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趨勢。當前，全球環境問題日益嚴峻，而全球環境治理體系面臨赤字加劇、單邊主義和生態殖民主義等多重困境。中國提出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強調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持多邊主義和重視發展中國家權利，為推動全球環境治理體系改革、提升全球環境治理績效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中國不僅提出了全球環境治理方案，而且以國內生態文明建設的實際行動，為解決全球環境治理和環境公共產品赤字，共謀全球生態文明體系全面發展作表率。

關鍵詞: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 全球生態文明建設 全球環境治理 能源轉型 氣候變化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2021年10月，習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峰會發表主旨講話指出，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趨勢。國際社會要秉持生態文明理念，攜手同行，開啟人類高質量發展新征程。要以生態文明建設為引領，協調人與自然關系；以綠色轉型為驅動，助力全球可持續發展；以人民福祉為中心，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以國際法為基礎，維護公平合理的國際治理體系。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深度參與全球環境治理，形成世界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解決方案，引導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是解決全球環境治理和環境公共產品赤字的必由之路，也是提升中國全球領導力的重要實踐領域。

地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當前，全球氣溫屢創新高，極端天氣事件頻頻發生，氣候變化和生態惡化呼喚全球環境治理。習近平主席強調：“在氣候變化挑戰面前，人類命運與共，單邊主義沒有出路。”[1]全球氣候與環境治理已經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對人類社會的存續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當前的全球環境治理存在諸多問題，不利于推進能源轉型和應對氣候變化，亟須推動全球環境治理體系轉型。

全球環境治理面臨多重困境

當前，全球環境治理面臨多重困境。環境治理能力不平衡、不充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意見分歧明顯。個別西方國家在環境治理領域的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日益損害全球環境治理效率。而國際多邊環境組織未能有效發揮作用。國際權力結構變化日益呼喚新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

首先，“東升西降”下的權力結構變化與全球環境集體行動困境的加劇。全球環境問題具有整體性特征，需要全球各國通力合作，共同應對。當今全球環境治理體系的建設嚴重滯后于全球環境治理的需求。在“東升西降”權力結構變化的背景下，個別西方國家更加優先關注本國在國際格局中的地位和利益，日益忽略乃至犧牲全球環境治理的公共產品利益。在此情況下全球環境與氣候領域集體行動偏離原有軌道，全球生態環境治理赤字問題加劇，集體行動困境日益顯著。

其次，美西方國家漠視全球環境責任，大搞單邊主義。全球環境治理緣起于西方資本主義體系在工業化進程中對自然資源無序開發和過度攫取，西方發達國家負有全球環境問題的歷史性責任。然而，個別西方國家卻拒絕承認自身對自然環境造成的損害，拖延履行減排義務，向發展中國家承諾的能源轉型和氣候治理的資金和技術支持遙遙無期。同時，個別西方國家在應對環境問題上大搞單邊主義，隨意“退群”“退約”，嚴重影響全球環境治理進程。此外，個別西方國家通過“小多邊主義”（minilateralism）、“氣候俱樂部”（Climate Club）和“跨大西洋伙伴”等平臺繼續謀求在環境領域的引領力、話語權和制度創設力等，造成全球環境治理體系碎片化和陣營化。這與應對氣候變化應該秉持的多邊共識是背道而馳的。正如習近平主席所指出的，“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多邊主義是良方。《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巴黎協定》，是國際社會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基本法律遵循。”[2]

再次，個別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忽視發展中國家訴求，損害發展中國家利益。全球環境治理體系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環境責任趨同，共同責任日趨強化，但諸多全球環境治理安排未充分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真實需求或不符合發展中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在氣候融資、技術援助、“碳關稅”、環保議題等方面制造“隱形壁壘”并轉嫁生態成本。個別西方國家還在持續推動環境污染轉移，并使用負外部性權力影響總體談判進程和其他行為體以獲取利益。比如，發達國家通過產業轉移的方式將污染企業及其污染成本轉嫁給發展中國家。這將增加全球環境治理風險，加劇全球環境治理分歧，拖累全球環境治理進程。

推動全球環境治理體系轉型的中國方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深度參與全球環境治理，增強我國在全球環境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積極引導國際秩序變革方向，形成世界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解決方案。”[3]為推動全球能源轉型，有效應對氣候變化，中國提出以生態文明建設推動全球環境治理體系轉型。

2018年5月18日至19日，黨中央召開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正式提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并全面闡述其豐富內涵。提出要“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深度參與全球環境治理，形成世界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解決方案，引導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這為中國引領全球環境治理體系改革提供思想引領和實踐指南。2020年9月，在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峰會上，習近平主席進一步提出堅持生態文明、堅持多邊主義、保持綠色發展、增強責任心的四點建議。[4]

