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資源循環利用體系建設是推動綠色低碳發展,解決資源短缺問題,減少環境污染的有效途徑。系列政策的出臺、存量經濟時代的到來、國際市場的需求等促使資源循環利用體系的建設成為必然。資源循環利用體系的建設涉及多個層面的協調發展,主要包括物質流動、技術支撐、管理體系和經濟機制。要從優化人居空間布局、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加強科技創新、實現生態價值轉化、引導全民參與、強化國際合作等方面著手,加快資源循環利用體系建設,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
關鍵詞:資源循環利用體系建設 循環經濟 低碳發展
【中圖分類號】X321 【文獻標識碼】A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健全綠色低碳發展機制”“促進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建設”。在各個領域低碳發展的過程中,資源循環利用體系的建設成為不可或缺的部分,既能夠體現“雙碳”目標下的減碳硬指標,又能體現現代化治理體系中的軟實力。資源化體系建設是促進綠色低碳轉型、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內在要求,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在前端,資源化可以減少初級材料的需求量,降低資源開采過程中的碳排放;在中端,資源化的技術工藝路線可以減少生產過程中的碳排放;在末端,資源化體系建設將廢棄物視為一種潛在的資源,減少了末端處置所帶來的碳排放量。資源循環利用體系建設順應了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眾的新期待,體現了精神需求和物質需求的融合,工業化和信息化的耦合,科學與人文的碰撞,法治和民主的相承。在這一涵蓋全生命周期的資源化過程中,每一個人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到了再生產的某個環節中,對治理的難度和精細程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
資源循環利用體系建設的必然性
一系列政策的出臺加快了資源循環利用體系的建設。2021年,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十四五”循環經濟發展規劃》,提出到2025年,我國資源循環型產業體系基本建立,覆蓋全社會的資源循環利用體系基本建成,主要資源產出率比2020年提高約20%,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用水量比2020年分別降低13.5%、16%左右。2022年1月,國家發改委等部門印發《促進綠色消費實施方案》,提出完善綠色消費激勵約束政策,提升綠色低碳產品在政府采購中的比例,鼓勵有條件的地區對智能家電、綠色建材等消費品予以適當補貼或貸款貼息。到2025年,綠色低碳產品的市場占有率要大幅提升;到2030年,綠色低碳產品成為市場主流。2024年3月13日,國務院正式印發《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行動方案》,明確指出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結合各類設備和消費品更新換代的差異化需求,依靠市場提供多樣化供給和服務。2024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意見》,首次對綠色轉型作出系統謀劃和全面部署,明確了總體要求、主要目標、實施路徑,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2024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快構建廢棄物循環利用體系的意見》,提出到2025年初步建成覆蓋各領域、各環節的廢棄物循環利用體系,主要廢棄物循環利用取得積極進展,資源循環利用產業年產值達到5萬億元。
存量經濟時代奠定了資源化利用的來源基礎。在增量經濟時代,我國的資源消耗量快速增長,鋼鐵、精煉鋁、精煉銅等多種資源的需求在全球占比均超過50%,居全球前列。在存量經濟時代,隨著循環利用體系的不斷完善,再生資源回收利用規模不斷擴大。2023年,我國廢鋼鐵、廢有色金屬、廢塑料、廢紙、廢輪胎、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報廢機動車、廢舊紡織品、廢玻璃、廢電池(鉛酸電池除外)等十類主要再生資源回收量約為3.76億噸,比2017年增長33.3%,年平均增長4.9%;回收總額約為1.30億元,比2017年增長72.0%,年均增長近9.5%。資源化作為存量經濟時代中的增長變量之一,或將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國際市場需求拓寬了資源化利用的渠道及前景。