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處理好我國經濟發展“穩”與“進”的關系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扎實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思想方法。高水平安全體系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保障，是實現“穩”與“進”的基礎；新能源產業發展助力經濟轉型升級和提質增效，是實現“穩”與“進”的新生動力；區域協調發展有助于解決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是實現“穩”與“進”的內在驅動；高水平對外開放能夠提升經濟競爭力和國際競爭力，是實現“穩”與“進”的外部條件。這四個方面相互促進、相輔相成，共同構成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動力。

【關鍵詞】“穩”與“進” 高水平安全體系 新能源 區域協調發展 高水平開放

【中圖分類號】F12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3.003

【作者簡介】張輝，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商務部全球價值鏈專家工作組專家。研究方向為政治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產業經濟學。主要著作有《全球價值鏈下地方產業集群轉型和升級》、《中國經濟增長的產業結構效應和驅動機制》、《我國貨幣和財政政策傳導機制與宏觀調控研究》、《一帶一路：區域與國別經濟比較研究》（合著）、《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實踐40年》（合著）等。

引言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處理好我國經濟發展“穩”與“進”的關系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扎實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思想方法。“穩”和“進”相輔相成、辯證統一。“穩”是主基調，指的是保持經濟穩定增長，包括穩定政策、穩定預期和穩定市場環境等，是“進”的基礎和前提。“進”是大方向，指的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實現經濟轉型升級和提質增效。無論何種經濟體制，在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均需保持穩定的政策和市場環境，以避免經濟波動和不確定性對企業的負面影響。只有穩定的經濟和市場環境，才能為企業提供更好的發展條件，增強企業信心，促進企業加大投資、擴大生產和提高效益，從而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然而，保持穩定的經濟增長并不是最終目的，而是要通過高質量的發展來實現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因此，“進”是“穩”的目標和方向。只有通過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才能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強國家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穩”與“進”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只有保持經濟穩定，才能為經濟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和保障；只有通過不斷的進步和改革，才能適應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增強經濟的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國際政治經濟環境波譎云詭和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升級的深刻變化，“穩中求進”成為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總基調。十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實現了從以量取勝到量質并舉的深刻轉變。一方面，2012年～2023年我國GDP總量增長2.3倍，年均增速維持在6%以上，即使在全球經濟環境復雜多變的背景下，我國經濟依然保持了穩定增長，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之一。另一方面，我國R&D經費支出從2012年的1.03萬億元增長到2021年的2.79萬億元，年均增速超過10%。同時，研發人員總量連續多年穩居世界首位，企業研發投入占全社會研發投入比例超過3／4。我國經濟發展在“穩中求進”的總體基調下，實現了經濟增長和科技創新的雙輪驅動，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奠定了堅實基礎。然而，需要認識到的是，未來我國經濟在“穩中求進，以進促穩”的發展過程中，可能會面臨一系列挑戰和問題。這些問題主要來自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結構性矛盾的凸顯以及新發展階段的特殊要求。比如，一方面，國際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持續增強，地緣政治風險的上升可能會對我國經濟產生不利影響；另一方面，國內經濟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需得到有效解決。此外，雖然我國在科技創新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但在一些關鍵領域和核心技術上仍存在短板。如何加快科技創新步伐，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效能，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面對這些梗阻和困難，本文從高水平安全體系、新能源產業發展、區域協調發展、高水平對外開放等多個視角對如何保證我國經濟“穩中求進、以進促穩”的發展展開細致分析。

高水平安全體系是“穩”與“進”的實現基礎

安全是發展的前提，沒有安全就沒有穩定，也就難以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大國博弈愈演愈烈。國際地緣政治沖突頻發，世界經濟出現高通脹和低增長并存的現象，國際政治經濟形勢日益復雜嚴峻；國內經濟回升向好態勢的鞏固和增強仍面臨困難和挑戰，有效需求不足，社會預期偏弱，周期性矛盾與結構性矛盾疊加導致各類風險增多。國際國內不確定風險的相互交織、疊加對我國經濟的安全性和穩定性產生了嚴重威脅，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巨繁重。在這一背景下，經濟“穩”與“進”的辯證統一，突出體現為統籌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即安全與發展的動態平衡與相互促進。

