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時代人文經濟學強調其在物質與精神、文明與文化、“第二個結合”和中國式現代化語境下的重要性。人文經濟學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發展，進一步探究了精神生產與物質生產之間如何實現平衡發展的路徑。人文經濟學是“第二個結合” 的生動體現，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實現了創新發展。人文經濟學以創新的人文動能開辟高質量發展的新范式，為中國式現代化指明了方向。

【關鍵詞】人文經濟學 中國式現代化 馬克思主義 精神文化 物質生產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3.004

【作者簡介】李向民，南京藝術學院黨委副書記、教授、博導，紫金文創研究院院長，江蘇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南藝基地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文化經濟學、人文經濟學、文化產業。主要著作有《精神經濟》《文化經濟學》《文化產業管理概論》《人文經濟學研究》等。

在學術語境下，對“人文經濟學”概念的探討，關鍵在于對“人文”內涵的精準把握。部分學者聚焦“人”的維度，強調以人為核心，關注人的需求、價值與全面發展；另一些學者則從“人民性”層面切入，將其視作共享發展理念在經濟領域的延伸與具象化表達；還有一些學者將目光投向“文”的要素，將人文經濟學與文化經濟學等同視之，側重于研究文化要素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與影響；更有學者提出，人文經濟學應加速向獨立的一級學科邁進，以構建更為系統、完備的學科體系。

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便已使用“文化經濟學”這一概念，并在《之江新語》中指出：“所謂文化經濟是對文化經濟化和經濟文化化的統稱，其實質是文化與經濟的交融互動、融合發展。”[1]這一觀點為后續相關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文經濟學”研究的指示，更多地體現為一種具有深遠政治意涵的話語表達，而非純粹的學術話語范疇。若僅局限于學術層面，尤其是僅從經濟學或文化產業單一視角進行解讀，無疑將偏離人文經濟學的本真意蘊與核心要義。從本質上講，人文經濟學是在物質與精神、文明與文化、“第二個結合”以及中國式現代化語境下應運而生的重要命題，其內涵豐富、外延寬廣，需從多維度、多層次進行深入剖析，方能精準把握其學術價值與實踐意義。

人文經濟學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發展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提出了“異化勞動”這一關鍵概念，旨在揭示私有制經濟體制下勞動者與其勞動產品以及勞動過程本身所呈現出的復雜關系，從而為剩余價值理論的構建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在馬克思的論述中，異化勞動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首先，勞動者與勞動活動相異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不再是一種勞動者自由自覺投身其中的活動，而是淪為一種被迫執行的強制性行為。勞動者無法自由支配自己的勞動，原本蘊含于勞動之中的樂趣與滿足感被痛苦所取代。其次，‌勞動者與自身的類本質相異化‌。自由自覺的勞動是人的類本質，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卻遭受了嚴重的異化。勞動不再是為了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與自我實現，而是淪為維持勞動者肉體生存的手段，人的類本質在這一過程中變成了異己的本質。再次，‌勞動者與自己的勞動產品相異化‌。勞動者生產的產品不再是為了滿足其自身的需求，而是完全變成資本家追逐利潤的工具。勞動者失去了對自己勞動產品的控制權，勞動產品在資本主義商品交換體系中淪為單純的交換媒介。最后，‌人與人相異化‌。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對立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異化關系，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關系不再是基于平等、合作的伙伴關系，而是一種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經濟關系。

通過對上述四重異化的深入剖析，馬克思深刻揭示了私有制條件下雇傭勞動的本質及其對人的異化影響。因而從一般勞動的角度而言，異化是對人的本質需要的背離與反動，具有強烈的批判性價值。此外，馬克思還專門對精神生產領域的勞動異化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明確指出，“人的類本質，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的精神的類能力，都變成了對人來說是異己的本質，變成了維持他的個人生存的手段”。[2]馬克思所說的“人的精神的類能力”，即是指人在精神領域所獨具的自由自在的創造性能力。然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這種創造性能力也遭受了異化，淪為了外在于人的、僅僅用于維持人生存的最基本的手段。馬克思進一步指出，“演員對觀眾說來，是藝術家，但是對自己的企業主說來，是生產工人”。[3]這一生動的例證深刻地揭示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即使是看似充滿藝術性與創造性的精神生產領域，也無法逃脫勞動異化的命運。

