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動區域協調發展邁向更高水平，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高水平區域協調發展，不僅要求提升區域發展整體水平，還要求縮小區域間發展差距。近年來，我國區域協調發展已經取得明顯成效，但仍存在區域資源配置和生產力布局失衡的現象，原因在于統一大市場建設存在“堵點”，造成要素跨區域流動受阻；“內卷式”惡性競爭制約多重區域戰略疊加效應發揮；激勵不相容致使“行政區經濟”尚未真正破壁。究其根源，在于區域協調發展機制不暢。推進高水平區域協調發展，需要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培育發展新動能，關鍵在于建立激勵相容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

【關鍵詞】區域協調發展機制 資源配置 生產力布局 激勵相容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4.008

【作者簡介】唐玨嵐，上海市委黨校（上海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教授。研究方向為經濟政策學、貨幣金融學。主要著作有《健康的財政與金融體系——10年金融危機治理的反思》《防范短期資本流向逆轉研究》等。

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地區之間要素稟賦差異大，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一直是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生產力布局經歷了三次重大的變化：從“三線建設”時期生產力布局向內地遷移，到改革開放初期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再到在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的同時，相繼作出實施西部大開發、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等重大戰略決策。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區域協調發展，提出了京津冀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等新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為了更好地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要求“完善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機制”。隨著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實施的不斷走深走實，各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日益提升、基礎設施通達程度逐步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體相當，京津冀、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三大城市群動力引擎作用持續增強，重點開發地區、生態功能區、糧食主產區、能源富集地區等重要功能區支撐作用明顯增強，體現了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所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成就。區域協調發展是現代化國家建設的必由之路。當前，我國正處于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對照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我國區域協調發展仍存在明顯不足。為此，需認清區域協調發展面臨的主要困境，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高水平區域協調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1]中國式現代化對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時，區域協調發展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取向，因此，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統籌實現更高水平的區域協調發展。[2]

區域協調發展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客觀需要。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高質量發展“不是只對經濟發達地區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區發展都必須貫徹的要求”，[3]需要貫通東中西、協調南北方，是“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的發展。[4]然而，“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各地區自然資源稟賦差別之大在世界上是少有的”，[5]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存在明顯差距，這是我國的基本國情。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在推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道路上，既不能要求各地區整齊劃一“齊步走”，也不能任由區域之間發展差距的不斷拉大，而是要根據各地區的資源稟賦，走各揚所長、優勢互補的發展之路。區域之間“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協調是發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統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6]因此，區域協調發展是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重要舉措，要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中實現高質量發展。

區域協調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一個需要長期追求的目標，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長期動態的過程。這一長期目標所追求的是960多萬平方公里廣袤大地上14億多人口的共同富裕，即無論“東西南北”、城市與農村、沿海與內陸、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不同區域的人民群眾都能實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富裕。很顯然，這一目標的實現離不開區域協調發展。因此，區域協調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區域協調發展是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迫切需要。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唯有準確識變，才能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大變局之“變”在于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的全球競爭日益激烈；大變局之“變”在于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全球治理體制變革正處于歷史轉折點；大變局之“變”在于全球化的動力和阻力呈膠著狀態，全球化不會消亡，但其格局、鏈條、動能、治理等在發生改變。身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保持定力，增強信心，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是我們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的關鍵。我們要防范化解各種可能出現的“灰犀牛”“黑天鵝”事件，有效應對不斷升級的外部打壓遏制，經受住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必須以自身發展的確定性有效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7]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我國實現經濟現代化的戰略選擇，而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則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路徑。無論是“國內大循環”，還是“國內國際雙循環”體系的建設，都要落腳到由“誰”、在“哪里”從事生產、分配、流通、消費，以及如何實現可循環的問題，而這一系列問題的解決最終都會落腳到區位、區域的選擇以及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實施。[8]因此，只有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才能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不斷壯大我國經濟實力，從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掌握戰略主動，把中國式現代化不斷推向前進。

