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際科技合作是推動科技創新、促進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然而，美國自 2018 年以來，通過實施貿易保護主義，與中國“脫鉤斷鏈”；加大核心技術領域投入，爭奪競爭優勢；打造“小院高墻”，擠壓中國科技合作空間等手段對中國進行科技遏制。這對雙方科技合作產生了顯著影響：一方面，中美各自科技論文產出量都有下降態勢，美國下降尤為明顯 ；另一方面，中美仍是對方最大的科技論文合作國，雙方在非核心技術領域合作規模不減反增。從全球層面看，全球科技合作網絡仍在繼續深化，科技合作網絡密度持續提升，新興國家節點作用愈加突出，去中心化、區域化特征加速推進。
【關鍵詞】科技遏制 國際科技合作 社會網絡分析 區域化
【中圖分類號】G321.5/F12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3.009
【作者簡介】郭鳳林 彭 慧，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科技外交是國家總體外交戰略的重要組成。國際科技合作是推動全球科技創新的主要途徑之一，在促進人才流動、降低研發成本、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全球經濟增長、提升全球治理水平等方面發揮著重大作用。作為全球科技發展中的兩大“領頭羊”，中美在科技領域的合作日益緊密，成為推動全球科技進步的重要動力。然而，自2018年初以來，特朗普政府挑起新一輪貿易爭端，頻頻對我國中興、華為等高科技企業實施制裁措施和進行技術限制，妄圖對中國高科技產業進行戰略性打壓以遏制中國科技創新發展。
美國的這種遏制政策對全球科技合作產生了何種影響？對此，學界目前有兩種判斷。一是新冷戰論，[1]認為隨著中美競爭加劇，會引起其他國家的選邊站隊，形成中美各自主導的兩個相互隔離的體系；[2]二是無關論，認為中美競爭并不會影響全球科學技術大變革，世界仍然會迎來一個以普惠全球為目標的國際科技創新大浪潮。[3]借鑒既有研究方法，國際科技合作的特征和態勢可以通過國際合著論文數量直觀地反映出來。為此，本研究擬采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比較分析中美貿易摩擦前后全球科技論文合作網絡的特征，考察中美貿易摩擦對全球科技合作的影響，厘清全球科技合作的變化方向和特征，為我國更好地應對國際挑戰、適應全球科技合作的變化提供參考。
美國對華科技遏制的主要手段
實施貿易保護主義，與中國“脫鉤斷鏈”。為了應對美國“產業空心化”的威脅及打壓中國的制造業，美國政府實行了全方位的制造業保護政策，試圖推動美國制造業的回流，與中國產業鏈“脫鉤”。特朗普政府推行了較為激進的單邊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通過提高關稅、經濟制裁等手段來保護美國本土產業，減少對外部供應鏈的依賴；并通過大規模實施諸如《減稅與就業法案》等減稅政策，將企業稅率從35%降至21%，以促進企業增加投資，推動美國制造業回流。
拜登政府在特朗普政府的科技政策基礎上，繼續以防范供應鏈中斷風險為由加緊部署新的產業鏈與供應鏈。其一，簽署總統行政令來推進供應鏈安全審查和重塑行動。2021年2月24日，拜登簽署關于美國供應鏈的第14017號行政令，下令對美國制造商依賴進口的六個行業進行為期一年的審查，指出“美國需要韌性、多樣和安全的供應鏈，以確保美國經濟繁榮和國家安全”。2021年6月，白宮發布了基于第14017號行政令的為期100天評估，提出要振興美國制造業，加強美國關鍵產品的制造能力。[4]其二，成立特別工作組并要求各行政部門推進美國供應鏈重塑。2021年6月8日，拜登宣布成立應對供應鏈中斷的特別工作組，以解決半導體、建筑、運輸、農業和食品行業的短期供應短缺。其三，通過國際會議造勢和友岸外包協調來推動重塑“去中國化”供應鏈。2022年5月23日，拜登正式啟動“印太經濟框架”，該體系以經濟合作為由，重點強調供應鏈建設，妄圖實現產業鏈“去中國化”，削弱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區域影響力。拜登還利用美國在全世界范圍內的技術和話語權優勢著力打造“綠色基建”和“數字基建”項目，以此作為美國在全球新一輪產業鏈競爭中的著力點。[5]總體來看，拜登政府重在開展產業鏈外交，構筑產業聯盟圈，著力推動產業鏈重置，構建將中國排除在外的世界中高端產業鏈聯盟體系，并試圖通過與中國周邊國家的科技合作，尤其是加強與擁有較為先進技術和強大生產制造能力的日本和韓國的合作，來壓縮中國的科技合作空間。
