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文經濟學根植于人文經濟實踐，是以人為本、關注經濟高質量發展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雙向互動的一門學說。人文經濟學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堅持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強調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具備鮮明的時代特征與文化主體性特征。人文經濟學賦能高質量發展在于從微觀層面理解個體行為決策，從中觀層面剖析產業發展規律，從宏觀層面指導政策制定評估。持續推動高質量發展，應豐富人文經濟學研究，深化數字技術應用，實現雙效統一，促進文明互鑒，加強公共文化服務。
【關鍵詞】人文經濟學 高質量發展 以人民為中心 時代特征 文化主體性
【中圖分類號】G0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4.004
【作者簡介】顧江，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導，文化和旅游部－南京大學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主任、南京大學長三角文化產業發展研究院院長。研究方向為文化產業經濟學、文化企業戰略經濟學和數字文化產業。主要著作有《長三角文化產業發展藍皮書》（已出版4部）、《文化產業研究》（已出版32輯）、《文化產業經濟學》等。
“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1]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很發達的地方，經濟照樣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這里面的人文經濟學。”[2]在高質量發展階段，人文經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成功案例。挖掘城市人文經濟的發展脈絡，研究其中的人文經濟學機理，不僅能從實踐層面為我國城市發展提供經驗參考，更能從理論層面為我國繼續推進高質量發展激發全新動能。
高質量發展階段人文經濟學的概念內涵
人文經濟學根植于人文經濟實踐，是以人為本、關注經濟高質量發展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雙向互動的一門學說，強調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是為人民服務，同時以人文精神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經濟發展不能僅僅看重GDP等單一指標的增長，而更應關注人的物質、精神層面的發展，主張經濟發展服務于人。一方面，以人為本是指經濟發展應以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經濟發展的目標不僅在于物質層面的生活富足，也在于精神層面的充實享受、生理層面的健康安全以及社會層面的安定和諧和公平公正，即全方位提升人的身體素質、文化素質、生活幸福感。另一方面，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是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充分考慮人的行為主體價值，充分發揮人文精神和人的主觀能動性，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層面全方位提升經濟發展水平。高質量發展階段，人文經濟學是研究經濟發展為人服務，經濟與文化相互賦能、耦合協調，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經濟學理論。
高質量發展階段，人文經濟學的內涵主要包括三部分內容。一是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中國經濟學的研究立場是以人民為中心，在高質量發展階段，人文經濟實踐的蓬勃發展和人文經濟學研究的持續推進更突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3]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根植于我國歷史文化傳承之中，有著深遠的歷史淵源。“仁者愛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古代思想無不反映對人的關懷和社會公正的關注，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立場。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決定了中華文明歷史性與現代性的統一。[4]這種統一性使得以人為本的理念在當代依然具有深遠的意義，為中國經濟學研究提供了獨特的文化基礎和文化視角。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同樣具有重要的經濟學意義。以人民為中心意味著不僅要關注經濟的規模和速度，更要關注人民的生活質量、社會公平和可持續發展，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置于經濟發展的核心位置。
二是堅持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隨著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升，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逐漸多元化，不僅包括基本的物質需求，還包括文化、教育、娛樂、健康等方面的需求，這使得社會對精神文明的追求日益凸顯。然而，現階段文化產品服務供給相對滯后，無法完全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領域的高層次需求，中高端供給不足。與之對應，物質產品和一般性服務供給盈余，因而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難以實現協調統一。同時，由于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文化傳統等存在差異，不同群體在收入水平、物質和精神滿足程度上存在差異，因而也易造成發展的不均衡、不協調，在客觀上增加了社會矛盾和不平等現象。人文經濟學以人為核心，關注人的個性、尊嚴和價值追求等精神需求，在此基礎上，認為社會發展應在經濟增長的同時考慮人的全面發展，即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此外，人文經濟學旨在推動物質和精神資源的配置均衡、分配公平，以確保每個人都有機會參與和享受社會主義現代文明的成果。
