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我國以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為代表的“新三樣”產業不斷發展壯大,不僅成為外貿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更在全球綠色產業變革中彰顯中國力量。這些戰略性新興產業走出了一條特色鮮明的創新發展道路:在技術突破上實現從跟跑到并跑再到領跑的跨越,在產業生態上形成上下游協同的創新集群,在市場拓展上開創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格局。這一發展歷程生動詮釋了技術創新、政策支持、企業主體、產業生態與市場需求的協同演進機制。然而,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競爭環境和產業變革挑戰,“新三樣”產業需要以更大魄力推進創新突破,實現從規模擴張向高質量發展的戰略轉型,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持續提升國際競爭力。
【關鍵詞】“新三樣”產業 新能源 創新發展 技術變革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改革開放后,我國憑借勞動力成本優勢快速融入全球分工體系,成為全球聞名的“世界工廠”。但是在傳統增長方式中,勞動密集型產業占據主導地位,服裝、家具和家電等“老三樣”曾是我國外貿出口的主要產品。然而隨著要素成本不斷上升,傳統比較優勢逐漸弱化,我國經濟發展方式亟需轉變。自黨的十八大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來,我國加大技術創新力度,產業結構不斷升級、新興產業不斷壯大、產品競爭力不斷提升,我國出口產品種類也發生了變化。以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和光伏產品為代表的新興產業快速發展,其生產規模已位居全球首位,并成為我國外貿出口的新增長點,被譽為“新三樣”產業。
據統計,2023年,“新三樣”產品出口額首次突破萬億元大關,達1.06萬億元,同比增長29.9%①。我國汽車整車出口491萬輛,其中,新能源汽車出口120.3萬輛,同比增長77.6%②;全國鋰電池總產量超過940GWh,行業總產值超過1.4萬億元,出口額達到4574億元,同比增長超過33%③;光伏組件產量連續16年位居全球首位,多晶硅、硅片、電池片和組件產量產能的全球占比均達80%以上④。這些數據和發展趨勢表明,在“創新發展”和“綠色發展”理念引領下,我國制造業向高端化、綠色化轉型初見成效。
為什么“新三樣”產業能在短短十幾年內實現從起步到全球規模領先的跨越式發展?本文將通過梳理“新三樣”產業的發展歷程,總結其發展經驗。與此同時,由于當前的產業發展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新三樣”產業也顯現出一些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因此,單純依賴既有發展模式已難以適應新形勢,必須通過更大力度、更深層次的創新突破,方能實現產業升級和可持續發展。
“新三樣”產業的創新發展歷程
“新三樣”產業作為新興產業的典型代表,發展過程中缺乏成熟經驗可供借鑒,甚至在探索過程中走過很多彎路。但是這些產業在不斷試錯的過程中滿足了多樣化的市場需求,最終走出一條特色鮮明的創新發展道路,不但實現了國內國際雙循環的良性互動,更在全球價值鏈中形成了顯著的競爭優勢。
新能源汽車。在“八五”計劃期間,我國就將電動汽車研發列為重點科技攻關項目。“九五”計劃期間頒布的《中國節能技術政策大綱》提出研究開發電動汽車和氫能汽車。這一時期的新能源汽車產業處于孕育期,應用范圍比較有限,還不具備產業規模。2001年9月,科技部啟動“十五”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電動汽車重大科技專項”,投入大量資金支持研發。在科技計劃和相關產業政策的推動下,我國的整車技術和零部件技術都實現了重要突破。
