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更好相適應具有深刻理論基礎，發展新質生產力必然形成新型生產關系，也迫切需要形成新型生產關系。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是我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任務，改革創新是形成新型生產關系的根本途徑。加快形成新型生產關系的實踐進路包括以經濟體制改革促進先進生產要素向新質生產力集聚，以科技體制改革激發生產要素活力，以人才體制機制改革激活生產關系中的最關鍵要素。
關鍵詞:新型生產關系 新質生產力 質態轉變 改革創新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下簡稱《決定》）明確提出，“健全相關規則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1]。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2]為我們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指明了方向。歷史唯物主義表明，在生產力由舊“質”向新“質”的轉換過程中，生產關系不可避免地要進行調整與變革，才能不斷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變化。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國內國際多重因素影響下，“新質生產力已經在實踐中形成并展示出對高質量發展的強勁推動力、支撐力，需要我們從理論上進行總結、概括，用以指導新的發展實踐”[3]。生產力質態的改變，意味著生產關系已經出現了相應變化并將繼續發生變化。無論是抓住機遇還是應對挑戰，都需要我們正視且準確把握新質生產力發展帶來的生產關系變化，有目的、有步驟地調整優化生產關系，使兩者更相契合、更加匹配，共同支撐新時代新征程的高質量發展。
加快形成新型生產關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相互作用貫穿于人類社會發展的始終，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觀點。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4]。《決定》在提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時，明確提出“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從理論上看，新質生產力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觀的新發展，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生產力觀。因此，適合新質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新型生產關系具有很強的理論性，需要在對已經形成的生產力新質態的理論認識基礎之上發展。這就要求我們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出發，深刻認識加快形成新型生產關系對于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發展新質生產力必然推動新型生產關系的形成及確定
歷史唯物主義指出，在人類社會中，一定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是由生產力的發展決定的。“先進生產力”與“舊質生產力”的關鍵差別在于“質態”的不同，從根本上規定了生產關系的不同。生產力作為抽象概念，其本身似乎并沒有質的規定性，我們無法通過感性認識感受到“生產力”本身是什么樣的，有何“質”的區別。生產力在感性認識層面有形地存在著的時候，其“質”的差別往往來自生產工具和不同產業間的差距，如縱向視角的“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5]，或是橫向視角中農業、工業、服務業的區別等。這些區別只能說明生產力在具體感性層面上具有“質”的規定性而無法說明生產力本身“質態”的不同，如黑格爾所說的，人可以吃櫻桃和李子，但是不能吃水果。看起來，如果無法明確生產力本身的“質態”究竟是什么，似乎也就無法明確新質生產力所代表的“先進生產力質態”是什么了。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生產力并不是孤立的、靜止的范疇，而是與整個社會交往緊密結合的、不斷運動的范疇，“生產力的增長、社會關系的破壞、觀念的形成都是不斷運動的”[6]。因此，必須從聯系的、發展的視角來考察生產力的“質態”。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于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任何新的生產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產力單純的量的擴大（例如，開墾土地），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展。”[7]在這里，生產力的“量”的擴大和“質”的發展都代表著社會中人類能動改造自然的能力的進步。這種進步初始通常表現為“量”的進步，只有當社會中有了提高生產效率的客觀需求后，生產力的發展從單純的“量”的擴大變為生產效率的提高才會有客觀前提。這種生產效率的提高就是“新的生產力”。與生產力“單純的量的擴大”不同，“新的生產力”即生產力“質態”的改變會引起生產關系的改變；只有在“新的生產力”的生產關系得到改變且確定后，生產效率的提高也才會隨之固定下來，并進一步引發新的生產力“質”的改變。由此可見，生產力的“質態”作為一個動態范疇，必然帶來生產過程的改變、勞動要素的重新組合等生產關系變化。
發展新質生產力迫切需要新型生產關系的形成及確定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生產本身是“以個人彼此之間的交往為前提的。這種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產決定的。”[8]勞動者改造勞動對象并使其成為勞動產品的能力和效率是衡量生產力的重要標準，生產關系決定著勞動者、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的相互組合，也決定著生產力能否得到良好發展。適應當前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可以發展生產力，而不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則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在這種生產關系下“這些生產力只獲得了片面的發展，對大多數人來說成了破壞的力量”[9]。因此，要容納并發展先進生產力，就要使“已成為桎梏的舊交往形式被適應于比較發達的生產力……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會成為桎梏，然后又為另一種交往形式所代替”[10]。