近年來，我國高度重視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穩定與風險防控。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并強調確保糧食、能源、產業鏈供應鏈可靠安全。一方面，中國加快產業鏈“補短板”，統籌推進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工程，著力提升集成電路、工業母機等重點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另一方面，加強優勢領域產業鏈“鍛長板”，提高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水平，增強產業鏈根植性和競爭力。[6]在作為競爭焦點的半導體領域，中國加快推進半導體設備的國產替代，增加國內對先進制程產能的需求，同時推動上游半導體設備和材料實現技術突破。[7]
加大核心技術領域投入，爭奪競爭優勢。美國對華科技遏制始終聚焦核心技術領域，通過增加關稅、出口限制等方式對中國“卡脖子”技術實行封鎖遏制。2019年4月，美國將37家中國企業及科研院所、學校等機構列入“未經驗證實體清單”，5月將華為及其68家子公司整體列入“實體清單”，制裁中國高科技企業，對中國的半導體、5G通信、人工智能等核心技術實行封鎖。[8]拜登政府時期，美國繼續在核心技術和產業變革方面對中國進行精準打擊。[9]2021年6月3日，拜登發布政令將包括華為、中國航天科技、中國移動通信等在內的59家中國企業列入禁止美國人投資的“黑名單”，理由是所謂“應對中國軍工企業威脅”。[10]同時，拜登宣稱要在非核心技術領域如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方面與中國保持廣泛合作。
此外，美國政府通過加大對關鍵和新興產業的支持力度，謀求擴大對中國的競爭優勢。特朗普政府于2020年發布《關鍵與新興技術國家戰略》，列出了20個對美國未來至關重要的技術領域，計劃大力支持對美國經濟與軍事安全都至關重要的兩用技術，如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學、半導體與微電子、生物技術等。[11]2022年8月，拜登政府通過《芯片和科學法案》，計劃5年內向半導體研發領域投入130億美元，旨在支持半導體和微電子行業不斷研發和創新更為先進的生態系統。美國2023財年科技創新投資創歷史新高，聯邦研究與實驗發展（R&D）總支出達2050億美元，且主要用于新興技術應對氣候變化、疫情防控和駐外美國使館的安全和經濟韌性領域以及完善高科技產業配套基礎設施。[12]此外，美國還依托其“技術聯盟”在新科技革命的前沿領域加強規則制定權建設，在5G領域，美國聯合32個國家提出了“布拉格提案”以打壓中國的5G技術；[13]在人工智能領域，美國建立“人工智能全球伙伴關系（GPAI）”以引領人工智能國際框架建設；[14]在量子科技領域，白宮發布《美國量子網絡戰略遠景》報告，將整合各方力量保持其在量子信息科學領域的國際領先地位，以推動技術進步和國家安全。[15]
面對嚴峻的國際競爭形勢，中國積極推動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不斷提升完善原始創新能力、關鍵核心技術競爭力、科技創新人才結構。《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科技體制改革三年攻堅方案（2021-2023年）》等文件部署了我國科技體制改革任務，有力提升了科技創新體系化能力。[16]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集聚力量進行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17]中國R&D經費投入強度從2012年的1.9%增加到2022年的2.6%，全國技術合同成交額從2012年的6000億元增長到2022年的4.8萬億元。在投資方向上，一方面，我國注重加大對信息科技、海洋科技、能源科技等關鍵領域的資金投入；另一方面，注重優化投入結構，構建符合我國科研發展現狀及特征的經費投入與分配體系。[18]
打造“小院高墻”，擠壓中國科技合作空間。以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為關鍵節點，美國國際科技合作的戰略目標由獲取國際創新資源轉向維護本國優勢和國家安全，戰略理念由美國主導的多邊主義，到特朗普政府時期的單邊主義，逐步轉向排他性的多邊主義。[19]尤其是在拜登政府時期，美國更加強調集體行動，布局建立了多個盟友圈來與中國高科技產業競爭，逐步形成了以排他性的多邊主義框架為核心的“技術聯盟”戰略。[20]其主要設立的技術性聯盟有美日澳印四邊機制首腦峰會上成立的“關鍵技術和新興技術工作組”、美歐峰會上成立的“美國-歐盟貿易和技術委員會”、美英澳“奧庫斯”（AUKKUS）三方安全伙伴關系、半導體領域的“美國半導體聯盟”、“芯片四方聯盟”、（G7集團的）“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伙伴關系”、美日韓“戴維營”峰會等。