三是強調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兩個結合”鑄牢了道路根基，打開了創新空間，鞏固了文化主體性。[5]“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為人文經濟學的研究立場、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提供了科學指引。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設與改革的過程中，不僅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符合國情的發展道路，還強調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兩個結合”對當代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均發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人文經濟學強調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僅是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尊重，更是在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探尋優秀傳統文化與當代中國經濟現實情況相結合的可能性。從本質上來講，人文經濟學也屬于從中國實際出發，力求解決高質量發展階段現實問題的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高質量發展階段人文經濟學的現實特征
我國人文經濟學是在高質量發展階段，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根本遵循形成的創新理論，表現出鮮明的傳承性、連續性、時代性和創新性。人文經濟學根植于我國歷史文明，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理論基礎。“經濟”的本意為“經世濟民”或“經世濟用”，中國古代經濟觀念強調發展和保障民生，旨在治國安邦。中國古代人文經濟學實質上是政治與經濟高度結合的民本經濟思想。“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都體現了以民生為核心的中國古代民本經濟觀。其中，最核心的觀點是“富民”。《管子·牧民》中“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充分驗證了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表明人民物質生活水平提高是社會進步的重要前提。《論語》中針對“庶矣哉”（人口多）的現實情況，提出先“富之”、后“教之”的思路，《史記》中也強調“治國之道，富民為始”。
然而，無論是儒家的“庶富教”理論，還是法家的“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雖然其思想中均包含了“富民”“惠民”等經濟發展為人民服務的主張，但其發展民生的根本目的是維護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利益，存在明顯的歷史和階級局限性。“民本”的實現前提是“君本”，即只有在統治者“仁政”“輕徭薄賦”等情況下才能略微減輕其對勞動人民的剝削與壓迫，因而人民群眾的根本權益無法從制度層面得到充分保障。[6]1954年，新中國第一部憲法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被正式寫入憲法，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得以正式確立。而在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科學指引下，人文經濟學理念的提出也意味著其對中國傳統民本經濟思想的歷史性超越與升華。
我國當代人文經濟學具備鮮明的時代特征。我國經濟已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單一的經濟增長指標無法準確、全面地刻畫人民群眾的生活需求與生活質量。經濟發展更加注重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等各方面的協調統一，高質量發展內化為人文經濟、人文社會、人與自然三者深度耦合、協調一致的包容性發展，外化為經濟增長尊重人文價值、社會發展保障人民權益、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實現綠色發展，價值旨歸是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7]在高質量發展階段，基于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轉變的實際情況，要以習近平經濟思想和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引，深入開展人文經濟學理論研究，發展集數字經濟、共享經濟、開放經濟、綠色經濟等經濟形態于一體的中國特色人文經濟，以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促進質量變革，推動發展方式轉變，實現高質量發展。
在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國人文經濟學的另一個現實特征在于文化主體性的引入，強調文化因素對于個體經濟行為的塑造，這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一個獨特、全新的視角，同時也深化了對文化與經濟復雜性的理解。具體而言，人文經濟學的文化主體性可從人的主體性、研究主體性和經濟文化多樣性三方面理解。
人文經濟學強調人的主體性，致力于還原經濟活動的文化和人性維度。西方經濟學的“理性人”“經濟人”假說存在著根本性缺陷。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完全、不對稱，認知能力的局限以及時間和資源的限制等因素影響，人往往只能做到“有限理性”。另一方面，“經濟人”假設忽略了人的社會屬性對其經濟動機及行為方式的影響，當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不一致時，二者的博弈會影響人的預期與偏好，出現“囚徒困境”。[8]因而，在人文經濟學視域下解釋市場行為和制定經濟決策，必須充分考慮人的主體性。
人文經濟學強調研究主體性。科學研究并無國界之分，但研究者是有國別的，特別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不同程度存在意識形態滲透、文化入侵等風險。我國人文經濟學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一方面，應堅持人文經濟學研究的獨立性，在理論和實踐層面警惕意識形態滲透等外部因素對研究方向或結論的潛在影響；另一方面，應堅持人文經濟學研究的客觀性，即在解讀民族或個體經濟、文化行為時盡可能地客觀分析，避免由于研究者的主觀性造成過度解讀或誤導性研究結論。
