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
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需要以具有自主性的概念為基石。“社會心態”是中國特色鮮明的社會心理學概念，雖然在國外學界也有相近的概念表述，但兩者各有其獨特內涵。辨析兩者的區別，明確自身的特色，是突出社會心態一詞的概念自主性，進而建構中國自主的社會心理學知識體系的重要途徑。
社會心態的基本功能是表達民意人心
按當前國內學界的最常見定義，社會心態是一定時期內多數社會成員共享的價值理念、社會態度、社會情緒和社會需求等社會心理內容的集合，而其中最受關注的是社會情緒，因為它對社會現實的敏感性最強、表達也最為直接。這種定義側重從成分論的角度對社會心態的內容做出界定，但尚未明確指出社會心態的基本功能與社會心態研究的基本定位。
從功能論角度看，中國語境下的社會心態其實是傳統政治話語中“民意人心”的一種現代表述方式，強調的是其民意預測和人心反映功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它才常被稱為經濟發展與社會運行的“晴雨表”和“風向標”，這也意味著其是作為社會實際問題的衍生問題而被政府和學界重視。凡是進入重大社會轉型期或歷史關鍵期，社會心態問題都會得到格外關注。因為這種時期的社會實際問題很多，產生的社會心態問題也較多，表達方式趨向于激烈，具有較強的社會動員能力，容易成為社會穩定的破壞性力量。從社會心態問題診斷經濟社會運行中存在的本質問題，并通過解決心態問題為這些問題的最終解決營造有利的社會氛圍，是研究和干預社會心態的最本質目的。
這種功能定位，決定了社會心態的熱點問題總是具有階段性特征，缺少絕對意義上的核心主題，但不變的是，社會心態總圍繞社會改革與發展的核心問題而凸顯。例如，20世紀80年代研究得最多的是物價上漲、貧富差距等經濟問題引發的相關心態問題，這反映了改革開放初期的增長效率與分配公平的矛盾問題；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由心態失衡引發的突發性事件、群體性事件等社會沖突成為社會矛盾的一類重要形態，負面社會心態對社會穩定的威脅日益明顯，社會心態疏導作為化解社會矛盾、疏解社會風險的重要內容之一進入政府工作視野；進入21世紀后，關于國民幸福感、生活滿意度的社會心態研究開始增多，集中反映出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水平后人民群眾更高級的社會心理需求；最近十來年，隨著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進程不斷深入，我國呈現出社會風險向網絡空間匯集進而誤導社會情緒與公眾心理的趨勢，網絡暴力、網絡炫富、網絡謠言等不良網絡心態與行為成為重要的網絡空間治理議題。這些主題的變遷，反映的正是社會發展的階段性歷程，不同階段對應著特異性的心態問題及其治理工具。
總之，社會心態指代宏觀的、階段性的整體社會心理現象，它與社會變遷過程緊密相關，具有變動不居的特點。但萬變不離其宗的是，其所反映的問題總是代表了特定社會發展階段群眾最關心、政府最關切、需要特定方式加以解決的問題。社會心態的調查與研究，總是對應著特定的治理需求，關聯著相應的政策行動，因而具有推動政策建構的積極功能。因此，把握社會心態的概念特質，不僅要從其構成元素的視角進行理論分析，更應注重其在社會生活中的實際功能。
社會心態既是學術概念，也是政策概念
在中國社會，社會心態不僅是一個學術概念，同時還是一個政策概念（或稱政策名詞），即黨和政府基于國家治理的實際需要和實踐經驗而提出的、具有明確政治要求和政策預期的概念。社會心態的知識演進，由此也必然具有政策驅動的特征，而不僅是一種獨立于治理需求的純學術研究。通過對社會心態的概念探源與比較分析，可以更清晰地闡明這一特征。
在西方語境下，并不存在按前述定義與價值定位的社會心態一詞的完全對應物，但存在類似的、多樣化的概念表達。從純學術史上看，社會心態的研究通常追溯至興起于20世紀30年代的法國年鑒學派的心態史學研究，其所謂的心態泛指歷史上社會群體在社會生活中所共有的觀念和意識，但其研究重點并不直接對應當下的社會心態，而是試圖揭示特定歷史時期的共同心態，較少具有直接的政策指向性。但這并不是說西方學界不關注現實社會中的民眾心態。19世紀末期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對18世紀末期法國大革命中“群氓心理”的研究，后繼的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對歐洲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由于社會團結的喪失而導致的自殺、失范等所謂“社會病態”現象的關注，以及20世紀初美國芝加哥學派的社會學家羅斯在其代表作《社會心理學》中對美國城市化過程中的“暴民心理”的分析，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不同歷史階段的大眾心理對社會行為的情感動員作用。這些西方學者雖已用不同的術語探索了社會心態的不同側面，但并未直接使用并定義社會心態一詞，也未考慮社會心態的政策建構功能。