生態文明理念是中國在全球環境治理領域貢獻給世界的重要方案。2016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布《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中國生態文明戰略與行動》報告；2021年，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以“生態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為主題，這是聯合國首次以生態文明為主題召開全球性會議。

生態文明理念蘊含中國傳統智慧，在現代化進程和人類文明進步方面具有重大指導意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用生態文明理念指導發展。從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國傳統智慧，到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中國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5]

生態文明建設是對人類文明發展規律的深邃思考。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過程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變革。中國堅持用最嚴格的制度、最有力的舉措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更加綠色更有活力。

中國是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生態文明建設不僅是國內綠色發展的需要，也能夠幫助中國深度融入國際綠色經濟產業鏈，積極參與國際綠色公共產品供給，從而引領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推動建設全球生態文明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命運共同體。生態文明建設作為一整套系統治理方案，應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指引，堅持多邊主義框架，協調主要國家間關系，重視發展中國家的權利。中國在積極推進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過程中，應進一步深化生態文明國際制度建設和提升國際話語能力，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可參照、可復制的轉型樣本。

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指引。由于全球環境的整體性特征，人類必須認識到人與自然是命運共同體。只有各國通力合作，才能解決全球環境問題，才能共建萬物和諧的美麗家園。習近平主席指出，“國際社會要加強合作，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2021年10月，習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峰會上進一步強調：“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趨勢。讓我們攜起手來，秉持生態文明理念，站在為子孫后代負責的高度，共同構建地球生命共同體，共同建設清潔美麗的世界！”這一目標指引為全球環境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堅持以多邊主義為框架。單邊主義、小多邊主義等將本國或本集團利益凌駕于全人類利益的行徑不得人心，對全球綠色轉型有害無益。只有堅持多邊主義，才能凝聚全球環境治理合力。《生物多樣性公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巴黎協定》等國際條約構成相關環境治理的法律基礎，也是多邊合作的重要成果，得到各方廣泛支持和參與。面對全球環境風險挑戰，習近平主席指出：“各國是同舟共濟的命運共同體，單邊主義不得人心，攜手合作方為正道。我們要堅定捍衛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維護國際規則尊嚴和權威，提升全球環境治理水平。”[6]

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強調責任共擔，尤其重視發展中國家的權利。面對生態環境挑戰，人類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命運共同體，沒有哪個國家能獨善其身。在當前由發達國家占主導地位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中，以資本邏輯為治理出發點，以工具理性為治理的指導原則，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利益長期得不到保障，甚至受到不公平的損害。因此，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就是要以全人類利益為出發點，主張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原則，尤其要重視發展中國家的權利，提升發展中國家在環境治理中的自主性和話語權。習近平主席指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處于不同發展階段，在環境問題上的歷史責任和現實能力存在差異。我們要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堅持公平公正惠益分享，照顧發展中國家資金、技術、能力建設方面的關切。”[7]此后，習近平主席進一步提出，“完善全球生態治理，建設生態友好型世界經濟。要遵循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發達國家要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必要的資金、技術、能力建設支持。”[8]

推動全球環境治理體系轉型的中國行動

中國積極參與、引領應對氣候變化全球治理，為全球氣候治理貢獻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我國已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主張加快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共建清潔美麗的世界。要深度參與全球環境治理，增強我國在全球環境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積極引導國際秩序變革方向，形成世界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解決方案。”[9]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引領，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大力推進綠色低碳發展，推動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是中國推動全球環境治理體系轉型的重要舉措。

中國高度重視環境領域的高層交往。元首外交提振全球環境治理信心。2023年以來，習近平主席多次強調各國應攜手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2023年11月，習近平主席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晤時指出，中美在氣候變化等領域存在廣泛共同利益；2024年5月，在中法歐領導人三方會晤時強調，深化中歐綠色伙伴關系，中歐在綠色方面有廣泛共同利益和巨大合作空間。此外，中國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迪拜大會（COP28）世界氣候行動峰會以及“77國集團+中國”氣候變化領導人峰會；中美氣候特使共同發布《關于加強合作應對氣候危機的陽光之鄉聲明》，啟動“21 世紀20年代強化氣候行動工作組”，將能源轉型、甲烷、循環經濟、低碳省/州和城市等作為重點合作領域。首腦外交同時也推進了中國的全球環境治理方案。習近平主席多次在國際會議等多邊舞臺上闡述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在2024年9月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開幕式上，習近平主席指出，中非要攜手推進生態友好的現代化，中方愿幫助非方打造“綠色增長引擎”，縮小能源可及性差距，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共同推動全球綠色低碳轉型。在2024年10月舉行的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六次會晤上，習近平主席指出，“我們要建設綠色金磚，做可持續發展的踐行者”，綠色是這個時代的底色，中國愿同金磚國家充實合作“含綠量”，提升發展“含金量”。2024年11月，習近平主席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九次峰會，并在第一和第二階段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主席指出，完善全球生態治理，建設生態友好型世界經濟，要共同支持2024年舉行的氣候變化、荒漠化締約方大會取得積極成果。中國愿同各方持續深化資源節約、生態保護、綠色基建、綠色能源、綠色礦產、綠色交通等領域國際合作，在力所能及范圍內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支持。

