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是新征程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是經濟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具有深厚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與實踐邏輯。正確認識和科學把握“量的合理增長”的核心要義，對更加堅實地奠定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必須以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指導，清醒認識內外形勢，遵循經濟規律，通過經濟的有效轉型，把市場規模擴大和專業化分工生產推向深入，科學統籌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把經濟發展的各項戰略任務落實到位，奮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
關鍵詞:量的合理增長 市場規模 發展動力 內外形勢 戰略任務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發展是基礎，經濟不發展，一切都無從談起”，強調“發展要有一定速度，但這個速度必須有質量、有效益”，“抓經濟工作、檢驗經濟工作成效，要從過去主要看增長速度有多快轉變為主要看質量和效益有多好”。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重要論述有效破除了經濟發展思想中的速度“迷霧”，為確保我國經濟航船乘風破浪、行穩致遠注入了強勁真理力量。在科學認識的指引下，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確保經濟實現量的合理增長和質的穩步提升”，首次明確經濟要保持“量的合理增長”。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提出“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表述，再次申明經濟要保持合理的增長速度。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必須統籌好提升質量和做大總量的關系，夯實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基礎”。正確認識和科學把握“量的合理增長”的核心要義，是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經濟思想，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聚精會神抓好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的重要方面，對勝利書寫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歷史新篇，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是經濟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
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我國經濟發展提出的重要目標，凝結著我們黨對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蘊含著深厚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與實踐邏輯。
第一，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是應對我國國際市場份額深刻調整的戰略選擇。斯密定理指出，分工能極大提高生產效率，但分工的程度受制于市場規模的大小；如果市場太小，專業化分工就無法實現，因為生產者無法找到足夠的需求來支持專業化生產；分工不僅受市場規模限制，還會反過來推動市場規模擴展，形成一種相互增進的因果關系。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就是充分發揮勞動力成本低廉優勢，緊緊抓住發達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外轉移的機會，實現了對國際市場的有效利用，快速擴大了我國經濟市場規模，形成了“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世界工廠”發展模式。2007年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為21738億美元，外貿依存度為67.68%，分別達1978年的105.52倍、7.03倍，在國際市場所占份額和位次大幅提高。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結束了西方國家的黃金增長期，改變了發達國家借貸消費、資源國家供應能源原材料、東亞地區提供儲蓄和勞動力、中國生產消費品的全球經濟貿易循環體系。近年來，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加之新冠疫情的沖擊，世界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國際市場有效需求下降，再工業化、產業回流本土的進口替代效應增強，國際市場貿易條件越來越苛刻，針對性貿易摩擦越來越頻繁，我國出口受到影響。與此同時，勞動力增長放緩，生產成本不斷推高，東盟等新興經濟體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憑借勞動力成本和自然資源比較優勢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導致我國出口競爭加劇。因此，再以國際市場高份額維持高速經濟增長受到制約，必須轉向量的合理增長和質的有效提升的經濟增長。
