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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代教養對留守兒童心理健康和社會適應性的影響

【摘要】嚴格意義上的留守兒童大多處于隔代監護狀態。無論為單親教養還是隔代教養,留守兒童都面臨某些方面的發展挑戰,其中又以心理健康與社會適應方面的挑戰最為突出。隔代教養下的留守兒童同時面對親子隔離與隔代親合的正負面影響,其發展結果是多維和多樣的,除了心理韌性、社會適應能力的相對欠缺外,也可能發展出更為獨立的人格并減少心理抑郁風險。在傳統家庭功能削弱、社會流動程度加深的背景下,宜充分挖掘和發揮兒童主任制度的功能,以兒童主任為樞紐,鏈接政府、社會及社區資源,為留守兒童營造良好發展環境。

【關鍵詞】留守兒童 隔代教養 心理健康 社會適應 留守經歷 祖輩監護 【中圖分類號】C915 【文獻標識碼】A

留守兒童是我國大規模人口流動背景下,因城鄉戶籍及勞動力市場分割等因素而催生的社會群體。2016年2月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將留守兒童定義為“父母雙方外出務工或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無監護能力、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將單親監護及父母間斷性外出的兒童及高中學齡段的兒童排除在外。學界常用的留守兒童定義大多指向那些“單親或雙親外出半年以上的在老家生活的未成年人”。本文也將采用這一定義進行闡述分析。此外,值得說明的是,學界通常所稱的“留守兒童”大多默認為來自農村的留守兒童,只有在近十多年來才更多地將城鎮留守兒童納入研究范疇。考慮到本文引述的相關研究成果及本研究團隊所作的分析基本上圍繞農村留守兒童展開,如無特別說明,后文的“留守兒童”一般指來自農村的留守兒童。

留守兒童的監護教養情況以及留守經歷對兒童的影響

由于單親或雙親的外出,留守兒童處于非“雙親監護”的狀態。為便于分類,學界一般將留守兒童的監護類型劃分為“單親監護”(與父親或母親一方生活)、“祖輩監護”(與爺爺奶奶或外公外婆生活)、“親友監護”(與父母的親友生活)等類型。上述監護類型分別對應不同的教養模式,其中“祖輩監護”即對應“隔代教養”。

雖然不同時代、不同地方的數據存在差異,但一般而言,留守兒童以“單親監護”及“祖輩監護”居多。這與我國的文化傳統密不可分。按照“祖帶孫”“隔代親”的習俗,我國兒童養育中的父母缺位往往由祖輩填補,傳統上“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在生計變遷的過程中策略性地轉化為“父輩主外、祖輩主內”的隔代教養模式。有學者在綜合1%人口抽樣結果和幾項多地區調查的數據分析結果后發現,大約有半數留守兒童與父母一方(多為母親)一起生活,父母都外出的則多數由祖輩照料,只有少數被托付給親戚朋友或兄弟姐妹相互照料,另有極個別留守兒童自己獨立生活。①《中國兒童福利與保護政策報告2019》顯示,那些雙親外出的16歲以下農村留守兒童,有96%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隔代教養。筆者團隊利用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LDS2018)的數據所作的分析結果也大抵相似。由此可見,雙親外出的留守兒童基本上處于祖輩監護下的隔代教養狀態。因此,探討隔代教養與留守兒童發展的關系,是留守兒童問題研究中的一個突出議題。

留守經歷即曾經是留守兒童的經歷。綜合前人的調查發現及筆者團隊這些年來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結果,留守經歷對于兒童的影響是全方位的,涉及身體發育、認知發展、心理健康、社會適應等多個方面。由于父母外出務工經商帶來的經濟收益往往不抵親子分離造成的消極效應,這種影響總體上偏向于負面,且這種影響往往延伸到成年以后,甚至終其一生都難以磨滅。有研究指出,與非留守兒童相比,留守兒童抑郁、焦慮的風險和得分都更高②。2021年,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國民心理健康評估發展中心發布的《鄉村兒童心理健康調查報告》顯示,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風險更大,其抑郁檢出率為28.5%、過度焦慮檢出率為27.7%,均高于非留守兒童。學界對大學生、外來務工及其他勞動力的研究還進一步發現,曾經的留守經歷對于個體的心理健康有著長期的不良影響。