晚近的西方社會心理學倒是創造了一個與源自中國實踐的社會心態概念在字面意義上對等的詞：social mentality。國內學者在翻譯社會心態時也多采用這一詞語。但兩者形同而質不同，應當注意區分其在實際使用中的差別。西方社會心理學中的社會心態一詞主要源自社會心態理論（social mentality theory，SMT），該理論將社會心態定義為產生認知、情感和行為模式進而塑造社會角色的內在系統，其實質是個體產生特定刺激反應的內在心理機制，相當于認知心理學中的“模塊”。這一理論的要點是解釋個體動機與外在行為之間的關聯性，尤其用于解釋一些異常行為（如飲食障礙、人際關系障礙）的形成機制，是一種微觀的、人際水平上的社會心理學理論。這顯然與作為民意表達和宏觀社會心理現象的社會心態的內涵相去甚遠。定義的差異只是表面，本質的差異來自方法論立場。西方這種理論范式雖然自稱為社會心理學理論，但本質上仍是個體主義方法論立場下的社會心理學，帶有濃厚的行為主義心理學和進化心理學色彩，強調的是有機體對刺激-反應的聯結和環境適應功能，其所需要的行為調適也限于在人際層面的社會運行下進行個體自身的內在心理調適。這與作為社會問題或治理議題的社會心態概念并不在同一個分析層面。
結合上述比較，可以發現：作為社會問題和治理議題的“社會心態”一詞，是一個不折不扣地源自當代中國實踐的原創性概念。它在本質上不同于“詩人心態”“文人心態”“士人心態”等文學、史學的傳統研究視角下的小群體心態，而是特定歷史時期大多數成員共同的社會心理，具有更寬泛的涉及面和更明確的對策導向；它也不同于極端的、暫時性的社會心理現象，而是更日常、更普遍的整體生活感受，更多指向社會問題而非政治問題，強調訴諸非強制的、柔性的問題解決方式；它雖然有著形式上對應的英文翻譯，但在實際語義上有著明顯區別，不可混為一談；它既有相對獨立的知識發展史，又主要作為反映當下社會現實的社會心理指標而具有高度的政策驅動性，既是學術概念，也是政策概念，后者更能反映它在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中的本質屬性。
面向中國實踐開展社會心態的多學科研究
社會心態的政策概念屬性，使得它的研究路徑和學理探討并不局限于某個單一學科，而是與生俱來地具有多學科競爭的知識生產模式。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方面，社會心態本身是一個具有開放性特征的傘狀概念和概念容器，具有跨學科、跨領域、多分支、多內涵的特點。從構成維度上看，可劃分為情緒、認知、價值觀、行為傾向等多個維度，但都綜合地體現為某種社會態度；從細分主題上看，可分為滿意度、幸福感、安全感、獲得感、公正感、相對剝奪感等多個子概念，且不同子概念之間的邊界也較模糊，更傾向隨著主題與視角的變化而采用不同的界定；從涉及群體上看，可以從固定的人口學維度劃分成老中青等群體心態，也可按特定事件或議題劃分不同的群體心態，如網民心態、投資者心態等，不同的劃分標準之間也容易存在交集；從學科歸屬上看，社會心態所反映的實際問題的學科屬性，在更大程度上決定了這種心態的科學屬性，如經濟發展問題相關的心態多從經濟學視角進行研究，公共政策執行產生的相關心態問題多從公共管理學視角進行研究，就業、教育、醫療等領域的心態問題常從社會學視角進行研究，但這種研究又不具備完全的封閉性，經常會出現學科視角的交叉與重疊。
另一方面，社會心態議題的政策驅動特征，也決定了它不可能作為獨立的、自在自為的研究對象而存在，而要“跳出心態看心態”“從心態看社會”，重視通過對社會心態的調查研究推動問題解決、促成秩序和諧。也就是說，理解社會心態需要將其置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的宏大語境之中，使社會心態研究發揮服務國家治理、促進社會發展的價值功能。另外，政策概念首先遵循的是問題導向而非學科導向，而問題的產生常具有跨領域、跨學科的特征，也需要跨學科的聯合才能形成解決問題的合力。而且，政策議題常有階段性重點，不同階段的社會心態問題可能對學科傾向有所側重。例如，近年來的網絡社會心態問題更多由傳播學而非政治學、社會學等傳統學科介入，這自然是因為這種心態的傳播途徑與演變空間與傳播學的關系更為緊密的緣故。這同時也反映出政策概念的知識生產具有明顯的議題驅動特征，它的學科歸屬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相關學科在相應問題上的政策影響力。
因此，社會心態雖然天然地是一個社會心理概念，但并不只是一個社會心理學概念，也不是狹義的心理學或社會學概念，它面向幾乎所有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開放，并在開放式的競爭中促進研究的繁榮與知識的傳播。同時，其知識生產過程也不完全由學術共同體之間的學派競爭決定，更大程度上是在回應國家治理的訴求中完善自身學理建構的。面向未來，推進社會心態研究，就要在充分認識這一概念特質的基礎上，立足社會中正在發生的社會心態問題展開具體的調查研究，并吸取不同學科的理論資源與學脈傳統進行學術加工，為解決心態問題及其背后的更深層次問題提供學科助力，從而彰顯自身的政策價值，并反過來影響政策建構過程。只有這樣，才能形成國家治理與知識生產、學術研究與實踐應用之間的良性互動。
（作者：汪新建，系福州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特聘教授、南開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