2024年,歐盟委員會公布《包裝和包裝廢棄物指令》,從2030年1月1日起,所有包裝必須是可回收的(可回收成分低于70%的包裝將被視作不可回收),否則不得投放市場。包裝生產者繳納的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EPR)費用將根據可回收性評級進行調整。2023年7月,歐盟委員會發布了一項關于報廢車輛(End-of-Life Vehicles,ELV)的法規提案,該提案要求新車應包含至少25%的再生塑料。國際能源署(IEA)發布的《全球關鍵礦產展望(2024)》報告指出,鋰、鎳、鈷、石墨、銅、稀土元素等六種重點礦物的供給可能無法滿足需求,供應缺口將會出現。到2035年,全球銅的供應量將只能滿足預計需求量的70%,鋰的需求預計達50%。因此,建立資源回收利用體系迫在眉睫。
資源循環利用體系建設的基本內涵
資源循環利用體系的建設依托于循環經濟理論。與傳統的資源管理模式不同,循環經濟理論強調經濟活動應突破傳統的“生產—消費—廢棄”的模式,轉為“生產—消費—廢棄—再生”的閉環模式。換言之,通過系統化的管理措施,先進的技術手段,將生產過程中的廢棄物、邊角料和其他形式的副產品轉化為可再利用的資源,形成循環利用的經濟模式。
資源循環利用體系可被劃分為三個主要層級,分別為產品級循環、材料級循環和能量級循環。產品級循環指將廢棄產品的零部件進行再組裝和再使用的過程;材料級循環指將廢棄物進行破碎、再制造,再回到原材料的過程;能量級循環指對不能夠被再使用和再利用的廢棄物進行焚燒,將產生的能量進行再利用。建設過程中的核心理念在于從全生命周期視角,涵蓋資源的獲取、使用、廢棄、再利用的每一個環節,將廢棄物視為一種生產要素,最大限度地減少資源浪費,進一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從而達到全鏈條的高效再利用。
資源循環利用體系的建設涉及多個層面的協調發展,主要包括物質流動、技術支撐、管理體系和經濟機制。物質流動是資源循環利用體系的基礎,包括從資源的收集、分類、運輸到處理和再生產的全過程管理,體現了每個環節中物質的輸入與輸出的定性評估和定量測算。技術支撐則是實現資源高效轉化的關鍵因素。技術的研發和不斷迭代能夠提高資源處理和再利用的效率,包括廢棄物的分離技術、再制造技術、能源回收技術等。并且,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的應用,如物聯網和大數據,不僅能夠提升資源利用的效率,還能夠增強資源流動過程的可追溯性和透明度。管理體系是資源循環利用體系順利運作的制度保障,包括政策法規的制定,監督機制的建立等,確保資源化的各個環節得以規范化運轉。經濟機制則是資源循環利用體系長效運作的動力源,通過市場化運作,促進資源再生產品的流通和交易,提升資源化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形成穩定的供需關系。
資源循環利用體系建設面臨的現實挑戰
資源循環利用體系在建設和實施過程中面臨著多重挑戰,現實性制約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城市回收體系仍不完善,“軟”“硬”配套不到位。在垃圾分類政策的推動下,生活源廢棄物的分類回收成效顯著。然而,部分地區尚未形成健全的廢棄物回收體系,廢棄物的無序處理現象依然存在。硬件配套上,部分區域,特別是在偏遠地區,回收、分揀和再利用等基礎設施的建設投入不足,直接影響了投放、分揀、運輸等各個環節之間的銜接和運作效率。軟性配套上,社會參與動力不足是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公眾的環保意識雖然已經大幅提升,但是到行動的轉化仍然較弱,究其根本是激勵不到位,持續性差。許多國際企業受到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信息披露的約束,積極投身于回收體系的建設。但對于未受到強制性約束的企業來說,參與的積極性并未顯現。
再生市場細分品類繁多,并未形成規模化效應。廢棄物回收行業發展在現階段仍處于比較粗放狀態,細分品類的復雜性導致市場參與者的數量多,競爭格局分散。以塑料廢棄物為例,生活源塑料品類繁雜,主要包括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聚丙乙烯(PP)、聚乙烯(PE)、聚氯乙烯(PVC)等。部分廢棄物的處理門檻較低,導致回收加工企業呈現小而散的狀態,加劇了人力資源投入過多、運載不充分、安全風險較大等現象。隨著外賣、電商、快遞、日化等產業的快速發展,塑料的產品形態更為復雜,對于回收、分揀和再利用的技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者,即使是規模以上企業也較難打通從前端到末端的一體化鏈條,難以充分掌控再生料的質量和來源穩定性,最終影響了再生產品的質量及規模。