推進高水平區域協調發展面臨的主要困境

高水平區域協調發展，不僅要求提升區域發展整體水平，還要求縮小區際發展差距。近年來，我國區域發展呈現兩個明顯特征：一方面，區域協調發展取得顯著成效，主要表現為區域經濟總量不斷增加，相對差距呈現逐步縮小態勢；區域比較優勢持續發揮，發展協調性逐步增強；重大區域戰略的引領帶動作用持續顯現。[9]另一方面，區域發展仍存在一定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主要表現為東西部發展差距仍然較大、南北分化態勢明顯、發展動力極化現象突出等，離高質量發展要求仍有不小差距。

區域發展失衡的主要表現。區域協調發展并非平均發展，也非區域發展同構化。“強調協調發展不是搞平均主義，而是更注重發展機會公平、更注重資源配置均衡。”[10]然而，當前我國區域資源配置仍存在失衡現象，因而造成區域生產力布局的失衡。

一是區域資源配置失衡。勞動力是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本要素。從勞動力資源配置來看，2023年末，東部地區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法人單位從業人員22432.8萬人，占全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法人單位從業人員的52.3%；中部地區9890.7萬人，占23.1%；西部地區8632.0萬人，占20.1%；東北地區1942.8萬人，占4.5%。[11]其中，人才是影響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要素。從人才吸引力來看，由智聯招聘等發布的《中國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4〕》報告顯示，2023年，北京、上海、深圳、廣州、杭州、成都、南京、蘇州、武漢、無錫，構成了中國城市人才吸引力的前十強陣容，其中東部地區占了8席。得益于雄厚的經濟基礎和重要的戰略定位，東部地區人才持續集聚，中部、西部、東北地區則呈現持續凈流出態勢。

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金融發揮活水作用。從社會融資規模增量來看，2023年，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占全國的比重分別為54.4%、20.5%、22.5%和2.6%。[12]可見，經濟發達地區大都是金融對實體經濟支持程度較高的地區。投資是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然而，區域間金融支持程度的差距，會直接影響區域之間的投資程度。從固定資產投資來看，2023年，東部地區投資同比增長4.4%，中部地區投資增長0.3%，西部地區投資增長0.1%，東北地區投資下降1.8%；東部地區投資比全國高1.4個百分點，比上年提高0.8個百分點，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投資增速均較上年有所回落，分別回落8.6、4.6和3個百分點。[13]

二是區域發展差距大。地區生產總值是反映區域經濟綜合實力的重要指標。2023年，東部地區生產總值652084億元，中部地區生產總值269898億元，西部地區生產總值269325億元，東北地區生產總值59624億元，[14]分別占全國GDP總量的52.13%、21.58%、21.53%與4.77%（見表1）。特別是長三角地區、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增長極作用持續增強，2023年，長三角地區生產總值邁上30萬億臺階，達到305045億元，以不到全國4%的土地面積、16.8%的人口，貢獻了近1／4的全國GDP總量；[15]粵港澳大灣區則以不到全國0.6%的國土面積、6%的人口總量，創造出全國1／9的經濟總量，[16]充分發揮了強勁活躍增長極作用。

縣域經濟是區域經濟的基石，是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底部支撐。《中國縣域發展監測報告2024》顯示，中國百強縣市分布在16個省份，其中江蘇24個、浙江22個、山東15個；從區域分布看，東部地區73個、中部地區18個、西部地區9個。

新質生產力是驅動區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從其形成來看，科技創新是核心驅動力。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相比，我國區域之間科技創新水平差距更大。2024年區域創新能力排名前五位的均為東部省市，其中，廣東連續8年位居全國之首，江蘇位居第2位，北京、浙江和上海依次排名第3位到第5位，[17]東部地區領先優勢明顯。從新質生產力的培育和發展來看，戰略性新興產業是主陣地。但從區域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的數量來看，截至2024年8月31日，東部地區共154.17萬家，占比高達51.77%，中部、西部、東北地區數量分別約為66.98萬、61.80萬、14.87萬家，占比分別為22.49%、20.75%、4.99%。數字經濟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支撐，然而，從數字經濟產業核心企業數量上看，截至2024年8月31日，東部地區共240.30萬家，占比高達53.80%，中部、西部、東北地區數量分別約為105.15萬、85.31萬、15.86萬家，占比分別為23.54%、19.10%、3.55%。相較于其他三個區域，東部地區依托雄厚的產業基礎和經濟發展水平，產業升級帶動作用顯著，新質生產力發展程度普遍較高。[18]新質生產力發展基礎條件上的不平衡問題，已經成為推動我國區域高質量協調發展的最大困境。

