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隨著智能手機、移動端平臺及通訊技術的廣泛普及,網絡消費市場不斷擴大,網絡直播行業蓬勃發展,網絡主播群體迅速壯大。這一職業群體通過網絡平臺直播這一新穎的形式,不僅為大眾帶來了豐富多彩的娛樂內容,還逐漸發展成為推動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的全新力量。網絡主播們通過直播,不僅展現了個人才藝,還推動了“全民主播”的內容共創,形成了粉絲經濟與直播經濟等新興經營模式,極大地促進了互聯網直播銷售的繁榮。然而,面對信息技術快速迭代、網絡輿情復雜多變的全新形勢,網絡主播行業也面臨諸多風險與挑戰,如行業標準合規性不足、內容創作同質化嚴重、專業技能門檻偏低以及品牌保護意識薄弱等,亟需采取有效措施進行應對與改進。
【關鍵詞】網絡主播 職業 網絡直播 特點 風險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隨著智能手機、移動端平臺及通訊技術的廣泛普及,網絡消費市場不斷擴大,網絡直播行業蓬勃發展,網絡主播群體迅速壯大。2024年7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會同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統計局正式增設網絡主播為國家新職業,這標志著網絡主播的職業身份在“國家確定職業分類”上首次得以確立。
早期,網絡主播以互聯網平臺的表演者、主持人身份出現,主要是進行歌舞、游戲等即興表演,通過與網民互動交流獲得點贊、打賞和流量。時至今日,網絡主播行業內容更加豐富,不僅包括“網紅達人”的秀場才藝,還推動了“全民主播”的內容共創,并形成了粉絲經濟與直播經濟等新興經營模式,極大地促進了互聯網直播銷售的繁榮。第5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國網絡直播用戶規模達8.33億人,占網民整體的75.2%。
當前,網絡主播行業的發展呈現一些新特點。一方面,網絡主播打破了傳統主流媒體的內容生產邊界,使眾多普通網民也能成為網絡主播,以平民化、生活化、多元化的內容生態打破了傳統主流新聞輿論信息的傳播格局。另一方面,網絡主播行業的發展催生了豐富多彩的全新業態,通過線上線下場景的深度融合,打通臺前幕后的消費場域,促進數字平臺與實體產業的深度融合,拉動直播經濟的快速增長。然而,面對信息技術快速迭代、網絡輿情復雜多變的全新形勢,網絡主播行業也面臨諸多風險與挑戰,如行業標準合規性不足、內容創作同質化嚴重、專業技能門檻偏低以及品牌保護意識薄弱等,亟需采取有效措施進行應對與改進。
職業化、專業化發展:從“網絡紅人”到“網絡主播”
網絡主播是隨著互聯網技術變革創新產生的新興職業群體。從早期網站論壇的網絡寫手、博客微博的草根達人、社交媒體的“大V”博主,到因為某個事件或者行為而被網民關注的網紅,再到在互聯網節目或活動中參與策劃、編輯、錄制、制作、觀眾互動等工作并擔當主持工作的網絡主播,這些角色都是網絡技術和傳播平臺發展變遷的產物。可以說,網絡主播職業的發展主要是基于新媒介技術的變革而實現。
回溯互聯網的早期發展階段,2004年,網絡聊天室中便出現了游戲語音主播。2005年,隨著網速和帶寬的大幅提升以及個人電腦的廣泛普及,互聯網正式從圖文時代邁入視頻時代。在這一背景下,網絡聊天室開始使用視頻技術進行秀場直播。主播們憑借顏值、才藝等,通過視頻與網民進行互動,吸引用戶關注。同年,專注陌生人視頻交友的9158上線運營,標志著秀場直播雛形正式形成。2008年YY語音上線運營,2009年六間房上線運營,這些平臺通過打賞模式迅速積累了大量用戶、獲得了大額收入。2011年,YY語音推出視頻直播功能,完善了送禮物、打賞等互動功能,摸索出“主播—公會—平臺”聯動的直播營利模式。