在美國的“圍追堵截”下，中國始終堅持包容性多邊主義，近年來在國際科技合作戰略中更加強調開放創新，在致力于維護自身發展權的同時兼顧各國合理關切。為應對美國的科技遏制，中國重點加強與新興經濟體和“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科技合作伙伴關系，與埃及、老撾、沙特阿拉伯、塞爾維亞、泰國、土耳其等國家共同發起了《“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倡議》，與16個國家簽署了加強數字絲綢之路建設的合作文件，發布了《標準聯通共建“一帶一路”行動計劃（2018－2020年）》，與49個國家和地區簽署85份標準化合作協議。[21]此外，中國還先后啟動了中國-東盟、中國-南亞等科技伙伴計劃，與東盟、南亞、阿拉伯國家、中亞、中東歐國家共建了5個區域技術轉移平臺，發起成立了“一帶一路”國際科學組織聯盟（ANSO），推進建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科技合作長效機制，截至2024年10月，ANSO已有78家正式成員和組織機構。2021年，中俄兩國制定了《2020-2025中俄科技創新合作路線圖》，決定在數字、大數據、人工智能、無人交通系統、新材料與納米技術、能源與新能源等領域開展合作。[22]同時，中國還積極開拓與美國之外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貿易合作關系，與東盟十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14個亞太國家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進一步增強地區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向更高水平邁進。[23]中歐在清潔能源、人工智能、生物醫藥和航空航天等多個領域開展了廣泛合作。例如，中歐在5G領域進行了密切的聯合試驗和研究活動，不斷深化中歐5G合作。中國與澳大利亞也積極推進科技合作，于2023年成立了中澳生物燃料與生物精煉聯合研究中心等，共同應對能源轉型和氣候變化問題。
在對華科技遏制的立場下，美國發動“中國行動計劃”，大量削減與中國的科技合作項目，中美高科技人才流動受阻，中美間交流減少，并不可避免對全球科技合作產生影響。一方面，中美在科技領域的“脫鉤”可能會影響全球科技合作的規模和深度；另一方面，中美尋求新的科技合作伙伴或將為全球科技合作帶來新氣象和新格局。對此，本文擬引入社會網絡分析方法，以國際合著論文為切入點，收集2014年以來科技論文發表情況的相關數據資料，并以2018年為分界線，考察中美貿易摩擦前后全球科技合作網絡的特征及變化，以期為美國對華科技遏制對全球科技合作的影響提供一個注解。
美國對華科技遏制的雙邊影響
中美科技論文產出下降。相較于科技發展早期以個人自主投入與分散研發為主要形式的“小科學”時代，現代科研活動通常以組織化和合作化的形式進行。[24]而隨著“超大科學”時代的到來，科研活動成為政府、個人、企業、社會、團體、跨國企業、科技基金等多方有機結合的綜合性行為，其已演變為超過一國主導或一國參與的行為活動，發展為跨國家、跨政府、跨學科的研發行為，[25]科技合作成為人類創造全新科技成果的重要方式。就中美關系而言，科技合作在1978年以來的中美關系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去意識形態化、技術性的科技合作成為增進中美關系的重要手段，即使在中美關系處于低潮期時，其也得以維系。[26]
但隨著科技創新的加速發展，科技在政治、經濟以及環境等“高級政治”中的重要性愈加突出，科技的政治性也隨之上升，成為國家競爭的重要內容。自2018年尤其是2021年拜登政府上臺以來，美國對華科技“脫鉤”相關政策密集出臺，給中美科技合作帶來了直接的負面影響。從發文數量來看，2014～2023年，中國科技論文發文量保持了相對穩定的增速，并未在2019年之后出現明顯下降，直至2023年，中國科技論文發文量才開始顯示出一定的下降趨勢，較之2022年下滑2.32%。（見表1）而美國自與中國科技“脫鉤”后，其科技論文產出就受到非常直接的沖擊，發文增速從2020年起即呈連年下滑態勢，且自2021年起呈現負增長的局面，可見美國對華科技“脫鉤”政策顯現出“傷敵八百、自損一千”的效果。