此外，除“四大板塊”的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之外，我國還存在“南北”[19]差距較大、全國經濟中心進一步南移的問題。2023年，北方地區經濟總量占全國的比重為37%，比2012年下降5.8個百分點；[20]從GDP增速來看，2013～2020年南方地區明顯高于北方地區，盡管2020年后增速逐漸趨同，但仍未呈現收斂態勢。

區域協調發展機制不暢。當前，我國區域發展中存在的資源配置與生產力布局失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缺乏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機制。

一是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存在“堵點”，抑制要素跨區域自由流動。全國統一大市場是實現要素自由流動的保障，是區域協調發展的內在要求。2022年4月發布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明確提出：“優先推進區域協作。結合區域重大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實施，鼓勵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以及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長江中游城市群等區域，在維護全國統一大市場前提下，優先開展區域市場一體化建設工作，建立健全區域合作機制，積極總結并復制推廣典型經驗和做法。”近年來，我國在建設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方面持續發力，取得了積極成效。但無需諱言，在具體實踐中地方保護、市場“碎片化”現象仍存在，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仍面臨一些障礙。首先是市場基礎制度規則尚未真正統一，統一的產權保護制度、市場準入制度、公平競爭制度與社會信用制度尚不健全。比如，一些地方仍存在違規設置市場準入門檻、限制企業自主遷移等問題。其次是市場監管公平統一程度仍待提升。對經營主體經營活動的監管存在寬嚴程度不一的問題，各地在貫徹執行中央相關政策措施時存在“分解謬誤”和“合成謬誤”問題。[21]最后是市場設施尚未實現高標準聯通。市場設施既包括道路、水、電、網絡等“硬設施”，還包括制度、規則、標準等“軟設施”。近年來，我國區域之間“硬設施”聯通成效顯著，但“軟設施”聯通仍存在“軟肋”。比如，在數字化時代，數據已成為繼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之后的第五大生產要素，但因地方之間數據標準不統一，數據信息無法實現充分共享，各地、各類信息平臺無法互聯互通，形成“數據煙囪”現象，因而影響市場統一高效運行。

二是“內卷式”惡性競爭制約多重區域戰略疊加效應發揮。競爭是市場經濟中普遍存在的現象，也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通過競爭，可以實現企業的優勝劣汰，進而將資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領域。作為市場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競爭機制是價格機制、供求機制有效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競爭應當是經營主體遵守行業規則而展開的良性競爭，這種競爭不僅有利于激發創新活力與市場動力，也有利于提升社會整體福利水平。與其相對的是“惡性競爭”，指經營主體采用不正當競爭手段、以損害競爭對手利益的方式來獲取自身利益的行為。“惡性競爭”最終會損害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破壞創新生態，進而影響行業健康發展，造成社會福利的損失。

當前在我國經濟發展中被廣泛關注的“內卷式”競爭，就是一種同質、低效的“惡性競爭”。這種競爭主要表現為企業之間逐底競爭“卷價格”、企業及地方政府一哄而上“卷賽道”、招商引資“卷優惠”等，引發部分企業之間、地方政府之間的“零和博弈”，造成區域高質量協調發展目標與地方政府行為之間的不適配，進而影響多重區域戰略疊加效應的充分釋放。

三是激勵機制不相容，“行政區經濟”尚未真正破壁。無論是市場分割現象，還是地方政府之間的“內卷式”競爭，當前我國區域高質量協調發展所面臨的困境均與“行政區經濟”現象有關。

在“行政區經濟”的影響下，各地首先關注的是“這么做”對“我”是否“經濟”，然而“我”的“經濟”可能以“他人”的“不經濟”為代價。地方政府追求本地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可能會損害區域整體利益，從而出現激勵機制不相容現象。

