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一名（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大數據和政策仿真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農業轉移人口真正在城市扎下根、融進去，不斷增強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政府、企業和個人共同努力的目標。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3.89%。當年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5.4%，比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低18.49個百分點。目前，影響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居住等生活成本較高使農民工留城困難。盡管我國農民工收入持續增長，2024年人均月收入增至4961元，但大城市的房價和租金水平普遍較高，子女教育、交通、醫療等支出壓力較大。大量農民工選擇居住在條件較差、價格相對低廉的城郊，還有不少農民工選擇在工作城市租房、而在家鄉購房等。生活成本與收入的結構性矛盾影響了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有序推進，這在一線城市就業的農民工中體現得更為突出。

二是多重因素交織使農民工在城市落戶的意愿下降。穩定的工作和良好的服務與接納環境可有效推進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進程。農民工工作穩定性不足、收入不高、社會保障水平偏低以及社區的包容性不夠等，影響著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另外，很多農民工擔心在農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等權益因在城市落戶而被取消，故選擇不落戶。

三是新生代農民工存在“融不進城，回不了村”的現實困難。研究表明，新生代農民工雖然戶籍還在農村，但很多人生在城市、長在城市，他們在城市落戶和生活的意愿要強于老一代農民工。但很多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技能水平欠缺，工作穩定性較差，不具備穩定留城生活的能力。同時，他們中大多數人沒種過地，回歸農村的意愿不高。如何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能，讓其通過在城市高質量就業進而實現市民化，是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重點。

從世界歷史來看，一些國家農業勞動力轉移具有工業化與城鎮化進程基本同步、農業轉移勞動力進廠就業與進城生活基本同步的特點。與之相比，我國農業轉移勞動力進城就業和進城生活不完全同步，需結合實際，探索切實可行的路徑，科學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全面推進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提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水平。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能夠助力降低農民工市民化成本，顯著提高其在城市定居的意愿。同時，針對農民工多集中在建筑業、制造業、居民服務業、批發零售業或在外賣、快遞等崗位工作，技能和工資偏低、就業靈活的現實情況，要下大力氣建立符合農民工特點的“靈活、實用、彈性”培訓機制，讓農民工愿意學、能學會、用得上，特別是要將新生代農民工培養成為符合現代產業發展需求的技能人才，顯著提高其收入水平。構建適應彈性靈活工作特征的農民工保障模式，提高就業質量，從而提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水平。

與穩定房地產市場相結合，逐步解決農民工在大城市“想落不能落”的困境。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推動將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納入住房保障體系。可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與城市更新、穩定房地產市場結合起來，推動住房保障覆蓋農業轉移人口。在對湖北宜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調研中發現，宜昌對穩定就業的外來務工人員給予每月240元/人的租房補貼，2024年還出臺政策對在城區購房的城區外宜昌戶籍農村居民進行補貼，政策出臺后農村居民在城區購房出現明顯增長。

創新縣域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路徑，解決“能落不想落”的問題。在縣域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重點是為就近就地就業或回流農民工提供穩定體面的工作崗位。目前，各地出臺政策，大力發展縣域經濟，夯實產業發展基礎，創造更多創業就業機會，吸引人才回鄉。同時，加大農業轉移人口職業培訓，提升勞動力素質和技能水平，不斷拓寬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路徑。湖北黃石陽新縣通過組織開展“聚人行動”吸引農業轉移人口等，打造特色工業產業鏈，發展商貿服務業，創造大量就業崗位，實現以產引人、以產留人，促進產業集聚與人口集中良性循環。2020年“七普”與2010年“六普”相比，全縣常住人口增加約7.5萬人，戶籍人口增加約10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