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一鳴（中國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
去年，我們面臨的困難挑戰明顯增多，但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特別是9月26日中央果斷部署一攬子增量政策后，經濟明顯回升，全年實現了5%的預期增長目標，經濟總量接近135萬億元，更重要的是，經濟發展質量明顯提升。從科技創新來看，研發經費投入強度又有新提升，達到了2.68%，超過歐盟國家的平均水平，其中基礎研究經費比上年增長10.5%，這是很值得關注的。從綠色轉型來看，去年新增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占電力新增裝機的86%，并網風電、太陽能發電裝機規模首次超過14億千瓦，提前6年完成中國在氣候雄心峰會上的承諾。我國新能源汽車產量達1317萬輛，成為世界上首個新能源汽車年產量超千萬的國家。這些指標也都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增強了我們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信心。
西方媒體對今年兩會的報道中，有一篇報道認為中國政府工作報告與美國特朗普總統在國會的演講形成鮮明對比：中國展現了全國的團結一心，美國兩黨對立難以和解；中國推進經濟綠色轉型，美國加大化石能源勘探；中國重申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美國則對外加征關稅。這折射出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發展進步的認同。
如何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左右的目標
從今年面臨的內外環境看，要實現5%左右的目標并不輕松，可能需要“跳一跳”才能實現。但正是因為經濟運行面臨一定的壓力，設置5%左右的目標，才能更好引導預期，增強市場信心。
5%左右的預期增長目標符合我國現階段潛在增長水平。過去一個時期，受外部環境不利變化和國內深層次結構性矛盾集中顯現的影響，我國實際產出水平相比于長期增長趨勢線存在一定的產出缺口，也就是說，經濟增速低于潛在增長率。因此，通過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擴大內需、改善市場預期，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是能夠彌合產出缺口的，這也就是“跳一跳”的含義。
更重要的是，5%左右的增長目標與我國中長期發展目標相銜接。我們已經確立了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其中一個重要指標就是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意味著從2020年到2035年15年間人均GDP增速需要保持在4.72%。考慮到未來的經濟潛在產出水平可能會有所回落，“十四五”后期和“十五五”前期保持5%左右經濟增速，對實現2035年遠景目標非常重要。
從發展條件看，市場規模優勢、產業體系完備性、人力資本條件和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加上深化改革為經濟增長注入動力，這些合起來讓我們有條件實現5%左右增長目標。
當前最突出的問題仍是有效需求不足特別是消費不振
去年采取了消費品以舊換新等一系列提振消費的舉措，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3.5%，但相較于2023年7.2%的增速仍有明顯下降，比疫情前2019年8%的增速也明顯要低。如何看有效需求不足或者消費不振？這要放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跨度來看。
2012年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后，供需平衡悄然發生變化。隨著供給能力不斷擴張，供需平衡發生了很多變化，需求逐步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約束條件。三年疫情沖擊使得需求側對經濟增長的約束進一步強化。與此同時，一些深層次結構性矛盾集中顯現。
比如，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新建商品房銷售額由2021年峰值時的18.2萬億元，下降至2024年的9.7萬億元，形成較大的需求收縮效應。盡管近年來的新興產業，比如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設備等增勢強勁，但短期內仍難以完全填補房地產市場調整形成的缺口。
再如，房地產價格下跌帶來居民家庭資產減損，對居民消費形成實質性影響，居民消費更趨謹慎。而資產負債表的修復取決于經濟基本面改善和資產價格回暖，這就決定了需求恢復需要一個過程。
又如，地方政府債務壓力抑制了投資需求擴張。近年來，地方財政和土地出讓收入大幅下降，償債壓力加大，加上部分省份實施化債方案，明確要求化解存量債務要堅決遏制新增債務，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需求收縮效應。
事實上，擴大內需提振消費，更重要的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改變形成現有發展方式的體制性因素。因此，短期可以通過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來擴大內需，但中長期最根本的還是要進一步深化改革。
從短期看，擴大內需還要加大政策力度。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赤字率提高到4%，赤字規模5.66萬億元，比上年增加1.6萬億元。合計新增政府債務總規模11.86萬億元，比上年增加2.9萬億元。但更重要的是，要加大政策實施力度，確保完成預算目標，確保廣義財政支出增速大于名義GDP增速，對總需求有正向拉動效應。同時，支出結構也要調整優化，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費，將部分國企按慣例用于投資的資金轉用于增加公共服務支出，通過提高財政支出用于民生的比重，提升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和消費能力，增強居民消費信心，進而有效提振和擴大消費，提高居民消費占總需求的比重。