地方政府間利益沖突是造成激勵機制不相容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與投入成本、利益分配有關的經濟利益沖突。解決這一沖突的關鍵在于構建成本共擔、利益共享的分享機制。通過建立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在地方政府之間“分好蛋糕”，進而強化區域協調發展的驅動力。然而，這一利益分享機制，盡管已在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等展開探索，但財稅等利益分享的具體方案尚未真正落地。其困難在于成本投入核算方式及收益分配方式難以確定。如果采用地方政府間平均分配收益的方法，好處是容易實施，壞處是極有可能產生搭便車行為；如果采用按特定比例分配收益的方法，難點則在如何精準核算每個地方政府的資源要素投入成本、努力程度的大小、所承擔風險的高低以及其對區域協調發展作出的實質性貢獻量等。另一方面是地方官員政績考核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地方政府間利益沖突。當前，區域協調發展相關指標尚未真正納入地方官員政績考核指標體系，以政績考核來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激勵機制建設顯然還不夠完善。

形成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

區域協調發展是現代化國家建設的必然要求，需要以“兩步走”的策略逐步建立起與現代化國家建設進程相適配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到2035年，建立與基本實現現代化相適應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到21世紀中葉，建立與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相適應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22]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使市場與政府“兩手并用”、協同發力，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機制有效有序運行的關鍵。

加快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為區域高質量協調發展提供基礎保障。加快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是黨中央從全局和戰略高度作出的重大部署，是實現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基礎支撐和內在要求。一個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既有利于促進要素資源在區域之間自由流動，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也有利于以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進而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可以說，全國統一大市場一旦構建成型，發揮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疊加效應就有了堅實依托。

在以全國統一大市場釋放區域戰略疊加效應的過程中，形成全國一盤棋共識、破除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是關鍵。基于目標導向與問題導向，當前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重點是實現“五個統一”，即圍繞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強化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圍繞提升經濟循環效能，推進市場設施高標準聯通；圍繞提升要素資源配置效率，打造統一的要素和資源市場；圍繞以高質量供給創造和引領需求，推進商品和服務市場高水平統一；圍繞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經濟秩序，推進市場監管公平統一。

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為區域高質量協調發展提供新動力。新質生產力是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現代化產業體系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載體。因此，以科技創新推進產業創新、加快構建契合地方實際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是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突破口。

一是各揚所長，優勢互補。在產業布局上，各地要因地制宜，充分發揮各自比較優勢，把發展特色優勢產業作為主攻方向，讓一方水土“養”出一方特色產業，這是決定地方經濟活力與實力的關鍵所在。同時，要打破“行政區經濟”影響下的地方保護壁壘，促進區域要素資源自由流動，形成基于各地比較優勢的分工合作關系，構建具有競爭力的產業集群，提升區域發展整體競爭力。工信部發布的“2024年國家先進制造業集群名單”顯示，在上榜的35個先進制造業集群中，有8個集群跨越了省級行政區，而由單一城市申報的集群占比不到23%。可見，跨行政區分工合作、優勢互補已經形成“共贏”結果。值得一提的是，“鏈主”企業是區域產業協同發展的重要引領者。比如，2024年10月，華為正式啟用上海青浦練秋湖研發中心，該中心不僅成為當地的技術創新高地，還成為促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跨區域協同的重要力量。長三角其他省市紛紛謀劃承接華為技術和產業溢出，打造與華為全鏈條對接的產業體系。[23]

二是接續發展，深度融合。作為新質生產力載體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既要面向未來，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大力培育未來產業，又要立足當下，大力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傳統產業是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基底。一方面經過轉型升級，傳統產業完全可以實現“老樹發新芽”，另一方面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離不開傳統產業的支撐，同時，傳統產業中有不少是各地的特色產業。可見，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需做到“喜新不厭舊”，即統籌好培育新動能和更新舊動能的關系，讓未來產業、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相互促進、深度融合。[24]

建立激勵機制相容的區域協調機制。激勵機制相容的區域協調機制是指通過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有效解決地方利益與區域整體發展利益之間的矛盾沖突，使各地區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能夠實現區域整體利益最大化的一種協調機制。[25]

