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既表現為生產力層面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也表現為生產關系層面的經濟全球化調整。當前，國內國際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推動高質量發展過程中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依然突出。加快推動我國經濟轉型升級，需要充分利用超大規模市場的突出優勢，通過內部市場整合以形成經濟發展的合力。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將進一步推動區域協同發展，以強大市場力量引導生產要素在更大范圍內有序流動和合理集聚，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激發和增強社會活力，推動中國式現代化不斷向前發展。
關鍵詞:區域協同發展 體制改革 市場化機制 生產要素流動 全國統一大市場
【中圖分類號】F427 【文獻標識碼】A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營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
當前，全球經濟呈現出高成本、高利息、高風險和低增長率的“三高一低”新特點。以烏克蘭危機為代表的地緣政治沖突推高了大宗商品價格，同時部分發達國家基于產業鏈供應鏈韌性的考慮，推動產業鏈供應鏈不斷重組，經濟區域化趨勢愈發加強，這些因素共同推高了產品的制造成本，導致全球經濟增長勢頭減弱，不確定性升高。與此同時，以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學為代表的前沿科技創新進入密集活躍期，全球主要國家聚焦智能制造、綠色制造等領域展開激烈競爭，將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作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加快了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為世界經濟增長注入了新的動力。
以中國為代表的超大規模經濟體，具有法律體系統一、稅務體系統一、商業規則統一和語言文化統一的顯著特點，在科技創新方面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的優勢，有望在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占得先機。然而，在市場化改革進程中，由于市場機制尚未完全成熟，現有體制機制中的摩擦成本造成了區域間壁壘，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要素自由流動，也制約了資源向高效益地區集聚，從而影響了整體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破解這一發展難題，關鍵在于深化改革、優化機制，持續推動要素市場化配置。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重大理論突破，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深化和完善。這一理論突破不僅是對市場經濟規律認識的重大提升，也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引和行動指南。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這個主題，要求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提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明確了重點任務。因此，我們應進一步深化改革，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打造良好的體制和政策環境。通過市場化機制激發區域協同發展的內生動力，形成政府與市場多維互補的耦合模式。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強調了“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深水區”，經濟發展所依賴的內外部環境都在發生劇烈的變化，前期部分改革領域可以參照的范例逐漸不復存在，這就需要我們在尋找解決問題方法的模式上進行創新。一般而言，當經濟發展出現新問題新情況時，一些人會將其歸咎于缺乏有效的方法或之前依賴的方法失效，卻忽視了解決實際問題本身所具備的重要性。因此，在未來的經濟改革中，需要在攻克難題的過程中總結經驗并創新方法，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改革路徑。
