精準化和規模化生產；利用人工智能和醫學圖像識別技術，可以開展輔助診斷、病理分析和生物信號分析；借助自然語言處理、知識圖譜等技術手段，可以實現智能引導采集判別病歷信息及體檢信息。顯然，新一代信息技術已經成為生物技術應用和生物經濟發展的有力支撐。

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雙雁引領”模型

自人類社會步入工業文明以來，世界經濟經歷了12輪增長周期，其主要原因就是新技術革命引發產業革命，進而提高生產效率和實現經濟增長。人們普遍認為，蒸汽機的發明引發了第一次工業革命，電力的發明引發了第二次工業革命，英特爾公司發明微處理器則啟動了第三次工業革命。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信息技術革命，并沒有在短期內結束，它在經歷集成電路、個人電腦、互聯網的創新浪潮之后，逐漸形成為一個包括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的高新技術簇群。與此同時，20世紀70年代的基因技術出現引發了生物技術革命，逐漸形成為一個包括基因組學、遺傳育種、基因移接和轉基因技術的高新技術簇群。可見，新一輪技術革命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出現兩極化趨勢，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蓬勃發展，而且未來有并駕齊驅的勢頭；二是出現簇群化趨勢，無論信息技術還是生物技術都形成了高新技術簇群；三是出現融合化趨勢，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通過交叉研究實現融合。根據當前的客觀事實和發展趨勢，可以提出一個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雙雁引領”的模型，從而準確地刻畫新一輪技術革命的發展態勢。

從圖1的模型可以看到，新一輪技術革命呈現兩極化的格局：即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猶如兩只高高飛翔的大雁，引領著技術創新和技術變革并且形成兩個高新技術簇群，它們通過技術交叉融合和商業化模式創造新的產品和價值，進而推動產業創新和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

圖1

在熊彼特看來，新興技術的突破和應用將變成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同時也成為經濟周期形成的重要影響因素。經濟發展完全不同于我們在循環之流或者經濟趨勢向均衡過程中觀察到的那些現象，而是在循環之流的渠道中出現了自發而間斷的變化，從而改變均衡狀態引起經濟的起落，形成繁榮和衰退相繼出現的經濟周期。“繁榮階段的基本特征，很容易用新組合的集中出現來解釋，也只有用它來解釋才能說得通。”（約瑟夫·熊彼特，2015）熊彼特提出的所謂“新組合”就是創新，包括采用新的產品、新的生產方式和新的組織，開拓新市場、新原料或半成本供應基地。伴隨著新組合出現的是企業家的集中出現，這種新組合首先出現在專門創立出來的企業中，然后由越來越多的企業掌握，從而造成經濟的繁榮。由于新組合不是以均勻的方式，而是以不連續的、集中的方式出現的，經濟發展現象也將以不連續的方式出現，從而形成由繁榮階段和衰退階段構成的經濟周期。

根據熊彼特的創新發展和經濟周期理論，現代經濟增長將經歷隨著創新的出現而漲落的興衰周期。近年來，由于“逆全球化”現象的出現和新冠疫情的影響等原因，世界經濟增速放緩，這是經濟周期中的一個小漩渦和波折。然而，從世界經濟發展的總趨勢看，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的新突破將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新的動能。特別是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簇群和新一代生物技術簇群的形成，以及它們在工業、農業和服務業領域的應用，將會創造出一些新產品、新工藝、新業態和新興產業，并且推動產業創新和升級，從而迎來新一輪的經濟增長，促進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

尋求全球可持續發展新動能

自2008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機以后，出現了全球經濟增長低迷的態勢，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長的現狀和前景都不容樂觀。這種普遍的現象是由多重復雜原因造成的，許多經濟學家將其歸結為經濟結構的長期扭曲和過度依賴金融的經濟發展模式。由此，我們認為，應當從新的技術變革中尋求全球可持續發展的新動能。在這里，有三個問題值得我們認真地研究和思考。