一是建立基于互利共贏的區域合作機制。區域協調發展的核心是實現各區域之間的互利共贏。通過優勢互補，促進區域間的合作，使各區域在經濟、社會、生態等方面獲得共同發展。二是建立區際利益補償機制。為了平衡區域間的利益關系，需要建立基于“誰受益、誰補償”原則的利益補償機制。特別是對于生態功能區、糧食主產區等承擔重要保障任務的地區，需通過市場化、多元化的橫向補償，實現區域間的利益均衡。[26]三是建立地方政府政績考核激勵機制。推動區域高質量協調發展，需要將地方政府的績效考核與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目標相結合。建議拓展政績考核指標范圍，將地方政府對區域協調發展的貢獻度作為政績考核的加分項。如果地方政府對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作出了貢獻，提升了區域協調水平，那么，該地方政府可以獲得政績考核的加分。反之，如果地方政府存在與區域協調發展整體利益沖突的行為，則應進行相應減分。通過設立加減分項目，形成與區域協調發展目標相一致的政績考核導向，促使地方政府將本地發展放到區域協調發展，乃至區域多重戰略下進行思考與謀劃。

注釋

[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年10月16日）》，202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2]張學良、楊羊：《以區域協調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光明日報》，2023年10月17日，第11版。

[3]《堅定不移走高質量發展之路 堅定不移增進民生福祉》，《人民日報》，2021年3月8日，第1版。

[4]習近平：《開創我國高質量發展新局面》，《求是》，2024年第12期。

[5]習近平：《推動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求是》，2019第24期。

[6][10]習近平：《深入理解新發展理念》，《求是》，2019年第10期。

[7]唐玨嵐：《“新時代的硬道理”的科學內涵和實踐要求》，《文匯報》，2024年12月8日，第5版。

[8]張雙悅、劉明：《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定位、面臨的挑戰及路徑選擇》，《經濟問題》，2023年第5期。

[9]《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成效明顯》，2024年9月13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9/content_6974394.htm。

[11]《第五次全國經濟普查公報（第七號）——分區域單位和從業人員情況》，2024年12月26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12/t20241226_1957890.html。

[12]《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2024〕》，2024年7月26日，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5415290/2024072618064073683.pdf。

[13]根據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2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計算得到。

[14]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2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國統計》，2024年第3期。

[15]《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引領作用顯著 區域發展指數進一步提升》，2024年12月23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12/t20241223_1957823.html。

[16]《我國區域協調發展邁向高水平 重大戰略實施取得新進展》，2024年9月13日，https://news.cnr.cn/native/gd/20240913/t20240913_526901734.shtml。

[17]陳瑜：《〈中國區域創新能力評價報告2024〉發布》，《科技日報》，2024年11月4日，第1版。

[18]《我國新質生產力加速發展，東部地區相關企業數量增長顯著，區域發展不均衡問題突出》，2024年9月4日，https://www.cods.org.cn/c/2024-09-04/18859.html。

[19]依照文獻普遍劃分方法，中國大陸南方地區包括江蘇、安徽、湖北、重慶、四川、西藏、云南、貴州、湖南、江西、廣西、廣東、福建、浙江、上海、海南16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北方地區包括山東、河南、山西、陜西、甘肅、青海、新疆、河北、天津、北京、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寧夏1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20]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4〕》相關數據計算得出。

[21]劉向東：《新發展格局下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路徑》，《中國經濟報告》，2022年第3期。

[22]《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2018年11月18日）》，《人民日報》，2018年11月30日，第1版。

[23]《探訪華為練秋湖研發中心，我有三個思考》，2025年1月11日，https://www.jfdaily.com/staticsg/res/html/web/newsDetail.html?id=842427&sid=200。

[24]唐玨嵐：《深化經濟工作規律性認識 確保經濟發展行穩致遠》，《光明日報》，2024年12月19日，第6版。

[25]L. Hurwicz, "The Design of Mechanisms for Resource Alloc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3, 63(2).

[26]陳偉偉：《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向更高水平邁進》，《光明日報》，2024年7月4日，第5版。

Building a New Mechanism for High-Level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ang Juelan

Abstract: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s to a higher level constitutes an essential imperative for advanc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igh-level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quires not only improving the overall level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but also narrowing the gap in inter-regional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but there are still imbalances in regional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roductivity layout. The reason is that there are "blocking poi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large market, which has hindered the cross-regional flow of factors; the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has intensified, restricting the superposition effect of multiple regional strategies; incentives are incompatible, resulting in the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economy" not really breaking through. The root cause lies in the poor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Promoting high-level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quires improving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cultivating new development momentum, and the key lies in establishing a new mechanism for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ith compatible incentives.

Keywords: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resource allocation, productivity layout,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責 編∕包 鈺 美 編∕梁麗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