19世紀的兩次工業革命后，資本主義社會中大工廠生產的效率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工業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取得了絕對的統治地位，生產效率的提升為彼時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帶來了深刻的變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形成和確立，又推動當時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后出現經濟繁榮。進入21世紀以來，新一輪科技革命加速演進，社會生產方式和效率再一次得到極大提升，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方式也發生了深刻變化，作為先進、優質、符合時代的生產力，新質生產力迫切需要生產關系與之相符合，以更好支撐高質量發展。
形成新型生產關系的根本途徑在于改革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質生產力“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11]。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三者之間的組合在本質上反映了生產關系的變化。在以往的階級社會中，改變生產關系意味著要觸碰統治階級的利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會隨著社會發展逐漸變為對抗性矛盾，生產力“質態”改變往往最終會通過社會革命的形式來完成。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可以不必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來進行。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分工的各個不同發展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這就是說，分工的每一個階段還決定個人在勞動材料、勞動工具和勞動產品方面的相互關系。”[12]彼時的“社會進化將不再是政治革命”[13]。社會主義社會構建適應先進生產力的生產關系，不是通過政治革命，而是在發展的、改革的前提下實現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領導人民進行了偉大艱辛的現代化建設，自始自終貫穿著通過改革創新調整優化生產關系的邏輯主線。新中國成立之初，變革生產關系以發展生產力成為我們黨的重要任務。同以往的各種社會形態一樣，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國首先是在“量”上擴大生產力。人民政府通過財政經濟政策、穩定城市物價、安排失業人員工作、救助受災地區人民等措施，使國民經濟發展壯大、免于崩潰。這些保護并發展生產力的手段取得了很多成效，但這種發展在當時還是不穩固的。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指出，上述的成績“還不是根本的好轉。要獲得財政經濟情況的根本好轉，需要三個條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三）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14]事實上，這“三個條件”就是生產關系的改變，只有完成了這“三個條件”，新中國的社會生產力才能初步達到質變，也即“財政經濟情況的根本好轉”。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15]，既是新中國成立后對生產關系的重要變革，也在事實上帶來了新中國第一次生產力的“質態”轉變，推動社會主義生產力蓬勃發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人進行新的理論和實踐探索，打破了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思想桎梏和意識形態壁壘，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圍繞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生產關系調整，使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日益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完成了生產力質態的新的轉變。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對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生態文明體制等作出系統改革部署。特別是在科技領域，持續深化科技體制改革與政策創新，調整優化科技創新資源配置及運行方式，破除創新鏈與產業鏈、技術鏈等深度融合的機制障礙，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等等。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舉措，提升了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效率，是新時代調整變革生產關系的生動實踐，最大程度促進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
實踐充分證明，改革離不開創新，創新更好促進改革。只有通過改革創新，集中全社會智慧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堅決破除妨礙生產力質態轉變和生產關系變革優化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實現生產關系變革與生產力質態轉變同頻共振，才能從根本上不斷提高我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
以新型生產關系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
改革創新是形成新型生產關系的根本舉措。要按照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確定的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總要求，以經濟體制改革促進先進生產要素向新質生產力集聚，以科技體制改革激發生產要素活力，以人才體制機制改革激活生產關系中最關鍵要素，著力破解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以新型生產關系促進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
以經濟體制改革促進先進生產要素向新質生產力集聚
高水平的市場經濟體制是構建新型生產關系的必要前提，也是推動全面創新的重要保障。加快形成新型生產關系必須破除阻礙先進生產要素充分流動與優化配置的體制機制障礙，以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