把握“穩”與“進”的辯證統一，一方面，要求我們樹立底線思維，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要堅持以經濟安全為基礎。國家經濟安全的首要特征是穩定性，提升經濟安全的能力要求聚焦維護經濟安全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加強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確保糧食、能源資源、重要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另一方面，也要求我們運用系統性思維，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突破發展和安全的兩分法，注重推動高質量發展和建設經濟安全體系的協同性與一致性。

維護糧食安全，保證重要農產品的穩定供應。糧食安全是經濟安全的基礎，是經濟平穩運行的保障。作為全球最大的糧食進口國，中國的糧食安全受到全球市場和國際貿易政策的直接影響。國際糧食市場的價格波動、貿易壁壘的增多以及國際關系的變化都可能影響中國的糧食進口。確保糧食安全是促進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維護國家安全最重要的基石。面對當前的外部條件，需要以國內糧食穩定增產來應對外部的不確定性。近年來，我國糧食生產能力進一步增強，糧食安全的基礎進一步夯實。2023年我國糧食總產量13908.2億斤，同比增長1.3%，連續9年穩定在1.3萬億斤以上，能夠做到口糧絕對安全和供給基本自給。然而，隨著我國居民飲食消費升級，糧食需求剛性增長，我國糧食供需在較長時間內將始終處于緊平衡的狀態，這給維護我國糧食安全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受制于我國有限的耕地資源、科技水平不高導致的單產難以提高和糧食生產成本的不斷攀升，糧食增產內生動力不足。以玉米生產為例，2000年以來，玉米成為我國種植面積最大的農作物，2023年我國進口玉米2713萬噸，對進口玉米依賴大幅增加。玉米單產與同為玉米種植大國的美國、阿根廷相比存在較大差距，育種技術的落后是造成玉米單產低下的關鍵原因。

保障我國經濟“穩中求進，以進促穩”發展，需要將維護糧食安全同鄉村振興戰略相結合。確保重要農產品特別是糧食供給，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首要任務。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有力有效推進鄉村全面振興，以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確保不發生規模性返貧為底線。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維護糧食安全不能單純依靠指令性生產，需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共同發力，在嚴守耕地保護制度的前提下，合理引導各類資源向農業配置，調動農業生產主體的積極性，推動糧食生產增產增效。

一方面，建立健全財政、稅收、金融政策支持體系，依托市場合理引導資本、技術、人才等要素向農業農村配置。對農業基礎設施等建設投資大、回報周期長的項目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積極引導土地流轉和資本進入鄉村，發展適度規模經營下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鼓勵人才向農業農村流動，針對性解決農業勞動力弱化問題。另一方面，加快創新驅動對農業生產的工業化賦能，在要素重組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生產函數的躍遷，全方位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改變我國長期以來農業競爭力低的局面（劉守英、熊雪鋒，2018）。另外，要健全糧食生產收益保障機制，通過促進農民增收充分調動其種糧積極性。合理調整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繼續落實政策性直接補貼，加強綜合性農業服務支持，保障各類農業經營主體收入持續提高。同時，健全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完善對糧食主產區和產糧大縣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維護能源安全，滿足經濟發展的能源需求。能源是國民經濟的命脈，能源安全對保證實體經濟平穩運行具有關鍵影響。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主要依賴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等傳統能源，國內資源儲量有限，對外依存度不斷走高。近年來，地區沖突波及眾多能源出口國，國際能源市場的劇烈波動，使得全球能源供應鏈遭受重大沖擊。大國博弈導致能源出口政治化，伴隨國際政治格局的重塑，國際關系深刻影響能源出口國的政策，部分國家以出口管制、能源審查等方式阻礙我國對外部能源的獲得，使得我國利用外部能源的不確定性增加。能源供應鏈中斷風險加大以及國際金融資本流動引發能源價格的劇烈波動，都會對能源安全產生嚴重威脅。