從中長期看，就需要通過深化改革，形成擴大內需的有效制度安排。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推動更多資金資源“投資于人”，這是政策導向的重大變化。過去長期注重物的投資，基礎設施投資和制造業投資，這方面在世界上都是走在前列的。這次提出“投資于人”，在內涵上意味著我們要把增加投資與創造高質量就業、提高人力資本和擴大消費更好結合起來，形成良性互動機制。
政策重心由擴大投資轉向提振消費
政府工作報告把“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排在今年政府工作任務首位，反映了政策重心由擴大投資轉向提振消費。
從外部環境看，特朗普新一輪加征關稅帶來不確定性。今年中國對美國出口有可能大幅下降，即便考慮價格競爭力和潛在的人民幣貶值，以及中國對其他國家出口的適度增長，總體出口也將受到影響。出口增速回落增大擴內需壓力。2024年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高達30.3%，直接拉動經濟增長1.5個百分點，出口下降要由消費和投資彌補，對擴大內需提出緊迫要求。
今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左右，增量大約為6.75萬億元。按去年消費、投資、凈出口的貢獻率，今年最終消費要增加3萬億元、投資要增加1.7萬億元、凈出口要增加2萬億元。今年出口將受到較大沖擊，假設出口零增長，這2萬億元凈出口就要靠增加消費和投資來彌補。由此可見，不采取大力度政策是很難實現的。
過去一個時期，擴大內需的重點主要在投資，在面臨外部沖擊和經濟下行壓力時，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都采取發債上項目，通過擴大投資和產能拉動經濟增長，這種模式在基礎設施和生產能力存在較大缺口的情況下是十分有效的，但隨著基礎設施投資空間收窄、積累的地方債務壓力增大，投資的邊際效率下降，這種模式帶來的問題日趨凸顯，而且加劇供給和需求、投資和消費的失衡。
如何有效擴大內需，這個問題就顯得越來越重要。過去在引導地方政府和企業擴大投資上，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框架和工具，但在促進和提振消費方面，手段和政策工具較為有限，實施效果也不甚明顯。消費是最終需求，擴大國內需求要在提振消費上更加積極有為，政策重心由擴大投資轉向提振消費，核心是擴大居民消費。
一是著力提高居民收入。要發揮提高居民收入對擴大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居民收入提高了，消費能力才會提升。
二是把服務消費作為消費擴容升級的重要抓手。長期以來服務消費產品供給單一，難以適應中高收入人群的多樣性、差異化需求。建議放寬中高端醫療、休閑度假、養老服務等領域準入限制，增加多元化服務消費供給，推動消費擴容升級。
三是落實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研究表明，若農業轉移人口按城市居民方式消費，人均消費支出將增長30%左右。要通過政策引導，鼓勵常住地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積極性，釋放農業轉移人口巨大的消費潛力。
四是增強年輕群體消費活力。“90后”“00后”新生代群體是消費主力軍，這個群體成長于互聯網時代，是催生消費創新、培育壯大新型消費的重要力量。激活新生代群體消費活力，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建立生育和育幼補貼制度，有效釋放年輕群體的消費潛力。
同時要看到，消費是慢變量，投資是快變量。短期內擴大內需仍需發揮投資特別是政府投資的帶動作用，撬動更廣泛的社會投資，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加強在民生等經濟社會薄弱領域補短板，持續增加與消費結構升級相適配的投資，促進形成投資與消費互動機制。
從過去依靠行政力量抓要素供給和項目建設轉向培育良好的創新生態
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發展新質生產力，就要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培育新興產業需要政府謀劃和推動，但這并不意味著要通過行政力量來直接配置資源。目前，各級政府仍然掌握著大量資源。如果地方政府對認定為新質生產力的領域“一哄而上”，往往會造成資源錯配、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新興產業，科技含量高、技術迭代快、資金投入大。這些領域出現重復建設，帶來的資源浪費會更大。
政府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從過去依靠行政力量抓要素供給和項目建設轉向培育良好創新生態、抓制度供給和服務創新。實踐證明，創新生態比創新資源更重要。因為資源是可以流動的，有了良好創新生態，創新資源就會源源不斷地匯聚，創新潛力就會充分迸發。
政府的有所為主要體現在：加大科技投入，支持長周期、高風險的科學工程和研究項目；加強對企業在競爭前環節研發投入的政策支持，落實好研發投入加計扣除的政策；暢通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的渠道；堅持包容審慎監管，放寬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市場準入；加大大數據、大算力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降低經營主體的外部成本；嚴格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形成透明的商業規則、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良好的創投、風投等創新金融業態，充足的人力資本投資和人才供給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