“十一五”時期,新能源汽車發展進入新階段。2007年,我國開始實施《新能源汽車生產準入管理規則》,并將新能源汽車正式列入鼓勵產業目錄,國家層面的政策支持向市場化發展傾斜。經過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小規模示范后,財政部、科技部于2009年發布《關于開展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示范推廣試點工作的通知》,啟動“十城千輛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示范推廣應用工程”,對試點城市購置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給予一次性定額補助,新能源汽車進入規模化推廣階段。“十一五”時期是新能源汽車工藝改進和市場化發展的關鍵時期,政府通過補貼、政府采購、推廣示范、制定標準等政策手段,間接促進了新能源產業技術的躍升。
“十二五”時期,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開始形成規模。2012年,國務院印發《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2012—2020年)》,明確了產業發展目標和技術路線,引領新能源汽車進入快速成長期。這一時期的技術目標聚焦“三電”系統的國產替代,致力于通過動力系統電氣化快速突破傳統燃油車技術壁壘。純電動客車技術和車用電機驅動系統性能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形成了自主研發能力和產業配套能力;同時,純電動轎車開始批量上市,高能量鋰離子電池技術也取得重大突破并應用于多款車型。這一階段,政府重點攻關“三電”系統國產化替代,引導車企、電池企業與高校組建聯合研發體,同時在中央層面強調部際協同配合,推動建立了多部門參與的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部際協調機制。在產業成長期,新能源汽車的市場培育工作也在穩步推進。早期新能源汽車還處于以政府主導下的公共領域示范為主的示范推廣與試點階段,私人消費市場尚未形成規模。隨著產業加速成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供給側”和“需求側”持續出臺相應政策,包括加快充電樁等新能源汽車消費基礎設施建設、實施新能源汽車消費價格補貼政策等,推動消費者對新能源汽車的需求逐漸從政策驅動向市場驅動轉變,我國新能源汽車產銷量躍居到全球首位。
“十三五”時期,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走向成熟,政策重心也由扶持轉向引導、規范和提升,包括通過實施雙積分政策促進車企轉型、通過“新基建”提升基礎設施配套能力,以及通過補貼逐步退坡推動市場化競爭與技術迭代升級等。2020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2021—2035年)》,更加突出技術創新、產業生態建設和基礎設施完善的重要性。“十四五”時期,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聚焦智能化與“雙碳”戰略。2023年6月2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研究促進新能源汽車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政策措施。會議提出:“要鞏固和擴大新能源汽車發展優勢,進一步優化產業布局”;“要延續和優化新能源汽車車輛購置稅減免政策,構建高質量充電基礎設施體系,進一步穩定市場預期、優化消費環境,更大釋放新能源汽車消費潛力。”正是在這一時期,我國新能源汽車本土品牌成功開拓歐洲和東南亞等海外市場,并憑借先進技術和產業鏈優勢逐步提升了在國際市場的話語權,推動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實現了從“產品出口”向“規則輸出”的重要躍遷。
鋰電池產業。鋰電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催生了對替代能源的探索。但是由于安全性等原因,鋰電池商業化推廣尚未成型。直到90年代初,日本索尼公司研制的鋰電池首次應用于便攜式電子產品,才開啟了全球鋰電池商業化應用的初步探索。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也開始布局鋰電池研究,中國科學院“六五”和“七五”計劃將固態離子學和固態鋰電池列為重點課題。科技部于1987年啟動的第一個“863”計劃也把固態電池列為重大專題。1988年,第一批固態鋰電池在實驗室誕生,但是距實際應用還有差距。1991年,我國開始轉攻液態鋰離子電池,并在1998年依靠自制的設備、國產原材料和自主研發技術,建成了我國第一條年產20萬支18650圓柱型鋰離子電池中試線,解決了規模化生產鋰離子電池的主要技術和工程問題。