在保障傳統能源資源安全的同時，要大力發展新能源產業，推動低碳能源的發展與電力在二次能源消費占比的上升。“雙碳”目標要求2030年實現碳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屆時能源結構中非化石能源占比將達到80%以上（林伯強，2022）。從長期來看，依賴傳統能源，不僅不利于實現“雙碳”目標，而且難以徹底解決能源安全問題（方行明等，2019）。堅持先立后破，意味著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能源消費結構仍將以傳統化石能源為主導，尤其煤炭將長期占據中國能源消費的主體。另外，隨著我國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和居民能源消費的升級，能源剛性需求將不斷增加。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將出現化石能源和新能源雙重增長的趨勢，對化石能源的路徑依賴也將長期存在。因此，仍然需要加大勘探開發力度，提高傳統能源利用效率，建立多元化能源供應體系，保障傳統能源的安全。2023年我國能源活動相關碳排放100.2億噸，非化石能源供給高速增長，達到9.9億噸標準煤，可再生能源發電總裝機已突破14億千瓦，歷史性超過煤電，占全國發電總裝機的50%。在短期內，應積極改善能源消費結構，實現新能源的增長與對傳統化石能源的增量替代。在中長期，要著力解決新能源儲存等關鍵技術，以風險投資為代表的市場機制為主激勵綠色技術創新，發揮投資對優化新能源產業供給結構的關鍵性作用（齊紹洲等，2017），推動增量替代逐步進入存量替代。煤炭等傳統能源將發揮能源“壓艙石”的作用，為能源安全兜底。此外，新能源產業的發展還將塑造我國產業競爭新優勢，推動產業升級和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構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產業鏈供應鏈。新冠疫情導致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部分斷裂以及國際經濟格局的變革，引發世界各國對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性的重視。全球產業鏈進入加速重構時期，全球產業鏈呈現明顯的本土化、區域化和供給多元化趨勢。當前，我國產業鏈與全球各國深度融合，但發達國家主導的產業布局意圖實現“去中國化”，在貿易保護主義和分離主義的沖擊下，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面臨巨大挑戰。同時，國內產業鏈供應鏈存在核心科技和關鍵部件對外依賴較為嚴重、產業協同創新能力不足，供需錯配等結構性矛盾。必須提高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性，以抵御外部不確定性對國內經濟穩定運行的沖擊。

一方面，增強國內循環，打通國內循環堵點，核心是推動要素市場化改革，實現資本、勞動、土地、技術、數據等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市場化配置。建立自主可控的科技體系是保證生產環節暢通的重要條件（王一鳴，2020）。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和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實現關鍵核心技術和裝備的突破和創新。另一方面，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加優質產品服務供給，進一步釋放消費需求，著力解決供需結構性矛盾。在國際循環方面，以“一帶一路”倡議為平臺，積極推動價值雙環流模式下的新型全球化合作，推動國內產業鏈供應鏈和相關國家的對接，通過產能合作、基礎設施建設等，提高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的深度和韌性，為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張輝等，2017）。

新能源產業高質量發展是“穩”與“進”的新生動力

在全球能源結構轉型和環保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背景下，新能源汽車產業作為我國新興產業的代表，呈現出快速發展的態勢。政策的前瞻性引領和科技創新的推動，使得新能源汽車成為引領和保障我國經濟發展“穩中求進、以進促穩”的重要力量。數據顯示，2023年以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為代表的“新三樣”合計出口1.06萬億元，首次突破萬億元大關，同比增長29.9%。1～12月，蓄電池（含鋰電池）、汽車（含底盤）、汽車零部件、電工器材增速分別為23.4%、68.9%、8.1%和4.2%。其中，動力電池全球市場份額超60%、專利份額占74%，光伏組件產量連續16年位居全球首位，多晶硅、硅片、電池片、組件等產量產能的全球占比均達80%以上。其中，新能源汽車繼續保持快速增長態勢，產銷均突破900萬輛，市場占有率超過30%，成為引領全球汽車產業轉型的重要力量。從出口來看，2023年，我國汽車出口量達491萬輛，成為世界第一大汽車出口國。其中，新能源汽車出口120.3萬輛，同比增長77.6%。從新能源汽車行業崛起的歷程來看，既有“穩”也有“進”。

