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基于對國情世情的科學判斷，在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場域中提出的，承繼了馬克思主義共同體思想、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關切國內和世界民族問題的思想。既蘊含著對中華民族實質特性、發展歷程等“實然”的理性認識，也蘊含著對如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和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應然”的智慧思考，理念內涵豐富，治理意蘊深刻，對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和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中華民族共同體 民族工作 理念內涵 治理意蘊

【中圖分類號】D633 【文獻標識碼】A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千百年來各族人民對團結統一的自主認同，是5000年文明史鑄就的民族傳承。2023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是要引導各族人民牢固樹立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1]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是我們黨新時代民族工作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注重從歷史脈絡、理論邏輯、文明傳承、實踐創新維度確證作為本體的中華民族共同體之“實”，既蘊含著對中華民族實質特性、發展歷程等“實然”的理性認識，也蘊含著對如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和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應然”的智慧思考。

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的豐富內涵

內在結構：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多元一體的

多元一體是先人留給我們的豐厚遺產，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在內在結構上的鮮明特征。“一體”與“多元”共同形塑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實體發展演進的內聚性、穩定性和動態性，持續激活了中華民族內部多民族共同奮斗的磅礴偉力。

從歷史向度看，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民族實體，56個民族已結合成相互依存、統一而不可分割的整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華民族共同體與國家對應而存在，進一步增強了其“作為國家民族的實體性和整體性”。在關于民族工作的論述中，習近平總書記多次使用“中華民族”“中華兒女”“中華文明”“中華民族共同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系列具有整體感、包容性的概念，更加凸顯出中華各民族交織交融、休戚與共、命運相連的“一體”主線，強化了政治上匯聚全體民族成員共同歷史記憶和集體認同的“中國”這一統一實體。

從文化向度看，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文化共同體。“多元一體”既指明了各族文化的差異性和相通性，又蘊含著各民族間的文化平等與價值共生。各民族文化可以為共同體輸送精神營養，以促進各民族文化的交互共生與價值互鑒；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下，各民族可以積極探索民族文化特質的公共表達，以共同體文化引領各民族文化健康發展。“多元一體”的歷史文化敘事助推“多元一體”國家結構的建構，這種建構隱喻并尊重著中華民族內在的文化聚合力，實現了對西方民族國家觀的話語超越。

從政治向度看，“多元一體”的終極價值是構建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的提出，將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統一起來，不僅有助于各民族實現從“我是誰”到“我們是誰”的身份定位和自我認同，推動各民族形成“五個認同”；還順應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的價值塑造，為世界多民族國家建構國民認同提供了中國方案；此外，這一理念將民族團結、國家富強、社會繁榮作為價值內核，引領中華兒女共同奮斗。

休戚與共：歷史記憶與利益聯結

“休戚與共”一指共同體成員集體塑造了共同的歷史記憶，關系密切；二指共同體成員間利益交融、共通、共享，利害相關。“中華民族共同體”既是一個共享記憶的歷史共同體，又是一個利益聯結的利益共同體。

共享歷史記憶從精神層面為“中華民族共同體”賦予了構建中華民族認同與中華文化認同的社會價值。歷史記憶是共同體成員對共同的歷史情感體驗進行反思和想象所積淀的不在場回憶[2]，一方面指向個體的親身體驗、框架條件的生平式回憶，另一方面指向社會群體的共同起源及其鞏固根基式回憶，通過縱向維度的連續歷史脈絡和橫向維度的社會共享歷史記憶，使得成員經過交流與反思獲得社會歸屬感與群體認同感。我國各族人民的先輩們共同創造了秦漢雄風、大唐氣象、康乾盛世等光輝歷史圖景，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成員們塑造了共同的歷史記憶，并增強了成員們對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的認同感。

