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最根本的情緒蘊含于感官之中，包括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和觸覺，對感官快樂的激發有助于提升情緒價值。青年群體成長于數字時代，由AR/VR技術、虛擬偶像、元宇宙等數字產品帶來的體驗感和個性化，融入到他們的日常，技術將感官快樂與情緒價值進行了深度的綁定。同時青年群體受青年圈層亞文化的影響，由線上互動和參與帶來的榮譽感和比較，也是情緒價值的重要來源。數字時代技術賦能為青年群體構建了多維情緒價值體系，感官驅動與社會競爭的雙重機制深刻重塑了情感體驗模式。技術手段雖可緩解短期焦慮，但過度依賴外部刺激可能導致心理韌性弱化與價值空心化。
關鍵詞:情緒價值 感官驅動 社會競爭
【中圖分類號】B842.6 【文獻標識碼】A
根據《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24）》，60%的青年群體存在壓力大和焦慮情緒，主要與就業壓力、“內卷”、原子化個體、低欲望和意義缺失感等因素有關。如何使青年人盡快擺脫“內卷”和“躺平”，情緒價值受到廣泛的關注。情緒是人對客觀事物是否滿足自身需要而產生的態度體驗，相較于情感，情緒更多地指向行為的過程，更容易受環境和情境的影響，具有外部性和不穩定性。情緒價值概念產生于市場營銷學，被定義為在商品交換中，消費者體驗到的情緒收益與情緒成本之間的差值 [1]，情緒價值可以借助于營銷手段激發消費者的感官快樂和心理愉悅獲得[2]。在社會學中，社會結構是由無數情感互動的鏈條編織而成，情緒價值是指在社會互動中，一些人影響和帶動他人情緒的能力，包括為他人提供滿足和安慰等積極情緒價值 [3]。在經濟學中，凱恩斯認為經濟周期是消費者和企業家的樂觀情緒和悲觀情緒交替作用的結果，情緒價值在加速或延緩經濟危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從長期來看，積極的情緒價值有賴于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和制度建設，包括穩定的經濟增長、穩定的就業政策、穩定的社會保障政策以及核心價值觀教育等；從短期來看，借助于營銷手段激發青年人的感官快樂和心理快樂也能迅速提升情緒價值，以促進消費。以營銷手段來驅動青年人的情緒價值，將會給社會帶來怎樣的影響？這是本文關注的主要問題。
感官、媒介與快樂
人的最根本的情緒是蘊含于感官之中的，包括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和觸覺，五種感官的快樂是情緒價值的重要來源，因而對人的感官快樂的激發有助于提升情緒價值。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認為，快樂的情緒首先來自于感官的快樂，肉體的快樂和器官的快樂，這是一切快樂的起源和基礎，“如果抽掉了嗜好的快樂，抽掉了愛情的快樂及聽覺和視覺的快樂，我就不知道我還怎樣能想象善”[4]。德國思想家西美爾認為視覺、聽覺、味覺和嗅覺的滿足是快樂的源泉，因而滿足人們感官快樂的物品，如食品、音樂、繪畫等藝術品應運而生，對這些物品的消費是能夠給人帶來快樂的。[5]美國密歇根大學營銷學教授阿瑞娜·克里希納認為，感官在生命中提供了許多極為快樂的事情，沒有任何時候人們能夠像今天一樣消費如此多的感官體驗。[6]加拿大媒介理論學家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一書中指出“媒介是人的器官和人腦的延伸，媒介技術發展使我們的感官成為被媒介延伸的感官……。信息不是事實或知識，而是感官對媒介做出的回應”[7]。
當代青年成長于媒介技術和數字技術迅猛發展的時期，他們從小的快樂源與網絡媒介有較強的關聯，技術創新不斷給他們的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和觸覺帶來沖擊，不斷更新他們的感官快樂感受，從而提升他們的情緒價值。青年人的情緒價值直接被感官所影響，表現為：