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崛起得益于政策的前瞻性引領。在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初期，由于新能源汽車業態本身還不成熟，配套設施不完備，消費者購買意愿也較低。為了大力發展新能源汽車產業，2009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汽車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首次提出大規模發展新能源汽車的目標。同時，為配合規劃，我國于同年啟動了“十城千輛”標志性計劃——通過國家財政補貼，計劃用3年左右時間，每年發展10個城市，每個城市推出1000輛新能源汽車，以推動行業快速成長。但由于新能源汽車技術尚不成熟，加之消費者的接受度較低，截至2012年底，僅有7個城市實現了這一目標。在吸取這一發展階段的教訓后，2012年我國及時調整新能源汽車的技術路線，國務院發布《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2012-2020年）》，以純電驅動為戰略取向，重點推進純電動汽車（BEV）和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PHEV），同時在政策層面進一步加大扶持力度。2013年之后，北京率先對新能源汽車的牌照給予優惠且不受限行管制。高額補貼疊加免購置稅等一系列推動措施，極大增強了消費者的購買意愿。與此同時，隨著補貼政策的不斷成熟，政策激勵導向逐步向以推動新能源汽車企業技術發展為目標細化完善，技術門檻逐年提高，有力促進了新能源汽車市場的優勝劣汰。2019年后，隨著新能源汽車產業的逐漸成熟，強刺激的政策逐步向“市場化導向”轉變。2020年12月31日，財政部、工業和信息化部、科技部、發展改革委聯合發布《關于進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財政補貼政策的通知》，要求2021年新能源汽車補貼標準在2020年基礎上退坡20％，公共交通領域退坡10％。補貼政策的退坡也使得我國新能源汽車行業發展目標由生存變為高質量發展，從順應補貼要求逐漸向市場端需求轉變，新能源汽車行業的競爭力不斷增強，對于中國經濟的支撐作用也不斷加大。

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崛起離不開國內大市場的支撐。從新能源汽車的國內銷量占比來看，國內市場一直是本土企業銷售的主要陣地。中汽協數據顯示，2023年新能源汽車在中國品牌的銷量占比為49.9%，中國生產的新能源汽車總量中自主品牌的占比達80.6%。從新能源汽車的市場滲透率來看，中美歐同為新能源汽車的主要消費市場，但中國的滲透率要遠高于美國和歐洲。2022年歐洲新能源車滲透率近24%，銷量超270萬輛，其中純電車銷量年增長率超過60%。美國新能源汽車市場由于傳統汽車需求相對強勢，雖然純電汽車銷量年增長率達27%，但新能源汽車的整體滲透率僅為6%，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國是目前最大的新能源汽車市場，貢獻了全球六成以上銷量，且仍保持高速增長。2023年，中國新能源汽車市場滲透率達到31.55%，領先全球。本土超大規模市場對于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撐作用。