中國務實推動雙多邊全球環境談判。中國對推動《公約》及其《巴黎協定》等主渠道國際談判進程發揮積極建設作用。中國全面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迪拜大會（COP28）各議題談判磋商，為大會達成“阿聯酋共識”、完成《巴黎協定》首次全球盤點貢獻中國智慧，推動啟動損失與損害基金，達成全球適應目標框架和公正轉型路徑工作方案。同時，中國深度參與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評估進程和機制建設，出席IPCC第60次全會，中國科學家當選IPCC第七次評估周期第一工作組聯合主席。積極推動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的專題討論，加強對包括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在內的與貿易相關的環境措施的審議監督。

中國加強全球環境領域的國際合作。中國積極支持《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六次締約方大會（COP16）主席國哥倫比亞，擔任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化問題談判聯合主持人，引領重點議題達成積極共識。中國舉辦中歐能源對話、中歐藍色伙伴關系論壇、中歐合作伙伴對話“共塑綠色發展新動能”活動等機制性對話，發布10個中歐綠色低碳發展合作典型案例；組織召開中歐碳市場、適應氣候變化等高級別研討會。

中國支持發展中國家提升環境治理能力。截至2024年6月底，中國已與42個發展中國家簽署52份氣候變化南南合作文件，開展系列援助與交流，支持發展中國家提升環境治理能力。中國提供并動員的氣候資金不僅支持發展中國家能源清潔高效利用、提升適應氣候變化能力、促進應對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協同發展，還為改善當地民生、提升人民福祉提供了幫助。中國啟動昆明生物多樣性基金，支持發展中國家開展落實行動；累計實施300多期能力建設項目，為120余個發展中國家提供1萬余人次培訓員額；實施全球發展倡議下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技術轉移、氣候信息服務等12期研修班，在烏干達實施“提升可持續土壤管理能力”項目；啟動實施“非洲光帶”項目，在未來3年幫助解決至少約5萬戶非洲地區無電貧困家庭用電照明問題；啟動中國—太平洋島國防災減災合作中心，舉辦2023攜手太平洋島國應對氣候變化對話會、中國—太平洋島國海洋防災減災合作研討會；主辦兩屆中國—印度洋地區發展合作論壇；共同開展中國—東盟紅樹林研究、低碳學校（社區）建設；舉辦第四屆中國西藏“環喜馬拉雅”國際合作論壇，聚焦“落實《林芝倡議》生態促進發展”，圍繞秉持綠色發展理念，應對氣候變化凝聚共識。

中國通過國內能源轉型推動全球能源轉型，并積極協調大國能源轉型中的競合關系

展望未來，中國將通過國內能源轉型推動全球能源轉型，協調大國能源轉型中的競合關系，促進全球生態文明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參與引領碳中和的綠色公共產品供給和全球環境法治體系建設，塑造生態文明成為全球環境治理主流規范。

中國加速國內能源轉型，有效推進全球氣候治理并構建新型國際關系。一方面，中國通過積極推進國內能源轉型，展示了開放和合作的意愿，在起伏脆弱的大國關系中，將氣候能源合作打造為大國良性互動的窗口，以推動全球氣候與能源治理來穩定和發展大國關系，成為不確定的國際格局中的穩定力量。另一方面，作為全球目前最大的碳排放國，中國積極承擔國際氣候治理中的重要責任，加速自身能源轉型，有助于提高全球氣候治理信心，推動全球主要排放國的減排行動。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也強調，要“積極參與和引領應對氣候變化等生態環保國際合作”。中國加速能源轉型，推動國內綠色發展，深度融入國際綠色經濟產業鏈，積極參與國際綠色公共產品供給，引領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推動建設全球生態文明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命運共同體。