回顧改革開放的發展史，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堅定不移探索和開拓改革道路，堅持深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相結合，成功實現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激發了高質量發展的活力和動力，開創了適合我國國情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以改革開放作為制度保障，以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指引，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從供給和需求兩側同時發力，在更高水平上實現經濟均衡，實現國家繁榮富強，是我國近幾十年來發展取得的重要經驗。
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則體系是現階段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長期以來各地實施以行政選擇和優惠政策為主的產業政策，在產業發展早期對于促進經濟增長和調整產業結構具有積極影響，但也存在直接干預市場和限制市場競爭的弊端。隨著經濟轉型向縱深發展，新經濟新產業新業態不斷涌現，它們所需要的資源不僅僅是稅收優惠等政策扶持，更重要的是良好的營商環境。例如，數字經濟領域的發展需要構建完善的數據跨境流通規則體系。若僅依賴稅收優惠政策來支持企業發展，可能會引發企業規模的無效率擴張，并伴隨著產能過剩的問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規范地方招商引資法規制度，嚴禁違法違規給予政策優惠行為”，這對于今后各地招商引資、產業升級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從長期發展視角來看，經濟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單純以產值和財政收入作為唯一評價標準。我國各省市在資源稟賦、技術基礎和營商環境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采用適合的策略能夠將區域間發展的差異轉變為經濟發展的動力。因此，我們要基于自身的基礎條件選擇適宜的產業和技術，利用超大規模市場的突出優勢，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將市場機制和政策引導進行深度結合，從優化營商環境的角度培育企業內生能力，通過營造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充分調動各類市場主體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積極性、主動性。
隨著科技創新進入“無人區”，未來的發展方向難以精準預測，我們能夠做的是，為有勇氣創新、有能力創新的企業家營造創新創業創造的良好生態，讓新技術、新業態、新企業不斷從高質量的“土壤”里 “冒出來”。以公共研發項目招標為例，招標部門可以考慮廣泛征求行業內科技人員和企業家的意見，將技術上可以進行拆分的重大科技項目拆分成多個細分環節和項目，通過降低研發項目申請的門檻來吸引中小型科技企業參與公共研發項目，形成大中小企業共同參與研發的公平競爭環境。
推動要素跨區域有序流動，形成錯位競爭的產業體系
當前，全球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顯著增加，我國經濟發展正面臨較大的壓力。全球產業鏈受到不確定因素的沖擊，發達國家逐漸加強對先進制造業的前瞻性布局和以技術封鎖為代表的產業競爭保護，與此同時，一些新興國家利用成本優勢，加速吸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導致產業分工進一步向技術端和成本端集中。鑒于此，需要加快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良性循環，推動供給側和需求側交替升級，實現經濟體系在更高水平達到均衡，從而激發市場主體擴大投資的積極性。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深刻洞察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趨勢，大力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在數字經濟、光伏太陽能、新能源汽車等領域實現換道超車，為新時代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我們已經具備了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堅實基礎，尤其是在人力儲備、應用場景、科技成果轉化應用等領域具有突出優勢。為了釋放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的潛在優勢，黨中央持續推進區域一體化建設，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經濟增長極，包括京津冀一體化、長三角一體化和粵港澳大灣區。它們作為我國重要的經濟增長極，集中了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為了進一步提升城市群競爭力，需要從城市群的高度實施產業優化布局，促進人才、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城市群內部有效流動，激勵各城市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激活市場經營主體的競爭活力。