新能源汽車行業的崛起推動中國自主可控產業鏈條的形成和突破。從產業鏈來看，新能源汽車以“三電”技術為核心，其技術范式與傳統汽車產業鏈條存在極大的差異，中國新能源汽車的蓬勃發展也推動著本土企業在發展自主可控的核心技術方面逐漸形成優勢。例如，從電池、電機和電控三方面核心技術來看，其中，競爭優勢最大的是電池，目前全球動力電池銷售前十的企業中，有一半以上來自中國。中國動力電池企業在全球市場的占有率超過六成，位居首位。此外，中國新能源汽車在智能化方面也逐步領先全球，如智能駕駛（輔助駕駛）、智能座艙（人機交互）等技術。目前在國內汽車市場，L1、L2級別的輔助駕駛滲透率持續提升，中國企業在智能駕駛技術方面的量產水平和迭代速度均展現出較強優勢。從產業鏈分布來看，新能源汽車的產業集群也在不斷成形，我國新能源汽車行業主要分布在東部地區、東南部地區、西南部地區以及南部地區。其中，以東部地區最為發達，伴隨其產業鏈條的深度和廣度不斷增大，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源泉。

區域協調發展是“穩”與“進”的內在驅動

自2000年以來，在東部率先發展的基礎上，我國陸續實施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戰略，形成了以“四大板塊”為基礎的區域協調發展框架布局。黨中央根據區域發展新形勢新任務，提出進一步完善“四大板塊”政策，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推動東北振興取得新突破，開創中部地區崛起新局面，支持東部地區率先實現現代化，力爭實現穩中求進。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區域發展相對差距持續縮小，中西部的平均發展速度整體高于東部地區，中部和西部地區生產總值占全國比重分別由2012年的21.3%、19.6%提高到2022年的22%、21%，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取得了可觀成績。此外，黨中央持續深化東西部協作和定點幫扶，不斷推動發展后勁不足地區形成更多增長源，致力于以進促穩。

實現我國經濟發展的“穩”與“進”，需要持續高質量推進區域重大戰略。近年來，黨中央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推動長江經濟帶、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在實踐中逐步形成了三大動力源地區和兩大流域生態經濟帶為重點的“3＋2”區域重大戰略格局。我國重大區域戰略取得歷史性成就，重大區域發展引領性不斷增強。2022年長江經濟帶和長三角生產總值占全國GDP比值分別高達46%和24%。與此同時，我國高標準高質量建設雄安新區，推進海洋經濟發展，穩中求進推進重大區域發展。此外，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穩”與“進”需要注重新區建設、釋放城市創新活力，堅持在進中促穩。黨中央著眼全國“一盤棋”，堅持系統觀念、守正創新，鼓勵各類型新區、開發區、試驗區先行先試，加快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截至2022年底，全國共有7個經濟特區、19個國家級新區、21個自貿試驗區、230家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19個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177家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12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5個國家級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此外，我國持續打好“藍天碧水凈土”保護戰，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不斷推動長江經濟帶、黃河流域的綠色可持續發展，推動美麗中國建設。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發生轉折性變化，長江干流連續3年全線達到Ⅱ類水質，實現了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取得階段性重要進展，能源保供和綠色發展水平持續提升。

實現我國經濟發展的“穩”與“進”，需要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促進城鄉協調發展。近年來，我國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不斷優化城鎮布局，加快推動城鄉融合發展，著力促進城鄉可持續協調發展。《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新型城鎮化發展強調在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同時注重加強新農村建設，并以城鎮綜合承載力為支撐，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和生態等多個方面的可持續協調發展。同時，新型城鎮化需要堅持“人的城鎮化”。在深入實施新型城鎮化的過程中，要堅持以人為本、平等互惠原則，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推動他們享有城鎮醫療、社保、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堅持穩中求進，逐步實現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高質量發展。新型城鎮化戰略實施以來，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由2006年的3.28逐年下降到2021年的2.50，城鄉協調發展取得階段性進展。