從中美科技合作的規模來看，美國對華科技遏制對中美科技合作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在2014～2018年，中美科技領域合作論文數量每年漲幅保持在10%以上。但自美國實行對華科技遏制政策以來，中美科技領域合作論文數量增速呈現明顯下滑態勢：2020年，中美科技領域合作論文數量增速只有0.65%。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CED）也發布報告指出，疫情封鎖措施對科技創新生態系統產生了負面影響，進一步加劇了中美科技合作的下滑趨勢。[27]自2021年拜登政府上任后，中美在科技領域合作論文數量呈加速下降趨勢，2021年、2022年、2023年的降幅分別達到2.72%、9.77%和13.52%（見表2），揭示出美國不同政黨執政對雙方實質性科技合作的差異化影響。
從合作領域來看，貿易摩擦對中美科技合作領域產生了較為明顯的影響。相較于2014～2018年，2019～2023年的中美合著論文在物理、生物、化學、材料科學、醫學等領域的占比顯著下降（見表3），而這些領域也是美國所重視和敏感的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這四個學科的簡稱）學科。中美沖突使得中美自然學科領域跨國科研人員數量大幅下降，導致自然科學領域中美合作論文總量的下降。[29]但相應的，在環境能源、社會科學、農學、天文地理、心理學等不太敏感的學科領域，雙方論文合作數量及比重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增長勢頭。這表明，即使雙方在貿易和政治上關系緊張，但在應對全球性挑戰的學術研究方面仍有許多共同利益。例如，在環境相關的氣候變化領域，中國前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指出，在中美關系復雜敏感的形勢下，中美雙方談判團隊仍保持了溝通，兩國地方、企業、智庫的對話合作持續推進。[30]可見，即便在政治束縛下，中美科學技術界仍然在盡力保持合作，不斷尋找新的合作發展方向。
中美科技論文合作對象變化。從合作論文總量來看，盡管存在中美貿易摩擦等不利因素，2014～2023年中國科技領域國際合作論文發文量仍然呈現增長態勢，科技領域國際合作論文篇數由2014～2018年的447544篇，增長為2019～2023年的717874篇，增加了270330篇，增速達到60.40%，發文總量排名上升至全球第二位，僅次于美國，而發文增長量則是全球第一。中國國際研究成果的增長與中國的科教戰略息息相關，中國將科學、技術和教育放在國家發展計劃的優先位置，不斷增加科技研發投入，持續推動科學研究國際化。2019年，中國發表了全球近四分之一的科學文獻并參與了五分之一的國際合作。[31]
從國別來看，2014～2023年美國仍然是中國發表國際合著論文最大的合作國，但雙方合作增速不及其他國家。中國與英國、意大利、韓國、澳大利亞、新加坡、德國等國合作論文數量增長顯著，增速均在80%以上；與加拿大、法國、日本等國的合作增速也在58%以上（見表4），展現出中國與其他國家科技交流合作的較好增長態勢。盡管中美存在競爭因素，但美國許多盟友的最大科技論文合作伙伴仍是中國，中國的獨特優勢對這些國家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因此，美國想要構建反華技術聯盟從根本上來講并不現實。
從美國科技論文合作對象來看，2014～2023年其主要合作國家排序較為穩定，與其傳統盟國的合作論文規模基數較大，且增速相對比較平穩。就合作論文總量而言，中國仍然是美國最大的合作國，除與西班牙（35.91%）和澳大利亞（33%）的合作增速略高于中國（32.13%）外，美國與其他國家合作論文量的增速都相對穩定，保持在25%左右的水平（見表5），低于美國與中國合作論文量的增速。
美國對華科技遏制的全球影響
全球科技合作規模變化。本文利用國際權威論文數據庫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的SCI-EXPANDED引文索引論文，以GDP排名前150名的國家作為節點，對中美貿易摩擦前后（2014～2018年、2019～2023年）的全球合著論文數據進行了采集。[32]構建了150×150的論文合作數量矩陣，并利用UCINET軟件輔助進行了相關網絡指標分析。
從全球范圍內看，全球科技合作研究規模仍然呈現增加趨勢，各國合作范圍擴展顯著。2014～2018年國際合著論文總量為9425218篇，2019～2023年合作規模達到13390218篇，漲幅達42.06%，[33]可見，中美貿易摩擦并未能阻擋全球科技合作加深的潮流，全球科技合作仍然是推動科技創新和世界發展的重要途徑。利用UCINET軟件分析得到2018年和2023年全球科技合作網絡拓撲特征表（見表6）。網絡密度由2018年的0.82提高到了2023年的0.93，這表明盡管有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但全球科技合作網絡仍然呈現出愈加緊密的趨勢，各國的科技合作仍然不斷加深。網絡中所有節點的度平均數由2018年的121.39上升為2023年的138.17。平均加權度從2018年的51263.15上升為2023年的71126.00。網絡直徑從2018年的3下降到了2023年的2，平均路徑長度從2018年的1.19下降為2023年的1.07，網絡集聚程度提高，國家之間合作的網絡距離繼續縮小，國際合作更加方便快捷。