心理健康與社會適應密切相關。早期教養經歷通過作用于個體發育進程和關系發展進程,影響整個生命周期。對于留守兒童來說,非雙親照料的經歷也往往引發依戀關系、社會發展和社會適應之間的串聯效應和相互作用。例如,有研究發現,留守兒童的社會適應性低于非留守兒童,而且隨著留守時間的增加,他們的社會適應功能有進一步下滑的趨勢③。留守經歷可能導致個人在成年后的職場中表現出更為保守退讓的心理④。

隔代教養與留守兒童發展的研究現狀

隔代教養指主要由祖輩擔任監護人的狀態,留守經歷并不等同于隔代教養經歷,但對于雙親外出的留守兒童而言,兩者高度重合。因此,關于留守經歷對于留守兒童影響的探討,也在一定程度上與隔代教養相重疊。考慮到我國留守兒童大多處于單親監護或祖輩監護狀態,本文主要基于這兩種監護狀態下的留守兒童對比及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的對比作相應分析。

縱覽已有的關于留守經歷對于兒童影響的研究,主要采用了兩種比較框架。一是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的對比,其中的非留守兒童包括流動兒童、返鄉兒童、從未流動過的兒童等。二是不同類型留守兒童的對比,其中的類型劃分又有諸多口徑,包括雙親外出數量、監護類型、開始留守時間、留守所處人生階段、留守時長等。相關研究結論雖有抵牾之處,但大多認為越早開始留守、長期留守、雙親外出的留守兒童受到負面影響的可能性更大。具體到監護類型,多數研究認為,祖輩監護下的隔代教養對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和社會適應的負面影響更大,而單親監護產生的負面影響則相對較小甚至無影響。但也有研究認為,由祖輩監護和單親監護所產生的留守內部差異不大,對兒童產生不利影響的原因主要是留守經歷。當然,祖輩監護下的隔代教養也具有多方面的積極意義,其積極影響包括形成獨立、自主、尊老等優良品質。

關于祖輩監護下的隔代教養如何影響留守兒童的發展,已有眾多實證研究和理論分析。一般認為,祖輩對孫輩的隔代教養是農村留守家庭可以獲得的最重要的社會支持,這種支持往往呈現“重養輕教”的特征,但也會使得隔代互動變得更加頻繁,形成緊密的情感聯結,即隔代親合。其中孫輩能夠感受到祖輩的“愛”,這種積極情感體驗可以為留守兒童提供穩定的依戀客體,但祖輩也會帶給孫輩一些“煩”的消極情感體驗,從而不利于孫輩的健康成長。其中的影響機制,依戀理論、壓力理論及親代社會化理論等已各有闡述。依戀理論認為,由雙親共同監護養育最有利于個體形成安全型依戀,而雙親一方或雙方外出都將影響留守兒童安全型依戀關系的形成,形成“情感真空”,進而影響心理健康。親代社會化理論進一步指出,與父母分離的孩子將因日常親子互動的減少而妨礙其社會化進程。對于隔代教養的留守兒童來說,由于祖孫代溝及“重養輕教”的存在,容易形成“引導真空”,進而影響其社會適應。

隔代教養對留守兒童心理健康的影響

由于測量工具、調查對象和抽樣方法各不相同,隔代教養對留守兒童心理健康影響的評價結果存在一定差異。當然,這種差異也在很大程度上與隔代教養的“雙刃劍效應”密切相關。一方面,祖輩可以為留守兒童提供無條件的關懷指導及物質精神方面的支持,從而提高孫輩的生活信心、生活滿意度和心理健康水平⑤。另一方面,由于一些祖輩對孫輩溺愛遷就,雙方缺乏思想層面的溝通,對留守兒童心理健康具有消極影響,且這種消極影響具有長期性,會延伸到留守兒童成年以后。來自父母的支持仍是留守兒童心理健康最直接的促進因素。

筆者團隊曾分別采用2010年外來工調查數據⑥及2018年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數據作了定量分析,發現無論是采用一般健康量表(GHQ-12)、流行病學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S-D)還是心理韌性來測量,其總體影響及不同監護類型的影響都具有一定差別。2010年外來工調查數據涉及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19個城市的2385名“80后”外來工,在傾向值匹配的基礎上分析了這些外來工的留守經歷對精神健康(以GHQ-12為測量工具)的影響,發現在學前、小學或初中的某個階段有過留守經歷的“80后”農民工更有可能處于精神健康高危狀態。區分監護類型來看,留守期間的同輩監護經歷對外來工的精神健康有著相對顯著的調節作用,而祖輩監護、親友監護等的影響不那么顯著。由于同輩監護基本上是由未成年的哥哥姐姐照顧弟弟妹妹,這種結果也在情理之中。