實現我國經濟發展的“穩”與“進”，需要全方面、多維度推進鄉村振興戰略。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要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通過城鄉融合替代二元結構，著力縮小城鄉發展水平差異，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破解“三農”問題，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融合的新型協調發展路徑，是當前中國破除城鄉經濟分割二元結構的重要戰略任務。這就需要以縣域發展為基本點，完善強農惠農政策，持續抓緊抓好農業生產，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助推城鄉協調發展。要大力推動縣域發展，逐步推進城鄉融合，爭取實現農民在家門口就業，在家門口享受現代生活的目標。以浙江省“千萬工程”為例，工程的實施造就了萬千美麗鄉村，造福了萬千農民群眾，促進了美麗生態、美麗經濟、美好生活的有機貫通，走出了美麗中國的科學路徑。應鼓勵縣域政府積極全面回顧浙江探索實踐歷程，系統總結浙江綠化村莊建設寶貴經驗，適時適地適宜學習運用，奮力譜寫鄉村振興的華麗篇章。

區域重大戰略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但是在實施過程中仍面臨不少新情況新問題。譬如，區域經濟發展分化態勢明顯、發展動力極化現象日益突出、東北地區發展相對滯后、少數農村地區發展動力不足等。如何實現區域重大戰略與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穩中求進和以進求穩，還有待國家和政府規劃引領、久久為功。

高水平對外開放是“穩”與“進”的外部條件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鞏固外貿外資基本盤。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既是新時代新征程的重要任務，也是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是更大范圍的對外開放、更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更加安全的對外開放，對于構建新發展格局、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科技自立自強具有重要意義。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穩步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需要以新發展格局為統領，以跨境經濟走廊建設和“一帶一路”機制化建設為新的驅動力，推動對外開放穩步發展，以全方位支持機制為支撐，保障對外開放高質量發展。

深化跨境經濟走廊建設，構建新型價值鏈和供應鏈。跨境經濟走廊是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支柱和區域經濟網絡的重要框架，深化跨境經濟走廊建設是推動高水平開放的發展驅動力和核心載體。跨境經濟走廊是全球供應鏈和價值鏈生產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建設成效決定著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成效。

一方面，在中美博弈升級的背景下，貿易保護主義與分離主義不斷蔓延，跨境經濟走廊建設應更加致力于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首先，依托跨國經濟走廊推動國內價值鏈和全球價值鏈對接，延伸走廊區域價值鏈，從發達國家主導的“中心-外圍”經濟格局轉化為以中國為樞紐的雙環流經濟模式，將跨境經濟走廊打造成鏈接國內國際的雙循環紐帶，實現高質量“引進來”和“走出去”（張輝等，2023）。其次，構筑完善與全球價值鏈并行的區域價值鏈，在全球價值鏈重構背景下，發揮以中國為樞紐的雙環流模式下的優勢互補效應，拓寬面向跨境經濟走廊各國的產能合作廣度和深度，加強國內價值鏈供應鏈與跨境經濟走廊對接。最后，建立區域協同創新共同體，推動國內創新鏈和走廊創新鏈“雙向融合”，增強國內經濟循環以及高水平對外開放的發展韌性，為走廊價值鏈供應鏈奠定新技術動能基礎。

另一方面，深化跨境經濟走廊建設需要以“命運共同體”為導向，堅持高標準的市場體系。重點圍繞跨境運輸通道完善產業協調布局，在原有價值鏈的基礎上，通過引入貿易投資便利化規則、自貿區協定等規則制度，整合對外開放平臺的經貿規則，優化協調跨境經濟走廊各國政策，促進市場和資源再次配置，推動區域價值鏈整體融合與創新，這也是推動開放型經濟實現良性循環的關鍵。

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機制化建設，促進規則標準“軟聯通”發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機制化建設是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內在要求，也是應對外部環境不確定性變化的必然要求。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既要基礎設施“硬聯通”，也需要規則標準“軟聯通”。

一方面，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作為國際平臺，開展國家層面的機制化建設，以制度型開放平臺引領高水平對外開放。一是優化共建“一帶一路”的供給格局，推動機制化合作從買方市場走向賣方市場，為相關國家參與共建“一帶一路”提供更為充足的發展動力。二是優化頂層管理機構，謀定“一帶一路”國際高峰合作論壇的定位和發展目標，基于各方利益交集深入探討產能合作側重點，從而更好引領“一帶一路”項目在空間層面的合理布局。