全球科技合作網絡變化。為了鞏固在科技領域的領先地位、遏制中國的發展勢頭，美國不斷在經貿、科技領域打壓中國，加強重點技術及產品的出口管制，實行國際科技霸權主義，意圖造成中國科技供應鏈斷鏈、技術供應鏈分層，實現中美科技“脫鉤”，打造供應鏈“去中國化”，這給諸多相關國家和企業帶來了巨大損失。[34]在此背景下，許多國家和企業也意識到對單一國家的依賴可能帶來極大風險，為了降低風險，各國積極調整供應鏈布局，尋找更多合作伙伴，加快國際科技合作去中心化，減少對單一國家的依賴，加強了多樣化科技合作的趨勢。
從全球合作的凝聚子群來看，[35]通過UCINET軟件進行模塊度計算，2018年全球科技合作網絡以發達程度為依據可劃分出兩個內部子群，其中子群一有29個國家，主要由中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日本、英國和歐盟國家等經濟科技較為發達的國家構成；子群二有121個國家，主要包括拉美、非洲、東南亞等經濟科技欠發達的國家。
在高壓遏制政策下，美國增加了與歐洲和日本在科技領域的合作項目，以彌補與中國科技合作減少所帶來的損失。[36]同時，美國還積極尋求與拉美和東南亞國家的合作機會，以分散其科技合作的地理分布。[37]就中國而言，中國也加強了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科技合作，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增加了與非洲、東南亞和拉美國家的科技合作，[38]深化與俄羅斯的合作。這使得到2023年，全球科技合作網絡發生了顯著變化，演化為非洲拉美、亞太、歐美三個子群（見表7）：其中子群一主要由非洲、拉美和中東歐國家構成，包括28個非洲國家，17個歐洲國家，9個亞洲國家，11個美洲國家和1個大洋洲國家；子群二主要由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國家構成，包括28個亞洲國家，5個非洲國家和2個大洋洲國家，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傳統盟友澳大利亞、日本等也歸屬于這個子群之中，跟中國仍然保持了密切的科技合作關系，一定程度上顯示出美國科技遏制政策的失效；子群三主要由以美國為代表的北美和西歐國家構成，包括3個北美國家、24個歐洲國家和6個南美國家，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和歐洲的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等國都在此子群之中。
結語
科技合作密切程度是反映全球化程度的重要指標，美國對華科技遏制政策對中美科技發展和科技合作產生了顯著負面影響。中美科技領域合作論文數量從過去幾十年的高速增長期進入緩慢下滑期，雙方論文產出量都有所下降，顯現出中美雙方“合則兩利，斗則俱損”的特征。就雙方的相對收益而言，美國科技論文產出下滑時間更早且幅度更大，顯現出美國科技遏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的無效性。而從全球層面來看，全球科技合作的進程未受到明顯影響，全球科技合作網絡仍然持續演化，科技合作網絡規模持續擴大，各國之間的科技聯系日益緊密，構成了凝聚性更高的國際科技合作網絡。同時在這個網絡中，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國家等加速崛起，并在全球科技合作網絡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全球科技合作網絡的去中心化趨勢不斷增強，區域內的科技合作團體更加豐富。可見，盡管中美貿易摩擦影響了全球范圍內的諸多合作和技術交流，但也促使全球科技治理體系調整，推動全球科技創新格局重塑。
在美國對華科技遏制的大背景下，盡管美國拉攏盟友來對抗中國，但多數國家都采取了中立的立場，積極加快本區域的一體化進程，在區域內尋求合作和創新機會。[39]由此使得全球科技合作子群加速分化，演化為非拉、亞太、歐美三個區域性的合作子群，而并未出現如有的學者所預想的中美兩國各自主導的兩極格局，全球科技合作顯現出加速區域化的特征。并且澳大利亞、日本等美國傳統盟國仍然與中國在同一個合作子群內，反映出科技合作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特征。