考慮到上述結果是基于對部分地區外來工的調查數據所得,可能存在樣本偏差,筆者團隊也利用2018年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數據,同樣選取其中的“80后”群體作模型分析。該數據覆蓋28個省市的15歲—64歲勞動人口和64歲以上仍在工作的群體,共有4093個有效“80后”樣本進入分析。問卷采用了流行病學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S-D)的數據,這是測量心理健康的常用變量。考慮到心理健康是一個包含多維度信息的變量,利用三道題目⑦建構了“心理韌性”指標來反映另一層面的心理健康。分析結果表明,是否留守在抑郁的比例上的差異顯著。有留守經歷組的抑郁發生率為10.87%,遠高于非留守經歷組的6.37%,其中從學前階段就開始留守的個體被評定為抑郁的概率更是非留守個體的2倍多。從監護類型來看,不論是由單親監護,還是由祖輩監護,均會顯著增加個體成年后心理抑郁的可能性,不過單親監護的個體在成年后產生心理抑郁的可能性要高于祖輩監護的個體。在心理韌性上,有過留守經歷的個體相對更差,但這一差異并不顯著。然而,留守時間越長,個體當前的心理韌性顯著更差。分監護類型來看,祖輩監護對個體成年后的心理韌性有顯著負面影響,而單親監護的影響則不顯著。

以上分析結果表明,留守經歷總體上對于兒童的心理健康發展具有偏向負面的影響。如果僅在留守兒童群體內部作比較,則祖輩監護的隔代教養對于留守兒童心理健康的影響并不完全是負面的。與單親監護相比,隔代教養有利于減少留守兒童心理抑郁的可能性,但卻不利于心理韌性的培養。這可能與普遍存在的祖輩對孫輩的溺愛、放任做法有關,因為較少受到監護人的約束,其心理受壓抑的可能性相對減少,但同時缺乏嚴格管束下的忍耐、吃苦和堅持等習慣的培養,從而導致心理韌性不足。

隔代教養對留守兒童社會適應的影響

社會適應指個體在與環境相互作用過程中達到人們期望的與其年齡和所處文化群體相適應的發展標準的程度,目前尚無公認統一的評估工具,研究者主要根據社會適應的“領域—功能”理論模型以及研究群體特點,對社會適應的結構內涵進行不同的操作界定⑧。以往相關測量涉及積極情緒、消極情緒與問題行為三個方面,也有學者選取抑郁、幸福感、問題行為與積極行為四個指標進行較全面的評估。一般認為,留守經歷對于社會適應的影響主要通過對認知水平、社交傾向、價值觀和心態等方面的沖擊發揮作用。一方面,父母外出尤其是從相對欠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的遷移,有助于見識的增長及價值觀念的嬗變,這些都可以通過言傳身教、社會資本的直接使用和轉介等方式作用于子女,有助于子女在父母的引導下開闊眼界和心胸,更樂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與價值理念,從而對社會適應具有積極作用。另一方面,與父母雙方或單方的親子分離,將直接影響留守兒童的安全型依戀的形成及正常的社會化進程,進而影響其社交技能、自我認知、性格傾向等,導致某些方面的社會適應能力不足。而諸多實證研究也已證明了留守經歷對于社會適應的負面作用,涉及抗壓能力弱、難以發展深入的社會關系、學習適應得分低、社交焦慮、社會適應能力整體偏低等。一些關注不同監護類型留守兒童的研究發現,隔代教養留守兒童的人際交往能力較差,容易產生社交退縮的現象⑨,對其生活技能、行為規范、生活目標等方面的社會化都會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

留守經歷的影響是持久而深遠的。筆者團隊使用CLDS 2018所作的數據分析表明,童年期留守對個體成年后的社會適應具有顯著負面效應,且隔代教養的負面影響更大。根據問卷提供的變量,分別以社會信任、社區融入為社會適應的測量指標作了定量分析。