我國鋰電池產業技術經歷了從跟蹤模仿到自主創新的發展歷程。20世紀90年代,日本憑借先發技術優勢構建了完整的鋰離子電池產業體系,而當時我國正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相關產業基礎較為薄弱。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得益于全球制造業分工體系的調整,日韓企業為拓展中國市場,開始將部分鋰電池制造環節向我國轉移,這為我國鋰電池產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契機。在《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的指導下,我國通過合資合作引進、逆向工程消化實現技術突破。寧德時代等企業的崛起使中國的鋰電產業開始有能力對齊全球汽車的品質和制造規范,全球鋰電池市場呈現出中日韓“三足鼎立”格局。
鋰電池產品應用領域從最初的手機和筆記本電腦逐步走向動力和儲能應用。自2010年起,消費電子領域的鋰電池需求已趨于飽和,新能源汽車、電動自行車以及創新型儲能解決方案的蓬勃興起共同推動了全球鋰電池市場的急劇擴張。特別是隨著電動汽車產業的崛起,我國對鋰電池產業的扶持力度加強,動力電池產業迎來新一輪產能周期。鋰電池產業的國產化突破不僅得益于需求側的市場激勵政策,更依賴于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與強制性技術標準牽引。2015年,工業和信息化部頒布《鋰離子電池行業規范條件》,促使企業擺脫低端產能鎖定;2016年“動力電池白名單”政策通過行政規制手段將新能源汽車補貼與電池國產化率掛鉤,促使特斯拉、寶馬等外資車企轉向寧德時代、比亞迪等本土電池企業采購國產鋰電池,重構全球動力電池供應鏈結構。
近年來我國鋰電池政策從早期支持擴大規模、突破動力鋰電池關鍵技術,到“十四五”時期提高電池安全性、支持高質量發展與生態建設轉型,政策著力于推動動力鋰電池行業在其他領域應用的同時,也提前布局廢舊鋰電池的回收。2020年新能源汽車“雙補貼”退出后,產業發展開始由政策驅動轉向市場驅動,國家在多項支持類、規范類政策文件中強調保障鋰電產業鏈供應鏈協同穩定,如2022年出臺《關于做好鋰離子電池產業鏈供應鏈協同穩定發展工作的通知》,并在2024年進一步修訂《鋰電池行業規范條件》及《鋰電池行業規范公告管理辦法》,推動鋰電產業規范化發展。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發布了多項行動方案和指導意見,提高動力電池研發支持力度,如建立動力電池創新中心,搭建協同攻關、開放共享的創新平臺;通過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加強新體系新材料研發布局。
光伏產業。20世紀50年代,全球光伏產業處于技術探索期,早期市場應用范圍有限,主要應用于衛星等特殊領域。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促使各國尋求替代能源,光伏發電產業迎來發展契機。這一時期,西方國家啟動光伏研發計劃,但受制于材料成本與制造工藝,商業化進展緩慢。21世紀初,全球光伏發電產業進入政策驅動與產業擴張時期。盡管中國光伏產業起步相對較晚,但發展迅速,政策體系構建與全產業鏈布局短期內迅速完成。1996年,為解決偏遠地區用電問題,中國啟動“光明工程”開始推廣光伏產業。中國光伏產業發展初期主要依賴政策驅動,早期最具標志性的“送電到鄉”工程(2002年)為產業培育了初步市場基礎。200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確立了光伏發電的法律地位和補貼機制。這些政策為光伏發電產業在起步階段提供了關鍵支持,帶動中國光伏企業快速發展。
2010年起,全球光伏產業進入全面競爭階段,技術創新成為推動光伏產業發展的核心動力。晶體硅光伏技術的成熟與廣泛應用是產業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其能量轉換效率逐步提高,使用壽命延長,成本不斷降低,成為全球光伏市場的主流技術。然而這一時期,中國光伏產業的核心設備仍依賴進口。同時由于國內市場需求尚在培育階段,大量光伏產品以出口為主,光伏產業一度呈現技術和市場“兩頭在外”的特征,主要優勢集中在生產制造環節。2012年后,歐美國家由于在光伏產品上不具有成本優勢,相繼啟動“雙反(反傾銷與反補貼)”調查,這一貿易保護措施對我國光伏產業造成較大影響,導致我國出口市場出現明顯收縮。而國內市場短期內難以完全吸納過剩產能,使得很多光伏企業面臨庫存積壓、資金周轉困難等問題。一些企業采取了調整產能、探索新市場等應對措施,包括在東南亞地區投資,開拓中東、拉美等新興市場,以及采取低價競爭策略,這些調整雖然有助于維持市場份額,但長期來看削弱了企業的創新能力。