其一，借助視覺的符號化與亞文化表達提升情緒價值。人往往是透過顏色、形狀、圖案和視頻與社會產生情緒聯想的，如綠色暗示生機勃勃，服裝品牌以街頭涂鴉風T恤瞄準青年潮流文化，國潮品牌利用傳統文化的視覺元素吸引青年人。隨著視覺媒介技術的發展，青年人的視覺延伸到世界各個角落，從更廣闊的范圍激發出他們的感官快樂。人工智能技術借助于視覺媒介也能搜集青年人的情緒和行為信息并加以分析，如字節跳動利用人工智能搜集到消費者的視覺信息，通過分析他們的表情和觀看行為，了解青年人的情緒關注點，進而實現個性化推薦，從而利用情緒價值提高青年人的粘性。
其二，借助聽覺的場景化感受開發情緒價值。從聽覺感官上看，老一代人是伴隨著有聲電影、廣播、電視等聲音成長的，而在青年人的成長中，智能語音等媒介技術對其聽覺感官發揮重要的作用。聲音是無孔不入的，而畫面只是一孔之見，在注意力分散、信息碎片化的今天，智能語音媒介被廣泛用于情緒開發上。如人工智能合成的海浪聲、鳥鳴聲、煎牛排聲、音樂聲帶給青年人不一樣的情緒價值。智能語音在為青年人提供服務時，捕捉他們聲音中的情緒變化，如Amazon Alexa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分析青年人的語氣語調，判斷其開心、生氣等情緒變化，通過調整回應的語調，提高消費者的消費體驗。近年來各種智能語音助手運用大語言模型，通過復雜的邏輯推理捕捉消費者的情緒價值，開發出智能聊天機器人，根據用戶的情緒變化推薦歌單。
其三，借助嗅覺的氣味標簽喚醒情緒價值。嗅覺對青年人的情感、記憶、情緒等也會產生巨大的影響，聞香品物，聞香識人，舌尖上的中國、媽媽的味道、香味運動鞋、釋放增香劑的咖啡店蛋糕店等，嗅覺會給青年人帶來不一樣的情緒價值。研究發現，嗅覺聯動情緒的能力要比其他任何感官都更強大[8]，如鬧鐘清晨在發出聲音的同時如果散發出令人愉悅的氣味，能有效緩解“起床氣”。盡管由互聯網和電視散播氣味的技術尚在研究中，但利用視覺或聽覺手段來暗示嗅覺體驗的廣告層出不窮，如Nespresso咖啡，以咖啡膠囊旋轉（視覺）與咖啡流動的汩汩聲（聽覺），喚醒咖啡烘焙香的聯想。在虛擬現實（VR）場景中，用戶走進虛擬檸檬園，黃檸檬樹與樹葉沙沙聲共同暗示檸檬清香。目前人工智能通過算法自動匹配最佳視覺/聽覺組合，生成目標人群偏好的嗅覺暗示廣告。
其四，借助觸覺的質感革命能夠提升情緒價值。從觸覺感官上看，觸覺也有助于提供青年人的情緒價值，Meta研發的“觸覺手套”，讓青年人在元宇宙中真實感受到物體的觸感，游戲玩家能夠體會到更為真實的場景，也為教育模式的創新提供新的方法。當前VR/AR觸覺反饋、人工智能+可穿戴設備、蘋果手表的“觸覺引擎”、鼠標鍵盤的語音交互、觸控屏的情感計算，汽車智能駕駛等，觸覺感官的提升成為技術升級的關鍵。因此人工智能不僅僅是工具，正在成為提升情緒價值的核心驅動力，同時也正在成為這個時代促進情緒消費的新戰場。
技術驅動下的情緒價值指向個體的本能、欲望、感官和感知，在欣喜若狂的時刻，達到最高水平的快樂，隨之開始消退。過度刺激感官會導致麻木，即存在感官過載風險問題。因此，感官快樂帶來的情緒價值是短暫的、易消失的和難以把握的，快樂在感官感受最強烈的時刻開始消退，因而感官快樂經歷著一個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的過程，人們很難對一種物品保持長期興奮的狀況。要使感官快樂常有常鮮，就必須對感官快樂源和促進感官快樂的方式進行不斷地挖掘和創新。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青年人的情緒價值越來越依賴于通過技術激發感官所帶來的滿足感。