人文經濟學研究強調經濟文化多樣性，尊重多元文化。不同國家或地區在資源稟賦、經濟結構、發展水平和產業布局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同時也存在多元文化差異導致的經濟差異。文化通過影響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9]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10]從宏觀層面，“文化是制度之母”，文化主要通過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制度（如法律體系等）進而影響其經濟；從微觀層面，文化主要通過影響經濟活動的主體——人的思想和行為方式進而影響經濟。
人文經濟學賦能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邏輯
在微觀層面，理解個體行為決策，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從微觀層面看，人文經濟學堅持以人為本，關注個人經濟行為與市場運行機制。人文經濟學強調人的全面發展，關注人的個體需求、價值觀、情感以及人與社會的互動。人文經濟學將文化因素納入分析框架中，有助于從微觀層面深入理解消費、儲蓄、投資等個體經濟決策，進而把握其需求和偏好，充分預測經濟活動中的個體選擇，便于制定科學合理的經濟政策。并且，人文經濟學主張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人文要素融入經濟發展過程中，賦予經濟活動以人文價值，從而全面提升人的素質和能力，最大限度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微觀經濟市場由作為經濟主體的人構成，人文經濟學從自然人和社會人兩個層面深入理解經濟活動與市場規律。在理解個體經濟行為的基礎上，以人文經濟學為指導優化市場機制的主要落腳點在于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此外，人文經濟學還關注企業社會責任，培育企業家精神。人文經濟學關注企業文化和價值觀念如何影響企業的經營決策，包括產品定位、市場營銷等。企業更加注重社會價值，打造核心文化品牌，既有助于建立可持續的商業發展模式，也有利于促進市場公平競爭。通過優質人文環境優化企業營商環境，倡導完善知識產權制度等措施來保障企業的良好運營，有利于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助推經濟高質量發展。
在中觀層面，剖析產業發展規律，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從中觀層面看，人文經濟學賦能高質量發展主要體現在產業組織優化、產業結構升級與發展方式轉變上。人文經濟學強調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地位，倡導建立以企業為中心的產業組織形式，通過加強企業自主創新和品牌建設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與市場地位，同時也重視企業與政府、學校、研究所等的合作，進而達到優化產業組織的目的。在產業結構方面，人文經濟學關注人文價值對產業發展路徑的影響，致力于實現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雙效統一。例如，通過推動文化與旅游、科技、金融等產業融合發展，形成全新的產業形態與經濟增長點，激發經濟發展動能。產業的融合發展有利于創新鏈完善和價值鏈塑造，推動產業結構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和人性化等方向發展。傳統產業借助產業融合實現產業轉型升級，促進商業模式和產品服務創新，持續推進提質增效。在發展方式轉變方面，人文經濟學堅持以人為本，倡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可持續發展，強調產業發展過程注重環境保護、資源節約和生態平衡，協調經濟、社會和環境等方面，綜合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推動實現更加普惠、更可持續的發展。同時，產業發展應注重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形成協同發展的良好格局，提升經濟發展的競爭力與可持續性。
在宏觀層面，指導政策制定評估，優化國家戰略與全球治理。從宏觀層面看，人文經濟學賦能高質量發展主要體現在制定更為全面、更具包容性的經濟政策，促使經濟發展更好地服務社會需求。在國家戰略上，人文經濟學側重于人本理念和文化自信。人文經濟學關注人的基本權益，主張實現包容性的經濟增長，促進資源的公平分配，縮小社會不平等，從而推動高質量發展。經濟高質量發展強調經濟增長過程中社會各階層與群體的參與程度和收益程度，而非僅僅是經濟總量的增長。應進一步推動個體機會均等化，從就業、薪酬等方面促進勞動市場公平，從公共服務、教育投入、收入分配等方面促進社會福利和保障均等化。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決策參與方式，確保各利益相關方都有機會參與到決策過程中，保障社會穩定和公平，促進經濟長期穩定與可持續增長。文化自信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體現，人文經濟學倡導將文化自信融入國家戰略中，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在現代化進程中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顯著提升中國的文化軟實力和國家形象。在對外開放和全球治理上，人文經濟學關注文化多樣性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影響，倡導深入研究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社會體制差異的文化根源，推動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進程，避免經濟摩擦、文化或政治沖突，促進全球經濟社會的和諧共處與合作共贏。同時，通過加強國際文化交流合作和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人文經濟學賦能高質量發展的實踐遵循
