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層公共文化供給旨在滿足基層群眾精神文化需求，由政府、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等多方主體共同參與，提供文化活動、設施、產品與服務。基層公共文化供給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關鍵部分，也是實現文化普惠、促進文化繁榮的重要環節。在新時代背景下，基層公共文化供給應以普惠性、多樣性、創新性和可持續性為價值導向，直面基層文化供給錯位缺位現象、配套資金與服務內容供給受限、多方主體間合作治理的基礎不牢等挑戰，從把握基層文化需求走向、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強化財政保障機制、構建新型基層公共文化空間等四個向度開展優化實踐。

【關鍵詞】文化資源  文化供給  基層公共文化服務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在新時代的宏偉藍圖中，推動基層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不僅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題中應有之義，更是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由之路。2024年7月21日，《關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的說明》正式公布，明確了文化體制改革的方向，特別強調優化文化服務和文化產品供給機制、建立優質文化資源直達基層機制的重要性，為基層公共文化服務的創新發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基層公共文化供給是指以滿足基層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為導向，由政府、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等多方主體共同參與，旨在提供公共文化活動、文化設施、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的一系列行為和過程。它既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實現文化普惠、促進文化繁榮的關鍵環節。

回顧基層公共文化供給的發展歷程，從早期的政府主導、單一供給模式，到如今的政社合作、多樣化供給模式的探索，基層公共文化服務在供給主體、供給內容、供給方式等方面均取得了顯著進展。盡管政策導向清晰，實踐探索不斷，但基層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仍面臨諸多挑戰。在新時代背景下，這些挑戰具體表現為三大核心議題：一是如何構建一套高效、精準的優質文化資源直達基層機制，確保文化資源能夠迅速、準確地送達基層，實現高效配置；二是如何進一步優化文化產品供給機制，以適應人民群眾日益多樣化、個性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文化供給的精準度及滿意度；三是如何為廣大基層人民群眾提供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且可持續的公共文化服務，以保障人民群眾的文化權益，增進其文化福祉。基于此，本文以基層公共文化供給的價值導向為邏輯原點，探尋基層文化供給面臨的實踐困境，并結合未來的演進方向給出相應的優化策略。

“基層公共文化供給共同體”：打造基層公共文化供給新格局

自“十四五”規劃實施以來，國家頒布了一系列旨在規范與引導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政策法規，積極鼓勵社會力量、民間資本參與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和設施建設運營，強調通過合作共建，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格局，從而實現公共文化服務的均等化和普惠化。①國家對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理想愿景的勾勒，為基層公共文化供給搭建起系統的優化框架，即“政、市、社、民”多方供給的“大文化、大服務、大協同”結構。②在此結構中，各供給主體間的合作可形成多種組合，共同建立優質文化資源直達基層機制：其一，政府與市場、社會三方協同，通過公私合營、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等手段，創新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方式，由“主管主辦”轉向“管辦分離”與“以管促供”。其二，政府與社會組織協同，在政府的宏觀指導下，以提升文化供給效能為目標，依靠社會組織開展專業調研，不斷創新優化政策與制度供給。其三，政府下轄文化企事業單位間的協同，包括文化事業單位、咨詢機構、國有文藝院團等，通過整合資源、搭建平臺、發揮各自優勢，促進優質文化產品系統高效供給。其四，社會組織與文化企事業單位的協同，第三方社會組織結合社會文化發展趨勢、文化需求與供給現狀，為基層公共文化供給提供評價標準，以專業知識助力文化企事業單位生產文化產品與服務，共同提升公眾的文化體驗。由此，政府、社會、市場與第三方社會組織實現協同，各方凝聚力量并整合資源，構建“基層公共文化供給共同體”。

“基層公共文化供給共同體”為滿足基層群眾文化需求，在政府引導下展開合作，形成共同的價值基礎與文化服務的旨歸，主要包括以下內涵：一是文化服務的普惠性，即保障基層群眾能夠普遍、平等地享受到文化服務；二是文化服務的多樣性，提供豐富多樣的文化產品與服務，滿足不同群眾的文化需求；三是文化服務的創新性，促進文化服務的模式及內容創新，提升文化服務的吸引力與影響力；四是文化服務的可持續性，保障文化服務的長期穩定發展，形成良性循環的文化生態。為實現這一價值目標，亟須在橫向上培育并聯結多方供給主體，推動政府部門開展縱向的體制機制創新。資金資源的合理配置，則是推動基層公共文化供給體系發生改變的外部重要力量。唯有深化縱向改革，強化橫向聯結，不斷優化基層公共文化財政支出及保障結構，才能不斷構建起多方主體共同參與的高質量供給格局。