青年時期是世界觀和價值觀建立的重要時期，長期追求感官快樂，對情緒價值的要求會變得越來越高，可能產生負面影響。如，變得難以容忍任何批評和責備，將所經歷的不愉快看成是對自己的冒犯，將成長中所承受的苦痛看成是不可饒恕，將人類應承擔的責任，如撫育孩子、贍養老人、照顧病人等需要的辛苦視為無法容忍，把為別人提供情緒價值的工作視為忍辱負重和命運不公。由于基于快樂基礎上的情緒價值僅是對欲望的渴求，一旦涉及到承諾和承擔責任時，就會導致對現狀的不滿和反對。不論是在婚姻中還是在職場中，一味地追求情緒價值可能會導致難以預料的風險。
麥克盧漢認為，“媒介延伸了人的器官，賦予了它力量，卻也癱瘓了被延伸的器官。……技術既延伸器官，又‘截除’器官”[9]。隨著媒介技術對日常生活的滲透，青年人對感官快感的迷戀不斷強化，對真實生活的敏感性和耐受力下降。由此，英國社會學家鮑曼對技術發展的使命提出質疑，他認為“即使全部需要都能滿足、所有問題都能解決，但技術也不會停滯不前。伴隨著技術進步，人類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在減少，而是在增加，發明已變成需要之母，如何討好不需要或不想擁有商品的消費者，成為這個時代的新問題，……，技術進步使得人們追求無意義的幸福”[10]。鮑曼指出，“消費就是快樂，但基于消費基礎上的快樂是短暫的，終點線移動的速度總比最快的短跑運動員還要快，……消費活動的靈魂是欲望，而欲望又是自戀的，把自身視為目標，注定欲望永遠得不到滿足，追求快樂成為難以填滿的溝壑”[11]。
許多思想家對追求感官快樂持警醒的態度。桑巴特認為，任何社會的奢侈浪費都可以在追求感官快樂中找到根源，任何使眼、耳、鼻、腭等感到愉悅的物品都是不斷追求完美，進而構成奢侈浪費的產物。[12]神經學家科布認為，“快樂必須要有內在的限度，假如一個動物過于沉浸在吃的快樂中，它有可能成為下一個掠奪者的獵物。快樂必須足夠短暫，才使我們可以將注意力集中到下一項任務上。……進化使得人不可能有永久的快樂，太多的快樂只會使我們無法專注于基本的生存”[13]。塞涅卡在對話錄《論幸福》中反復論述的主題是：真正的幸福有別于假定的、錯誤的或虛假的幸福，真正的幸福總是給人以快樂，但并非所有的快樂都能使人幸福。赫胥黎1931年在《美麗新世界》中描繪了到2532年，科學技術高度發達，人民的物質生活豐富，情緒價值充分得到完全滿足，過著終日極度快樂的生活，但人與人之間根本不存在真實的情感，人性在機器的碾磨下灰飛煙滅。事實上，技術發展使赫胥黎的預言提前到來。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一書中也認為，毀掉我們的，不是我們憎恨的東西，恰恰是使我們快樂的東西。媒介技術的發展改變了公眾話語的內容和意義，政治、宗教、教育等公共領域的內容，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而人類無聲無息的、無怨言的，甚至心甘情愿的成為娛樂的附庸，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榮譽、參照與消費
青年人在成長過程中必然有著對親情、友情、愛情、同情等情感的需求，也有著對享樂、炫耀、嫉妒、模仿、從眾等的情緒表達。青年人所獲得的情緒價值，除了來自感官快樂外，也包括因參照、認同、競爭以及社會交往等所獲得的情緒價值。青年人生長在網絡化和全球化時代，可參照的群體包括國內外、線上線下的各類群體。在社會交往中，與他人比較勝出后的榮譽感和落敗后的沮喪感，都是情緒價值的反映，后者被稱為相對剝奪感。米德將自我劃分為“主我”與“客我”，其中“主我”指真實的自己，感官快樂來源于“主我”，而“客我”則是呈現于外部社會的自我，是他人評價中的自我，榮譽性快樂來源于“客我”。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認為，人類對于與眾不同的渴望具有普遍性。許多學者對榮譽性消費進行了討論（凡勃倫、加爾布雷斯、弗蘭克、伊斯特林等），一致的觀點是，即使某一社會群體的福利得以改善，但一旦與其他群體相比處于落后狀態時，仍會覺得不快樂，青年人的情緒價值也來源于社會比較。