以長三角科技資源共享服務平臺為例，該平臺是由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和安徽省有關部門聯合共建，致力于集聚長三角地區各類優質創新資源，采用政府管理與市場運營的雙輪驅動模式建立科技資源服務運營體系，打破長三角區域各省市的行政界限，促進跨區域創新資源的共享共用。打通了長三角地區的大科學裝置、儀器設備、國家級實驗室、工程中心、高新園區、服務機構、科研人才、科技政策等創新資源共享壁壘，逐漸形成“研發—技術—人才—市場—服務”的創新鏈條，降低信息搜尋成本，顯著地提高了創新資源配置效率。
當前，市場摩擦所產生的成本對要素在區域間的有序、順暢流動構成了阻礙，使得要素的市場價值難以得到充分實現，這一問題是改革過程中亟需關注的重點。具體而言，可從發展戰略、產業競爭以及產業承接三個維度進行觀察。
其一，錯位競爭的發展戰略體系有待進一步完善，因其可能削弱產業合作發展的基礎。目前，區域一體化內部的部分省市在發展規劃上沒有跳出地方要素稟賦和產業規劃的窠臼，一些毗鄰地區缺乏明確的產業定位和差異化發展方向，紛紛將相似的高端產業作為重點發展目標。例如，許多省市“十四五”規劃將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列為重點扶持產業，這種做法往往忽略了本地的比較優勢，導致不同地區在產業政策上出現了顯著的同質化傾向。這種現象使得區域產業鏈難以實現有效的銜接，資源和要素在區域內的流動也難以有序進行，從而削弱了區域內緊密的產業分工與協作關系。以數字經濟產業一體化發展為例，當前長三角數字經濟產業布局缺少總體規劃。數字經濟產業鏈龍頭企業往往將企業總部、研發中心和產業孵化放在上海，生產和加工制造放在長三角其它省市。然而，在長三角地區，還缺乏統一的數字經濟產業頂層設計規劃，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不同地區和不同行政層級之間為了吸引企業而進行的無序競爭。
其二，以政策洼地推動產業競爭，可能加劇產業同構化并抑制產業轉型升級。“十四五”期間，一些地區持續強化產業支持政策，涵蓋了稅收減免、土地使用權優惠、廠房建設支持，以及勞動力引進、財政補貼、獎勵機制等多方面措施。此外，還包括提供人才公寓、設立產業投資免息基金等“優惠”政策。然而，這些政策的實施卻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區域發展從“共贏”向“博弈”的轉變，進而引發了低水平重復建設、產業“同質化競爭”和企業日趨“候鳥化”等問題。部分企業在區域間利用財稅獎補套利，使得區域間關系在一些方面呈現競爭大于合作的態勢。
其三，大城市極化趨勢短期內很難扭轉，影響了產業梯度轉移的效果。在電子信息、生物醫藥、航空航天、節能環保等關鍵領域，其發展高度依賴于技術創新和人才資源，這些領域主要集中在創新資源豐富、產業基礎扎實的區域一體化核心地帶和中心城市。相比之下，中小城市在這些領域的發展上面臨較大挑戰，主要體現在產業轉移承接的配套能力較弱，尤其是產業鏈上下游服務企業的支持、物流配送、金融服務以及中介機構的功能配套等方面存在明顯缺陷。在承接產業轉移中，中小城市往往通過降低勞動力和資源等生產要素的成本來吸引投資，卻忽視了新承接產業與本地現有產業之間的銜接與融合，因此，其結果不僅不能形成對關聯產業的技術與價值溢出效應，反而可能導致新承接產業對本地原有產業產生明顯的擠出效應。
優化區域協同創新機制，共育國際一流創新生態
區域協同發展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緊扣一體化發展和高質量發展兩個關鍵詞，堅持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雙輪驅動，充分發揮協同發展進程中顯示出來的先發優勢、比較優勢、資源整合和綜合競爭優勢，持續強化區域協同、產業聯動、要素流通、資源共享、制度創新，打造國際一流的創新生態，成為我國新質生產力集聚示范區。
以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為例，上海獨特的區位優勢使其具有配置全球創新資源的潛力。通過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上海提升了科創策源能力，并在長三角區域協同創新進程中發揮著重要的輻射和帶動作用。然而，上海仍存在創新成果轉化的瓶頸制約，亟需破解。與此同時，長三角地區不僅集聚了豐富的創新資源，包括高端創新和產業平臺，為上?？苿撝行慕ㄔO提供強有力的創新支撐體系，而且江蘇的高端制造業、浙江的民營企業也正需要引進先進技術實現轉型升級?；谶@種互補性需求，長三角地區圍繞上海的科技創新戰略進行高端產業布局，各地區依據自身的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的相對優勢，在市場機制引導下逐步形成區域協同創新機制，推進上?？苿撝行慕ㄔO與長三角區域協同創新共同發展。
當前，區域協同創新是形成新發展格局的重要動力源，我們必須抓緊建立區域協同創新的體制機制，從而切實解決好推進區域協同創新的內在動力問題。長三角G60科創走廊建設是我國區域協同創新的典型案例，自2016年上海市松江區提出沿G60高速公路構建產城融合園區的發展規劃以來，該走廊經歷了從1.0版的單一城市（松江科技走廊）到2.0版的滬嘉杭一體化，再到3.0版的“一廊一核九城”（涵蓋松江、嘉興、杭州、金華、蘇州、湖州、宣城、蕪湖、合肥）的演變。這一過程充分體現了科創驅動、融合發展、區域一體化理念。