2012年至2014年,秀場直播進入了快速發展期,形成了以9158、六間房和YY語音為代表的秀場直播“三巨頭”。直播平臺通過打賞模式創造了豐厚的利潤,吸引了酷狗繁星、酷我秀場、56秀、網易BOBO、炫舞、優酷來瘋、愛奇藝奇秀等眾多平臺攜資本加入,進一步加劇了市場競爭。2013年,游戲直播異軍突起,成為網絡直播領域的一股新勢力。《英雄聯盟》《魔獸爭霸》等在線協作游戲吸引了大批電競觀眾,斗魚、虎牙直播、熊貓直播等平臺順勢而為,打造了“網絡游戲直播”模式,并成功塑造了一批游戲領域的網紅。然而,一些網紅在享受流量紅利的同時,也因不當言論和低俗內容,經歷了“出現—爆紅—封禁”的生命周期。
隨著泛娛樂化的蔓延,網絡直播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2016年,網絡直播迎來井噴式發展,移動設備與直播成功接軌,虎牙、斗魚、映客等移動端直播平臺大量涌現,由真人秀直播、游戲直播為主導,逐漸轉向泛娛樂直播和“直播+”等更多的垂直細分領域。短視頻、全民直播熱潮使得視頻化生存成為普遍社會現象。移動直播APP數量呈現井噴式增長,上千家直播平臺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吸引大量用戶。與此同時,快手、抖音等短視頻平臺也迅速崛起。
2018年,直播技術的應用場景再度細分拓展。淘寶平臺推出的“網絡直播帶貨”模式成為行業新熱點,不僅展示了直播帶貨的巨大潛力,也推動了網絡主播職業向更加專業化、職業化的方向發展。2019年,網絡直播行業邁入成熟期,用戶規模大幅增長。然而,隨著行業的快速發展,直播電商的商品質量把關、主播銷售話術、公司運營監管等問題也逐漸凸顯。個別帶貨主播因偷逃稅被封禁等事件給行業敲響了警鐘,也促使網絡主播職業向更加規范化、專業化的方向發展。
進入2021年,“直播+”各行各業的融合態勢愈發顯著,網絡主播群體也更加豐富多樣,出現了知識主播、探店主播、戶外主播等。綜合來看,網絡直播突破了傳統時空限制,以無時不有、無處不在的特征融入億萬網民的生活之中,成為文化創新和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一方面,新晉“網紅”勢頭迅猛,具有強大的流量吸力,不斷塑造個人品牌影響力,帶動線下消費熱潮,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注入強勁活力。比如,2024年,“一個人帶火一座城”的現象在淄博、菏澤、開封等地相繼出現。另一方面,網絡主播“微名人化”趨勢明顯,各類垂直領域主播借助平臺多樣化和受眾細化,打造“人設”實現自我傳播的品牌變現。
內容視頻流、直播沉浸式、社會平臺化……視頻直播內容形態的多樣化催生了新型經營業態。在“人人皆可當主播”的時代背景下,廣大互聯網用戶兼具“產消者”的特征。他們在短視頻和直播平臺上表達自我、創作內容、引發共鳴,并在這個過程中實現價值變現。這一趨勢不斷降低技術準入門檻,提高消費便利性,最終推動了網絡主播職業化進程的加速發展。具體來看,網絡主播的工作任務包括直播前的腳本編寫、形象設計,直播過程中的網絡表演、節目制作,以及直播后的數據統計、分析優化等全鏈路環節,具有一套相對系統的工作流程,技術要求也逐漸提高。
需要指出的是,網絡直播通過品牌價值耦合、產業跨界融合發展,已經成為就業“蓄水池”。據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與民生研究院發布的《直播平臺就業價值報告(2023)》測算,截至2023年底,快手平臺帶動4022萬個就業機會。2024年7月24日,抖音電商發布《2024抖音電商達人成長報告》,指出2023年抖音電商新增帶貨達人528萬人。可以說,目前短視頻直播就業呈現出數字職業化、直播產業化、從業大眾化和就業規模化等特點,已經成為新時代就業市場的重要力量。
網絡主播職業發展面臨的挑戰