首先是社會信任。社會信任包含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其中的特殊信任采用個體對親戚朋友、鄰居、同學、同鄉信任狀況的評價來測量,使用主成分法對這幾個題目作因子分析,其克朗巴哈系數為0.8356,使用最大方差法旋轉后,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一個公因子,該公因子可以解釋原有題目的66.34%,用于代表“特殊信任”。其中的普遍信任,使用“總的來說,您是否同意大多數人是可以信任的這種看法”這一題目來測量。兩個測量指標的數值都被轉化成0—10的得分并作了中心化處理。采用似不相關回歸模型(SUR)所作的分析發現,留守經歷對社會信任的影響存在“監護”效應,留守時由祖輩監護者,其特殊和一般信任均更低。無論是在學前、小學還是初中階段留守,祖輩監護對個體成年后的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均有顯著負面影響,單親監護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初中階段,且無論哪個階段,祖輩監護的負面影響都大于單親監護。

其次是社區融入。以被訪者對所在社區的熟悉度、信任度及鄰里互助程度為指標來測量其社會適應情況。結果顯示,有過童年期留守經歷的個體,其成年后對社區的熟悉度顯著更差、對社區居民的信任度顯著更低、鄰里間互助程度顯著更弱。進一步比較不同監護類型的留守經歷的影響,發現與留守時由單親監護者相比較,隔代教養的留守兒童在成年后的社會適應情況顯著更差。具體來看,不論是在學前、小學還是中學階段留守,祖輩監護均會對個體成年后的社會適應產生負面影響;而由單親監護的留守者,成年后社會適應受到的負面影響較小,僅有那些在小學或中學階段由單親監護者會在鄰里互助程度方面受到負面影響。

除了上述定量分析以外,曾經留守者的自我講述也可以為我們提供隔代教養對社會適應帶來負面影響的一些線索。祖輩隔代教養的留守兒童,由于父母雙方的離開,在很小的時候就會認為人際關系是不安全的、不值得的,這種對人際關系的感知會對他們與同伴互動的意愿和能力產生長期的負面影響。筆者訪談過的諸多有過留守經歷的成年人都表示,他們難以與父母建立良好的親子關系,對于應該如何為人處世以適應這個社會,也往往迷茫彷徨。正如一位被訪者所說的那樣,“有些同齡人早就從父母那里得到的經驗,我直到很晚才知道。我很沒有自信,在人際交往方面有一點困難,就是有些事沒人教你,只能自己看著學,但心里總沒什么底氣”。

隔代教養留守兒童的社會支持策略

隔代教養在我國有著悠久歷史,也是留守兒童中常見的家庭教養模式。對于留守兒童來說,在父母都缺位的背景之下,由最親近的祖輩來照料是最自然也最愿意接受的選擇。但祖輩對待孫輩的隔代教養,也會面臨溺愛和寬容、價值理念滯后、教育能力不足、代溝較為突出等問題,對留守兒童的身心發展產生不良影響。綜合前人及筆者團隊的研究結果可見,與單親監護相比,祖輩監護下的隔代教養對留守兒童產生的負面影響更大。雖然隔代教養有利于減少留守兒童心理抑郁的可能性,但在心理韌性培養及社會適應能力培養等方面都處于明顯劣勢。這說明,雖然單親監護意味著核心家庭結構被拆分,但父母一方尤其是母親一方在家的監護模式仍可以為留守兒童提供較好的生活照料和關心撫育,滿足留守兒童對親密感和聯結感的需要。而祖輩監護下的隔代教養卻可能使留守兒童面臨更多的發展挑戰。

如何應對隔代教養為留守兒童發展帶來的這些挑戰,前人已作過多方面的探討,提出了包括借助家校互動優化祖輩教養方式、提升隔代親合質量、完善農村社會支持體系、父母祖輩勤溝通、教師學校多關懷、充分發揮短視頻APP對留守兒童社會化的積極作用等在內的多種主張。不過,說易行難,要將學者們提出的對策建議落實為行動,還需要找到可持續、有保障、能見效的抓手。改進提升現已在全國基層社區鋪開的兒童主任制度,做實做好兒童福利服務,為留守兒童及所有兒童營造良好的發展生態系統,將是一個比較可行的路徑。