首先，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構建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質生產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規劃引導、科學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場機制調節、企業等微觀主體不斷創新，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驅動形成的。”[16]《決定》提出，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這正是適合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高效市場。政府要在市場機制中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既要更好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又要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問題，通過彌補市場失靈實現資源配置的效益最大化，為經營主體提供更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
其次，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都是構建新型生產關系的重要載體。完善落實“兩個毫不動搖”體制機制，增強國有企業對長周期創新領域的投入，推動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實現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優勢互補、共同創新。
其三，資本是新型生產關系的重要要素。注重引領、利用、發揮資本增殖的天然需求，將其轉化為推動全面改革創新的動力，同時加強資本對創新的正向作用，引導發展耐心資本。
最后，商品生產是新型生產關系的主要形式，而商品能否得到價值實現是商品生產得以持續發展的關鍵。推進產業深度轉型升級，提高商品實現的成功率，既持續優化產業布局、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又利用數字技術和綠色產能改進個體生產效率、提高單位生產收益。
以科技體制改革激發生產要素的活力
新質生產力的創新特點和先進本質，決定了構建新型生產關系既要重視人財物、知識、技術、信息、數據等資源要素，更要激發企業、高校、科研機構、科技服務組織等創新要素活力。
首先，進一步完善新時代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所需的制度體系，加快政府從“科技管理”向“創新治理”的轉型，為各類創新主體提供更加精準的服務，加強中央和地方之間、不同地方之間創新資源的合理流動，通過完善新型舉國體制強化有組織科研，著力破解科技發展協同化程度不高、創新力量分散、創新鴻溝加劇等難題。
其次，鞏固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更好發揮企業在支持全面創新中的作用。放大科技領軍企業的產業鏈引領帶動作用，允許科技領軍企業參與國家科技戰略政策的制定和決策，完善科技領軍企業牽頭突破關鍵核心技術與行業共性技術“卡脖子”問題的機制；充分激發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創新活力，引導科技型中小企業深度參與產學研用創新聯合體，基于協同創新暢通科技、產業、金融的高水平循環。
再次，增強科技、創新、人才等相關政策的統籌協調，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加強黨對科技體制改革的集中統一領導，發揮中央、地方科技委的統籌謀劃、組織實施、推進督導等功能，建立科技創新政策評估機制，確保相關改革舉措同向發力，形成政策的組合效應。
最后，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動科技開放合作。盡管西方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依然活躍，但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擴大全球科技合作也是建設科技強國的必由之路。堅持自主創新和交流合作雙輪驅動，統籌謀劃科技、產業、文化等諸領域的擴大開放策略，用好共建“一帶一路”、上合組織、金磚國家、APEC等合作平臺，在更高層面、更多領域、更大范圍推動全球化，利用生產要素的全球流動促進新型生產關系更好調整優化。
以人才體制機制改革激活生產關系的最關鍵要素
生產關系中最關鍵最活躍的因素是人，生產關系的本質就是人們在物質資料的生產過程中形成的社會關系。構建適合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新型生產關系，既需要科技創新人才，也需要組織管理人才；既需要戰略性精英人才，也需要大批的基礎實踐型人才，必須用好用足我國的人口紅利與人才紅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暢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環，完善人才培養、引進、使用、合理流動的工作機制”[17]。
首先，健全完善育才、引才、用才工作機制，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讓各類人才引得進、留得住、用得好，形成“生動活潑、人盡其才”的良好人才發展環境。社會主義制度對勞動者“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有著天然的制度優勢，在經濟上要完善要素分配、成果賦權等激勵制度，實施以知識價值為導向的分配政策，充分保障優秀人才的合理物質需求；在政治上要完善職工代表大會等制度，健全基層勞動者民主制度；在文化上堅持勞動者地位高的社會意識，充分尊重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基層首創精神，鼓勵廣大勞動者涌現更多“大國工匠”和勞動模范，做到“人人皆舜堯”；在精神上要滿足勞動者精神需求，營造鼓勵創新和寬容失敗的社會氛圍，避免出現“生于淮北則為枳”的情況。
其次，培育造就更多戰略科技人才，在加快形成新型生產關系中壯大“頭雁效應”。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要求，“著力培養造就戰略科學家、一流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著力培養造就卓越工程師、大國工匠、高技能人才，提高各類人才素質”[18]。通過政策激勵加強戰略科技人才及其后備力量的培養，科學使用戰略科技人才，正確評價戰略科技人才，引導更多的戰略科技人才堅持“四個面向”增強創新能動性、發揮創新引領價值。
再次，為構建新型生產關系形成合理的人才結構與人才梯隊。加快形成具有科學精神的科學家隊伍、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隊伍、具有敬業奉獻精神的專業勞動者隊伍、具有法治精神的公務員隊伍。發揮黨管人才的組織優勢，以基層科技人員為重點進一步松綁減負，讓廣大科技人員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心無旁騖地從事創新創造活動，盡可能減少一線科技人員為報項目、發論文、評獎勵、爭資源而分心傷神。
最后，持續深化“破四唯”和“立新標”相結合的人才評價改革，健全以原創引領和價值創造為核心的分類評價體系，完善符合科研活動規律的科技獎勵制度與人才考核機制。
【本文作者為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周柏男對此文亦有貢獻】
注釋略
責編：董惠敏／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