第二，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躍升的內在要求。根據世界銀行2024年7月1日按照地圖集法衡量的人均國民總收入劃定的經濟體收入分類新閾值，高收入組別為大于14005美元，中等偏上收入組別為4516-14005美元。2023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為8.86萬元，約合12573美元，屬于中等偏上收入組別，說明我國仍處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歷史階段，離邁向“中等發達國家”的奮斗目標還有一段路要走。依據世界銀行2024-2025年按收入水平劃分的國別分類信息，1987年以來世界高收入國家占比由25%升至40%，僅少數中等收入經濟體成功進入高收入經濟體。據測算，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后，50%以上的發展中國家長達30年之久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70%以上的發展中國家長達25年之久無法跨越。究其原因，在經歷快速增長后，如果能實現經濟從規模速度型擴張向量質齊升的內涵式增長轉變，則能夠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否則，終將徘徊不前甚至倒退。國際發展實踐表明，經濟發展是一個量變質變相統一的過程，該過程可以是線性速度展開的漸進式過程，在質的躍升推動下，也可以是指數級速度展開的飛躍式過程。我國經濟發展也必然遵循這一量變質變規律。如果不從根本上轉變發展方式，又習慣性回到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率、低效發展的路上，那么經濟社會累積的矛盾會越來越深、問題會越來越多，必然會繼續透支未來增長，不僅會喪失經濟發展階段躍升窗口期的寶貴機遇，而且還會因解決這些矛盾問題而浪費改革開放以來積累下來的寶貴資源，甚至可能導致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嚴重停滯或中斷。機遇不會等著我們，問題也不會等待我們。因此，必須深刻汲取國際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采取果斷措施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第三，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動力轉換的迫切需要。經典增長理論指出，科技創新是實現長期持續增長的最關鍵因素，因為它能夠克服資本和勞動力的邊際收益遞減問題，推動經濟向更高水平發展。科技創新是驅動發展的核心引擎、首要動力，直接影響著經濟增長的速度、質量和可持續性。這既是源于理論的科學認識，也是源于世界經濟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與實踐驗證。18世紀以來，歷次科技與產業革命都深刻重塑了世界發展格局，推動了全球經濟、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變革。那些能夠敏銳捕捉并充分利用這些機遇的國家，往往能夠在短時間內實現經濟社會的跨越式發展，迅速實現國家崛起和綜合國力提升，進而成為國際舞臺上的強者。當前，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蓄勢待發。全球主要國家競相推出創新戰略，紛紛搶占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新賽道，力圖在新一輪全球競爭中占據先機。我國也必須在科技創新上先行一步，以搶占未來發展的主動權。目前，盡管我國經濟規模已位居全球第二，但存在“大而不強”的問題，主要表現為科技創新能力不足。追根溯源，就是過去投資需求空間巨大，經濟增長對“房地產繁榮”等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模式存在高度依賴，同時房價的持續高漲又誘使生產要素脫實向虛，使回報率本就相對不高的實體經濟深受影響，需要大量耐心資本的科技創新更是發展受限。經過40多年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后，到2023年底，我國城鎮人均住房建筑面積超過40平方米，房地產投資已相對飽和，與之緊密相關的鋼鐵、水泥、玻璃等產業也出現結構性、區域性過剩。加快經濟增長動力轉換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迫切要求。如果我們還停留在拼廉價勞動力、拼生態資源消耗的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模式上，那么我們在新一輪國際競爭中就會處于下風。不僅如此，按照現有發達水平人口消耗資源的方式來測算，則全球現有資源都給我們也不夠用。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為繼，根本出路在于推動經濟增長從要素投入和投資規模依賴型轉向科技創新驅動型。
深刻領會現階段量的合理增長的豐富內涵
量的合理增長是什么？弄清這一點是進一步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先決條件。基于現有研究，可以定義，量的合理增長是在貫徹新發展理念、符合經濟發展客觀規律條件下，最大化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增長，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有機統一。從經濟學語言出發，量的合理增長，就是目標函數為最大化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約束條件為貫徹新發展理念且符合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最優化問題的解。在回答了“是什么”的問題后，自然衍生出“怎么看”的問題，即如何精準科學地理解把握“量的合理增長”的豐富內涵？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的指導下，看“量的合理增長”要把握好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理性看待“量的合理增長”與經濟增速“5%左右”之間的關系。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預期目標是5%左右。這是2023年以來，政府工作報告連續第三年提出全年經濟增速預期目標為“5%左右”。于是，有些人把量的合理增長簡單等價于經濟增速“5%左右”，其核心數量邏輯支撐來源于目標倒推。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了“兩步走”的戰略安排，其中，第一步是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邁上新的大臺階，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初步測算，要實現這一目標，2035年GDP總量可比價格要比2020年翻一番，也就是年均增速要達到4.73%。