兒童主任制度肇始于2010年的“中國兒童福利示范項目”。2019年,民政部等十部門印發《關于進一步健全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關愛服務體系的意見》,明確了兒童主任的工作職責。在各社區設立兒童主任,負責收集村居社區所有兒童信息,對不同類型兒童進行分類建檔,并開展后續的針對性服務,以確保所有兒童都能獲得必要的關愛保護。其宗旨是為兒童尤其是困境兒童提供制度化保護。而在廣大農村,留守兒童是最為主要的困境兒童,本文聚焦的隔代教養留守兒童,則又是留守兒童中需要特別關注的人群。《2023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23年底,全國共有兒童主任58.2萬人。雖然兒童主任制度在實施中面臨執行碎片化等現實困境,但由于其覆蓋全面、嵌入基層、親近兒童等特點,依然是我國可以依靠的重要制度性力量。倘若今后能從專業賦能、技術賦能、職業賦能等方面入手,對現行的兒童主任制度改進提升,為廣大留守兒童尤其是處于隔代教養下的留守兒童提供制度化的社會支持,將在一定程度上消減隔代教養對個體心理健康及社會適應帶來的不利影響。社會支持可以減輕個體的心理應激反應、緩解精神緊張狀態、提高社會適應能力。兒童主任制度的有效實施,既可以通過鏈接資源、日常探訪、家庭指導及平臺服務,為隔代教養的留守兒童提供客觀實際的支持,還可以通過宣傳倡導、空間營造和集體活動等,讓他們感到在社會中被關注、被理解、被支持,提供主觀的、能被體驗到的情緒上的支持。

外出務工或許可以改善家庭的經濟狀況,提高留守兒童的物質生活水平,但父母外出務工,尤其是父母同時外出務工、在孩子年幼階段外出及超長時間的外出會對孩子的成長發展造成難以彌補和消除的傷害。對此,家庭、社區、學校和政府需各自從不同的層面采取行動。對于家庭而言,當外出務工不可避免時,父母宜在情況允許的條件下盡可能單親外出、晚外出和短外出,以避免交由祖輩監護的隔代教養及過早和過長地處于隔代教養狀態的諸多負面影響。對于社區而言,要貫徹落實兒童主任制度的各項任務,做好日常性的兒童信息監測、親子教育指導、兒童活動組織及公共空間管理服務等工作。對于學校而言,需重點針對在校的由祖輩監護的留守兒童開展心理韌性及社會適應等方面的教育和引導。對于政府而言,則需要進一步改進社會福利政策、城鄉發展規劃等,減少農村家庭的“離散化”現象,從根源上減少隔代教養留守兒童的數量。

(作者為浙江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浙江大學社會調查研究中心副主任)

【注釋】

①譚深:《中國農村留守兒童研究述評》,《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1期。

②Gracia Fellmeth, Kelly Rose-Clarke,et al, Health Impacts of Parental Migration on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Lancet,2018 Dec 15,392(10164):2567-2582.

③郝振、崔麗娟:《自尊和心理控制源對留守兒童社會適應的影響研究》,《心理科學》,2007年第5期。

④劉志軍:《能力還是心理?——對留守經歷長期影響的一項實證檢驗》,《浙江社會科學》,2021年第3期。

⑤盧富榮、宋煜靜等:《隔代教育對孫輩和祖輩的影響:雙刃劍效應》,《心理科學進展》,2020年第10期。

⑥劉林平等:《勞動權益與精神健康——基于對長三角和珠三角外來工的問卷調查》,《社會學研究》,2011年第4期。

⑦這三道題目是:a.就算身體有點不舒服,或者有其他理由可以休息,我也會努力完成每日應該做的事(包括所有工作、學業及日常生活事務等);b.就算是我不喜歡的事,我也會盡全力去做(包括所有工作、學業及日常生活事務等);c.就算一件事需要花好長時間才能有結果,我仍然會不斷地盡力去做。每道題的選項從1到4,表示同意程度逐漸增強。通過主成分因子分析的方式,提取了一個表征“心理韌性”的因子。

⑧劉文、于增艷、林丹華:《新時代背景下留守兒童社會適應促進:特點、挑戰與應對》,《蘇州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1年第4期。

⑨江采玉、賈勇宏:《隔代撫育對農村留守兒童社會化的影響研究——基于中國教育追蹤調查2013—2014學年基線數據》,《云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22年第6期。

責編/趙橙涔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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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謝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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