2024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發布，這是中央層面首次對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進行系統部署。《意見》提出，到2030年，節能環保產業規模達到15萬億元左右，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25%左右，營運交通工具單位換算周轉量碳排放強度比2020年下降9.5%左右，主要資源產出率比2020年提高45%左右。文件圍繞構建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空間格局、加快產業結構、能源、交通運輸、城鄉建設等領域綠色轉型，以及實施全面節約戰略、推動消費模式綠色轉型、發揮科技創新支撐作用等3大環節，部署加快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

當前，中國能源綠色低碳發展邁上新臺階。能源消費結構進一步低碳化。2023年，中國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增長至17.9%，煤炭消費占比從2013年的67.4%降至55.3%。可再生能源裝機占比過半。中國新能源裝機規模連續多年穩居世界第一，約占全球的40%，是美國、歐盟和印度之和。新型儲能發展進入快車道。新能源技術領跑全球。海上風電機組最大單機容量突破2萬千瓦，風電葉片最大長度超過123米，均為世界之最。

中國積極推動能源轉型，有助于加強各國在能源體系中的協調合作。習近平主席在“領導人氣候峰會”上強調，要“順應當代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大方向，抓住綠色轉型帶來的巨大發展機遇，以創新為驅動，大力推進經濟、能源、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讓良好生態環境成為全球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支撐。”能源轉型的低碳化、數字化和清潔化客觀規律決定了各國政府需要通過國際合作共同治理，來保證能源資源供應體系穩定。在全球化高度發展和全球能源結構深刻調整的當代，任何大國都很難通過單邊行為，獨自實現自身能源供應鏈的安全和穩定。

加速國內能源轉型也有助于推動中國的全球公共產品供應，促進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提升，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首先，中國加速轉型推動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為達成溫控目標、減緩氣候危機做出貢獻。作為全球主要碳排放國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推動能源綠色轉型有助于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為減緩全球氣候變化，促進《巴黎協定》實施細則的全面落實和有效運轉，為在氣候變化危機中尤為脆弱的發展中國家提供環境公共產品。其次，國內能源轉型有助于將低碳發展戰略和綠色規則標準融貫到海外投資項目，促進地區乃至全球的綠色低碳發展。2021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上宣布大力支持發展中國家能源綠色低碳發展，不再新建境外煤電項目。中國自2017年提出推進綠色“一帶一路”建設，將生態環保融入“一帶一路”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目前已與145個國家、32個國際組織簽署20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綠色“一帶一路”相關合作平臺不僅為共建國家的項目建設和國際合作提供支持，也將綠色環保理念進一步融入，促進共建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最后，中國推動自身綠色能源轉型，通過知識生產和制度外溢共享發展經驗，為世界各國，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更好地提供能源轉型方案、綠色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經驗及技術等全球公共產品，為實現全球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貢獻中國智慧。作為新興發展中國家，中國在推動能源轉型中面臨與成熟工業化國家不同的挑戰，其路徑和經驗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平衡短期經濟社會發展和長期生態文明建設目標具有特殊借鑒意義。在生態環保理念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思想為發展中國家推動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借鑒。目前，中國把低碳轉型目標納入五年規劃，綠色發展成為新發展理念之一，將碳達峰和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總體框架。

結語

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導下，中國會繼續參與和推進全球環境治理改革，構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治理體系，同世界各國一道，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引領，合力建設全球生態文明，保護人類共同的地球家園，共建清潔美麗世界。首先，以國內生態文明建設為全球環境治理發揮示范作用。通過推動國內綠色轉型引領經濟社會的綠色發展，加速構建國際綠色經濟產業鏈和公共產品供給，積極引領國際清潔能源外交。其次，通過積極引導大國競合關系、協調各國環境治理共識、提升環境公約談判中的話語權，進一步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治理和發展權益，更好地深化以多邊平臺、共同體為基礎的全球環境治理機制。再次，通過繼續扮演全球環境治理機制復合體中的協調者角色，協調各種制度耦合交疊的環境氣候機制復合體，并形成具有全球生態文明框架下的“一制一策”新模式，推進全球生態文明制度復合體構建。最后，通過推動自身綠色能源轉型有助于通過知識生產和制度外溢共享發展經驗，為“全球南方”國家更好地提供能源轉型方案、綠色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經驗及技術等全球公共產品，為實現全球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貢獻中國智慧。[10]

注釋略

【本文作者為全球能源互聯網發展合作組織研究員張銳，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公共政策與創新所所長、研究員于宏源】

責編：馮一帆／美編：石 玉