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華夏歷法，兼顧日月，是典型的陰陽合歷。遠古時期，我們最重要的節日是冬至、夏至，這兩個節日以太陽回歸年的最低點、最高點而設。后來出現的春節、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等重要傳統節日雖有一定太陽節氣背景，但直接地都與月相相關，反映了中國古人在心理情感上對月亮的喜愛和情有所鐘。祭祖是傳統節日最為重要的主題，其次是家庭團聚、宗族聚會，這體現了孔子“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的思想，也是儒家孝文化、家文化的傳承。傳統節日及其背后的祭祀文化是維系華夏“大一統”生生不息的重要力量。我們今天傳承發展傳統節日節慶文化，應著重挖掘、闡釋其天道與治道緊密結合的思想特質，激活其“人文化成”的治理智慧。
關鍵詞:春節 冬至 夏至 立春 祭祀 大一統
【中圖分類號】B21 【文獻標識碼】A
2024年12月4日，“春節——中國人慶祝傳統新年的社會實踐”成功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至此，中國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數量達到44項，居世界第一。目前的44項非遺項目中，有3項直接或間接與節氣節日相關，它們分別是2009年入選的端午節、2016年入選的二十四節氣、2024年入選的春節。實際上，如果參照端午節、春節申遺成功，其他傳統節日如中秋節、清明節、冬至節等也有希望入選世界非遺項目。
中國古代歷法是陰陽合歷，既依照太陽，也考慮到月亮。依照太陽的一個回歸年是三百六十五天多一些，每個月是三十天多一點；而依照月亮，每個朔望月是二十九天多一點，一年是三百五十四天多一點。這樣的話，太陽的一年就比月亮的一年多了十來天，因此就要通過三年一閏即閏月的方式來調節陰（月亮）、陽（太陽）之差。二十四節氣是完全跟著太陽走的，不管月相；而我們平常說的初一、十五是跟著月相，與太陽無關。華夏先民的農耕生活按季節變化來安排，因此跟著太陽走的二十四節氣，對于以農為本的傳統中國來說，最為實用。而結合月亮（陰歷）設置閏月，實際上會帶來不少麻煩。中國古代一些天文歷算學家也曾主張完全實行太陽歷，就像我們現在世界通行的公歷那樣，不用再設置麻煩的閏月。然而幾千年來，傳統中國還是堅守陰陽合歷，這一定意義上反映了中華民族對月亮的喜愛和情有所鐘。我們的傳統節日多半與月亮相關，如元宵節、中元節、中秋節、重陽節、臘八節等，都是陰歷節日；完全依照太陽歷的重要節日是清明節；有些陰歷節日看起來是跟著月相走的，實際上也有太陽歷節氣的背景，如端午節有夏至背景，春節有立春背景。
《周易·賁·彖辭》中說“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陰陽合歷背景下的中國節日文化鮮明體現了天文與人文相融、以化成天下為目標的中華文化特色。我們今天傳承發展傳統節日節慶文化，應著重挖掘、闡釋其天道與治道緊密結合的思想特質，激活其“人文化成”的治道智慧，發揮其文化功能以更好安頓當下中國人的生活秩序與心靈秩序。中國的傳統節日多與天道之太陽、月亮運行有關，多是時空變換的一個節點，很少單獨因紀念圣賢、英雄人物來設立節日。即使與某一歷史人物有關，我們往往也是在天道背景下來紀念先賢或祭祀緬懷祖先的。
西漢時期，學者將《周易》的卦象與天文學相結合，將《易經》六十四卦中的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這十二個卦象對應十二個月。它們以“陰爻”和“陽爻”的增減來表現一年十二個月中陰陽變化規律。從復卦開始，陽氣逐漸增長，至乾卦達到極盛，然后陰氣開始顯現，至坤卦達到極盛。
本文結合《周易》卦氣說之復卦、姤卦、泰卦，著重挖掘闡釋冬至、夏至與立春三個節氣節日文化的歷史文化意義和當代社會價值。
冬至年、一陽來復與祭天