雖然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各種封鎖給全球科技進步和發展造成了阻礙，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全球科技的均衡發展。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打壓促使中國加強關鍵技術自主研發能力，加速推動科技創新發展。為了在科技時代培育比較優勢，各國政府也通過資金、政策和法規調整等方式，給予科技創新更多支持與幫助，促進重點領域的突破與發展。在高科技行業蓬勃發展的形勢下，中美在計算機與人工智能領域的合作呈現增強的趨勢，這顯示出中美雙方在高科技領域仍然具有深度合作需求。
總體來看，雖然中美貿易摩擦與美國“脫鉤斷鏈”影響很大，但全球科技合作的總體趨勢依舊向好，美國無法真正遏制中國的國際科技合作，更無法實現科技霸權，國際科技合作發展的潮流不可逆轉。就中美合作而言，雖然貿易爭端下中美科技關系中競爭性的一面凸顯，但是中美兩國科技生態仍然息息相關，雙方仍然存在廣泛的共同利益，構建良性中美科技競合關系的窗口尚存。且從特朗普政府與拜登政府的差異來看，特朗普政府時期對華遏制側重于貿易和關稅限制，政治聯盟類手段運用較少，對雙方學術合作的影響較小，這為未來四年的中美科技合作前景提供了良好預期。2024年12月13日，《中美科技合作協定》完成續簽，進一步為中美科技合作提供了良好制度框架。為此，我國可以采取更豐富的方式加強中美科技交流合作，拓展更多領域，增進更多共識，塑造良性的中美科技競合關系，推動全球科技合作向密向善發展，并積極開展多區域、多領域、多形式、多層次的科技合作活動。
（本文系2021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科學-政府-大眾關系的社會治理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1CZZ014）
注釋
[1]H. Brands and J. L. Gaddis, "The New Cold War: America, China, and the Echoes of History," Foreign Affairs, 202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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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興東、杜磊：《中美科技競爭的未來趨勢研究——全球科技創新驅動下的產業優勢轉移、沖突與再平衡》，2019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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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半導體行業國產替代加速跑》，2024年12月2日，https://www.xinhuanet.com/tech/20241202/cc04650ea347492a974a0b56455d1e6a/c.html。
[8]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Federal Register Notices 2019," 12 December 2019, https://www.bis.doc.gov/index.php/federal-register-notices/17-regulations/1541-federal-register-notices-2019.
[9]郭永虎、于艷文：《美國對華科技遏制：演進、影響與中國應對》，《統一戰線學研究》，2023年第3期。
[10]《拜登簽署行政令修訂投資禁令，59家中企被列入“黑名單”》，2021年6月4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1_06_04_593141.shtml。
[11]黃釗龍：《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科技戰略解析》，《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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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J. Tennis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 Partnership on AI's work on data governance," OECE, 21 August 2020, https://oecd.ai/en/wonk/an-introduction-to-the-global-partnership-on-ais-work-on-data-governance.