放在中國式現代化全局中看，“5%左右”的增長速度與中長期發展目標是相銜接的，即只有保持這樣的增速，才能保證“第一步”目標順利實現。盡管有一定的數量邏輯支撐，但這種認識烙印著計劃經濟的指令性目標管理思維，是有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預期性目標治理規律的。事實上，早在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解讀為本地人均生產總值達到全國平均水平，然后倒推出一個增長速度作為目標，這是違背規律的”。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一個系統性工程，需要統籌考慮多方面因素，經濟增速只是其中的一個維度，并非唯一標準。并不是增速目標達成了，2035年遠景目標就實現了；也不是某些年份經濟增速放緩，比如2022年經濟增速為3.1%，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就搞不成了。當前設定“5%左右”的預期目標，是在全面權衡國際國內形勢與各方面條件的基礎上，統籌考慮了現實需求、潛在動力和支撐條件，體現了規律與目的的有機整合，是合理的。當然，現在合理并不代表一直合理。未來，如果我們能抓住新一代科技革命帶來的快速發展機遇，合理的經濟增速就會遠遠大于5%；反之，如果我們把控不好經濟發展中的灰犀牛、黑天鵝事件帶來的風險挑戰，合理的經濟增速則可能小于5%。
第二，量的合理增長與質的有效提升內在統一于高質量發展全過程。經濟是量和質的有機統一體，量是經濟的規模、速度等規定性，質是經濟的結構、效益、動力等規定性。量變和質變是經濟發展的兩種基本形式，量變是質變的必要前提，質變是量變合乎規律的必然結果，是原來量變的終結，又是新的量變的開端。兩者相互轉化、相互交替，構成了經濟的發展過程，形成了經濟發展的量變質變規律。規律作用的結果并不必然是經濟的建設性發展，即量的合理增長與質的有效提升；還可能是經濟的破壞性發展，如經濟崩盤甚至民不聊生。量的合理增長為質的有效提升奠定基礎，但并不必然帶來質的有效提升。比如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以農立國的中國GDP總量超過英法等已開啟工業化進程的國家，位居世界第一，但在鴉片戰爭中卻不堪一擊。質的有效提升為量的合理增長開辟道路，但如果不能科學統籌量變和質變的關系，也會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陷于被動。比如新中國成立后，我們趕上了第三次工業革命，雖然啟動了大規模工業化建設，但由于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不夠深入，大規模工業化建設未能順利持續下去。盡管改革開放后創造了經濟高速增長持續時間最長的奇跡，但一些地方也曾出現單純追求速度、忽視質量效益，導致經濟結構錯配、環境污染、安全事故等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就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是新時代的硬道理、新征程的主旋律。必須摒棄一遇經濟發展困難就習慣性回到舊思維、老辦法再現高速增長的想法，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經濟在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中實現量的合理增長和質的有效提升。
第三，實現量的合理增長必須保持戰略定力、堅定做好自己的事。任何物質生產實踐活動，都是人能動地改造世界的活動。我們黨在帶領人民從近代以來的深重苦難邁向偉大復興的實踐中，沒有可以奉為金科玉律的教科書，更沒有任何現成的答案可依，歷來都是堅持獨立自主開辟前行的道路，始終堅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堅持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這種保持戰略定力、堅定走自己道路的信心決心和探索精神，是我們黨全部理論和實踐的立足點，也是黨和人民事業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的根本保證。放眼世界，堅定做好自己的事情，更是人類發展歷史的深刻啟示。古往今來，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如果依賴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趨，雖然能獲得短時的局部的發展利益，但最終只會使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成為他人的附庸，從而斷送更為長遠的發展前途。2025年3月3日，美國政府宣布以芬太尼為由對所有中國輸美商品進一步加征10%關稅，以期在國際經濟貿易領域實施遏制中國的圖謀。暮色蒼茫看勁松，亂云飛渡仍從容。中國人民從來不怕邪、不信鬼、不怕壓，從來不吃霸道霸凌那一套。美方單邊加征關稅的做法損害多邊貿易體制，破壞中美兩國經貿合作基礎，但絲毫不會消減我們堅定走自身發展道路的信心和決心。因為，中國式現代化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長期探索和實踐的重大成果，這條路走得通、行得穩，擁有無比廣闊的舞臺、深厚的歷史積淀和堅定的前進動力，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唯一正確道路。站在以中國式現代化開辟馬克思主義新境界、開啟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關鍵時期，我們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始終依靠全國各族人民的辛勤勞動和創新創造發展壯大自己，通過激發內生動力與和平利用外部資源相結合，實現經濟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既不斷滿足中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為世界可持續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辯證把握量的合理增長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風雨征程，書寫發展奇跡。經過新中國76載的接續奮斗，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成功探尋出符合中國國情、充滿生機活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道路，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創造出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顯著增強。當前，我們邁上了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征程，內外部環境條件都發生了新變化、呈現出新特點。唯有敏銳洞察趨勢，才能在復雜多變的環境中搶占先機、掌握主動，始終立于不敗之地。