共同利益聯結從物質層面為“中華民族共同體”賦予了構建中華民族認同與中華文化認同的經濟基礎。共同利益是共同體成員間最基礎、最根本的聯結紐帶，“休戚與共”理念正是對馬克思“真正共同體”理論中保障每位共同體成員發展的共同利益的集中表達。回顧黨史，中國共產黨始終以中華民族的根本、整體和長遠利益為導向，帶領中華民族找到一條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形成黨的民族工作方針政策，創設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扎實推進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加強各族人民群眾之間的利益聯結共享，以民族團結進步鞏固了社會穩定和國家繁榮。

榮辱與共：情感聯結與精神相依

“榮辱與共”既強調共同體成員之間的情感依賴、情感共鳴和情感聯結，又強調共同體成員具有共同的價值取向、道德倫理規范和信仰觀念。這一理念詮釋了各族人民共膺榮譽與輝煌、共抗屈辱與苦難的理性認同根基，是構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要素之一。

我國各族人民交往交互、情同手足、悲歡同體，已經形成一個情感聯結的情感共同體。共同情感是樹立共同體理念的情感紐帶。在中華民族的情感體系中，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各民族最強烈的情感共識，自古以來就流淌在中華民族血脈之中，是維護民族獨立和民族尊嚴的強大精神動力。中國共產黨作為中華民族愛國基因的堅定傳承者，讓愛國主義基因薪火相傳、愛國主義情懷生生不息，以平等團結、繁榮發展鞏固各民族之間的情感聯結。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各族人民共同創造的“四個偉大成就”和“兩大奇跡”讓各民族的愛國主義情懷前所未有的高漲，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在情誼情感情懷上的榮辱與共。

我國各民族因共同的文化結成難以分割精神相依的文化共同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使各民族人心歸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團結奮進的強大精神紐帶”。我國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中華文化，各民族共同創造和傳承的文化精神、情感觀念等構成我們共有的精神家園，這是中華民族團結奮進的動力源泉。歷史證明，中華民族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精神相依的文化共同體。新時代新征程，要把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結合起來，豐富和發展中華民族精神譜系，更好地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

生死與共：價值與共與安全與共

“生死與共”一指共同體成員的價值共享，能否價值與共關乎共同體存亡，二指共同體成員是生死安全聯盟，不能分離。這一理念與國家安全和民族危亡密切相關，指向最能激活深層反思的中華民族共有價值和“存續與衰亡”記憶。

中華民族共有價值是整個中華民族共同傳承和發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是海內外中華兒女聯結的文化基因和價值認同的合集，對于凝聚人心、達成共識和團結奮進具有強大的紐帶作用，事關共同體的“生死”。在現實中，體現為一套共識性的倫理秩序和行為規范，既包括“和而不同”“家國情懷”“以德治國”“仁義禮智信”“忠孝節義”等幾千年悠久的歷史中形成的傳統文化倫理觀念，又包括現代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這些共有價值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構建與維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一個生死與共的安全共同體。我國各族人民于國家山河破碎之際從自在走向自覺、共同挽救民族危亡，各民族歷史上雖偶有摩擦但面對外敵和入侵始終團結統一，共同捍衛國家統一、領土完整和民族獨立，由此結成了“生死與共”的安全共同體。并且，隨著全球化發展帶來的改變，促使部分人們愿意回到民族國家或民族共同體敘事中，期待以民族性應對全球性，從而在某種程度上改善處境，保全自身。而中華民族共同體可以給予中華兒女一種不同于全球流動的安全與穩定，回應個體對本體安全與理性發展的訴求。

命運與共：身份聯結與前途命運

“命運與共”主要關涉中華民族共同體這一社會實體的發展和演進方向，集中傳遞的是共同體的歷史聯結、現實聯系、未來關聯，強調共同體成員之間政治身份相同，前途命運緊密聯系。

各民族“命運與共”源于共同的歷史經歷所激發出來的同進退、共生死的身份認同，是政治身份聯結的政治共同體。我國各民族“命運與共”的緊密聯系以及各民族成員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感、歸屬感是在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進程中發展出來的。近代以來救亡圖存的共同抗爭使得中華民族成為我國各民族普遍認同的道義和歸屬。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我國各民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共同推動中華民族日益走向包容性更強、凝聚力更大、共享價值更高的命運共同體。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提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華民族共同體”等新理念，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寫入黨章，把“中華民族”概念寫入憲法，從法律上明確了中華民族“命運與共”的政治身份。