優化基層公共文化供給體系要進一步補齊公共文化服務的短板

隨著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戰略的深入實施，近年來，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取得顯著進展，但仍面臨基層文化供給動力不足、供給錯位缺位現象并行、配套資金與服務內容供給受限、主體間合作治理基礎不牢的問題。

公共文化供給決策與基層文化需求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供給缺位錯位現象。計劃經濟時期社會資源有限，為保證公共文化產品公平高效地供給，文化供給決策權集中于政府文化主管部門，公共文化產品及服務基本由國家統一配置。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升，文化需求日益多樣化，文化系統決策模式發生轉變，文化主管部門廣泛采納民意，優化公共文化供給。但受到供給計劃性與多樣文化需求變化速率不一等因素的影響，公共文化供給決策與基層文化需求仍存在供給缺位錯位的現象。文化要素沿行政結構向下配置，政府兼具供給者與生產者雙重角色，無法有效發揮市場及社會力量參與基層文化供給的作用，引發政府交易費用增長、資源空耗、機制失靈等問題，影響基層公共文化供給體系效率提升。③

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需求表達機制不暢是基層文化供給的另一問題。當前，我國人民群眾主要通過社區居委會、村委會、官方座談會、政府信箱等正式渠道、網絡社交平臺或基層服務組織等非正式渠道表達文化需求。在反饋實踐中，兩種表達渠道的作用有限，基層公共文化供給機制與基層文化內生機制之間缺乏互動，形成了服務錯位、表達缺失的循環。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同樣是文化需求表達的通道，但目前我國缺乏足夠數量科學、客觀、高效的第三方文化組織機構，且在短期內難以在全國范圍大規模推進建設，進一步造成監督反饋成本高且效率不足的局面。

資金資源配置不均導致基層文化供給內容受限。區別于私人產品或準公共產品，基層公共文化在充盈人民群眾日常生活、熏陶身心、提升精神境界的過程中，顯現出公共產品所特有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特征。自2005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公共服務均等化”原則以來，我國各公共服務領域以此為準繩不斷推進發展，201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強調“推進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進一步明確了公民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權利，而保障公民平等的文化權利而產生的一系列成本和支出，由公共財政承擔。近年來，黨和國家對基層公共文化服務給予高度重視，并在一系列政策推動下取得階段性成果，但受限于城鄉二元結構、東西部發展差距的現實情況，當前仍存在基層公共文化服務資金與資源配置不均衡、基層文化供給不均衡等現象，影響部分地區公共文化高質量供給，阻礙基層公共文化均等化進程。

在資金配套方面，國家不斷增強基層公共文化供給的財政投入，但欠發達地區建設起步晚，基礎較為薄弱，優質公共文化設施與服務內容仍主要集中在縣級行政區域之上，部分地區優質文化資源難以直達。同時，個別地方基層公共文化供給領域評價與監督不足，間接導致資源配置效率非最優化，引發資金使用的問題，包括經費使用及管理模式缺乏透明度、基層公共文化服務資金遭遇調撥或削減的情況、經費使用的明細記錄模糊不清、資金流向和使用效果難以有效追蹤和評估等方面。④在服務內容供給方面，引入市場機制供給公共文化服務自黨的十八大以來成為重要的政策方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和《關于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意見》等文件的出臺，為拓寬基層公共文化供給主體范圍提供了保障。但一些中西部地區文化市場發育不充分，政府向社會購買公共文化服務可供選擇的主體不足，加之部分欠發達地區政府財力有限，基層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起步晚、基礎薄弱，基層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在數量和質量方面均與發達地區存在較大差距。為進一步增強基層公共文化服務的均衡性和可及性，為人民群眾提供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公共文化服務，亟需從優化資金和資源配置、加強監督管理、促進市場發育等多方面入手，構建更加多樣、高效和透明的公共文化服務供給體系。

多方共建機制缺失導致基層文化供給效能不足。隨著《關于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意見》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的相繼出臺與實施，社會力量參與基層公共文化供給的功能定位逐漸明晰，形成多方社會治理力量并存的局面。在此背景下，基層公共文化領域面臨的問題不再是以政府作為單一供給主體如何開展行動，而是政府如何協調多方社會主體共同參與治理。