第一，從國際視角看，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加深。大國競爭與地緣政治對抗加劇，貿易保護主義持續升溫，世界經濟下行趨勢明顯，突出表現為世界經濟領域三大突出矛盾沒有得到有效解決。一是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全球發展不確定性不穩定性上升。一方面，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調整，世界格局、時代潮流和歷史進程正在發生深刻而空前的變革，民粹主義、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明顯上升，地區沖突和局部動蕩頻發，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另一方面，傳統增長引擎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減弱，人工智能等新技術雖然不斷涌現，但新的經濟增長點尚未形成，未來幾年世界經濟總體增速仍將徘徊在低水平狀態。世界減貧、糧食安全、衛生健康、發展融資等領域困難突出，對全球發展進程帶來沖擊。二是全球經濟治理滯后，難以適應世界經濟新變化。經過不懈努力奮斗，以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代表的“全球南方”群體性崛起，聲勢卓然壯大，過去20年貢獻了全球80%的經濟增量，40年間GDP全球占比從24%提升至40%以上。國際經濟力量對比深刻演變，而貿易和投資規則未能跟上新形勢，全球金融治理機制未能適應新需求，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還不夠。三是全球發展失衡，難以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全球發展鴻溝再次拉大。2000年至2019年，發達國家年均經濟增速為1.97%，而發展中國家為5.72%，明顯快于發達國家，呈現“收入趨同”現象。但從2020年開始，發展中國家經濟復蘇困難加大，增速明顯放緩。同時，收入分配不平等、發展空間不平衡令人擔憂。全球1%的富人掌握著超過其余99%人口的財富總和，仍然有6.6億多人口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這是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挑戰，也是一些國家社會動蕩的重要原因。
第二，從國內不利形勢看，我國經濟運行仍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經濟恢復基礎尚不牢固。我們面臨的困難和問題，確實同外部環境的影響有直接關系，但內因是起決定性作用的。總體表現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群眾就業增收面臨壓力，經濟轉型陣痛持續顯現，關鍵領域風險積聚，維持經濟量的合理增長面臨較大困難。一是群眾就業增收面臨壓力，消費內生動力偏弱。近年來，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呈微弱下降態勢，但仍保持在5.1%以上水平運行。根據國家統計局，2025年1月，全國城鎮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歲勞動力失業率為16.1%，不包含在校生的25—29歲勞動力失業率為6.9%，青年群體就業壓力雖有所緩解但仍處高位，穩就業還需付出更多努力。此外，我國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還比較低，在40%左右，雖然高于多數發展中國家，但與發達國家的60%相比，仍明顯偏低。消費是收入的函數，居民增收壓力較大、消費支出短期內擴大較難，消費潛力還有待進一步釋放。二是投資增長面臨制約。新舊動能轉換存在陣痛，企業經營面臨多重挑戰，尤其是中小微企業生存壓力較大，投資信心不足且能力受限。近年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保持增長勢頭，但增長動力不足，增速處于較低水平；房地產開發投資連續3年負增長，年均下降10%；民間固定資產（不含農戶）投資額連續2年負增長，年均下降0.25%。三是一些領域風險隱患仍然較多。科技創新能力亟待提升，產業鏈供應鏈存在諸多堵點，糧食能源安全和金融風險防控壓力較大。重點領域改革進入攻堅期，開放型經濟體制建設面臨挑戰。同時，民生領域短板明顯，就業、教育、醫療、托育、養老、住房、生態環保等方面仍需破解諸多難題。
第三，從國內有利形勢看，我國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能大，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變。在正視困難的同時，必須看到，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持續增強，中國式現代化邁出新的堅實步伐，支撐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的積極因素在不斷累積。一是政治保障堅強有力，制度優勢日益彰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注入了強大思想偉力和真理力量，“兩個確立”是戰勝一切艱難險阻、應對一切不確定性的最大確定性、最大底氣、最大保證。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部署的300余項重大改革舉措，將有效破除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化解結構性矛盾，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動力并提供制度支撐。