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之一法蘭克福學派進一步發展了文化異化理論。該學派認為，文化在所謂的“文化工業化”進程中加速異化。文化工業以一種異化的方式豐富了文化產品的內容和種類，也加速了文化生產和交換的進程。在這種情況下，文化生產不再以社會價值、精神價值為衡量標準，而是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受到資本的控制。阿多諾曾指出：“受制于人類消費行為的文化商品，都具有為他者存在的抽象性。但是，因為被迫迎合消費者的愛好，文化商品必然會欺騙消費者。”[4]19世紀的歐洲“文化史觀”主張理性是構成人類文化的核心要素，而文化發展則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其中所蘊含的唯心史觀與馬克思所秉持的唯物史觀相悖。因此，馬克思對“文化”概念的使用十分謹慎，更傾向于運用藝術、道德、精神、科學、宗教等概念展開論述。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提出了藝術發展與物質生產發展的不平衡關系，指出“物質生產的發展例如同藝術發展的不平衡關系”，“關于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仿佛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5]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對歐洲發展歷史的研究，指出在同一歷史時期，不同國家在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上存在不平衡關系。例如，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家在哲學領域可能處于領先地位，18世紀的法國相較于英國便是如此，后來的德國相較于英法兩國也是如此。從一個國家的歷史發展脈絡看，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之間同樣存在不平衡關系。以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為例，當時該地區出現了空前的藝術繁榮盛況，然而此后這種繁榮再未重現。

從全球視角審視當下，諸多歷史上經濟文化繁榮的地區或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逐漸落后于其他地區文明。諸如尼羅河畔的埃及、兩河流域的巴比倫，以及印度和希臘等文明古國，這些曾經輝煌一時的文明，如今在經濟發展上相對滯后。與此同時，曾經被視為“蠻族”的國家，如德國、英國、法國等，以及立國僅200多年的新大陸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卻已然成為當今世界上的發達國家。從國內視角看，眾多曾經輝煌的歷史文化名城在經濟排行榜上鮮少露面，而上海、天津、青島、深圳等新興城市卻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新銳力量。在這樣的背景下，蘇州、杭州等江南城市顯得格外引人矚目。蘇杭地處江南福地，自古便享有“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美譽，從唐宋時期起，這里一直是人文薈萃、經濟繁榮的重鎮。更為關鍵的是，歷經千年滄桑巨變，這一地區始終保持著相對穩定的繁榮態勢，沒有像中原地區的歷史名城那樣逐漸走向衰落，甚至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一直是全國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地區之一。

2023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杭都是在經濟發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發達的地方，經濟照樣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這里面的人文經濟學。”[6]人文經濟學的提出，彰顯了習近平總書記深邃的思考與洞察力。這一命題不僅是對馬克思關于精神生產與物質生產存在不平衡性話題的延續與深化，更是對精神生產與物質生產之間如何實現平衡發展的進一步探究與拓展。馬克思曾指出：“在再生產的行為本身中，不但客觀條件改變著……而且生產者也改變著，他煉出新的品質，通過生產而發展和改造著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觀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語言。”[7]換言之，人文經濟的發展不僅生產出更多物質產品，也在塑造生產者本身。不同的生產方式孕育出不同的生產者特質，文化不僅是生產要素之一，也在改變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恩格斯曾將文化與自由緊密聯系起來，指出：“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8]這正是人文經濟學的核心宗旨，即勞動不僅是生產物質的手段，更是勞動者自身成長與發展的必要途徑。