為促進我國光伏產業高質量發展,國務院發布《關于促進光伏產業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標志著產業政策從單純規模擴張轉向技術創新驅動。政府通過加強基礎研究(如實施973計劃)、支持企業開展技術創新(如領軍企業攻克RCZ單晶生長技術產業化難題)、推動產學研協同創新等舉措,有效促進了產業技術水平的整體提升。201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太陽能光伏發電產業發展目標和方向,通過增加財政補貼、實施優惠稅收政策等方式,引導企業加大對光伏發電項目的投資與建設,激勵企業投身技術創新。同年《電力發展“十三五”規劃(2016-2020年)》推行優惠電價政策,通過差額補貼等措施提高光伏發電企業收益,極大地激發了企業投資光伏發電項目的積極性。這些政策通過多維度協同發力,有效促進了市場培育與技術創新的良性互動:規模效應加速了技術迭代進程,技術進步進一步推動了市場拓展,使光伏產業國際競爭力構建呈現出新的發展態勢。
“新三樣”產業的發展是創新發展的結果
與傳統的以低廉生產成本獲取比較優勢的“老三樣”相比,“新三樣”是典型的新興產業,其發展壯大本質上是創新發展的結果。“新三樣”產業的發展歷程深刻體現了技術機遇、政策引導、企業創新、產業生態與市場需求的協同演化。
把握技術變革機遇。全球能源綠色低碳轉型加速,提升了市場對綠色產品的需求。電池、電機、電子配件等產品的消耗量及重要性不斷上升,而中國在這些細分領域的優勢正在逐步顯現。例如,歐美車企巨頭早年間過于依賴燃油車,長期以來試圖通過不斷改造提升內燃機的效率維持原有優勢,最終錯失了換道進入電動車的時代機遇。同時,電池生產因其高污染、高能耗,在二十年前曾被西方國家歸入相對傳統和落后的產業,導致其在歐美地區幾乎銷聲匿跡。而中國則由于長期從事手機和消費電子代工,得以在鋰電池領域積累起深厚的技術能力和產業優勢,并在該技術遷移至電動車行業之際及時把握住時代機遇,隨后又在上游原材料開采、提煉和研發環節不斷拓展自身優勢。同時,移動互聯網的迭代進步則支撐著大數據、云計算等行業的蓬勃發展,有力推動了智能網聯、智電一體等新技術的蓬勃發展。時至今日,正是這兩個領域中的汽車電池及車能網聯構成了中國電動車的核心優勢。
政府產業政策引導。新興產業在發展初期缺乏競爭力,僅靠自由市場機制難以實現順利發展。政府政策作為“有形之手”,在引導新興產業發展和推動自主創新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新興產業發展過程中,政府通過制定產業規劃、提供財政補貼、稅收優惠、設立專項基金等政策工具,為新興產業創造了良好的發展環境。經過多年的政策扶持和產業培育,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不斷發展壯大。“十三五”時期,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從8%左右提高到11.7%,成為新舊動能轉換的重要動力源。“十四五”時期,戰略性新興產業仍有較大增長空間,加之產業類別不斷增加,2025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有望超過17%。
企業加大創新力度。中國“新三樣”產業正處于創新與變革的洪流之中,產業技術的突破性進展,不僅預示著產業的未來趨勢,也昭示了中國企業在技術前沿探索的決心與行動。新能源汽車電池、電機、電控、智能化等關鍵技術和生產水平持續取得創新突破,開始由“用市場換技術”向“反向輸出技術”轉變。從全球汽車產業發展態勢來看,中國已成為新一代電動汽車技術創新和產品應用的重要引領者。近年來,多款具有代表性的新一代電動車型均選擇在中國市場首發,且多項創新技術也率先在中國市場投放應用。電池行業領軍企業正協同產業鏈上下游的設備制造商及材料供應商,針對不同市場需求和應用場景,采取多技術路線并行的創新策略,穩步推進鈉離子電池、多元磷酸鹽電池、凝聚態電池實現量產。