習俗上多以“立春”為一年的起點，實際上，就太陽回歸年而言，應該是從冬至開始。冬至的正中午，太陽運行至其軌道視位置最低點，日影最長，因此，古書也稱冬至為“長至”。在遠古的時候，“奎宿是當年冬季處于統治地位的星官”，而奎宿的形狀像野豬，“大約一個歲差周期（26000年）前，鬼方先民所崇拜的圖騰神——野豬，是當年冬至子夜下中天鎮守北方星空的星象（即二十八宿中的奎宿）”[1]。因此，早期的一些出土文物常以野豬的形象來表示冬至，為冬神的象征。
在中國古代歷法中，均以冬至為歲首。冬有“終”的含義，冬至既是本年的終止點，又是下一年的起始點。因此，在天文意義上，冬至才是真正的“年”，俗語中有“冬至大如年”的說法，南方一些地區有冬至祭祖、北方有冬至吃餃子的習俗。這些習俗表明，在我國歷史早期可能曾有冬至過年的規定。春秋戰國時期的歷法上，有周歷建子（十一月）、商歷建丑（十二月）、夏歷建寅（正月）之說，即周朝是以子月（十一月冬至）為一年開始之正月。依此說法，那么，周朝過年是在冬至，而后世正月初一過年是沿用夏歷。
冬至因其對應《周易》復卦，也被賦予了非常重要的哲學意義。在北半球，冬至為太陽最低點，過了冬至，太陽慢慢升高，陽氣開始生長，但其力量還比較弱。《復·大象傳》說“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這是明確以復卦為冬至日。冬至一陽來復之時，陽氣尚弱，需要靜養休息，不宜外出，要停止商業上的貿易活動和政治上的考察調研。據《后漢書·禮儀志》載：“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后省事。”這在一定意義上也有過節的意味。唐代冬至還有七天小長假的安排，期間不但帝王要祭天，還舉行朝賀、宴會，民間也有拜賀祝福、聚會宴飲、祭祖等習俗，很有我們今天過年的味道。
復卦《彖傳》中說：“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宋明理學家基于此構建一套天地之心的思想，認為天地無心、唯以生化萬物為心，天地生物之心即是生生之仁體。大體來說，宋儒論復卦的修養之義有三個層面，一是陰陽消長（陽之復），二是動靜寂感（靜極之動），三是善惡是非（化其不善，回歸陽善本體）。陽氣是生命力的象征，也是善的象征，是天地之心與仁體。
在古代，冬至最為重要的是祭天大典。《禮記·郊特牲》中說：“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郊祭即祭天，“長日”即是冬至，這天太陽最低、日影最長。《周禮·春官宗伯》也說：“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祭祀天神是在冬至一陽生之時，那么，祭天一定意義上說其實是祭陽氣。漢武帝之后，冬至祭天成為國家大典，是古代最高級別的祭祀。唐朝非常重視冬至節，從唐高祖開始，唐代帝王均于冬至祭天于南郊，而且基本上是皇帝親臨，只有少數情況是委派相關部門官員前去主祭。帝王祭天，一方面是神化、強化政權合法性，同時也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夏至年、端午節與祭地
與冬至相對的是夏至，夏至相應的卦象是姤卦，表示陽極而陰，一陰從底下升起。夏至這天，就北半球而言，太陽位置最高，日影最短。不少專家指出，我們現在的端午節其實就是古代的夏至節，“端午”就是正午，是太陽最高的時候。端午節又稱端陽節、中天節等，它的起源并非為了紀念屈原。屈原與端午節的關聯是后人加上去的，至于端午節賽龍舟其實也與屈原關系不大。在歷史上人們曾在端午節紀念介子推、伍子胥，等等，端午紀念屈原是比較晚出現的。關于端午節的本義，聞一多認為端午本是吳越民族舉行圖騰祭的節日，而賽龍舟便是這祭儀中半宗教半社會性的娛樂節目。至于將粽子投到水中，本意是給蛟龍享受的。總之，端午是個龍的節日，它的起源應該遠在屈原以前。[2]
