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有利于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等為代表的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不僅包含邊境自由開放規則，還涵蓋了一系列邊境后規則，涉及競爭中性、國有企業、知識產權保護、勞工環境保護、補貼、政府采購、監管一致性、透明度和反腐敗等方面。對標這些規則推動國內相關體制機制改革，將有助于營造與國際接軌的營商環境，進一步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形成商品和要素順暢流動的制度環境、經營主體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穩定、透明、可預期的政策環境。

規則標準對接是促進國內國際兩個市場聯通、產業鏈供應鏈深度融合的基礎支撐，也是推進高水平開放的必然要求。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涉及一系列高水平開放舉措，如，貨物貿易99%以上實現零關稅；服務貿易采用負面清單模式并設置棘輪機制，確保開放度“只進不退”；賦予外國投資者市場準入自由和國民待遇；等等。對接這些規則有序擴大我國商品市場、服務市場、資本市場、勞務市場開放，將為高質量“引進來”與高水平“走出去”提供制度支撐，從而為我國更大范圍拓展國際市場、更全面深度融入全球供應鏈體系、更高層次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提供發展空間。

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一個重要方面在于實現國內國際市場高效連接與資源要素供需匹配，更好以國際循環提升國內循環質量和水平。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的要求、原則，旨在最大限度消除貿易和投資領域的各種限制性壁壘和障礙，促進資金、人員、數據等要素跨境流動和高效配置，符合經濟全球化的客觀趨勢，同時也與我國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內在要求一致。如，提高原產地規則標準有利于提升區域供應鏈協作水平；數據跨境安全順暢流動以及消除在電子認證和電子簽名、無紙貿易、接入和使用互聯網開展電子商務方面的障礙等規則，體現了以數字技術為支撐、以數據為核心要素的數字經濟發展要求。這些規則為商品、服務和各類創新要素跨境順暢流動提供制度保障，有利于提升優質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不僅可以提升我國產品和服務質量、實現消費結構升級，更好滿足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環節的需要，而且有助于我國應對全球供應鏈在岸化、近岸化、友岸化趨勢，維護供應鏈安全，還能為優勢產能和技術、服務、標準“走出去”開辟更廣闊的國際市場。

總的來說，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既有利于我國與發展中經濟體之間構建普惠包容的發展合作新模式，也有利于與發達經濟體構筑互惠共贏的新型合作關系，將為深化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體系和參與區域治理平臺建設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必須主動對照相關規則、規制、管理、標準推進國內相關領域體制機制改革，以高水平對外開放營造一流營商環境，促進開放型經濟再上新臺階。

一是提升服務貿易開放水平。建立健全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擴大電信、醫療、教育、文化、互聯網、金融、專業服務、現代物流等服務貿易開放。如，擴大銀行保險領域外資金融機構經營范圍，在重點城市和自貿試驗區、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等平臺持續探索影視、演出等文化領域開放舉措，不斷改進外籍人士來華簽證便利化舉措。

二是推進數字貿易開放。推進跨境數據安全自由流動，加快完善行業重點數據清單、數據分類分級管理、安全評估等制度，提升商業數據跨境流動效率。加強數據跨境管理，促進研發數據安全有序流動，完善源代碼、數據資產、數字版權等數據知識產權保護以及個人隱私保護、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法律法規建設。推動建立數字領域國際合作機制，加強人工智能、大數據、跨境結算、移動支付等領域國際合作。

三是擴大貨物貿易開放力度。降低部分日用消費品、工業品、奢侈品、藥品等的進口關稅水平，推動貿易監管方式創新，持續推進貨物貿易便利化，完善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優化檢驗檢測檢疫流程，提高通關效率，推動綠色貿易發展。

四是深化外商投資管理體制改革。持續縮減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擴大服務業外資準入，消減合資、股比等限制措施。強化外商投資權益保護，完善外資企業投訴機制、國際爭端解決機制，建設涉外商事糾紛“一站式”解決平臺。完善事中事后監管體系，加強外商投資安全審查機制、信用體系建設。

五是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加強企業并購審查、行政壟斷審查，加大對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等的執法力度，確保各類經營主體平等使用各類生產要素和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加強政策制定透明度和執法透明度，落實好外資企業在政府采購、產業補貼、標準制定等方面的國民待遇。

六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對標CPTPP等規則中針對國有企業的商業考慮、競爭中性、透明度等要求，持續深化國有企業分類改革，健全市場化經營機制。深化電信、鐵路等重點領域競爭性環節市場化改革，加強對壟斷行為的有效監管。穩步推進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進一步激發國有企業內生活力。

（作者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