人文經濟學是“第二個結合”的生動體現

2014年2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深刻指出：“要認真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9]“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這六個方面，正是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總結提煉出的精髓要義，亦是中華人文精神、中華文明最突出的內涵。人文經濟學正是將這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與現代經濟發展相結合的理論創新，體現了“第二個結合”的深刻內涵。2022年10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黨的二十大廣西代表團討論時強調：“隨著改革開放一路走過來，隨著正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社會主義道路的建立，隨著我們在實踐中真正證明這條道路是正確的，文化自信隨之而來”，“中國走上這條道路，跟中國文化密不可分，我們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它內在的基因密碼就在這里，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基因。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理直氣壯、很自豪地去做這件事，去挖掘、去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10]從這一意義層面而言，人文經濟學正是將人文精神應用于經濟發展之中的理論創新，是“第二個結合”在經濟領域的生動體現，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經濟領域的具體體現。人文經濟學也是習近平文化思想與習近平經濟思想的交匯點，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在經濟領域的理論創新。從本質上講，人文經濟學闡述了物質與精神相互轉化的辯證關系。具體而言，人文經濟學旨在借助獨特的中華人文精神來引領和推動經濟發展。

西方經濟學以“經濟人假設”為基礎，即假定人的思考和行為皆具有目標理性，其唯一追求的經濟利益便是物質性補償的最大化。亞當·斯密曾言：“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對他們有好處。”[11]此后，西尼耳定量地確立了個人經濟利益最大化公理，約翰·穆勒在此基礎上總結出“經濟人假設”，最后，帕累托將“經濟人”這一名詞正式引入經濟學領域。與“經濟人”相對的概念是“道德人”或“社會人”。盡管在《道德情操論》中，亞當·斯密似乎更傾向于人類的共情與利他，但從其整個理論體系來看，西方經濟學仍然是建立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之上的。而中國傳統人文精神從價值觀層面強調“義利觀”，幾乎所有的“義利觀”都秉持了“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12]“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13]的文化傳統。《禮記·樂記》中提及：“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至于宋明理學衍生出的“存天理，滅人欲”則走向了極端。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倡導人們成為有益于他人和社會的“社會人”，注重社會秩序與道德規范。人文經濟學摒棄了單純追求物質利益的“經濟人假設”，轉而推崇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強調物質與精神的相互轉化和協調發展。

蘇州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僅得益于文化的力量，更得益于文明的力量。“崇文重教”是蘇州的顯著特征，成就了蘇州自古以來的文教昌盛，成為蘇州城市發展的重要支點；“善治良俗”塑造了蘇州人民自身的道德素養與倫理文明，營造了公正守信的營商環境；“務實創新”的精神追求推動著蘇州人形成獨具特色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家國情懷”則是千百年來蘇州人對國家的忠誠與擔當以及對社會和他人的責任意識，這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持續而強勁的動力，是文明的力量，更是蘇州高高飄揚的人文旗幟。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引領下，蘇州經濟形成了相對和諧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從而實現了持續繁榮。此種人文精神，實際上是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反作用的生動體現。不同于西方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明確其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其中暗含“人是社會的人”這一前提，所有的經濟活動都是對生產關系的顯性表達。因此，人文經濟學和文化經濟學有著本質的區別。如果說文化經濟學關注的是文化與經濟的互動關系，具體體現為文化經濟化與經濟文化化，那么人文經濟學則更多體現為精神文化對物質生產的反作用。此種人文精神實際上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動詮釋，亦是“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理念的生動體現。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14]

人文經濟學為中國式現代化指明了方向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15]這不僅揭示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本質特征，更是對百余年來中國歷代仁人志士探索民族自強道路經驗的深刻總結。中國式現代化具有深遠的全球意義。一方面，作為全球性大國和發展中國家，中國發展道路的選擇對世界格局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另一方面，中國也是全球較早思考現代化道路的國家之一。英國工業革命后，部分西方國家率先實現工業化，由此形成了工業國與農業國的發展格局。工業國常被視為文明、先進和發達的象征，而農業國則往往被貼上貧窮、愚昧和落后的標簽。由于資本主義的趨利性和擴張性，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一度成為全球殖民的主導力量，憑借堅船利炮在短時間內粗暴地打開了亞非拉國家和新大陸的大門，對原住民實施驅逐、殘害和奴役，將新大陸轉變為工業原料產地和工業品傾銷地，致使非工業國在殘酷的殖民統治下喪失了政治和經濟主權，甚至面臨著文化滅絕的嚴峻危機。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背景下，中國如何通過自立自強在經濟領域趕上先進國家，實現工業化與現代化，進而躋身強國之列成為關鍵問題。在此歷史語境下，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相繼開展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器物文明探索、學習西方政治制度的制度文明探索以及提倡民主和科學的思想文化探索，依次催生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這些救國自強的主張圍繞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展開，對于當時的世界來說，這種聲音是孤獨且微弱的。然而，這些經濟發展學說所蘊含的理論思考，經由張培剛先生博士論文《農業國的工業化》的發表，逐漸引起了世界的關注。一方面，這些思考精準地切中了發展中國家的時弊；另一方面，隨著亞非拉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蓬勃興起，人們迫切渴望找到迅速追趕發達工業國、實現現代化的有效路徑。在此背景下，發展經濟學成為二戰后的“顯學”，涌現出劉易斯、舒爾茨等多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可以說，發展經濟學理論是中國早期致力于現代化研究的經濟學者對世界現代化進程的重要貢獻。