一是以科學理論為指導，豐富人文經濟學研究。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11]全面深化人文經濟學研究，賦能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是基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及高質量發展階段的人文經濟實踐，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人文經濟學學科體系，依托人文經濟的創新實踐和人文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在全球人文經濟學科領域擴大國際話語權。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著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習近平經濟思想和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引，從學科建設、校企合作、研究方法、研究團隊等方面豐富人文經濟學研究。搭建跨學科研究平臺，豐富人文經濟學理論體系。整合經濟學、社會學、文化學和心理學等不同領域的學術資源，基于多元視角共同探討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問題。建立政產學研溝通機制，加強實踐研究。深入企業、社區和基層單位，了解經濟發展的現實問題和人民真實需求。通過實踐導向的研究，為政府提供決策咨詢參考，為企業制定戰略規劃。整合研究方法，強化實證研究，通過案例分析、數據挖掘等手段，深入剖析人文要素如何影響經濟發展，為政策制定提供理論支撐。健全人才培養機制，培養人文經濟學領域核心人才。一方面拓寬人才培養渠道，加快創新人才引進。建立人才引進和激勵機制，提高對人文經濟領域人才的吸引力，優化高層次人才一站式服務保障，包括提供吸引人才的薪酬、福利和職業發展機會，落實高端人才的醫療衛生、子女教育等服務保障，為其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另一方面，建立文化經濟人才鏈培育機制，加強人才培育基地建設，制定人才培養目錄、培養目標，引入社會資本，打造人文經濟學所需的復合型人文、技術、管理人才創新培育鏈。
二是以數字技術為手段，賦能高質量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省蘇州市考察時指出：“蘇州在傳統與現代的結合上做得很好，不僅有歷史文化傳承，而且有高科技創新和高質量發展，代表未來的發展方向。”[12]應依托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結合人文內涵與特色，形成區域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產業發展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第一，加快文化新基建，奠定顛覆式創新基礎。圍繞算力、算法、算量等關鍵要素，推進我國算力產業集群建設，加快在數字文化產業領域的應用場景落地。完善國家文化資源數據庫、中華民族文化基因庫、國家文化產業專網、文化大數據云平臺等平臺建設，形成“端－邊－云－網－智”的數字文化產業基礎設施系統布局，促進全國范圍內文化產業基礎數據的互聯互通和統一管理。第二，深化文化與科技深度融合，創新文化生產方式。利用人工智能技術推薦個性化的文化活動和內容，或者通過虛擬現實技術來提供沉浸式的文化體驗，以文化與科技的融合來助推文化產業創新，實現文化與科技的互補發展。以云平臺、云計算中心為基礎，結合人工智能、大數據、虛擬現實／增強現實等技術，實現文化企業的高效協作和文化市場的一體化運作。通過5G技術的應用，打破地理區位限制和行政壁壘，促進文化產業跨地區合作，重點培育技術導向、創意導向、數字導向的文化產業發展模式，提高文化產品的生產效率和品質。第三，多措并舉助力可持續發展。加快生產流程數字化、智能化，推進產業規模化、集約化進程。應用工業互聯網、數字孿生等技術，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過程中的碳排放。基于區塊鏈技術建立透明、可追溯的綠色金融體系。基于區塊鏈的去中心化和不可篡改性，提高綠色投資的透明度，確保資金流向環保和可持續發展項目。
三是以人文內涵為核心，實現雙效統一。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為了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文經濟學以人為本，主張經濟發展的同時兼顧人文關懷，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效統一，促進經濟繁榮和社會文明的協同進步。第一，加強人文關懷和社會包容。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保障弱勢群體權益，促進社會公平與包容，使經濟增長惠及更廣泛的人群。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提升教育和醫療水平，確保經濟增長的成果普惠共享。設計經濟制度時，注重社會包容性，使得各階層都能夠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建立公正的稅收政策、社會福利制度，減少貧富差距，讓更多人從經濟增長中受益。第二，保護傳承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政府層面，將文化保護與傳承納入整體發展戰略，在經濟發展中注重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與傳承，在保護、傳承的基礎上合理開發利用文化資源，弘揚優秀傳統文化。通過制定相關政策鼓勵和推動文化產業國際化發展，促進本土文化在全球范圍的傳播。企業層面，要注重文化的傳承和創新，將社會責任融入企業發展戰略。引導企業組織開展文化活動、支持社會公益事業，為社會作出積極貢獻，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第三，在數字技術的發展中，注重其人文應用。數字技術的發展應服務于人的需求，弘揚人文關懷的理念。數字化不僅僅適用于提高效率和經濟產出，還應運用于文化傳承、教育普及、社會治理等方面。
四是以經濟、文化為紐帶，促進文明互鑒。促進文明互鑒是一個多層次、多維度的任務，應以人文經濟學為理論指導，綜合運用經濟、文化、外交等手段。第一，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基于多邊主義原則，強調共同利益和全球性挑戰的合作應對。通過制定戰略性合作計劃，尋找在國際事務中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深化合作的機會。推進我國本土企業的全球價值鏈攀升，提高我國核心競爭力從而掌握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推動國際規則的制定，確保本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利益得到更好的維護。積極參與推動全球治理機制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倡導多元參與和民主決策機制，確保各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平等地位，推進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第二，促進國際貿易與文化交流。剖析全球文化市場的需求和趨勢，基于跨境電子商務平臺，將本地文化產品推向國際市場。加強與國際友好城市的合作，從文化交流項目的設計、執行和評估等方面入手，實現更加有效的國際友城文化交流。優化營商環境，通過簡化審批流程、優化稅收政策、提供一站式服務等舉措吸引外資來華展業興業。第三，加強學術交流與國際化人才培養。加強學術交流與合作，增進對不同國家學術體系和思想文化的認識和了解，促進各國之間的學術交流和合作。通過聯合科研、學術研討等方式，推動學術領域的合作與發展，為文明互鑒提供更多的學術支持和智力支持。作為經濟活動、文化活動的重要主體，人才是促進文明互鑒的重要力量。支持青年交流與人才培養，促進各國之間的青年人才交流和合作。同時通過開展青年文化節、青年志愿者活動等方式，推動青年人才交流，為文明互鑒提供更多的人力資本支持。