近年來文化事業單位、國有文化企業等公共文化服務核心供給主體雖積極參與到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中，但面臨力量薄弱、發展成熟度較低，在政策、資金和人才體系建設等方面高度依賴政府扶持的問題，仍不能適應日漸個性化、多樣化的基層文化供給實踐，這削弱了其作為供給單元的效能。橫向上看，圍繞基層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政府、社會、市場三方供給主體間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利益聯結機制。各主體在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及協作共治方面缺乏足夠的動力和約束，利益訴求和價值取向也有所不同，難以形成基層公共文化供給共同體。基層政府關注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及認同感、文化事業機構希望獲取經費支持，國有企業、私營企業注重經濟效益，各方推進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利益基礎不牢。各主體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機制，良性的多方主體溝通渠道尚未成型，在公共文化服務項目的規劃、實施和評估過程中存在信息不對稱、資源浪費和效率不高等問題，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基層公共文化供給體系的資源調動及配置能力。增強基層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主體間的協同合作，亟需構建起互利共贏的多方共建模式。

構建兼具普惠性、創新性、多樣性和可持續性的基層公共文化高質量供給體系

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基層公共文化服務的質量和效率，應當立足于基層公共文化供給的三大核心問題，從結構完善、功能優化與意義擴展等實踐向度出發，捕捉人民群眾文化需求走向、以文化需求為導向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強化財政保障，構建新型基層公共文化空間，從而構建起兼具普惠性、創新性、多樣性和可持續性的基層公共文化高質量供給體系。

洞察文化需求走向，健全需求表達與參與機制。精準掌握人民群眾文化需求，建立有效的基層公共文化需求表達與參與機制，是優化基層公共文化供給、實現文化普惠的關鍵所在。近年來，大數據、人工智能、5G技術的興起和發展，為精準識別人民群眾文化需求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通過捕捉不同群眾的公共文化服務需求，辨析個體間的共通性及差異性，為公共文化服務資源的合理分配及優化提升提供科學依據，確保決策過程的精準性和有效性。⑤建立有效的基層公共文化需求表達與參與機制，還需暢通基層公共文化需求表達機制，拓展群眾及第三方文化組織機構參與渠道，確保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能及時反饋，并影響到供給決策。這需要進一步加強基層民主制度建設，不斷培育人民群眾的文化參與能力，構建多樣化的需求表達平臺等。建立完善的監督機制，保障人民群眾的文化權益，將人民群眾對文化服務的滿意度作為績效考核的重要指標之一，進一步激發政府及社會各界在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中的積極性與創造力。

深化體制機制改革，釋放文化供給活力。近年來，我國逐漸從單一的行政主導模式向多方主體協同合作的治理模式轉變，體現出黨和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務供給領域對公益性與市場化關系的全新定位，以及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重視。伴隨著文化體制機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各級政府逐漸破除自上而下的管理邏輯，通過制度設計，引導社會力量與市場主體的生產并配置既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又滿足人民群眾價值偏好的文化產品及服務，不斷激發多方主體供給活力。第一，樹立以基層群眾文化需求為導向的改革理念。將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保障其文化權益作為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的出發點及落腳點，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文化繁榮并重。第二，構建由政府、市場和社會共同參與的多中心生產供給體系。在基層公共文化服務運行機制方面，明確各參與主體的角色定位與分工協作，通過內部生產、合同生產、特許經營等多種方式，形成合力，提升公共文化產品的供給效率與質量。第三，構建政府、市場、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協商和對話的多中心治理框架。調整以經濟發展為核心、政府為主導的行政模式，促使地方政府將工作重點轉向公共服務領域，打造以民眾需求為指引的服務型政府。在此基礎上，健全績效評估體系，將政績與基層公共文化服務建設成果掛鉤，提高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參與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更好地服務于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

強化財政保障機制，支持基層文化供給。公共文化財政的支撐力度與公共文化服務成效存在正相關關系。針對基層公共文化供給的資金配套問題，構建科學且合理的財政投入持續增長機制，著力提升資金使用效率，確保基層公共文化供給的有效優化。第一，轉變政府投入方式，拓寬投入來源渠道。鑒于各地財政狀況差異顯著，公共財政分配時優先向中西部公共文化設施薄弱地區傾斜。進一步鼓勵和引導社會捐贈等資金進入文化設施管理運營領域，實現公共文化服務資金來源的多樣化。第二，在制度設計方面，探索建立常態化的政府購買機制，并建立健全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的跟蹤與評估體系。通過政府購買服務這一法定渠道，鼓勵非營利性文化機構承擔文化傳承、文化創新等任務，激發文化創新活力。同時，通過政府采購、項目資助等手段，激勵各類文化機構、民營文化企業投身于基層公共文化產品與服務的供給之中，充分利用社會組織的專業優勢，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促使體制內公共文化機構提高經費使用效率。第三，建立以社會效益為導向的投入績效考核機制。堅持社會效益優先，不斷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加大群眾滿意度測評的應用力度，并將績效考核的結果與各級政府及文化事業單位的獎懲機制相融合，以形成考核與服務之間相互促進、互為動力的良性循環。第四，在明確基礎事權的前提下，科學劃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財權，確保財政支出既高效又無遺漏，同時還需充分考慮地方政府的財政承受能力，對財政困難地區給予適當補助，從而構建起科學、合理、穩定的中央與地方財政支持體系，為基層公共文化供給提供有力支撐。