我國各民族的命運是與中華民族、人類命運等共同體的發展聯系在一起的?？v觀歷史，我國各民族共同創造了“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的民族交融格局，各民族早就因共同的疆域、歷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結成難以分割的、前途命運與共的社會共同體?，F如今，我們打贏脫貧攻堅戰，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各民族實現了過上“好日子”的美好愿景。歷史和實踐證明，中華民族是一個前途與共的社會共同體。不僅如此，在面對新冠疫情時，中國給予國際社會的人道主義援助，表達了對世界人民生命安全極端負責的大國擔當。

秩序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的國家治理意蘊

“多元一體”屬性決定現代化建設須直面社會規模的治理難題。社會規模是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顯著特征，構成了一個國家政治理性化建制的限制性因素，并規約后者的價值規范、政治模式與秩序建構。[3]中華民族不僅是一個“多元一體”的民族實體，還是一個“多元一體”的政治文化共同體。“多元一體”屬性決定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必須直面多元中國歷史形成的民族成分、連續不斷的文明體系以及廣闊領域與眾多民眾等內容。一方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多元一體”屬性決定中國現代化發展道路必然有別于西方。另一方面，“多元一體”屬性要求必須處理好國家的政治理性化建制與社會規模的關系，直面政治理性化建制中的社會規模治理問題，處理好族際關系協調、民族身份與國家身份整合、民族地區的發展差異、民族地區事務治理等難題。

“歷史文化”共性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推進新時代民族工作奠定基礎。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共同文化、共同歷史的民族共同體，各民族基于長期交流交往交融共同創造了中華文明、共同譜寫了中國歷史的進程。此種“歷史文化”共性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引導各族人民牢固樹立多元一體、“四個與共”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奠定基礎。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以“民族團結”為紐帶，以“文化認同”為根脈，立足中國自身歷史發展實際，突出中華文明的連續性特征，發揚中華民族本身的內聚特質，共建出一種更具向心力與凝聚力的新型民族關系，讓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在各民族地區快速發展基礎上，一種均等化水平較高的基本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體系，將各族群眾緊緊相連，進一步拓寬了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與提升民族事務治理水平的正確道路。

“文明連續”特性為國家的政治理性化創新及政治秩序建構奠定了基礎，為中國社會的平穩轉型構建了“穩定”底色。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以中華文明的“統一性”為核心，突出中華文明的連續性特征，進一步增強了中國歷史和中華文明的連續性。文化的連續性為國家的政治理性化創新及政治秩序建構奠定了基礎，為中國社會的平穩轉型建構了“穩定”底色。與西方通過“民族”整合國民的單一路徑不同，中國以文化的連續性為根基，圍繞“五個認同”價值體系，形成了領土整合、國民整合、權力整合、政黨整合、制度整合、文化整合等多元化的系統性整合機制。“五個認同”作為中國民族理論與政策的特色話語與概念表述，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內容或精神實質[4]，蘊含了多維的整合機制，深度體現了多民族國家建設的內在邏輯和運行機制，是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關鍵，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根本遵循和實踐原則。

“民族國家”身份需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代國家治理制度體系支撐。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厘清了民族與國家的關系，疏解了單一民族國家與多民族國家的話語糾纏，用共同體思想處理民族－民族和民族－國家關系，既能有效地凝聚各民族團結發展，又能實現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國家利益與民族利益的統一。同時，這一理念提供了一種關于多民族國家進行一體化建構的現代觀念和制度構設，有利于樹牢中華民族作為各民族的共同體認知與情感。從我們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復興的偉大實踐來看，政治共同體的“民族國家”身份需要以中國共產黨為主導建構國家治理制度體系與政策措施，通過憲法和黨章等政治性法律法令，確定中華民族作為各民族認同的共同體象征與符號，并通過社會化機制傳播中華民族作為共同體的象征與符號；同時，完善協調民族利益與國家利益的各項制度設計，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逐漸推進多民族國家的有效整合。