二是中國經濟增速雖然放緩，但實際增量依然可觀。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長期高速增長，我國經濟體量已今非昔比。2024年我國GDP增量達8.85萬億元，比2012年全年經濟總量還多，按2023年世界各國GDP總量數據排序，可排到第23位。可見即使是5%左右的增長，無論是速度還是體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三是中國經濟增長更趨平穩，增長動力更為多元。我國科技創新實力持續提升，2024年全球創新指數排名躍升至第11位，成為過去十年進步最快的經濟體之一。作為全球唯一擁有完整工業體系的國家，我國制造業增加值連續14年保持世界首位。憑借14億多人口規模、4億中等收入群體和1.8億市場經營主體，我國已成為全球最具增長潛力的超大規模市場。這些基礎優勢將形成更為多元的新增長點，有利于化解各種“成長的煩惱”。四是中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發展前景更加穩定。2024年，我國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44.5%，繼續發揮經濟發展第一拉動力作用。第三產業增加值56.7%，超過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總和。裝備制造業和高技術制造業增長較快，增速分別快于規模以上工業1.9、3.1個百分點。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連年降低，2014年以來累計降幅超過20%。這些數據顯示，中國經濟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質量更好，結構更優。
以釘釘子精神抓緊抓實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各項重點任務
經濟工作紛繁復雜，需要立足發展全局，聚焦核心問題，把握關鍵環節，把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各項戰略任務落實到位，努力把各方面積極因素轉化為經濟發展實績。
第一，以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拓展國際市場新空間。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是應對國際市場需求萎縮、開辟我國新興國際市場空間、構筑新的全球經濟貿易大循環的重要合作平臺，符合時代發展要求和各國共同繁榮愿望。一是構建立體互聯互通基礎設施網絡。加強與重點共建國家在基礎設施領域的合作，加快構建陸海空天一體化網絡，深化設施互聯互通。推動“硬聯通”“軟聯通”“心聯通”協同發展，與共建國家建立更多暢通貿易、服務投資的合作機制。統籌推進標志性工程和惠民項目，通過經貿合作促進與共建國家的民心相通。二是推動科技創新。加快推進“一帶一路”科技創新合作，攜手培育創新發展動能，深化生命科學、綠色能源、先進制造等領域的協同創新。共建開放包容的創新生態系統，促進知識、技術、人才等創新資源高效流動。攜手完善全球科技治理體系，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反對技術封鎖和科技壁壘，推動構建公平、開放、共享的國際科技合作新格局。三是促進綠色發展。積極對接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高質量推進生態環境友好型項目建設，引導企業深化綠色基建、能源、交通等領域合作。加強綠色低碳發展經驗交流與能力建設，助力發展中國家實現綠色轉型。構建“一帶一路”光伏產業對話平臺和綠色低碳專家智庫網絡。四是開展務實合作。加強與共建國家在智慧城市、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領域的實質性合作。助力共建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拓展“絲路電商”全球網絡。推進建立更多投資合作、服務貿易等雙邊經貿機制。
第二，聚力鍛造強大而有韌性的國內經濟大循環。大國經濟，必須立足國內大市場，以自身發展的確定性對沖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塑造競爭新優勢，有效支撐經濟持續回升向好。一是把以創新釋放消費潛力擺在更加突出位置。持續推動消費模式創新，大力發展直播電商、社區團購、定制化服務等新消費模式。鼓勵企業通過技術創新、設計創新和服務創新，推出符合市場需求的智能家居、綠色食品、健康醫療等領域的創新產品和服務。積極發展文旅融合、夜間經濟、沉浸式體驗等新型消費場景，延伸消費鏈條，激發消費欲望。創新消費支持政策體系，不斷提升中低收入群體消費水平，適度增加公共消費支出，大力推進消費提振計劃，優化消費環境，降低消費成本，增強消費者信心。二是通過政府投資和政策激勵有效帶動全社會投資。優化投資管理體系，推進審批制度改革，健全政府投資支持基礎性、公益性、戰略性重大項目的長效機制，培育市場主導的投資內生增長機制。加強民間投資引導，推動社會資本規范參與新型基建等重大工程和短板領域建設。圍繞科技創新需求優化資金配置，前瞻布局新型基礎設施，提前開展重大科技設施和核心技術研發能力建設。三是確保國民經濟循環暢通。加速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建立健全有利于市場統一的制度規范，破除阻礙市場統一的體制機制障礙。優化現代商貿體系，加快形成內外聯通、安全高效的商貿網絡。四是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全面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聚集。充分發揮好海南自由貿易港等開放平臺的先行先試作用，合理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完善內外貿一體化調控體系，推動內需與外需、引進外資與對外投資協同發展。