在當今時代，中國正積極構建發展經濟學的現代版本。習近平總書記在擘畫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偉藍圖時，深入考量了中國當前的意識形態、國際形勢以及豐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涵，為中國式現代化指明了人文經濟學這一重要方向。人文經濟學是發展經濟學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背景下的具體體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理論支撐。從這一層面而言，人文經濟學并非僅僅是一個普通的學術領域，而是具有深遠意義的宏大的政治構思，將成為認識中國式現代化的一把鑰匙。不僅如此，人文經濟學亦可視為一種世界性的貢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僅是我們中國人思想和精神的內核，對解決人類問題也有重要價值”。[16]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技術深度融合，一方面能夠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探索與實踐提供有力支撐，另一方面也為推動全球現代化進程貢獻了獨具中國特色的智慧與方案。這一理念與傳統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模式存在顯著差異，開辟出一條具有東方特色的全新發展道路。

正如恩格斯所言，“文明是實踐的事情，是社會的素質”。[17]發展人文經濟并非簡單地發展文旅產業，而是推動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融合發展、良性互動。人文經濟的基礎并非單純的歷史文脈，而在于教化、教育和涵養。以蘇州的發展經驗為例，文明亦可被視為一種生產力。馬克思曾言，“一切生產力即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18]并把藝術、科學等文化因素包含在精神生產力之中。這樣一來，物質生產領域和精神生產領域就構成了社會兩大基本領域，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構成了社會發展的兩種基本動力，精神文化因而成為社會及其生產不可或缺的必然要素。因此，我們應深刻認識到人文經濟學中蘊含的價值內涵，將精神文明建設融入物質文明發展的全過程，充分挖掘和培育精神生產力，使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從而推動社會全面進步。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研究專項“大運河歷史文化研究”和蘇州市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人文經濟學’理論與蘇州實踐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24VWBN007、Z2023LX002）

注釋

[1]習近平：《之江新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2頁。

[2][1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97頁。

[3][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7、34頁。

[4]T. W. Adorno, Aesthetic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Kegan & Paul, 1984, p. 25.

[6]何聰、鄭海鷗、王偉健：《一座城，創新實踐人文經濟學》，《人民日報》，2023年9月8日，第1版。

[7][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94、173頁。

[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0頁。

[9]黃玥、董博婷、齊琪：《著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系列述評之六》，2024年1月29日，http://www.ncha.gov.cn/art/2024/1/29/art_1027_186797.html。

[10]杜尚澤：《“就是要理直氣壯、很自豪地去做這件事”》，《人民日報》，2022年10月19日，第1版。

[11]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3頁。

[12]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第六十九》，引先秦《六韜引諺》。

[13]戴圣：《禮記·禮運篇》。

[14]《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論述綜述（2020—2021）》，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22年，第59頁。

[15]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1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14頁。

Humanistic Economic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Li Xiangmin

Abstract: New era humanistic economics emphasizes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xts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development,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the "second combination", an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umanistic economics represents a major advancement of Marxism, further exploring pathways to achieve 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spiritual production and material production. Humanistic economics is a vivid embodiment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integrat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achiev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By leveraging innovative humanistic momentum to pioneer a new paradigm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umanistic economics provides guidance for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humanistic economic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Marxism, spiritual culture, material production

責 編∕楊 柳 美 編∕周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