融通關聯：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的全球治理意蘊

“多元一體”的共同體結構、文化特性及思維模式為當今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國智慧。“多元一體”一直以來就是中華民族的顯著特征，這不僅體現在民族構成、歷史潮流上，還體現在文明綿延、文化連續和思維心理上。這種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理念內涵以及中華民族的國家建構和發展。中華民族共同體是由多民族構成的共同體，中華民族建設是一種“統一多民族國家”建設，集中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兼容并包、和合共生，呈現出中國傳統的整體理性、關系理性思維模式，這與西方文化倡導的個體理性和工具理性明顯不同。中華民族的國家建設和國家發展，是以尊重差異和包容多樣為根本前提的，絕對不會在大國博弈中謀求霸權、參與權力轉移斗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不會走威脅世界和平發展的老路，而是以一種建設性力量參與全球治理，倡導一種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為世界和平與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休戚與共”的歷史文化連續特性為人類發展提供了一種可資借鑒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多元化系統整合機制。無論是多民族的國家共同體，還是多國家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集體行動力和共同意志的產生，都必須正確處理多元與一體的關系[5]。中華民族具有共同的歷史、連續的文化，這為中國圍繞“五個認同”形成國家多元化的系統整合機制奠定根基。中國的國家建設摒棄了西方通過“民族”整合國家的公民民主主義單一路徑，也避免了多元文化主義的現實癥結，形成了國家系統性整合機制與改進策略，有利于實現社會秩序建構與國家治理效能優化。中國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代表了一種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模式的系統性整合機制，可通過國內治理的溢出效應為全球治理提供成功的價值理念和發展經驗，倡導不同民族、國家和文明的和平相處，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的世界，為世界多民族在國家建構國民認同提供了中國方案。

“榮辱與共”的情感聯結與“生死與共”的安全與共，能回應全球化時代個體對于本體安全與理性發展的訴求。全球化是現代世界發展的強勁動力，帶來現代性制度全球擴散和個體自由實現，瓦解了共同體存在的根基；也帶來各種認同危機、社會風險與不確定性，個體需要尋找“本體安全”，由此身份認同被建構以幫助個體對抗全球化帶來的安全焦慮、文化同化或尊嚴喪失等。面對多族化的現實與認同政治的挑戰，西方社會選擇多元文化主義和公民民族主義路徑來重建國民身份認同，但均遭遇各種癥結。而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中“榮辱與共”的共同情感聯結與“生死與共”的安全與共內涵，能及時回應全球化時代個體對于“本體安全”的情感心理需求和理性發展需求：一方面通過強調國家民族的情感價值與精神聯結，塑造各民族成員認同的共同體象征與符號，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另一方面通過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以人民為導向的國家利益，以國家途徑更好實現和保障中華兒女的個體利益。

“命運與共”理念體現了多方主體與協同治理的精神要義，為全球治理規則與治理結構塑造提供了中國經驗。中華民族共同體絕不只是民族實體自然演進的結果，而是先進的政治力量與社會大眾互動，多種主體共同參與政治社會秩序與集體認同構建的結果，體現出現代政治的多方主體與協同治理精神要義。全球治理是為了滿足世界各國人民對全球性公共產品的需要，解決人類社會面臨的普遍性問題，絕不是為了實現一些國家的自身利益。作為新興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文明大國和負責任的大國，中國以“命運與共”的理念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共建“一帶一路”，努力塑造一種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這是中國國家治理對全球治理體制轉型的引領。因此，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蘊含有處理世界民族問題的善治理念，擘畫了“強起來”之后的中國如何與世界相處的前景，為全球治理規則與治理結構的塑造提供了中國經驗。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共同體視域下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項目編號：22VRC021）階段性成果；總課題負責人：人民日報社人民論壇雜志社總編輯彭國華；執筆：潘麗莉、賈曉芬】

注釋略

責編：程靜靜／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