聞一多揭示了端午與龍的密切關系，但他并未進一步指出端午與夏至及星空四象龍宿的關系。伊世同認為，夏至乃端午節的真正源頭，“遙想當年，先民是把夏至前后當成全年最為盛大祭典節日來過的；即通常所說的端午節。節期，對太陽和大火以及火星（熒惑），舉行最為隆重的祭祀或獻禮”[3]。幾千乃至上萬年前，夏至的傍晚，蒼龍七宿中的大火星正當上空，“端午龍舟，反映出遠古時期對龍和大火以及熒惑等天體的崇拜和祭祀。而通常所講的龍戲珠（或龍吸珠），‘珠’也就是‘大火’”[4]。《尚書·堯典》提及四仲星時說“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詩·幽風》也有“七月流火”詩句，這兩處的“火”，均指大火，是古時夏至南天正中的重要星象標志。黃昏時大火星位于南天正中，為大暑之前，大約在夏至日；黃昏時大火星偏西而下，即有《詩經》“七月流火”之說，大約在夏歷的七月。《左傳·襄公九年》記載“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陶唐氏”即是帝堯，“閼伯”是堯的弟弟契，他的職務是“火正”，祭祀蒼龍七宿中的大火星是其重要職責。1987年在西安交通大學校園內發掘出土的漢墓天文圖中特別以紅色突出大火星，于此可見古人對此星的重視程度。
《大戴禮記》所載《夏小正》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歷書，該書在五月有“時有養日”句，并注曰“養，長也”；十月有“時有養夜”句。伊世同認為，《夏小正》“養日”“養夜”句，“足可表明《夏小正》乃分年為十個太陽‘月’的古歷；則五月為歲中，十月為歲末，又可把全年分為春、秋兩個半年（即春、秋兩季）。歲差現象表明：更早，年節是在夏至時過的；夏至，也就是太陽高位于天中或端午，夏至測影，夏至祭龍而龍又戲珠（珠指以龍心大火為廟位的熒惑），有著兩萬多年的天文背景”[5]。就是說，《夏小正》所記歷法，一年分十個月，而非后世的十二個月；同時，在兩萬年前，蒼龍七宿是位于南方的，后來由于歲差的原因，移到東方。距今五千多年前紅山文化出土的豬頭龍，實際上是夏至神物與冬至神物的合體，豬為冬至神、龍為夏至神，“豬頭龍的野豬頭代表的是冬至夜空星象，而龍的彎曲尾巴，則代表夏至夜的星空星象。豬頭龍實乃冬至、夏至物候相呼應的神化形象，又是二十八宿原始年代的證明”[6]。
端午節更可能是古代的端午年。如彝族一年為十月，用太陽歷，并規定了兩個年節，冬至過大年，夏至過小年（火把節）。彝族歷史和民族學家劉堯漢、天文學家盧央說：“四川、云南、貴州和廣西四省區的彝族盛行兩個節日。一個在冬季叫星回節或叫‘過十月年’；一個在夏季叫星回節或叫‘火把節’。”[7]火把節，與祭祀大火星有關，同時火為光明、為陽的力量象征，有驅除邪惡、祈求平安之意。夏至一陰升起，陽氣的力量開始衰弱，走下坡路。在盛夏時節，陰邪之氣可能乘人不備，侵入人體。因此，這個時候要扶持陽的力量，火把節就有此意，這與中原地區在端午節掛艾草驅毒辟邪是一個意思。端午節掛艾草，歷史相當悠久。據《本草綱目》記載，艾全草可入藥，有溫經、去濕、散寒、抗菌消炎、調經止血以及增強免疫力等功效。在一般性的解說中，多認為這個季節有濕熱、濕毒，所以需用借助艾草來將其祛除。長江流域盛行于端午節喝雄黃酒，與艾草一樣，也都是起到扶陽祛陰的作用。端午節可能是古老的夏至節，淵源甚早，那時可能一年劃分為十個月，由于歷法等諸多因素的變化，后來端午節不再與夏至直接對應，然而其與夏至大致還是相差不遠。
漢代以來的歷代君王多在夏至這天于京城北郊方丘祭地。《周禮·春官宗伯》說“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這是夏至祭地的經典依據。夏至祭地，是祭陰氣，也是祭土地神，有祈求大地平安、五谷豐登之意。漢代的一些帝王曾于汾陰后土祭地，因有諸多不便，后來多是在京城北郊祭地。漢唐宋明，乃至一些少數民族政權都很重視天地祭祀，大部分是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有時也天地合祭于南郊。
立春、春節與祭祖
按卦氣來說，立春對應的是泰卦，相應的月份是正月。這時大寒已過，人們可以切身感受到天氣的回暖。從十一月冬至開始，太陽慢慢升高，復卦的時候，表示陽氣在地下開始萌生，經過十二月臨卦（底下是兩個陽爻），表示陽氣已經升到地表。《周易》一卦六爻，表示天地人三才之道，下兩爻表示地，中間兩爻為人，上面兩爻為天。到了泰卦就表示人已經可以感受到暖意了。泰卦陰陽平衡，陽在下、陰在上，陰陽交泰。泰卦《大象傳》說“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后”就是君王、最高統治者的意思，“左右民”就是保護、養育百姓的意思，君王采取積極的行政措施、發布政令，政治清明，經濟繁榮，讓百姓能夠安居樂業。這與復卦《大象傳》“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形成鮮明對比。