網絡主播是指基于互聯網平臺,通過直播、實時交流互動、上傳音視頻節目等形式發聲、出鏡,提供網絡表演、視聽信息服務的人員。“內容”是網絡主播的核心競爭力所在。只有產出高質量、有趣、有吸引力的內容,才能吸引和留住觀眾。然而,當前網絡主播普遍面臨“不可能三角”困境,即持續更新、高質量內容、合規化生產三者同時實現需要較高的職業化訓練。網絡主播在追求內容創新的同時,還要兼顧流量的維系。一方面,網絡主播需要不斷嘗試新的內容形式,以滿足觀眾日益多樣化的需求;另一方面,要確保內容的合規性,避免觸及道德和法律的紅線。這對于網絡主播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一是價值導向偏頗。網絡直播間是公共空間,頭部網絡主播作為公共人物,其言行舉止對社會具有重要影響。然而,個別主播為了追求娛樂化效果,忽略了對話題敏感性和潛在負面影響的把控,導致言論導向失衡。例如,某網紅博主在視頻中調侃青年就業社會現象,雖然制造了爭議和話題,但忽視了社會青年實際的就業壓力和系統性問題,缺乏對問題本質的理解與社會共情。這種過度娛樂化的傾向,不僅損害了網絡主播的形象,也引發了廣泛的社會爭議。還有個別主播為追求銷售額或流量,傾向于迎合部分觀眾的獵奇心理,而忽視了深層次內容或社會責任。總而言之,網絡主播作為新型“意見領袖”,其言行不僅影響著粉絲群體,甚至會影響整個社會的價值評判。
二是主體責任缺失。近年來,直播帶貨的投訴舉報數量不斷攀升,暴露出主播、平臺、行業三方面存在的問題。據統計,2023年,全國12315平臺接收網購投訴舉報1261.1萬件,占投訴舉報總量的56.1%,以直播電商為主的新興電商投訴舉報增幅明顯高于傳統電商平臺。首先,虛假宣傳、價保服務失靈等問題頻發。2024年11月,新京報貝殼財經聯合北京市消費者協會發布《“雙11”直播帶貨消費調查報告》指出,只有17.26%的受訪者沒有踩過“坑”,其中,商品質量成受訪者吐槽重災區,63.96%的受訪者遇到過商品質量差、貨不對板等問題。一些主播為了追求短期利益,不惜進行虛假宣傳、價保服務失靈等違法行為,嚴重損害了消費者權益。其次,平臺責任不可推卸。作為生態系統的管理者,平臺承擔了協調多方關系的關鍵角色,但現實中平臺往往更偏向大流量主播而非消費者權益,導致售后問題解決效率低下,消費者權益難以保障。最后,行業監管的前瞻性不足也是困擾產業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現有的治理方式往往集中于對個案的治理和后期懲戒,缺乏可持續性和前瞻性。制定符合新時代要求的監管政策,以保障產業健康有序發展,已經成為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三是行業標準不一。由于行業缺乏完善的監管制度以及統一的標準,網絡主播在工作中常常面臨收入不穩定、缺乏勞動保障等問題。首先,合作模式導致網絡主播與MCN機構的勞動關系模糊,無法界定為“勞動關系”。部分網絡主播簽訂的合同內容不清晰,甚至存在“霸王條款”,如高額違約金、不合理分成比例等。其次,部分網絡主播沒有納入社保體系,面臨醫療、養老等基本權益缺乏的風險,使他們容易成為風險承受力較低的勞動者,在面對意外情況或職業轉型時更加脆弱。最后,由于行業競爭激烈、職業發展缺乏保障等因素,導致網絡主播的職業周期相對較短。因此,如何在同質化的內容中脫穎而出,獲取長期穩定的發展機會,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
此外,網絡主播的身心健康問題不容忽視。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網絡表演(直播)分會聯合短視頻平臺發布的《網絡主播新職業發展報告》顯示,六成以上的職業網絡主播每周開播四天以上,每日開播的主播每天直播時長超過6小時的占比57.4%。一方面,一些網絡主播為了吸引眼球和獲取流量,可能會進行一些損害健康或極端、危險的直播活動,如“大胃王”吃播、戶外探險、極限運動等。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個別網絡主播受到機構、平臺壓力不得不進行高強度的直播工作,導致其出現身體透支、睡眠不足、慢性疾病等健康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影響了網絡主播的職業生涯,也對其個人生活造成了極大的困擾。
綜上所述,網絡主播在職業發展過程中面臨著諸多挑戰。為了推動行業的健康發展,應通過加強行業監管、規范勞動合同、完善社會保障機制等措施,推動行業標準化發展,為網絡主播提供更健康穩定的職業環境和發展路徑,進而推動整個行業的可持續發展。