第一個問題，研究當代技術變革的趨勢和特征以及怎樣利用技術變革促進可持續的發展。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是信息技術的新突破，生物技術在逐步興起，然而并沒有取代信息技術成為整體經濟的核心技術。新一輪技術革命呈現以先進的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為引領，各種新興突破性、技術交叉融合的態勢。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新的技術革命將產生新的產業形態、新的商業模式和新的就業崗位。而經濟學家應該思考，怎樣利用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促進產業升級和經濟繁榮，怎樣利用現代生物技術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和促進綠色發展。

第二個問題，研究當代發達國家技術變革效應以及怎樣通過新的技術突破實現新的增長。全球經濟政策制定者沉迷于教條式的經濟周期理論，深信每次金融危機造成經濟衰落之后將會自然地重新走上正軌。然而，隨著發達經濟體依賴流動性和負債的問題越來越嚴重，經濟衰退開始向發達經濟體蔓延，而那種周期性的反轉顯得越來越困難。為此，經濟學家應該反思教條式的經濟理論，重新思考經濟發展模式，特別是通過吸引制造業回流改善國家經濟結構，重整高端制造業。為此，需要利用各種新興技術的突破，包括信息技術的高級形態即人工智能技術、現代生物育種技術和生物醫藥技術，推動產業創新和產業升級，促進現代農業和制造業的優化升級，進而創造新的產業、新的業態和新的商業模式。

第三個問題，研究當代新興國家技術變革路徑以及怎樣通過技術創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近年來，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曾經利用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外溢效應，通過模仿創新促進經濟的增長和繁榮，而主要依靠高投入、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卻導致這些國家被鎖定在國際價值鏈的低端，而且隨著自然資源和勞動力價格上漲而逐步喪失制造業的成本優勢。為此，需要構建良好的創新生態圈，實現從模仿創新到自主創新的轉型，特別是在現代信息技術和現代生物技術領域創新和搶占先機，通過掌握關鍵核心技術進入國際產業鏈的中高端，從而增加國民收入，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努力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

結語

在任何一個國家里，唯有科學家和企業家不斷涌現并受到尊重，才會迎來技術進步和經濟繁榮的景象，才會迎來國家興旺和民族復興的春天。為此，我們應該堅持創新發展的理念，沿著創新驅動的道路前行，推動創新理論和演化經濟學的深化研究，將創新的力量引向可持續和包容性的繁榮，為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式創新的綜合優勢、模式演進及體制機制的經濟學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2&ZD052）

參考文獻

阿爾文·托夫勒，1996，《第三次浪潮》，朱志焱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

陳方編譯，2020，《美國發布〈保衛生物經濟2020〉報告》，https://www.las.ac.cn/front/product/detail?id=91869fb1b05bbc29211759f1e3f0f23c。

大衛·茲伯曼等，2023，《從生物經濟走向生物經濟學》，陶文娜等譯，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22，《“十四五”生物經濟發展規劃》，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205/P020220920618304472104.pdf。

卡蘿塔·佩蕾絲，2007，《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泡沫與黃金時代的動力學》，田方萌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理查德·W·奧利弗，2003，《即將到來的生物科技時代：全面揭示生物物質時代的新經濟法則》，曹國維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約翰·奈斯比特，1984，《大趨勢：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個新方向》，梅艷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約瑟夫·熊彼特，2015，《經濟發展理論》，郭武軍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

New Technological Changes and New Driving Forces for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uyang Yao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has proposed three ideas for discussing new technological changes, namely biotechnology leading chang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eading chang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iotechnology. From the typical facts of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still expanding its territory, and the expansion of biotechnology is showing a slow and gradual manner.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has characteristics of polarization, clustering, and integration. To this end, the "Double Wild Goose Leading" model is proposed, which means tha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iotechnology, such as the two big geese, lead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form two high-tech clusters, promoting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le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cross integration. At present, the global economy is experiencing a sluggish long-term growth trend, and seeking new driving forc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 major issue facing economists around the world. We should seek new driving forces for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new technological changes.

Keywords: technological change, industri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momentu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責 編∕李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