技術瓶頸構成制約,高值化水平仍待提升。許多關鍵領域仍存在技術不成熟、效率低下等問題。例如,廢棄物的高效分離與精細化處理技術尚不完善,導致許多高附加值資源的價值未被充分挖掘。部分再生資源的處理過程能耗較高,與低碳的目標相悖。尤其是在建筑垃圾等成分復雜的廢棄物領域,技術的限制和高昂的成本使得資源化利用水平受到了極大限制。此外,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并未完善,不利于顛覆性技術的成果轉化和應用。
政策的出臺起到了推動作用,但是實施成效仍需提高。盡管各地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規,但在實踐中,執行力和實施效果并不盡如人意,存在協調不力、資金不足和管理欠缺等問題。資源循環利用體系的標準化建設滯后,尤其是在再生產品的質量認證、回收規范和市場準入機制等方面,缺乏統一的行業標準。部分低值再生資源的回收再利用更是缺乏技術、質量和檢測指導。例如,塑料泡沫和紙杯歸屬于可回收垃圾,但因價值低、標準不明確,常常被投放于其他垃圾中并焚燒。
市場機制尚不健全,再生產品處于競爭劣勢。資源化產品目前仍以政府采購居多,再生資源產品的競爭力和市場認可度有待提升。再生資源的價格浮動較大,且與原生資源的市場價格聯動性較弱,需求的波動影響了再生資源供應鏈的穩定性。與此同時,資源化產品的貿易壁壘也對國際市場的拓展構成障礙,限制了產業的全球化發展。另一方面,資源化產業鏈后端的消費屬性較強,但消費者對再生資源產品的認知度和接受度較低。許多再生產品因存在質量和安全標準上的不確定性,市場出路并不明晰。
資源循環利用體系建設的推進路徑
高標準推進資源循環利用體系建設,需要從回收體系、政策支持、技術創新、市場機制、社會參與和國際合作等多個方面進行系統性布局,協同推進。
優化人居空間布局,完善城市回收體系。一是覆蓋全品種,回收的范圍應包括工業廢棄物和生活廢棄物,各類高附加值和低附加值的廢棄物也都應納入循環利用的范疇。二是突出全過程,即覆蓋設計、生產、消費、回收、處置、再生等整個流程,而非落腳于某一環節。三是激勵全主體,即政府、企業、民眾、社會組織等主體各司其職,協同推進。此外,將回收點、分揀站、處置場等基礎設施要素納入城市國土空間規劃,保障再生資源流動所需的物理空間。
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推動標準化建設。一是通過制定強制性回收和再生標準,明確各行業、各主體的責任與義務,形成法律上的剛性約束。二是通過稅收優惠、財政補貼等激勵政策,降低資源化過程中高昂的初始成本投入。三是加強對資源化過程中的監督與評估,確保政策執行的有效性。四是促進地方政府之間的協調合作,特別是針對跨區域的廢棄物處理和資源化方面,形成統一框架和協調機制。
加強科技創新,助力高值化再利用。一是大力發展智能回收和分揀等技術,降低回收成本,減少資源回收過程中可能產生的二次污染問題。二是引入物聯網、大數據、區塊鏈等數字技術,提高廢棄物管理的透明度和資源流動的可追溯性。三是通過碳足跡評估,明確資源化過程中各個環節的碳排放量和減碳目標。四是面向新興廢棄物領域,建立跨學科、多技術路線融合的資源化技術集成系統,解決技術應用面臨的孤立性和片面性等問題。
實現生態價值轉化,完善市場機制以推動規模化效應。一是建立資源化產品的價格機制,通過市場化手段提升資源化產品相較于原生產品的競爭力。二是建設再生資源和二手交易等交易平臺,促進再生資源和產品的流通,并吸引更多的資本進行項目孵化,推動產業的集聚發展。三是依托“以舊換新”等新政,通過財政補貼或稅收優惠政策,鼓勵消費者合理淘汰廢舊產品,換購新產品,帶動經濟增長。四是發揮再貸款、基金等工具作用,支持企業進行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
引導全民參與,全社會響應加快形成綠色低碳發展氛圍。一是通過宣傳教育和推廣活動,提升公眾對資源化的認識與理解,積極參與垃圾分類和“以舊換新”等活動。二是鼓勵企業在生產過程中創新產品設計,優化生產流程,推動資源的循環利用和產品的綠色轉型。三是引導公眾通過碳普惠平臺獲得碳積分獎勵或碳收益,形成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資源化發展格局。
強化國際合作,貢獻中國智慧和經驗。通過多邊合作機制等,鼓勵相關企業和機構學習、借鑒其他國家在資源循環利用體系建設中的成功經驗,并根據本土需求加以調整和實施。發揮不同國家和區域的治理優勢,優化廢棄物和資源的跨境流動管理。通過國際科研院校的交流合作,加速顛覆性資源化技術的創新與推廣,推動全球資源化產業的良性競爭和發展。
【本文作者為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杜歡政,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副研究員 陸 莎;本文系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項目編號:92022YFC3803401)、國家數據局課題項目“數字化驅動生態文明發展的機理研究”、 中國科協科技智庫青年人才計劃(項目編號:XMSB20240711083)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略
責編:馮一帆/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