另一方面，以自由貿易網絡為基礎，促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機制化建設。自由貿易協定屬于制度性供給，反映了國家層面推行自由貿易合作發展的意愿，以雙邊或多邊的制度性協定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具有較大可行性。如在中國-東盟自貿區協定之下，將湄瀾合作、中南半島經濟走廊等合作協議和相關項目納入到自貿區的制度性合作框架中，從而實現區域貿易暢通。

完善全方位支持體系，保障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穩步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需要全方位的支持體系。基于高水平對外開放的發展導向，需要構建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國內支持體系，還需要包括相應的政府間合作支持機制。

首先，對于國內支持體系而言，需要進一步完善區域國別風險評估體系、投融資體系和債務可持續性保障機制。一是成立跨部門風險評估體系，建立區域投資安全預警機制，定期發布有關區域國別重要信息，引導企業提升防風險意識和能力。二是拓寬直接融資方式，建立和完善多元化、可持續、包容的“走出去”投融資體系，構建跨境金融服務網絡，實現多渠道融資。三是完善債務可持續性保障機制，借鑒世界銀行的債務可持續性分析框架，邀請第三方金融機構和國際機構對相關合作項目進行債務可持續性評估，根據債務風險等級進行針對性分類管理，進一步提高貿易投資相關合作項目的科學性。

其次，對于政府間合作支持機制而言，爭端解決機制是中國企業“走出去”最為重要的支撐和保障。一是建立健全磋商溝通機制，完善雙邊和多邊快速反應通道，探索具有針對性的爭端解決方式，提高爭端解決效率。二是借鑒國際爭端解決機制的做法，依托多邊機構建立爭端協調職能部門，基于公平公正原則解決相關商事糾紛，平等保護各方權益。

最后，提升系統性風險防控能力水平。加強中國與東道國之間的溝通對接，強化安全共同體意識，細化完善安全保障措施，加強貿易投資項目和人員的安全保障。引導企業落實好風險防控主體責任，增強風險防控意識和能力，規范海外經營行為，前置風險防控關口，做到“早發現、早預警、早防范”。

結語

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國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穩中求進、以進促穩”的發展思路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指導思想。這一思路強調了保持經濟穩定增長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辯證統一關系，要求在穩定的基礎上尋求進步，通過進步促進穩定。本文通過分析我國經濟在“穩中求進”的總體基調下取得的主要成就和面臨的主要挑戰，提出了一系列應對措施。首先，我國經濟在“穩中求進”的總體基調下實現了穩定增長和科技創新的雙輪驅動，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奠定了堅實基礎。其次，我國經濟在發展過程中面臨著一系列挑戰和問題，如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結構性矛盾的凸顯以及新發展階段的特殊要求等。最后，本文從多個視角提出了科學把握“穩中求進、以進促穩”的具體措施，包括高水平安全體系、新能源產業發展、區域協調發展、高水平對外開放等。總之，“穩”和“進”是相輔相成、辯證統一的關系，只有保持穩定的經濟環境，才能為企業提供更好的發展條件，增強企業信心，促進企業加大投資、擴大生產和提高效益，從而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只有通過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才能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強國家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因此，“進”是“穩”的目標和方向，只有不斷地推動進步和改革，才能適應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增強經濟的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專項“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首要任務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3JD20039；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院特別副研究員王桂軍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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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ic Choices for China's Economy to

Achieve "Stability" and "Progress"

Zhang Hui

Abstract: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bility" and "progress"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and solidly advanc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 high-level security system provides a guarantee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erves as the foundation for achieving both "stability" and "progres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nergy industry facilitate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upgrading,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serving as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stability" and "progress".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helps to address imbalanc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is an internal driver for achieving "stability" and "progress". High-level opening-up can enhance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serving as an external condition for "stability" and "progress". These four aspects mutually reinforce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collectively constituting a powerful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stability" and "progress", high-level security system, new energy,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high-level opening-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