凡勃倫在《有閑階級論》一書中討論了什么是榮譽以及榮譽的表現。什么是榮譽呢？凡勃倫認為人們之所以占有財產，是因為可以證明財產所有人比其它人占有優勢地位，是取得榮譽和博得尊敬的基礎，是滿足自尊心的憑證。在競爭本能之下，占有了財富就博得了榮譽。如何呈現財富呢？第一是證明有閑，要獲得尊榮并保持尊榮，僅僅擁有財富或權力還是不夠的，還必須通過有閑來證明財富。有閑階級無須花費時間在生產性勞動上，就是擁有財富的證明，有閑生活成了體現榮譽的最有效方法。由個人有閑派生出的代理有閑，即其奴仆、門客等，是為了有閑階級的榮譽而執行的一種代理有閑。第二是證明有錢，證明方法就是炫耀性消費，炫耀性消費成為了對外傳遞財富最有效的工具。有閑階級要在所消費的財物數量與等級方面達到習慣的禮儀標準，并且要不斷地提高標準。在這種榮譽消費的發展要求之下，除了自己消費外，還洐生出代理消費。由此形成的明顯浪費原則對責任觀念、審美觀念、效用觀念以及科學真理觀念，都會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成為金錢文化下評價事物的標準。因此，有人認為，青年人的“內卷”和“躺平”來自于有閑階級制定的階層榮譽標準和對階層固化的反抗。
美國經濟學家希爾施認為，榮譽性消費的特性在于擁有或使用某種物品只有在與他人比較中才能感受到快樂，榮譽性消費來源于社會稀缺性。社會稀缺性是指擁有某一類物品或服務，不但要受到供給的限制，也要受到制度性的限制。如教育資源具有社會稀缺性，家長對優質教育資源的追求主要在于它的排他性和稀缺性。大多數家長在做教育支出決策時所采用的參照標準是相同的，因而競爭中的勝出是以他人失敗為代價的，競爭的結果會降低教育的公共性和公正性，對整體社會福利帶來負影響，成為教育的負外部性。另外，一些行業、職業、職位也具有社會稀缺性，當前不少青年人的“內卷”是出于對社會稀缺性的追求，勝出者的情緒價值是以占有更多的社會稀缺資源為出發點的。馬爾庫塞精辟指出：“消費本質上應該是以滿足人的實際需要為目的的。然而消費社會的消費具有神奇地位，……人們好像是為了商品而生活，他們把汽車、兩層雙向寬敞陽臺住宅、廚房設備作為生活的靈魂，沉溺于消費之中找尋所謂的快樂與滿足。”[14]
榮譽性消費的生成機制是心理機制，對青年人來說會帶來嫉妒、焦慮等的消極情緒。嫉妒是一種社會情緒，當一個人缺乏地位優勢或渴望獲得難以獲得的社會地位時，會因為嫉妒情緒而花費更多的資源去追逐。嫉妒能夠激發炫耀性消費，不論是較高社會階層還是較低社會階層都有嫉妒的對象和嫉妒的因素，嫉妒會對個人效用帶來負的情緒價值。Van de Ven等人的實證研究發現良性的嫉妒會激勵個人努力，但惡意的嫉妒會導致故意的傷害和破壞，這兩種嫉妒情感都可以在爭奪社會地位的競爭中表現出來[15]。鮑德里亞認為符號消費是一種競爭性消費，它能夠解釋社會的分化[16]，青年人的情緒價值不僅僅是通過解放欲望或滿足自我需求尋求個人快樂，他們無意識地參與了一種內卷的社會邏輯和一種符號化價值體系的競爭中。加里·貝克爾的研究認為由嫉妒導致的財富增加不會提高社會效率，不會達到帕累托最優。
正確看待情緒價值
青年人的需求是有層次的，是一個不斷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的發展過程。每個青年人不僅有生理上和物質上的需求，還有心理上和精神上的需求，這些需求受宏觀社會機制和微觀心理機制的影響。
從宏觀社會機制上看，經濟發展具有周期性特征，消費者和企業家的情緒對經濟的周期性活動產生推動作用。經濟繁榮時期，持續的經濟增長帶動了消費者和企業家的信心提升，信心的提升推動消費增長，消費支出成為經濟增長的驅動力；企業家通過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變革創造新需求，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或者直接擴大企業產能、增加研發投入等；社會上普遍存在著樂觀情緒，欣欣向榮的繁榮景象使得人們相信貧困、不均、壓力和焦慮等都會隨著物品的進一步豐盛而自行解決。隨著生產能力的不斷擴大，物品供給過剩出現，企業家杠桿投機行為，也會放大經濟波動，消費者縮減非必需開支，轉向必需品消費，市場需求萎縮，加速企業庫存，經濟進入衰退期，企業破產和裁員，失業人員增加。經濟蕭條主要是消費的邊際傾向遞減規律和資本的邊際效率遞減規律共同作用的結果，背后的心理動機是消費者和企業家的信心不足。凱恩斯認為，推動社會車輪運行的正是我們內在的沖動，就動機而論，我們的理智往往退回到依賴于我們的興致、情感和機緣的地步。Akerlof（2007）認為，公眾情緒才是導致經濟波動的最重要因素。[17]