[15]唐新華：《西方“技術聯盟”：構建新科技霸權的戰略路徑》，《現代國際關系》，2021年第1期。
[16]張麗等：《中國科技創新戰略發展歷程回顧》，《今日科苑》，2024年第1期。
[17]《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年10月25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18]陳文博：《我國關鍵科技領域安全：內涵、現狀和對策》，《今日科苑》，2020年第9期。
[19]唐新華：《技術政治時代的權力與戰略》，《國際政治科學》，2021年第2期。
[20]胡雯、鮑悅華：《技術政治時代下中美國際科技合作的戰略轉向比較研究》，《中國科技論壇》，2024年第2期。
[21]《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進展、貢獻與展望》，2019年4月22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9-04/22/content_5385144.htm。
[22]《推動中俄關系向前發展》，2023年3月21日，https://news.cctv.com/2023/03/21/ARTINyaKwGGhtqNGNnoCb3qW230321.shtml。
[23]《RCEP對地區及世界經濟的積極意義》，2022年1月16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01/16/content_5668513.htm。
[24]D. J. Price, Little Science, Big Science and Beyo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25]沈律：《小科學，大科學，超大科學——對科技發展三大模式及其增長規律的比較分析》，《中國科技論壇》，2021年第6期。
[26]R. P. Suttmeier, "Scientific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in US–China Relations from 1978 to the Present,"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998, p. 866.
[27]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the time of COVID-19," 10 February 2021, http://www.oecd.org/innovation/science-technology-and-innovation-in-the-time-of-covid-19-234a00e5-en.htm.
[28]注：同一篇中美合著論文可能涉及多個研究主題，研究領域有交叉重疊，故占比加總不為100%。
[29]翟麗華、潘云濤：《戰略競爭背景下中美自然科學領域科研合作分析》，《全球科技經濟瞭望》，2023年第3期。
[30]《解振華：應對氣候變化這十年，中國積極建設性參與和引領全球氣候治理并取得重要成果》，2022年10月8日，http://www.ncsc.org.cn/xwdt/gnxw/202210/t20221008_995660.shtml。
[31]ISTIC: Statistical Data of Chinese S&T Papers, 2019, Beijing: ISTIC.
[32]注：具體操作方法為在Web of Science數據庫（https://webofscience.clarivate.cn/wos/alldb/basic-search）中的“documents”名目下選擇檢索范圍為“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包含SCI-EXPANDED、SSCI、A&HCI、CPCI-S、CPCISSH、ESCI 六大論文庫；隨后在“地址”依次輸入世界GDP排名靠前的150個國家，在“發表年份”中依次輸入年份，然后進行檢索，即可以得到該國家在2014～2018年或者2019～2023年時間段里的論文總數；然后利用數據庫中的“分析結果”功能，按“國家/地區”具體劃分，即可得到某個國家與其他國家的合著論文數據列表。
[33]注：數據采集時間截至2024年12月。
[34]鄧金堂、劉夏：《美中科技“脫鉤”視角下中國供應鏈重塑路徑研究》，《對外經貿實務》，2021年第12期。
[35]注：在復雜社會網絡中，按模塊度進行劃分可以識別出具有內聚性的凝聚子群，能夠反映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的科技合作密切程度與合作模式。
[36]J. Smith and Y. Wang, "The Shifting Dynamics of US Technological Alliances: An Analysis of Post-Trade War Collabor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20, 61(2).
[37]L. Johnson and A. Morales, "Diversifying Technological Partnerships in The Era of Trade Wars: the U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Global Policy, 2020, 12(4).
[38]M. Li and R. Che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a's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 Asian Journal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2019, 27(3).
[39]S. Wang and Y. Zhou, "The Reshaping of Global Innovation Ecosystems Under the US-China Trade Conflict,"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21, 46(2).
The Impact of U.S. Technology Containment Against China
on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Guo Fenglin Peng Hui
Abstrac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a crucial avenue for driv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moting global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for the purpose of technology containment against China, since 2018, the United States has implemented trade protectionism, seeking to "decouple" and "disengage" from China;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core technology sectors to compete for supremacy; created "small yard, high wall" to squeeze China's space for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These containments have significantly impacte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n one hand, the output of papers of SCI in both the U.S. and China has shown a downward trend,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in the U.S.; on the other hand, the U.S. and China remain to be each other's largest co-author partners in SCI papers, with an increasing trend of cooperation in non-core technology areas rather than decreasing. In the global level,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operation network continues to deepen with growing density, and the roles of emerging countries has become more prominent. Besides, the decentr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accelerated in the years.
Keywords: technology containment,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operatio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regionalization
責 編∕方進一 美 編∕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