長三角G60科創走廊進入一系列國家重大戰略規劃之中，包括《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長三角G60科創走廊建設方案》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G60科創走廊具有統一規劃的空間布局，以科創建設為任務，以區域協同為目標，體現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
在我國各地區域協同創新發展實踐的基礎上，鑒于共育國際一流創新生態的目標愿景，當前我們必須重視集聚與疊加效應的平衡、立法保障的完善以及創新資源結構性優化等關鍵議題。
其一，區域協同創新的集聚和疊加效應有待加強。當前，區域一體化進程中各地區發展水平仍存在明顯差異，協同創新活動主要集中在經濟和技術發展水平相近的區域之間。特別是在欠發達地區，科技創新產業的交流與融合程度不夠深入，創新要素難以實現優化配置，創新資源無法充分共享，區域間創新協同不足，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區域創新效能的整體提升和創新資源的高效利用，影響了區域協同發展的整體推進。
其二，區域協同創新機制運行需進一步加強立法保障。目前，區域一體化相關政策的立法保障體系尚不完善，頂層設計與基層落實之間存在銜接不暢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創新政策的執行力和落地效果。同時，現有創新政策結構存在失衡，以綜合引導類政策為主，針對性強、操作性強的專項政策供給相對不足。更為重要的是，部分政策缺乏具體的配套實施細則和操作指南，政策執行的標準不統一、尺度不明確，這些問題都可能影響政策執行的整體效能，制約創新政策效果的充分發揮，不利于形成持續穩定的政策支持體系。
其三，科創資源結構需調整，以增強區域協同創新水平。當前科創資源呈現“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馬太效應發展態勢，擁有豐富科教資源的“科教名城”在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領域已形成顯著優勢，而其他地區則相對滯后，區域間創新要素配置不均衡的問題日益凸顯。特別是在一些關鍵領域，創新資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仍有較大提升空間。這主要體現在“政產學研金服用”各方協同機制尚不健全，各創新主體之間缺乏有效的利益聯結機制，協作互動不夠緊密，信息共享不夠通暢，區域產業鏈、創新鏈、生態鏈的深度融通和協同發展有待進一步加強。這種創新資源的結構性失衡不僅影響了區域創新能力的整體提升，也制約了區域協同發展的質量和效益。
針對一體化區域內的各省市存在的發展差距，應堅持“共同承擔公共服務成本、平衡合作發展和適度競爭、收益分享掛鉤成本負擔、制度型開放穩步推進”的發展要求，著重從補齊短板、拉長長板和鍛造新板等方面下功夫，聚焦高端產業錯位競爭發展和創新要素高效流動，通過縮小區域發展不平衡性來引導各地區加強產業和科技交流，從而形成更為緊密的協同推進新格局。在制定區域協同創新發展戰略規劃時，各地區應將區域聯動、長遠規劃與政策整合納入總體思路之中。
一是地區聯動。區域協同發展政策要統籌兼顧、多措并舉：既要充分發揮龍頭城市的引領帶動作用，強化中心城市在科技創新和高端產業發展中的示范引領，推動其在區域發展中發揮戰略支撐作用；又要著力加強區域內部高端要素資源的優化配置，構建政府有效管理與市場高效運營相結合的雙輪驅動發展模式。同時，不斷完善和夯實科技資源服務運營體系，建立健全跨區域科技資源共享共用機制，推動區域創新要素高效流動和優化組合，形成區域協同發展的強大合力。
二是長短兼顧。在推進區域協同發展進程中，堅持當前與長遠相結合：既要著力解決當前面臨的緊迫問題，又要高度關注中長期的結構性和趨勢性變化。在實施一體化政策時，科學研判和充分考慮其跨周期效應，審慎評估未來區域協同發展的經濟承受能力，確保政策的可持續性。特別是在經濟增速放緩階段，更要著眼長遠，前瞻性布局具有發展潛力的新興產業，培育壯大區域經濟發展的長期增長動能，為區域高質量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三是政策集成。區域協同發展政策要注重財政、貨幣與就業、產業、投資、消費、區域等政策的緊密配合，共同推動區域經濟穩定健康發展。尤其是避免區域內各省市、各部門政策的相互疊加與沖突，進而造成無謂的效率損失。同時，對于一體化區域內部進行政策創新，要給予“先行先試”權，賦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權，允許地方大膽探索，改革創新，在政策實踐取得成效后再進行復制推廣，從而惠及更廣泛的市場經營主體，充分發揮政策試驗的示范作用。
參考文獻略
【本文作者為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上海財經大學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責編：馮一帆／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