整合優質文化資源，構建新型基層公共文化空間。新型基層公共文化空間覆蓋設施、內容、服務及產業等多個層面，塑造多維度、全方位、內涵豐富且主體清晰的基層文化形態，是群眾文化實踐的物質載體，依托于特定的物質基礎或者地形與建筑環境，與文化活動、文化主體和文化場所形成互動。在以新型基層公共文化空間為基礎供給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的過程中，基層文化資源從聚合到轉化，對基層文化的可持續發展具有良性影響，其“新”的優勢體現在資源整合能力，技術資源應用能力、社會資源聯動能力等三方面。

第一，設施資源整合方式新。公共文化設施作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物質基礎，其覆蓋率與使用率直接關聯到公共文化服務效能。構建基層創新型的公共文化空間，旨在推動單一文化設施建設模式向綜合性公共文化空間建設模式轉移。一方面，新型基層公共文化空間在擴充“資源總量”的基礎上，深入優化基層公共文化資源的分配，對影院、農家書屋、文化站等文化設施進行功能整合與空間重組，促進資源的高效配置；另一方面，新型基層公共文化空間文化休閑設施集成度高，與文化生活空間相銜接，提升基層群眾參與文化活動的便捷性，打造功能多樣、體驗豐富的基層公共文化空間，從而形成一個融宣傳教育、信息服務、科學傳播、文化休閑及體育健身等多種功能的綜合文化中心。

第二，技術資源應用能力新。在信息化時代背景下，基層公共文化空間積極融合5G通信、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資源，精準定位、響應廣大群眾的文化需求。在公共文化場館與基層群眾之間的聯系方面，基于物理空間構建的虛擬文化空間是信息的互動交流平臺，通過實現數據信息的平臺化整合，提升公共文化活動的參與度。同時，新型基層公共文化空間還積極踐行“互聯網+”理念，通過技術手段實現不同區域、不同地點之間的無縫對接，促進了城鄉優質文化資源的相互流通共享。在互聯互通的模式下，城鄉文化的相互借鑒與融合，進一步提升了基層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整體效能，為構建更加完善、高效的文化服務體系提供了有力支撐。

第三，社會資源聯結機制新。新型基層公共文化空間可分為物理空間、精神空間與社會空間。⑥在物理空間層面，實體的文化設施、活動場所及信息網絡基礎設施是文化活動開展、信息傳播與資源共享的物質基礎，為公眾提供了直接參與文化生活的平臺。在精神空間層面，新型基層公共文化空間承載著文化記憶、價值觀念與身份認同，通過舉辦各類文化活動、展覽、講座等，塑造并傳播著積極向上的文化氛圍，影響著居民的文化認知與審美取向。在社會空間層面，新型基層公共文化空間是多方主體參與文化治理、表達利益訴求與協商共治的重要場所。它們為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及居民等提供互動交流的平臺，促進文化政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制定與實施。三個維度相互支撐，積極推動相關政策制定，吸引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在此過程中，不斷強化意義聯結樞紐建設，共同構建包容、互動與高效的文化治理生態。

（作者為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導）

【注釋】

①李少惠、袁閣臣：《公共文化升級服務：價值、概念及生成邏輯》，《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6期，第105—117頁。

②徐望：《結構功能主義視閾下公共文化服務多元合力供給結構研究》，《理論月刊》，2022年第5期，第87—98頁。

③陳波、耿達：《城鎮化加速期我國農村文化建設：空心化、格式化與動力機制——來自27省(市、區)147個行政村的調查》，《中國軟科學》，2014年第7期，第77—91頁。

④耿達、傅才武：《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發展檢視與政策建議》，《湖湘論壇》，2016年第1期，第114—118頁。

⑤邵明華、劉鵬：《數字賦能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供給：價值意蘊、動力機制與路徑創新》，《圖書館論壇》，2023年第1期，第40—48頁。

⑥陳波、徐若藍：《傳統村落文化空間生產與價值生成——以二官寨為例》，《中國軟科學》，2022年第12期，第61—71頁。

責編/靳佳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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