從微觀心理機制上看，青年人長期追求情緒價值，會導致個體的原子化特征顯著，心理脆弱且幼兒心態，因而需要被關懷。消費社會充滿著“關懷、微笑、賜予，像母親一般對待”的關切機制，但這是“虛假的關切”和“做作的微笑”[18]。關切和微笑失去其自發性，變成了制度體系和市場體系中的一部分。在虛假關切機制的作用下，人的自主性不再重要，而是被牽制進入消費的循環，被資本所左右。以關切、交往和團結的名義，將真正的經濟意圖掩蓋起來。以關切為名義為消費者提供情緒價值的勞動者被稱為情感勞動者，包括主播、空姐、服務員等，他們的微笑、熱情、溫暖和關懷等服務態度成為核心競爭力。
廣告業是通過營造美好圖像和溫暖氛圍來提供情緒價值的重要行業，廣告的目的不是描述真實的世界，而是構造或展示一個虛擬的、符號化和消費化的世界。廣告業在經濟周期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其一，在經濟繁榮時期，“廣告的中心職能是創造需求，把以前不存在的欲望制造出來。……產量的擴充必須用適當的廣告預算支出的擴充來鋪平道路”[19]。廣告通過對商品的編碼，把商品變成了符號，將其和一些象征地位、身份、品味和個性的符號聯系起來，一旦社會上大部分人認可了這種商品符號，商家就成功地操縱和控制了人們的消費。其二，在經濟蕭條時期，人們心情沮喪、焦慮、恐懼。廣告扮演著促進社會團結和凝聚力的功能，類似于圣誕老人的作用。[20]廣告力圖表達消費者受到社會體制的關心、愛護和照顧，在消減脆弱感和孤獨感方面發揮作用，讓人們感到溫暖，感到自己沒有被社會所拋棄。[21]斯圖爾特·尤恩和伊麗莎白·尤恩的研究顯示，那些從電影院和廣告中獲得的“大眾形象”，是美國20世紀早期意識形態形成的重要因素，這些形象通過塑造美國夢提振消費者信心，并將移民吸引到這塊土地上來。[22]廣告業在推動美國社會進入豐裕社會中發揮重要作用。[23]因此，在經濟蕭條時期，廣告業應努力塑造堅強樂觀、積極向上、團結友愛的廣告文化，在提升青年人的信心方面發揮積極的作用。
直播賣貨通過技術賦能實現了廣告要素的重組。網絡主播已超越傳統廣告代言人范疇，成為連接消費場域的“數字媒介綜合體”，起到信息過濾、情感連接、交易催化的作用。主播扮演著典型的情感勞動者的角色，通過建立情感認同，將傳統廣告的理性說服轉為情感共鳴。主播作為直播產業鏈的核心節點，社會影響力已經突破了單純商業范疇，如何引導主播發揮積極作用，正向影響青年群體，成為平臺、行業、政府監管機構、執法部門及全社會共同關注的問題。如某平臺將社會價值指標納入流量推薦模型、建立“直播內容健康指數”實施預警，杭州互聯網法院使用司法區塊鏈技術為電子數據增信，解決網絡取證難的問題，等等。
數字時代技術賦能為青年群體構建了多維情緒價值體系，感官驅動與社會競爭的雙重機制深刻重塑了情感體驗模式。技術手段雖有效緩解短期焦慮，但過度依賴外部刺激可能導致心理韌性弱化與價值空心化。未來應在技術創新與人文關懷之間尋求平衡，通過完善社會支持系統培育內生性情緒調節能力，使青年群體在虛實交融的現代社會中建立真實穩固的情感聯結，實現情緒價值的正向發展。
【本文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教授；本文是教育部課題“算法歧視的公眾感知研究”（編號HZKY20220054）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略
責編：吳 瑩／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