立春，是真正意義上的“春節”，這天有打春牛、吃春餅、戴春雞等民俗。1914年１月24日，當時的國民政府內務部總長朱啟鈐提交《四時節假呈》：“我國舊俗，每于四時令節，游觀祈獻，比戶同風，固由作息之常情，亦關人民之生計……即應明白規定，俾有率徇。擬請定陰歷元旦為春節，端午為夏節，中秋為秋節，冬至為冬節。凡我國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員亦準給假一日。”[8]這是首次將陰歷正月初一定為“春節”。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公歷紀年法”，秉承民國業已形成的“傳統”，將公歷1月1日定為“元旦”，將農歷正月初一定為“春節”，并尊重民間習俗，規定春節放假３天；在國家的主導下，元旦和西歷新年、春節和農歷新年分別綁定[9]。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過年的“春節”在古代是除夕過后的元日即正月初一。漢代以來，我們過的“年”是在臘月底、正月初一，與立春并不完全重合。現代用的公歷是陽歷，二十四節氣也是陽歷，每年節氣都比較固定，立春都是在2月3日或4日，而春節則由于閏月等原因，每年相應的公歷日期則變化較大，這就給社會生產生活帶來一些麻煩。于是，有些學者呼吁春節宜定在立春日[10]，認為這樣更有利于社會公共生活的安排。但是這種呼吁和建議并未被政府和社會接受。其中的原因，一是兩千多年來，我們過年都是在農歷的正月初一。二是我們過的年，體現了中華歷法陰陽合歷的特點，既參照太陽，也參照月亮。如果以立春為過年之春節，就忽視了月亮，那么，與春節銜接的除夕、臘八、元宵等會有相應不協調。
立春與現代意義上的春節大體上還是接近的，其擺動幅度大致在春節前后的十五天之內，有些也就是在前后幾天。如果說從臘八開始就拉開了過年的序幕，以元宵節為過年的尾聲的話，那么，立春總是落在這個大春節范圍內的。實際上，春節的核心內涵其實也就是立春、迎春、除舊迎新之意。這樣來看的話，春節在正月初一可以說既是陰歷節日，也同時協調照顧到太陽歷之立春。
從歷法的理想上來說，正月初一正好是立春，然而這種情況很少見。雖然立春有時在臘月，習慣上我們還是把立春與正月放在一起。《禮記·月令》正是以孟春之立春節氣開始，并將其與東方、數字八、天干甲乙、角音、酸味、青色、五行之木等信息關聯起來。立春的前三天，太史要上報天子某日立春，天子為迎接立春要齋戒。立春當天，天子要親自率領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迎春于東郊。孟春的第一天，天子要向上天禱告，祈求五谷豐登。天子還要率領眾大臣行藉田禮，天子扶耒耜往還三度，“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以示勸農。這實際上是國家層面的春耕禮。《月令》還認為孟月之時，“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這可以說就是泰卦的卦象。孟月是生養之時，天地生生之意興起，要禁止殺生，不能發動戰爭。
宋儒有“天開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說法，寅月即正月，我們以正月作為一年之首，這實際上還是因為我們重視二十四節氣之立春的結果。從天文歷法上來說，冬至是一個太陽回歸年的終點與起點，然而我們還是選擇立春、泰卦作為新年的起點，就中原地區而言，更多是考慮到農業生產活動和人的切身感受。立春前后過年與冬至前后過年，在心理上還是有重要區別的。畢竟，冬至到大寒，天氣漸冷，而立春前后，天氣轉暖，萬物復蘇，即將迎來春耕播種，給人以無限希望。