網絡主播職業規范化發展的路徑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推動形成良好網絡生態。”不可否認,隨著網絡直播行業的蓬勃發展,一系列問題也隨之浮現,如直播內容低俗、主播行為失范、平臺審核不力、機構權責不清等。針對這些問題,國家相關部門近年來連續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和規章政策,及時采取行動。同時,短視頻和網絡直播平臺也在不斷加大監管力度。在此背景下,早期的直播公會逐漸從網絡主播自發的聯合組織,轉型為紅人經紀公司。新興的MCN機構為內容創作者提供了全新的服務模式,為直播營銷帶來了新的活力。直播公會、經紀公司和MCN機構處于直播產業鏈中游,是內容創作者和平臺之間的中介,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然而,這些變化也帶來了新的挑戰,如勞動關系認定、主播權益糾紛等問題。網絡綜合治理需要法、德、儀、禮并重,既要注重行政監管和行業處理,也要構建適應新時代要求的網絡禮儀和道德規范,營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網絡直播內容生態和網絡主播職業環境。
一是提升主播職業素養,構建網絡主播倫理規范體系。首先,網絡主播應加強個人的道德修養,塑造符合社會主流價值觀的正面形象,引導公眾向善向好。同時,網絡主播應不斷學習和提升自己的專業素養和技能水平,以增強內容的競爭力。這包括提升語言表達、互動能力、內容策劃等方面的技能,以及掌握最新的直播技術和工具。其次,直播公司、經紀公司和MCN機構應定期組織網絡主播參與職業道德培訓課程,可以邀請法律專家、行業資深人士為網絡主播講解相關法律法規、社會道德規范以及行業發展趨勢等知識,以提高網絡主播的法律意識與道德素養。最后,強化網絡主播的專業教育和職業培訓。隨著網絡主播的職業認定,應將市場策劃、品牌開發、產品開發、全媒體渠道推廣、直播與短視頻運營、新媒體運營、客戶開發與管理等職業教育課程逐步納入到大專院校的教育體系中,在網絡主播職業標準或評價規范中強化專業教育和職業能力要求,培養高素質的主播人才。
二是延長主播職業周期,推動直播創新與可持續發展。內容創新是網絡主播得以生存和發展的關鍵。網絡主播應積極探索新的直播主題與領域,緊密結合社會熱點、文化潮流、科技發展等要素,匠心打造具有獨特性、專業性與深度的直播內容。一方面,可以緊跟科技發展潮流,開展相關技術的科普直播、體驗直播等。比如,隨著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前沿技術的蓬勃發展,網絡主播可以嘗試利用相關技術進行直播,讓觀眾在直播中領略前沿科技的魅力與應用場景。這不僅有助于提升直播的吸引力和互動性,還能為觀眾帶來全新的視聽體驗。另一方面,可以緊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復興浪潮,開展傳統手工藝制作直播、古籍文化解讀直播等。這些直播內容不僅能夠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還能增強觀眾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比如,央視制作的《“字”從遇見你》系列短片,單集4分鐘至5分鐘,從一個漢字的變化和發展,講解《山海經》等古籍背后的歷史故事,受到了廣泛好評。
除了內容創新,主播和平臺還可以探索新的直播模式和生態。B站和抖音等平臺均允許主播進行聯合創作,網絡主播可以突破傳統的單人直播模式,嘗試開展多人合作直播,具有相似風格或創作主題的網絡主播可以進行聯動,共同開展主題直播,以豐富觀看體驗。利用跨平臺直播技術,網絡主播可以將直播內容同時推送在多個社交媒體平臺,獲取更多流量并提高直播效率。此外,線上主播可以聯動線下資源,利用本土優質資源和云端消費需求實現多方共贏。比如,湖南婁底新化縣的“湘妹心寶”不僅自己是網絡名人,還依托直播基地開展了30期培訓班,培訓學員2800余人,在全國各地開展培訓的受益人員達10000余人,累計推廣粽子、田魚等家鄉農產品56款,帶動就業創業人員5000余人。