形成良好產業生態。“新三樣”產業在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產業鏈配套齊全、基礎設施完善和市場規模大等綜合競爭優勢。不同的市場環境和需求帶來不同的應用場景與產業土壤,最終形成多樣化和逐步完善的產業生態,助力“新三樣”產業不斷發展壯大。在這個生態系統中,龍頭企業牽引帶動,中小企業各展其長,產業鏈上下游合力攻堅,助力“新三樣”產業在我國實現多點突破。例如,新能源汽車不但形成了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西南、中部等多個產業集群,還與近年來中國遠程輸電、光伏降本、儲能發展等多領域技術進步息息相關。光伏產業從早期的技術、市場、設備依賴進口,到如今已構建起從原料、生產設備到系統集成、產品應用的完整產業生態,在市場規模、技術創新、生產制造、產業鏈完善性等方面均位居世界前列。據統計,中國的動力電池企業已有1.5萬家。在韓國知名電池研究機構SNE Research發布的2023年全球動力電池企業裝機量前十榜單中,寧德時代、比亞迪等六家中國企業入圍,其全球市場占有率達到67.1%,展現出強勁的產業競爭力。
龐大市場需求拉動。市場需求是產業發展的必備因素。按照產業發展規律,在新產業發展的起始階段,企業需要投入大量設備和固定成本。有了龐大的市場需求和規模經濟的拉動,企業就能迅速降低成本,從而形成競爭優勢。企業一旦推出有競爭力的創新產品,市場就會形成正向反饋。超大規模市場像一個“加速器”,能以更快速度形成規模經濟效應。例如,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早期,政府通過實施“十城千輛”示范工程、出臺免征購置稅等激勵政策、開展新能源汽車下鄉等推廣活動,有效拓展了市場應用場景,不但推動了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也為鋰電池產業的壯大提供了重要支撐。隨著全球電動汽車市場滲透率的穩步上升,包括原材料提煉商、電池材料生產商、電池制造商等中國新能源汽車企業,紛紛加大了海外市場的拓展力度。同時,為應對供應鏈本地化趨勢,歐美主流車企也積極尋求與中國優質電池制造商開展深度合作。
“新三樣”產業發展面臨的挑戰
國內市場競爭加劇。隨著產業規模的持續擴張和市場增速的逐步平穩,“新三樣”領域的企業競爭態勢日益凸顯。部分企業為了維持市場占有率,通過降價開展“內卷式”競爭。同時,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資過程中對經濟增長指標過度關注,導致“新三樣”產業出現生產線重復建設的問題,一些行業面臨盈利空間收窄的經營壓力。例如,鋰電池受碳酸鋰價格下跌、供需關系變化等因素影響,產品價格出現明顯下降。近年來隨著全球碳中和目標持續推進,光伏產業吸引了大量社會資本投入,推動了產能的快速擴張。然而,供需關系的階段性失衡導致光伏產業鏈各環節價格出現明顯波動,其中多晶硅、硅片等關鍵材料價格下行壓力尤為顯著,不僅使部分中小型光伏企業面臨經營壓力,行業龍頭企業也出現了盈利能力和市場估值回調的現象。
國際環境持續惡化。近年來,受經濟增速放緩的影響,全球保護主義加劇。一些國家泛化“國家安全”概念,采取了一系列貿易限制措施,包括擴大反傾銷調查范圍、提高技術壁壘等,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新三樣”產品的國際市場拓展。2024年以來,歐美無端指責中國新能源產業因政府補貼而出現產能過剩。美國宣布從2024年8月1日起對中國的電動汽車、鋰電池、光伏電池等產品加征關稅,其中電動汽車的稅率從25%提高至100%。歐盟啟動對中國電動汽車的反傾銷調查后,宣布對自中國進口的電動汽車加征最高45.3%的反補貼稅,《歐盟電池和廢電池法規》還要求自2027年起動力電池出口到歐洲必須持有符合要求的“電池護照”。此外,西方國家也在積極發展本土新能源產業,以期與中國產品形成直接競爭。
關鍵技術進展緩慢。盡管我國“新三樣”產業在產品功能和應用層面的專利布局不斷完善,多個細分領域已達到國際領先地位,但在一些關鍵材料和核心技術方面仍過度依賴進口,在當前復雜的國際環境下可能帶來潛在風險。例如,從中長期技術發展路徑看,全固態電池被視為國際競爭的技術高地,我國雖然在半固態電池研發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但與國際領先水平仍存在差距。在光伏發電領域,技術創新已從單一的產品制造向系統集成方向延伸,需要發電、輸電、配電和送電等多個環節進行協同創新,尤其是智能電網技術的升級和新型儲能系統的規模化應用,將成為解決光伏發電間歇性特征、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的關鍵支撐。