今天，春節作為最盛大的傳統節日，承載了很多社會文化與情感凝聚功能。在外求學、工作勞碌了一年的人們，不管千里萬里，都是希望回鄉團聚。雖然隨著日常物質生活的富足，春節特有“年味”與以往有很大不同，然而親人、鄉人聚在一起，走親訪舊，對很多人來說，還是人生非常美好的放松時刻。年夜飯、貼春聯、拜年祭祖等春節儀式極大凝聚了社會人心和宗族情感，一定意義上春節成為了中國人的精神寄托與情感信仰。
陰陽合歷、祭祀文化與中華“大一統”傳統
我國傳統歷法是陰陽合歷，但我們的傳統節日還是多依照陰歷月相，如在十五月圓的就有上元節（正月十五元宵節）、中元節（七月十五）、中秋節（八月十五）、下元節（十月十五）。此外，還有二月二、上巳節（三月初三）、端午節（五月初五）、重陽節（九月初九）、臘八節（十二月初八）。這樣來看，一年之中似乎只有陰歷四月、六月沒有特別重要的節日。總體上看，這些節日多在十五或十五之前的上弦月，即多半在天黑的前半夜能看到月亮。這些節日多半也安排了祭祀、緬懷祖先的環節。有的節日雖是用陰歷來定，但實際上其大致背景也參照了太陽歷之二十四節氣，或有一定的星空背景。如二月二，龍抬頭，是因為黃昏時東方蒼龍七宿的角星開始在東方地平線上出現，節氣上對應雨水、驚蟄，開始打雷。與太陽歷直接相關的重要節日，是清明節。清明節氣，春風和煦，風和景明，桃花盛開，是春天里最美好的日子，本是踏青郊游、親近自然的節日，之后受到與其日子接近的寒食節的影響，成為以祭祖思親為主調的傳統節日。
“大一統”是華夏文化的核心精神，“大一統”體現在方方面面。傳統節日、祭祀文化，幾千年來是維系華夏大一統的重要因素。《周禮·春官宗伯》說“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天神、人鬼、地祇是我國古代祭祀的三大體系。如果說天地祭祀可以起到從神圣空間維度上來維系民族國家“大一統”的作用，那么，先祖、先賢祭祀則是從時間、血緣親情、精神認同向度來維系“大一統”民族國家的綿延。
我們的傳統節日實際上多半與祭祖思親、孝親敬老相關，其次是家庭團圓、宗族聚會，這是儒家孝文化的鮮明體現。就祭祖而言，春節、清明都是大祭，加上中元節、下元節，這樣的話一年四季，大體上平均分布，孔子“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的教化理念可謂一直在傳承，至今仍有很大影響。目前，一些地方也舉行祭祀黃帝、炎帝、伏羲等華夏民族共同祖先的隆重祭典，山東曲阜、浙江衢州和不少地方的孔廟也有祭孔大典。國家和地方政府也在國慶、清明等節日祭奠人民英雄、革命先烈。無疑，這些祭祀活動對凝聚民族感情、維系大一統都有很大促進作用。
今天的先祖、圣賢、英雄祭祀，都屬于“人”的系列，屬于時間、血緣、文化的維度。就中華祭祀天地人三才體系而言，天地自然空間維度的祭祀在古代非常重要。古人把宇宙視為一個大的生命體，萬物有靈，天地日月、大山大河等皆有其神。這與我們今天的思維有些不大一致，但如將其轉化、創新，這種傳統思想會增強我們對大自然的敬畏感，也有著重要生態、環保意義。古人不但祭天地，還祭日月（春分祭日、秋分祭月）、大山大川，乃至民間的灶神等皆在祭祀之列。這些從空間、自然神靈的維度對中華民族幾千年生生不息“大一統”的形成發展也起到重要作用。這些在今天看起來有些“不可思議”，但古人還是相當重視的。對此，我們可以將其視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結合文化旅游，以文藝表演的形式予以傳承展示。因為天地、日月祭祀，在不少地方還有遺址，最有名的是北京的天壇、地壇、日壇、月壇，這些明清時期皇帝祈天祭地之場所，至今有比較完好的保存，過去每年春夏秋冬四季皇帝都要在這里舉行隆重祭祀活動，以求政通人和、國泰民安、風調雨順。根據歷史文獻，我們可以復原演示當時天地日月祭祀的禮儀與場景，以文藝演出的形式予以再現，這對我們全方位了解歷史文化、促進旅游發展有積極意義。
【本文作者為南京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注釋略
責編：周素麗／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