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人口轉變達到更高的階段，生育率下降是一個符合規律的現象；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更高的階段，經濟增長也不可避免從高速轉向中高速乃至中速。然而，中國人口和經濟國情的“未富先老”特征，意味著仍然存在著尚未被挖掘的生育潛力，以及有待開啟的經濟增長動能。這些都需要進行相應的體制改革、政策調整和制度建設，由此獲得提高生育率和增長率的改革紅利。概括而言，能夠把挖掘生育潛力和經濟增長動能畢其功于一役的政策框架，不在傳統的宏觀經濟刺激工具箱中，而在于覆蓋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社會福利體系，或者說以“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為內涵的基本公共服務保障。加快建立這個體系的過程，也就定義了中國式福利國家的建設，可以達到以下期望的目標。

挖掘人口生育潛力

聯合國調查顯示了一個饒有趣味且符合邏輯的現象：世界各國的總和生育率雖有天壤之別，從不到1的水平直至高達7不等，各國居民卻表達出大致相同的期望孩子數——大約為兩個，基本上等于2.1這個更替水平的生育率。這也意味著，實際生育率無論是向上還是向下偏離這個期望孩子數，都可以在一定的條件下向該水平回歸。除了遵循經濟社會變化的一般趨勢之外，中國極低生育率的形成還受到一些特殊因素的影響。至今，諸多因素已經構成一個影響生育意愿的既定格局，包括長期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社會福利的整體水平和包容性較低，以及社會流動的不充分性等。可見，中國居民的期望孩子數，應該不會顯著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生育潛力遠未挖掘殆盡。國際經驗也表明，在人類發展水平和性別平等程度都達到極高水平的條件下，已經降低的生育率可以產生回升的趨勢。

提高居民消費意愿

擴大居民消費通常有兩條路徑：一是通過擴大就業和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費能力；二是通過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提高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這兩個方面都有著巨大的潛力可供挖掘。除了收入水平及其差距導致的消費能力不足之外，城鄉二元結構等體制因素造成的社會保障不健全，也使得部分居民在家庭支出決策上存在著后顧之憂，邊際儲蓄傾向過高，消費意愿受到了抑制。從構成城鎮就業主體的兩個勞動者群體（即城鎮中低收入勞動者和進城農民工）可以典型地看到這種現象。城鎮中低收入勞動者在老齡化和現收現付性質養老保險制度條件下，肩負養老保險繳費者、家庭老年人贍養者和預防性儲蓄者三重負擔；進城農民工尚未取得城鎮戶籍因而未均等地獲得基本公共服務保障。因此，雖然處在最活躍的就業狀態，這些重要人口群體的消費意愿卻受到了壓抑。通過完善制度建設和打破相應的制約，可以顯著提高他們的消費傾向。

提高人民生活品質

從人口層面看，生活品質的提高取決于兩個來源，一是作為就業和創業回報的收入增長，二是由政府和社會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提高。這兩個來源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質中的相對重要性，與人口轉變階段和經濟發展階段緊密相關。隨著人口進入少子化、老齡化階段，居民對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的需求日益提高。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更高階段，生產率提高和社會財富積累既提出更均等分享的制度需求，也為必要的再分配創造了財政可能性。各國發展經驗揭示了一個被稱為“瓦格納法則”的現象：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特別是其中社會性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也趨于提高。由此可見，社會福利的擴大通過挖掘生育潛力和提高消費意愿，有助于保持中國經濟在合理區間增長，從而與現代化的推進過程同步提高人民生活品質。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