技術轉型成本高昂。新興技術和產業的突出特征是創新驅動發展,主要體現在產品迭代、工藝革新和產業組織模式等多個維度的高頻創新。“新三樣”產業依靠創新不斷顛覆傳統技術和產業,同時也受更新型技術的挑戰,始終處于“創造性破壞”的沖擊之下。當前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的技術路線并沒有完全定型,仍在探索和快速發展階段。如氫能汽車、鈣鈦礦光伏、鈉離子電池、氫燃料電池等一些新興技術,可能會顛覆現有技術,重塑產業格局。目前廣泛使用的鋰電池也可能因為安全性、穩定性、成本等因素被鉛酸電池替代。因此,當顛覆性技術出現時,企業原有的生產線、原料、技術能力會迅速貶值。如果這些早期投入無法實現有效轉型,原有產能將難以淘汰,制約產業和產品的進一步升級換代。若中國在“新三樣”領域未能持續創新,現有優勢可能會被其他國家超越。
“新三樣”產業如何破局拓新
2024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規范地方政府和企業行為”,“積極運用數字技術、綠色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為“新三樣”產業的未來發展和破局拓新提供了明確方向。
一是促進各類主體加強創新。構建行業領軍創新型企業主導、大學和科研院所有效參與的創新聯合體,系統布局產業鏈創新鏈。建立健全跨領域、跨主體的融合創新機制和高效合作機制,促進技術、人才、資金等創新要素在不同主體之間有序流動和優化配置,促進創新資源的共享與整合,加強各類創新主體的深度交流。
二是完善產業創新生態環境。建立健全市場化機制,發揮市場在技術研發方向選擇、創新路徑確定、要素價格形成和創新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規范市場競爭秩序,引導企業通過技術創新提高產品性能和質量,進一步提高產品附加值,培育差異化競爭優勢,推動產業從低水平價格競爭向高質量發展轉變。
三是深入挖掘國內市場需求。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加快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持續擴大內需市場規模。通過優化政策組合,實現消費端與生產端的協同聯動,激發市場活力。加快優質企業兼并重組步伐,有序淘汰落后產能,促進資源優化配置。同時,通過“雙碳”戰略目標和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等,為新能源產業提供持續發展的動力。
四是開辟更廣闊的國際市場。以“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為重點,積極開拓東南亞、拉美、中東等新興市場。通過海外建廠實現本地化生產,合理規避關稅壁壘,建立海外市場競爭新優勢。依托“一帶一路”建立新能源產業聯盟,通過技術授權等模式輸出中國標準與技術,爭取將中國新能源技術標準納入全球認證體系,進一步提升我國國際話語權和產業影響力。
五是積極培育新的競爭優勢。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研判產業發展和技術演進趨勢,構建完整的創新孵化和科技投融資體系,在具有良好基礎的領域培育未來產業。引導地方政府、領軍企業著眼于新型應用場景,培育人工智能、機器人、無人機等全新的“新三樣”產業,塑造國際競爭新優勢。
(作者為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母曉榮、劉欣宇、趙佳陽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新一輪全球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趨勢及對我國的影響研究”(項目編號:24&ZD051)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2023年“新三樣”產品合計出口增長29.9%,首次突破萬億元大關——中國外貿新引擎日益強勁》,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網站,2024年1月23日。
②《向著建設汽車強國的目標奮勇前行——2023年中國汽車產業觀察》,新華網,2024年1月12日。
③《2023年我國鋰離子電池產量同比增長25%》,中國政府網,2024年3月4日。
④《中國光伏產業領跑全球惠及世界》,《人民日報海外版》,2024年4月10日。
責編/靳佳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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