五是以共享為目標，加強公共文化服務。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水平，實現文化發展成果全民共享，有助于更好地保障人民群眾的基本權益，提升人民幸福感和社會文明水平。第一，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制定明確的文化產業發展規劃，確保政府投入更有針對性，更好地服務于公眾需求。同時，建立政府投入的效益評估機制，對投入的各個方面進行全面評估，確保資源得到最大化利用。第二，完善公共文化服務設施網絡。進行全面的城鄉文化需求分析，通過科學的規劃和布局，確保公共文化服務設施滿足不同區域、不同群體的需求。推動公共文化服務設施發展，建設多功能、多層次的文化綜合體，以更好地滿足社會多元化的文化需求。第三，豐富公共文化服務內容。策劃系列文化活動，包括藝術表演、文化節慶等，提升公共文化服務的吸引力，吸引更多民眾參與。制定全民閱讀和科普宣傳計劃，借助文化服務推廣科學知識，提高公眾文化素養。第四，加強標準化和均等化建設。制定公共文化服務的標準和規范，確保各個服務環節都符合一定的標準，提高服務質量。在均等化的前提下，根據不同地區、不同群體的需求差異，提供差異化的公共文化服務。第五，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制定相關支持政策，包括稅收優惠、社會責任認證等，激勵企業和非營利組織參與公共文化服務，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共建格局。建立政府和社會組織的良好合作機制，確保社會參與有序、有效。
（本文系研究闡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AZD065）
注釋
[1]《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光明日報》，2023年3月6日，第1版。
[2][12]何聰、鄭海鷗、王偉健：《一座城，創新實踐人文經濟學》，《人民日報》，2023年9月8日，第3版。
[3]程霖、張申、陳旭東：《中國經濟學的探索：一個歷史考察》，《經濟研究》，2020年第9期。
[4][5]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
[6]葉坦、王昉：《對中國古代民本經濟觀的傳承與超越》，《人民日報》，2021年11月29日，第9版。
[7]洪銀興：《經濟發展的中國道路和習近平經濟思想的貢獻》，《經濟學動態》，2021年第12期。
[8][9][10]陳冬華等：《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學習貫徹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精神筆談》，《經濟研究》，2023年第7期。
[11]《習近平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 堅持黨的領導傳承紅色基因扎根中國大地 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新路》，《人民日報》，2022年4月26日，第1版。
Humanistic Economics Empower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Internal Logic and the Pathway to Follow
Gu Jiang
Abstract: Humanistic economics, a theory deeply rooted in the practice of Humanistic economy during stage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erves as a guiding framework. This theory emphasizes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holistic growth of individuals. Positioned at the forefront of human-centered values, humanistic economics advocates for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s. It integrates fundamental Marxist principles with the richn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mbodying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subjectivity. Humanistic economics facilitat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rough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At the micro level, it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s individual behavior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At the meso level, it analyzes the laws govern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t the macro level, it provides guidance for formulating and evaluating policies. To sustain and prope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t is imperative to augment the intersection of humanities and economics,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chieve the synergy of dual effects, foster cross-cultural learning, and fortify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Keywords: humanistic economic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eople-centered,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subjectivity
責 編∕韓 拓 美 編∕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