三是優化行業生態,構建多方協同治理格局。網絡直播行業的健康有序發展離不開政府、直播平臺、行業協會、主播以及社會公眾等各方主體的共同努力和協同治理。首先,政府應加強網絡直播行業的規范管理。一方面,針對網絡直播行業中出現的新問題、新現象,應及時修訂與補充法律法規,明確主播、直播平臺、商家等各方主體的法律責任與義務,規范直播內容審核、廣告管理、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方面的行為。另一方面,應加強監管執法隊伍建設,提高監管部門的執法能力與效率。在執法過程中,應壓實各方責任,確保各主體履行相應的義務,并加大對網絡直播行業違法違規行為的打擊力度。
其次,直播平臺作為網絡直播的核心運營主體,應切實履行社會責任,加強對平臺的內部管理。直播平臺應按照《網絡表演經營活動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擔負管理和內容審核責任,并建立完善的直播內容審核機制。例如,短視頻平臺映客互娛采用了智能審核技術,并配備了全職和兼職審核團隊,確保平臺內容的綠色健康。同時,直播平臺應積極配合政府監管部門的工作,建立信息共享與溝通機制,及時向監管部門報告平臺運營情況與發現的問題,共同維護網絡直播行業的健康發展。
再次,行業協會應充分發揮橋梁與紐帶作用,加強行業自律與規范建設。行業協會應聯合直播平臺、主播代表、專家學者等各方力量,共同制定網絡主播職業道德準則與行為規范,明確主播在直播過程中應遵守的基本原則和被禁止的行為,為主播的行為提供清晰的指引與約束。例如,2020年,中國廣告協會發布《網絡直播營銷行為規范》,為相關主體從事網絡直播營銷活動提供了行為指南;2023年,抖音、快手、京東等共同發布《網絡直播和短視頻營銷平臺自律公約》,著力促進主播、直播平臺以及行業上下游企業之間的資源共享與合作共贏,推動網絡直播行業整體健康發展。
最后,社會公眾在網絡直播行業生態優化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社會公眾不僅是網絡直播的直接消費者,更是重要的社會監督力量。網絡主播的創作水平及創作內容的質量,需要經過人民群眾的檢驗。公眾應不斷提升自身的媒介素養,在良莠不齊的直播內容中有所取舍,支持優質主播,摒棄劣跡主播,充分發揮社會監督的作用,彌補平臺及監管部門的不足。通過公眾的監督和反饋,可以促使行業不良現象得到及時整治,從而推動網絡直播行業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形成健康、有序、可持續發展的良好生態。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導,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研究員、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時瑞澤、張天潤,本科生雷相葶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我國青少年網絡輿情的大數據預警體系與引導機制研究”(項目編號:20&ZD013)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
②趙淑萍、吳昊、李超鵬:《新媒體場景傳播:網絡直播與網紅群體研究》,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23年。
③張培培:《網紅“工廠”:MCN機構的發展歷程、興起邏輯及未來趨勢》,《未來傳播》,2021年第1期。
④呂鵬、葛孝:《一個超級網紅的消亡史:網絡主播的數字勞動、身份認同及治理——基于MC天佑的媒介生命史研究》,《國際新聞界》,2023年第8期。
責編/孫渴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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