第三，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是黨的二十大報告確定的重點任務，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基礎。一是健全傳統產業優化升級體制機制。制定產業政策、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措施，引導傳統產業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轉型。完善市場準入和退出機制，通過市場化手段淘汰落后產能，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設立專項資金支持技術改造和創新。創新金融服務，提供多樣化的融資渠道，支持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和升級項目。強化環保法規和標準，推動傳統產業向綠色低碳轉型。二是完善推動戰略性產業發展政策和治理體系。建立跨部門、跨區域的戰略性產業協同發展機制，建立產業發展監測評估體系，適時動態優化政策和措施。動態制定實施戰略性產業發展的中長期規劃，明確重點領域和發展方向。加強國際技術合作與交流，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和全球產業鏈分工，加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管理，提升國際競爭力。三是建立未來產業投入增長機制。大力推進量子技術、生命科學等未來產業新領域發展。通過前瞻性布局和政策引導，打造從創新源頭到成果轉化、應用推廣和生態構建的完整產業培育鏈條。建立靈活審慎的監管機制，適應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發展需求，鼓勵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勇于創新和試錯。支持地方政府在未來產業領域開展改革試點和政策創新，先行先試。
第四，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科技創新作為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核心動力，對新質生產力的形成具有關鍵作用，必須瞄準世界科技前沿，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一是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建立穩定的基礎研究支持機制，加強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為關鍵技術突破提供理論支撐。瞄準集成電路、高端芯片、基礎軟件、核心元器件等關鍵領域，集中力量攻克技術瓶頸。前瞻布局量子信息、生物技術、人形機器人等前沿領域，搶占未來科技制高點。優化科研項目管理，增加財政資金投入，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打造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攻堅體系，全面推動關鍵核心技術研發。二是壯大科技創新隊伍力量。優化高校學科設置，強化基礎學科和前沿科技領域教育，培養高素質創新人才。加強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培養適應科技創新的應用型人才。賦予科研人員更大技術路線決策權，支持青年科技人才獨立開展科研工作。吸引海外高層次科技人才回國工作或為國服務，通過兼職、項目合作等方式靈活引進國際頂尖人才。建立以創新能力、質量、貢獻為導向的人才評價體系，完善科研人員薪酬和獎勵制度。建設高水平科研平臺，鼓勵跨學科、跨領域組建科研團隊，推動協同創新。三是大力促進先進適用技術向新質生產力轉化。推進職務科技成果單列管理等改革，著力解決職務科技成果轉化中“不敢轉、不想轉、缺錢轉”的難題。建立科技成果轉化的盡職免責和容錯糾錯機制，營造鼓勵轉化、支持轉化的良好環境。加強技術經理人隊伍培養，賦予科技人員在成果轉化收益分配上更大的自主權。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和完整產業體系，為科技創新、新技術快速應用和產業化發展創造有利條件，推動科技成果加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實現技術升級和規模擴張。
第五，持續營造安全穩定的發展環境。統籌發展與安全，防范化解各類風險，是保障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一是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相對于增長速度高一點還是低一點，食品安不安全、霧霾能不能少一點、養老服務順不順心等問題更受人民群眾關注。在確保經濟總量合理增長的同時，提升教育質量、完善就業政策、健全醫保體系、升級養老服務、改善住房條件，切實解決群眾急難愁盼問題。二是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加快建立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和供給，支持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解決好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問題。深入研究房地產市場供求關系和城鎮化格局等重大趨勢性與結構性變化，構建長效治理機制，促進房地產業平穩轉型，實現向新發展模式的順利過渡。三是構建現代化金融體系。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提升金融服務的可得性和便利性，重點支持科技創新、綠色發展和中小微企業。完善金融監管體系，建立金融風險預警機制，及時識別和化解潛在風險。四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實施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管理，規范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行為，杜絕新增隱性債務。優化債務期限結構，降低短期債務占比。通過再融資債券等方式，降低債務利率成本。動態完善債務風險應急處置預案，確保風險事件及時有效處置。建立健全債務風險問責機制，加強地方政府債務審計監督。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推進地方財稅體制改革，增強地方政府財政收入能力。
參考文獻略
【本文作者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紹榮；西安市雁塔區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蘇州市姑蘇區古城保護委員會副主任楊賓燕】
責編：董惠敏／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